前言

《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神州大地上，漫漫岁月中，无数勤劳智慧的华夏先人为后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而中华民族拥有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悠久历史，其重要标志就是大量的文献典籍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勾画出了中华文明进程生生不息的完整脉络。因此，对中华古代典籍进行整理和研究，可谓是守护珍贵文化遗产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基础和首要的工作。实际上，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开始了整理研究古籍。他通过删定《诗》《书》等，创树了搜集、整理与校订，编次与考证，讲述阐释、分析与评论等方法和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等，全国的古籍整理工作进入新的勃兴时期。近年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鉴于此，为整理“活化”古籍，传承发展文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并以此推动乡村振兴，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小穿芳峪村两委班子顺应时代潮流，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积极推出了“小穿芳峪文库”。

一

文库系列中，《小穿芳峪艺文汇编·初编》是对清代学者李江的《龙泉园集》等进行整理，而《小穿芳峪艺文汇编·二编》则是对清代学者王晋之和李树屏的《问青园集》与《八家村馆集》等加以点校。李江、王晋之及李树屏被世人誉为“穿芳三隐”，他们在穿芳峪筑构园林、兴办农业、谈文论道、推行教育等，并吸引聚集了众多的京师学者和官员迁居穿芳峪。对于李江、王晋之，晚清文坛巨擘吴汝纶曾评论道“当是时，京师名公巨卿多高此两人，两人之风既耸动当世矣”。当时，在李江和王晋之的影响之下，自蓟州而京师、津沽与保定，更自北方而江南，甚至自中国而朝鲜，众多名公巨卿、硕儒文宗，或亲至或书问，他们论学问道、诗文酬答，形成了晚清时期一个令人瞩目的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人文之盛甚至可以追比雍乾时期的水西庄，其不仅可以独步北方，较之江南亦不逊色。

除三位乡贤之外，他们的家族后人与门人弟子也大多都有著述，并且在历经晚近板荡、日军侵华以及“文革”十年动乱后，斯文不堕，依然留存于世。《穿芳峪艺文汇编·三编》（以下简称《三编》）对于弼清、李萱等22位“穿芳三隐”家族后人及门人弟子的文集进行了现代化的点校整理。

《三编》是以蓟州区档案馆所存的孤本《里党艺文存略·贞编》为底本，同时又广为搜集其他单行文集和散佚诗词文联等，共同构成。对于各家文集，则统一命名为“某某集”。具体而言：于弼清《于弼清集》包括《恒斋日记》及其散佚诗文和他人与之相关的文献；李濬《李濬集》包括《哲亭遗诗》及其残句；赵绅《赵绅集》包括《竹楼遗稿》及其与李江合撰的《同人睹快》以及其他散佚之作等；方德醇《方德醇集》以《粹庵稿存》为主；王询《王询集》以《西轩老人随笔杂存》为主；李湘《李湘集》以《竹汀遗墨》为主；孟昭明《孟昭明集》以《篆山耕人遗稿》为主；王翼之《王翼之集》以《敬斋诗文杂存》为主；卢素存《卢素存集》以《侣砚山房文稿》为主；孙盛平《孙盛平集》以《蕴山诗存》为主；张膺《张膺集》以《次拳诗存》为主；于弼勋《于弼勋集》以《于小霖诗》为主；赵春元《赵春元集》以《赵春元诗》为主；李九思《李九思集》以《李九思诗》为主；吴湘《吴湘集》以《汲青诗仅》为主；王塾《王塾集》以《朱华痴衲遗稿》为主；孟昭曦《孟昭曦集》以《晖三文稿》为主；金凤翥《金凤翥集》以《金凤翥文稿》为主；杜维桢《杜维桢集》以《郎当舞》为主；刘化风《刘化风集》以《味虚簃稿拾残》为主；卢一新《卢一新集》以《忏非室诗存》为主；李萱《李萱集》以《露生诗拾》为主。

文字上，皆以保持原貌为主。其中，明显有错讹脱文，属于手民之误者，径直改正，不出校记。其他，如底本缺字者，以他本添补，以［］识之；底本泐漫不清者，以□识之；底本以小字行注者，统一以【】识之；底本为尊者讳而挪抬者，按照现代的书写习惯统一删除；其他有特别需要说明者，以“罗按”加以解释。

这些文集在内容上涵盖广泛，博涉哲学、文学、史学、农学等不同学科。如于弼清推尊朱熹的“居敬穷理”之教，其《恒斋日记》发扬了李江的日记之学，通过日有所悟即笔诸纸上，来“验其居心之敛肆，务学之浅深”，以实现穷理致知，感悟性命之学，而增益修养，学以成人。其所云“处事怕无见识，处人怕无度量”“君子经一番阅历，长一番见识，常人则增长一分病痛而已”“诚是为人第一法，敬是为学第一法”“立心宜直，待人宜厚，处事宜通”“惊于外者，必慌于内，验于人，确然不爽”，均为体世之悟，堪为至理名言。对此，李江曾赞道“生之学，主于居敬穷理，而其措之事为，与见之文字者，则皆以道理为归”。孟昭曦《秋圃黄花录》则曾收录他颇为得意的57篇策论之作。策论是古代科举考试所采用的一种文体。策，即策问，试者按问对答。论，即议论时政。其始于宋代，后世时兴时废。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曾诏令凡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停试八股文，而改试策论取士。孟昭曦认为“物各有理，理非论不明，治各有道，道非论不著”，而策论尤能见出作者的胸襟气象和学问精粗，故专辑策论之作，并附有诸家点评，以为学者助益。金凤翥邃于《春秋》之学与文学，其《俪左韵编》摘录《左传》文句和典故，按照韵书体例，以八字为限加以编排，既有助于学者研习《左传》，更为学诗者提供了进取之津梁。而其《渔阳志略》则四字一句，凡4360言，载记了蓟州的山川、人物、种类等，且合方志学、坤舆学与蒙学为一体，尤其有利于世人了解渔阳的历史与风物。李江爱桑棉、王晋之喜兰竹、李树屏嗜芭蕉，并在培植方面，均有心得著述，而他们弟子方德醇则尤擅养菊。其《养菊说》及《养菊馀论篇》则结合前人菊谱和自己的种植经验，全面总结了养根、择地、栽苗、防雀、养干、养枝、留苞、养苞、养叶、宿粪、晒土、登盆、插秧、本菊、捉虫、灌溉等环节的养菊之法，可谓得其三昧。

二

《初编》和《二编》的“前言”，曾列举整理“穿芳三隐”文集的价值，归纳有三。

其一，就文学而言，“穿芳三隐”虽然在当时颇有影响，但是在后世因为文献不易获取，而逐渐为人所遗忘。故无论是清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史，还是天津文学史等著作，均无一提及他们。偶有论近代词学史者，在研究为“清季四大词人”之一王鹏运的词作时，会提到李树屏与王氏的唱和酬答以及前者在汇刻词集中的襄助之功，却往往因不辨“蓟”的异体字与“苏”，而把李树屏视为苏州人。其实，无论是古文，还是诗词，三人均创作丰富，成就不俗，超过了大多数的同时代作家。而李树屏在与王鹏运的交往中，通过其《八家村馆集》更记载了众多的晚清词坛状况，现就已在其集中发现不少王鹏运的词作，而为《王鹏运集》及《王鹏运词集校笺》所失收。

其二，就学术而言，“穿芳三隐”均从事教学活动，对于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多有独特见解，并形诸文字。这些著述，都是研究中国晚近教育史的重要文献。此外，晚清中国，内外交困，内则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相继而起，外则扶桑构衅，强俄虎视，列强凌侵神州，而腐败清廷束手无策，当时天下人心动摇。无数士人为此殚精竭虑，上求下索，去寻求学人自立和国家自立之道。而在列强凌侵、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三人则坚守程朱性理之学，同时，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元代许衡以来的治生说，提出学者应该有治生之道，否则无以立品、养家，更拖累于为学。这种以经济自强，而追求学术独立的理念和做法，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今社会，也对学者多有启悟和借鉴。

其三，就乡村建设而言，“穿芳三隐”躬耕课读于穿芳峪，他们不仅建构了众多的园林，至今遗迹尚存，而且以饱含情感的笔墨书写了大量的有关家乡山水、人情、风土的文章与诗词。故在如今政府大力提倡乡村旅游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背景下，若对当时的园林进行复建，并对既有的文脉加以承传，无疑堪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项盛举。

三

“德不孤，必有邻。”《小穿芳峪艺文汇编·三编》中的诸学者，承“穿芳三隐”衣钵和惠泽，在思想理念、学术主张、著述志趣、经世致用等方面，都一脉贯通，风神相似。故对他们的著述进行整理，也具有上述三方面的价值。而且，除此之外，尚有如下重大意义。

（一）构建了穿芳峪学者群体

通过现存文献可知，以“穿芳三隐”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跨族籍、跨区域、跨阶层、跨时代的穿芳峪学者群体。这一群体，有核心人物，有众多骨干和近百名成员，在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地方教育、慈善救灾、移风易俗、卫乡保家以及为学为文等方面，志趣相同、理念相近，贡献可观。自清同治初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群体前后承传数代，绵延约百年。而且，他们之间习相近，学相同，地相邻，情相亲，家相通，交相厚，人相联，吟相合，借助师友承传、地缘认同、姻亲托交、会社雅集等，构成了一个广泛而亲密的社会交际网络。

（二）重现了穿芳峪园林群

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留存遗址以及故老回忆，可以确定，在穿芳峪曾前后建成众多园林，形成了穿芳峪园林群。当时，在龙泉山与卧牛山芬芳的山谷平阔之地，除了李江的龙泉园外，王晋之还建有问青园，李树屏建有八家村馆，而吏部尚书万青藜建有响泉园，热河都统崇绮置问源草堂，纶雨芗构乐泉山庄，赵静一筑习静园，于弼清辟恒斋，再加上井田庐、归乐园、枕泉别业以及龙泉寺、涌泉庵、义仓、义塾等，穿芳峪园林多达十余处。

其中，龙泉园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历时三年而成，由清代中宪大夫、兵部候补主事李江营造。园外泉溪环绕，密植桑榆，园内则水洁、林茂、地幽。园林初仅茅屋三间，后南移扩建，总占地约十亩，房屋中庭为“龙泉精舍”，由倭仁题额，而西为庖厨，东为仓房，前有二池，分别养鱼、种莲，后则为“来青室”。左厢是“恒斋”，右厢名“犁云馆”。园西穴壁成室为“上古居”，园西以石筑楼成“卧云楼”。园东有溪，溪上筑“枕流亭”。园南柳桃成林，林间为菜圃。园有矮墙，外结篱笆。地上碎石铺路，曲通园东柴扉，门口有联云：“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左右则是高大白杨。龙泉园云山回合，溪水曲环，花木扶疏，屋庐掩映，仰观俯听，丘壑花草木石皆资题品，李树屏因此曾撰《龙泉园志》，并著《龙泉园十六景注》以志园林之胜。

问青园位于龙泉园南，与之间隔一溪而园门相对。清同治十年（1871）由举人王晋之所建。园林枕山而建，占地约五亩，灌溉便利，而多种梅花。园中有“俭斋”“讱斋”“四乐斋”“四药斋”等。“俭斋”周列藏书，案设古器。“讱斋”由倭仁擘窠大书其名。“四乐斋”则由李江隶额，意为居此有山水之乐、友朋之乐、文字之乐、家庭之乐。“四药斋”则是卖药之铺，室内药香氤氲。李树屏《贺竹舫师移居穿芳峪》诗曾赞云：“柴门浓覆柳阴清，茅屋疏篱画不成。好是小桥东去路，月明添出读书声。”

响泉园则总占地约十五亩，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园林主人为清代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总裁万青藜。园中古木阴森，泉水众多而喷涌不绝，故名响泉园。因土地不平，园内分南北两院。北园为主体，名“潾碧山房”，四面作窗。房屋后窗下有“憩泉”，房屋前窗是“挹泉”。“挹泉”曲折而流，形成瀑布。两泉同汇于园中“潾碧池”。园中树阴、山色、暮霭、朝烟，均映于池。园正门在北，上题“闲者便是主人”。东南开角门，门前为六角亭。园外西接龙泉园，东则布有莲沼、稻畦、菜圃等，李江为之撰联云：“闭门种菜，灌园鬻蔬。”

问源草堂为清代户部尚书、热河都统崇绮所建。园林处于四山回合之间，溪水环流，最为幽邃。岸上多桃花，每当春月，落英缤纷，溪涧为赤。游人至者，如入桃源，故名“问源”。园中有“问源草堂”“陶陶书屋”“耐寒堂”“五柳轩”等。崇绮曾自撰楹联：“杯茗快吟陶杜句，炉香静玩洛闽书。”

八家村馆又名“梦园”，为清代学者、诗人李树屏所建。园中坦幽静，遍植芭蕉、竹子等，更有菜圃以供食用。其中有斋，是为教授生徒之所，斋名“八家村馆”。万本端曾题诗云：“数间茅屋傍云根，流水潺湲恰绕门。”李树屏之子李萱《八家村馆》诗也曾云：“八家村馆枕溪头，竟夕泉声与耳谋。昨夜有人同榻宿，直疑泉在榻中流。”后李树屏尝欲集穿芳诸名胜于一处，在园中营造“化蝶山房”“待月廊”“契陶庐”等，却因时局动荡、战乱饥馑频仍等，怀憾而终。

乐泉山庄位于龙泉山与卧牛山西侧，为清代河南观察使纶雨芗在清光绪四年（1878）于龙泉园故地所建。园林初仅茅屋三间，后又扩建，并购买李姓旧宅。园中有桃成林，梨杏错出。

习静园位于蓟州穿芳峪卧牛山南坡，由清代文士赵静一与邓显亭建于清咸丰六年（1856）。园林主体为茅庐，处于百余株梨杏之间。门前对山，窗牖临树，尽收苍翠之色。园南依次为菜圃与农田。李江曾诗写春夏之时园林之景：“已开白似雪，未开颜半酡。浅深浓淡间，烂漫盈陂陀。青松衬绿麦，掩映添余波。”

井田庐位于蓟州穿芳峪卧牛山与龙泉山以东平地，为李江约同好八人共建。仿张载试行井田，平地分九区，每区一亩，八人每人一区，中间一区为公田。公田之内，建一小庐，环植桑树，作为耕憩息之所，匾额“井田庐”。时人对此多有吟咏。李树屏曾作绝句云：“桃李花开遍陌阡，一痕鞭影午风前。愿为荷笠携锄客，老种龙泉井字田。”

龙泉寺位于龙泉山半坡山岭处。寺内外松柏众多。中有金刚殿。寺前立有碑。寺旁有一座白玉石塔，底盘方圆两米，高三米多，有十多层。四周镌刻佛像。塔底有泉，至塔跟可以听到风涛声，有石塔涛声的说法。寺内有钟，有罄。当时学者对其吟咏甚多。李树屏《随竹舫师及仲樵游龙泉寺午睡金刚殿中》诗尝云：“松涛泻午风，凉籁闲蒲扇。碑趺代石枕，席地胜瑶荐。稍怯衣襟凉，身铺白云遍。睡味醉心魂，欲起目暝眩。道童畏警客，殿角语声颤。醒视日西斜，叶底山禽啭。”

中国传统古典园林一般分为三大体系：北方园林、南方园林和岭南园林。不同体系，风格各异，通常认为“北雄、南秀、岭南巧”。其中，北方园林以皇家园林为主，主要集中于北京和承德，整体上强调华丽厚重。穿芳峪园林群属于北方园林，但是在兼容南北之长的同时，更体现出了浓厚的耕读结合的乡野意蕴。

李江曾自道其园林建筑理念：“掘土筑墙，即以浚池。铲岩拓地，即以为壁。豢豕食肉，即以蓄粪。植树得阴，即以致鸟。种蔬佐馔，即以习勤。畜鸡司晨，即以食客。畜犬警盗，即以伴仆。热炉煎茶，即以暖室。居山养疴，即以读书。粪田种稼，即以肥树。开窗看山，即以学画。缚篱护园，即以为瓜豆之架。倚井栽树，即以为桔槔之柱。”王晋之则云：“窍泉作渠，即以灌园。开田筑垒，即以为台。悬联饰壁，即以自箴。循田克农，即以寻芳。临流淅米，即以饲鱼。折枝作薪，即以删树。采菊代蔬，即以延年。”李树屏述之更详：“叠石为山，即以代屏。环水种芦，即以当竹。沿溪栽柳，即以栖蝉。架竹种豆，即以为棚。穿林送客，即以踏月。留花饲蜂，即以酿蜜。辟地种秫，即以酿酒。醉梨消渴，即以作醋。截松作柴，即以代烛。倚石种松，即以为盖。种竹医俗，即以食笋。种蕉代纸，即以听雨。倚屋牵萝，即以为门。种菊餐英，即以作枕。养藜代蔬，即以作杖。引水浇花，即以涤砚。粘诗代画，即以糊壁。种果得实，即以看花。约伴游山，即以觅句。围炉御寒，即以暖酒。课仆锄花，即以刈草。策蹇踏雪，即以访友。课儿句读，即以温书。循溪散步，即以行饭。种莲看花，即以食藕。临溪种树，即以护堤。引流种藻，即以蓄鱼。课僮锄田，即以看山。”

这些园林在整体上则呈现出地处两山、泉水众多、花木丰茂、耕读两宜、“四乐”（山水之乐、友朋之乐、文字之乐、家庭之乐）融融的建筑特点。但是，不同园林又各具风格，简而言之：龙泉园重“耕读”，问青园重“药”，响泉园重“闲”，井田庐重“古”，问源草堂重“逸”，八家村馆重“教”，习静园重“朴”。

（三）形成了穿芳峪文献宝库

穿芳峪学者大多著述宏富，而且众多文献都至今留存，形成了一个丰厚的古籍文献宝库。前文已提及，“穿芳三隐”及其后人与门人弟子，凡25人，均有文集留存。“小穿芳峪艺文汇编”的《初编》、《二编》以及《三编》，主要就是对这些人的文献进行整理。除此之外，还有四大类文献尚在搜集和整理之中。一是，上述25人的散佚著作。如王晋之《重订〈广三字经〉》《珍珠囊补遗药赋》《雷公炮制药性解》，李树屏《说文建首音释》，李濬《略强博弈斋随笔》，刘化风《味虚簃诗稿》，以及“味虚簃丛书”（蓟州刘氏丛刻），金凤翥《养正史略》《蓟门琐录》《古今趣海》《都门日记》《山堂随录》《家庭闲话》《养正韵言》等，虽都有所收集，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工作量大等原因，来不及收录在《三编》之中。二是，穿芳园林其他主人的著述。如万青藜《史鉴撮要》四种、《增订三字鉴注释附纪年》、《考卷清雅》四卷、《中国历代世纪歌》单行本、《四诊歌括》，崇绮的散佚诗文、手札以及奏折等，鹿学尊《艾声诗草》，瑞啸湖《怀友诗》，均留存于世，且待搜辑汇编。三是，散见他人著述以及地方诗文总集中的穿芳峪学者作品及相关文献。如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史梦兰《史梦兰集》、王鹏运诸词集、徐世昌《晚清诗簃汇》、陶梁《国朝畿辅诗传》等文集中，均存有万青藜、李江、王晋之、李树屏等穿芳峪学者的诗作及相关评论。四是，穿芳峪学者所抄录的各种文献。“穿芳三隐”以及刘化风等人，均有对所见书籍撰写题跋、钞录、校订并加以汇编的习惯。这些钞录的文献，亦数量巨大。据粗略统计，如《李江集》中载录103种，《王晋之集》中载录45种，而《李树屏集》中载录数量更多达195种。这些文献，不少都存世而可访。

清代，蓟州被视为是“神京左辅，皇陵右翼，去京百八十里，为首善之区”，在当代则被誉为“万年古蓟州，京津后花园”。据我们初步考察，整个天津地区现在留存下来的1949年之前的地方古籍文献，作者多达千人，超过了1500种。其中，蓟州之地的古籍文献也较为可观，仅粗略估计，现在留存可见者也近百种。刘化风曾以诗歌为脉络梳理蓟州自古以来的知名诗人，其《哲亭遗诗跋》云：“吾蓟能诗者，在明季有李潜龙进士孔昭，清有李龙泉驾部江，王问青孝廉晋之，赵竹楼、方粹庵两茂才绅与德醇，蒋石泉选拔熙，李髯翁茂才树屏，卢菊庄孝廉素存。或刊有诗集，或于他人集中附见，或得睹其手抄稿本，此外无所闻也。”他所列举的诗人中，除李孔昭之外，几乎全都是穿芳峪学者。于此则可见出，穿芳峪学者的文献留存，在蓟州古籍文献中的比重和地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蓟州古籍文献整理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穿芳三隐”及其师友门人的著述。如果完成这一群体的文献整理工作，那基本上就完成了整个蓟州区重要古籍文献的整理。另外，治文史者，一般在论及天津文化时，均有意无意地遵循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在时间上以天津建卫的1404年为起点，而且实际研究中又往往仅集中于近现代；在空间上则多止于市内六区。这样，在时空上的两相限定之下，蓟县、宝坻、宁河、静海等地的清代及以前的历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逸出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之外。因此，许多人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天津无古代”“天津无文化”。其实不然。所以说，蓟州区文献的整理，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填补整个天津市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相关空白，并能增强天津历史文化的厚重感。

四

穿芳峪是一个小小的自然村落，竟然一度聚集大批学者，建构有十余处园林，并留下众多文献典籍，这种现象令人不可思议，但它确实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对于这一客观存在和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审视、探究。不过，所有的相关研究、开发和利用，都需要以足够多的可靠的文献为基础。在新旧世纪之交，任继愈先生曾说道：“古籍整理本身不是目的。古籍为社会主义祖国更大的文化建设铺路，提供原始资料，为迎接21世纪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尽一份力，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最大的幸福。”同样，搜集整理、保存保护、传承弘扬、推介普及穿芳峪先贤的这些珍贵古籍，以发掘历史文化遗产，传承文脉，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建设和发展，也是我们的初心所在和美好愿景。

古人云：“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更由于学术浅陋、水平有限，书中不免存错讹和疏漏，在此敬请各位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罗海燕 苑雅文

二○一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