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华庄藏稿钞卷一

烟波笔啸六十编文集

崇明沈寓寄庐著　孙丕源曾孙奕蔿/奕范/奕苏/奕董/奕夔/奕万/奕葛校刊

长洲沈德潜归愚/镇洋程穆衡迓亭合定

读古

读《诗》乙亥春笔

余尝读《虞书》，至虞帝之命夔曰：“诗言志”，而知《诗》之所由作。是故，动天地，感鬼神，莫有近于《诗》；彰教化，移风俗，莫有近于《诗》；明王道，稽世变，有美刺之义，有谲谏之道，莫有近于《诗》。《诗》也者，诗人之志之所在也。周之兴也，作诗者志风教之原，篇曰“风雅颂”，辞曰“赋比兴”。以风雅颂之篇体蓄赋比兴之辞意，而《诗》之道备矣，《诗》之义远矣。及周之衰而变风变雅作，得失彰焉，兴比广焉，鸟兽草木备具焉。虽然，《诗》之作，大抵始于兴。情动感触曰“兴”，发于言为“赋”，托于物为“比”。《诗》未有离兴而为诗者也。赋比兴相生，而性情见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风土之音曰《风》。《风》者，动也，如风之动物也。有贞有淫，贞为正，淫为变，贞用美，淫用刺。朝廷之音曰《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有大有小，有正有变，正用美，变用刺，谲谏具焉。宗庙之音曰《颂》。《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歌祖功宗德以昭示子孙者也，有美而无刺焉。虽然，径情直发，《风》不足以动人，其诗不可存；意尽于此，不通于彼，《雅》不足以正人，其诗不可存；《颂》若无其德无其位而歌之咏之，是诬也，是僭也，其诗不可存。不可存者，皆可删也。此孔子之删三千为三百者，此志也。存此志而读《诗》，虽变风变雅，皆出于朝廷邦国学士大夫之口，不能已，不得已，而有此作也。离此志而读《诗》，即正风正雅之内，或指为宫人及通用之作，而变风变雅，悉小夫妇女民间委巷之私谈。《礼经》曰：“礼不下于庶人”，何不并删之而笔之于万世曰“经”也？孔子不尝曰：《诗》可以事父事君、兴观群怨，小子何莫学夫《诗》乎？又不尝曰：《诗》一言可蔽三百篇者，思无邪乎？若使《诗》三百中，有一言之邪，孔子早已删之矣。若使《诗》三百中，不可以事父事君兴观群怨，孔子早已删之而不呼小子学之矣。何后世儒者不察，曰郑之声淫，郑之诗亦淫也。声之淫，孔子答为邦之问而必放之，而《诗》之淫删三千为三百而反存之，有是理乎？夫《诗》言志者也。《诗》多男女之辞，志不专为男女。夫妇者，人道之始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正也。故情欲莫甚于男女，廉耻莫大于中壶。礼义养于闺门者最切，而声音发于男女者易感。故凡托兴男女者，和乐之音，性情之寄，非尽男女之事也。呜呼！推此志也，可与言《诗》也已矣。然谓《诗》之作，大抵始于兴者，何也？《诗》者，思也。有思今日之不得而咏古以见者，有思其人之不得而托物以见者，有思其事之不得而咨嗟咏叹以见者，有一二言思之不足而长言以见者，有长言思之不足而反复歌咏以见者。故凡《诗》之可歌可咏者，皆其乐之可钟可鼓者也。故《关雎》为房中之奏，大小《雅》为燕享之作，三颂为禘庙之声。即十五国之变风，厉宣幽之变雅，亦动吴季子请观观止之叹。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然则《诗》既自托其所思，而何以有美刺？吾以为《诗》之有美刺，犹《春秋》之有是非也。是非者，《春秋》之直笔。美刺者，《诗》之曲笔。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曲亦直也。是故，《诗》与《春秋》相为终始。幽厉以前美刺在《诗》，平王以后，是非在《春秋》。《春秋》记天下之无王，《诗》纪文武成康厉宣幽为王之事；《春秋》记列国诸侯之乱，《诗》纪十五国诸侯治乱之迹；《春秋》记礼乐之僭紊，《诗》纪朝廷宗庙燕享之礼乐，班班可考。凡《诗》之所存者，皆史之所遗。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之言，直与古序相发明也。《诗》之有古序，犹《春秋》之有三传。读古序而失《诗》者十之一二，读今说而失《诗》者十之七八。《诗》之著为经也，好恶得《春秋》之笔，治乱续《尚书》之纪，咏歌燕饮弘礼乐之文，而《雎鸠》《鹊巢》，实具大易乾坤之义。变风变雅，直贯夫五经，而得存于当年孔子之删。而今日以为淫乱，而见黜于经生学士之讲试、大臣朝宁之献议，谓《诗》复亡于删后可也。

读《春秋》一乙亥春笔

吾读《春秋》而知孔子之笔削，一本于忠恕也。吾读《春秋》而知孔子之门羞称五伯，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吾读《春秋》而知“知我、罪我”，孔子惧，作《春秋》之本意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谓《春秋》所书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皆天子之事也。《春秋》为天子之事而作也，讵谓孔子以天子之事自用乎？礼乐征伐降而大夫出，陪臣执，犹深恶而惧之，况以匹夫用天子权，行天子事，褒贬当世诸侯卿大夫，此诚所谓空言也。而曰：“吾能华衮而斧钺之。”何其无惧之之心也。夫孔子之为此惧者，周德既衰，官失其守；策书记注，多违旧章。上惧无以遵周公之遗制，下惧无以明将来之劝戒。弑君、贼父、叛臣、亡子、丧师、灭国、与盟会奔走干名犯纪之事，接踵斯世，故其曰：“知我者，知我不得已而有此一惧也。罪我者，罪我无其位而何必有此一惧也。”惧之者，慎之也，郑重之也。直书其某年某月某人某事，而其人其事之是非自是。尊天王，重首时，遵周公，存大义，明大法也，作《春秋》之本意也。五伯之诈莫甚于齐晋，桓、文以篡弑得国，即有震世之功，圣人不齿。故孟子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孔子曰：“其事则桓、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取其文之义，直书以公其是非于天下后世而已。儒者不察，谓五伯尊周，《春秋》尊伯。春秋不即为七国者，五伯之力，不知桓、文上下五十余年。春秋以后，而东周存者又二百年，周室东迁，无异杞宋。周之存亡，于五伯无与也？五伯之终，七王之始也。七王之事，何一非五伯导之者乎？五伯之盟会，导七王之纵横；五伯之吞灭，导七王之兼并；五伯之挟天子侮王室，导七王之灭周，致赧王稽首献地。若曰《春秋》尊伯，则纵横之徒皆得行《春秋》之志者矣。若曰五伯尊周，则孔子不以管仲为器小矣。善乎孟子曰：“五伯假之。久假而不归，乌知其非有？”使孔子之志行，《春秋》之义伸，则东周可为。自无五伯，又安有战国与暴秦之祸，而世儒不思也。世儒又以为攘夷狄者，益非也。以《春秋》之是非观之，五伯之罪，莫甚于晋、楚。继齐称伯者晋也，齐犹托尊王之名，晋则公然自为也。齐让楚不入包茅之贡，晋遂驾楚迭兴会盟，往往与楚争伯中国，糜烂其人民。楚僭王蚕食诸姬，晋亦自剪其手足，朝诸侯百有余年。楚问鼎于周，晋召王征兵，奔走其卿士，逼杀其大夫，诸侯悉索币赋于楚者，复悉索币赋于晋。入朝稽颡驱胁叱使，晋、楚所同，而以之相较，犹晋七而楚三也。楚、秦、吴、越，禹贡九州之地，周制五等之国。世儒谓楚为夷，谓攘楚为伯。夫既已夷楚，而复与齐、晋并称五伯，则是自见其牴牾。天不足九野，地不满九州，而禹贡为虚数，周制为无等矣。噫！五伯自反于王，自等于夷，而又谓之曰“尊王”，曰“攘夷”，是诚何说也？《春秋》不作，五伯罪隐。《春秋》作后，五伯罪彰。未经笔削之《春秋》，鲁史也。已经笔削之《春秋》，圣经也。周公之不梦，出涕于获麟，此《春秋》之所以作也。作《春秋》者，托周公以行吾道也。故曰：周公其衰，吾道其穷，忧之甚也，惧之甚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谁毁谁誉，此笔削《春秋》之大旨也。自后世以美恶同辞、深文隐语视《春秋》，若必以文字为褒贬，以凡例特笔故进故退。孔子曰：“忠恕违道不远。”何其无忠恕之心乎！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何其多已甚之辞乎！或者又以为《春秋》责备之严，法当如是。晋赵盾、郑归生、许世子，未操刃而书弑君；晋申生宋座，自缢死而书杀子。不知圣人推见至隐，原情定罪，道其实耳。其为书也，固忧深而辞逊，义直而情婉，法严而礼恭。故鲁事之恶、天王之丑，不得不为之讳；多外事之疑，不得不从其轻。而如诸传所记，贪淫奢侈、非礼猥琐之事，一切不书，诚不忍尽言毛举，使《春秋》笔削，下同野录也，此皆圣人修辞之诚。示天下万世以臣子事君父之礼，与士君子处世立言之体，盖圣人之心博大宽仁，忠恕交至有如此。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嗟乎！罪我者，五伯之君若臣往矣。知我者，千载而下其谁知《春秋》一本忠恕之心行之也。虽然，知之者有其人矣。董子曰：“《春秋》辨是非。”司马氏曰：“明王道，正人心。”“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胡氏曰：“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公好恶，《诗》之情也；酌古今，《书》之事也；著权制，《易》之变也；序典常，《礼》之经也；本忠恕，《乐》之和也。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也，是真知《春秋》者也。

读《诗·十亩》章丁丑春笔

余读《诗》至《十亩之间》，“桑者闲闲”，不觉慨于心而有感也。夫十亩之间，而诗人寄迹于此，亦甚微末耳。然桑者得此闲闲焉，诗人之自足可知矣。而富贵者鄙之，往往不入其心也。而贫贱者汲汲焉终其身，有不得此十亩也。然亦有有此十亩，而我之志在此，而其家之人之志或不在此，则亦不能云闲闲者矣。此庞德公之妻子耘于前，而曰“吾遗之以安”；陶元亮之虽有五男儿，纵不好纸笔，而曰“田园将芜胡不归”，为真有此十亩而得闲闲之趣者矣。孔明躬耕南阳，闲吟梁父，致足乐也，遭三顾之知遇，而鞠躬尽瘁以死，成都之桑八百株，并不能为子孙终其业。房、杜奋迹畎亩间，为帝王师相，富贵极矣，而经营门户不衰，身死无几遭不肖子孙荡覆无余。呜呼！贫贱者亦能富贵，富贵者终至贫贱，其恒也。生斯世也，得此十亩，黄米饭香，木棉衣暖，欣有荆妇之可偕，莫愁子孙之难继，胸罗万有，志足千古，力田之暇，高歌一曲，亦足以乐而忘死矣。

读《文王世子》乙亥夏笔

尝读《文王世子》篇，至“文王曰：‘我百龄，尔九十，吾与尔三龄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曰：文王圣人也，纵爱其子，岂能损父之年而益子哉？武王亦圣人也，纵欲自永其年，岂能损父之年而益子哉？纵使我年可损，而文王必欲损己之年以益其子，此何以教其子武王也？文王之为慈父必不尔也。纵使我年可益，而武王必欲损其父之年以益于己，此何以奉其父文王也？武王之为孝子必不尔也。况修短有数，气禀于有生之初。幸而武王九十三终耳，不然，或五十，或六七十，即告终焉，文王亦能损己之年以益之乎？且圣人，立命者也，尽心知性所以知天，存心养性所以事天，殀寿不二修身以俟所以立命。若区区于年数之修短，而父子之间推逊爱护，冥冥之中，谁听之而谁主之？此乃世之奸人操其术以愚其人者，而谓仁之至、智之尽之圣人而出此乎。若其果出于此也，文王之圣，岂不知其子武王之圣，而必欲损其三龄与其子以治天下也。武王之圣，岂不知其父文王之圣，一饭再饭，不敢有加，而反不欲其父之百龄过于百龄以治天下也。是说也，传之者之误也；不尔，好事者之为之也。吾于是而并疑夫周公之《金縢》也。

读《汉武帝纪》己丑春笔

予偶读《汉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曰“初”，前此未曾行也。曰“令”，实出于皇帝之诏书也。吾不敢必郡国之无此一孝廉也，亦不敢必此一人之足以概郡国之孝廉也，又不敢必郡国之举此一人足称其人之孝廉也。煌煌诏书，初颁天下，则郡国之举，断不敢慢；一人之寡，郡国断不能云无，则郡国之举此一人，尤必极其慎。吾不知当时天下几郡国，然一郡国一孝廉，以一孝廉应一郡国之求，以卜皇家异日一郡国之需，将见治此郡国者，皆孝廉其人也。孝者必有品有行之儒，廉者必有守有为之士，举而使之治郡国以拊循其民次序化道。《书》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而况郡国皆元良也哉？或四三年，或五六年，再令再举，则前此治郡国者之孝廉，又拔其尤者以升于朝，则朝皆孝廉而治天下若唐、虞，若夏、商、周，亦易易也。何汉武之世之治郡国者，反不若汉文之世之治郡国得其人也欤？岂前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皆以名应而不以实求也乎？抑郡国乏孝廉而治郡国者未尝举以应其选也乎？抑未必再颁令甲，以切责其不力举也乎？则汉武之世，天下空空，实无一孝一廉之人，将何以治此郡国为、成此郡国为也？当时称孝廉其人者，莫如申公、董仲舒、汲黯辈，俱置之闲散之地，而不为重用。惟此诙谐不根者，谈戏于殿廷，而以俳优畜之。惟我意焉，此所以称汉武之治天下也。九官十二牧辈，埋没于草莽者何可胜道。历世以来咸坐此病，又遑问其唐虞再见而太和在成周宇宙间也。呜呼！天生异材，何地无之，沦落不偶，异世同悲。不求实用而徒务虚名，不独汉武之世为然也。

读《吴世家》癸巳夏笔

予观有吴季子辨论闳博，才矣；避位全身，智矣。惜其因让而国自至于争，争而不再传，渐与邻争以亡其国。呜呼！泰伯让而吴兴，季子让而吴亡，伯善让而季不善让。伯之才智，足以处己，尤足以处人。季之才智，不足以处己，尤不足以处人也。夫智以才见，才以识充。季子非无才也，非不智也，不能充我才智以行吾事者少识耳。故周一身而不能料他人，见一时而不能计久远。虽有一让之见能，徒足以丧累世之美德，而误六七百年相传之家国也。凡世之所贵乎豪杰士者，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能系家国存亡兴败之数，不独区区智并挈瓶，信同抱柱，德既不足言，才与智又乌乎在也？予因之可以断季子，颂泰伯矣。泰伯所以君吴，事不经见，即以天下让，亦事后推原之论。惟其当时，见父心属季以及昌，不惟视国如敝屣，托采药偕仲以行。之荆蛮，断发文身，示不复国。且能化蛮貊之人而君之，授之仲而世其国。所恃者，有其智其才，且有其识也。浸假当日不让，而君有豳岐，讵不能化国而有天下。惟其能之而肯让，奋身入吴，君有其地，禋祀六百五十年。孔子称以为至德，尽之矣。季子则不然。当年寿梦非太王，诸樊非泰伯，季札非王季，而且无子昌之圣，何须行让。且因让而徘徊于本国，曰：“有国非吾事也。”此自以为处己之智也。君僚君光，为两可之见，更失处人之智。嗟乎！使季子当寿梦，欲立之时，即效乃祖泰伯之去，以绝诸兄弟望。不然，当力止之以世及先嫡之义，勿令次立以起争端。更不然，当味也卒，即致辞于曰：“光，兄樊子也。予固不愿君我国，光也应立。”则光必喜而必让，光可无刺僚之事。虽有百子胥、专诸，剑无自入矣。惟其不尔，子胥得借吴以仇楚，宰嚭得私越而覆吴，其祸俱从一让始。虽然，让固美德，岂足生乱，不善处让，遂至召祸。季子而有知也，观于越之入勾吴，宁不自悔无地哉？呜呼！季子固才人也，亦智士也，观周乐而知兴衰，思徐君而要信义，过齐、晋、郑、卫诸邦，语时事如指掌。第惜其识不足以充我之才智，前则袖手不能料事，后则脱身不能办事。因让起争，好争以至于亡，绝泰伯相传六七百年之禋祀也，谁之咎也？

读《留侯世家》戊子冬笔

时执目前之见，而圣贤有遗论；世多事后之观而今古少完人。夫商山之四皓，即汉庭之四皓，实张良之四皓也。良当年为韩报仇，深思积虑，阴结天下之豪杰，而欲出万死一生之力，以除无道之秦。自少及壮，因此交彼，人不一类。四皓之其才其识，超越汉庭诸臣，久已在良洞鉴中矣。后世乃以良之招四皓也，为难免植党以拒父，惠帝之不得永终，吕后之拥立非种，四皓之安刘，不几灭刘矣乎。或又以为四皓者，张良之伪也。若商山之四皓，既不辱汉祖之求，又岂肯应太子之招。须眉皓白，衣冠甚伟，而轻履汉庭，商山有灵，移文切责，四皓不得为完人矣。予以为均非也。四皓者，非商山之生是四皓也，避秦而隐于商山者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类而聚，所以商山得此四皓也。夫良本韩人，而匿于下邳。圯桥老人，非即商山之四皓同声同气者乎？良之与四皓相应相求，其交感盖有素矣。良为报韩出，四皓以避秦隐，其出处不同，而其志其道则同者也。高祖之欲易太子也，深见吕后挚悍，惠帝柔弱也。但太子者，天下本也，本一摇天下震动。周昌谏不听，叔孙通谏不听，良亦谏之，以为此事非细而不可以口舌争，知高祖平昔敬慕而不能致者，惟此四皓，乃为太子一招而即来。良之与四皓，谓非同声同气、相求相应乎。独怪夫良能招四皓而不能安四皓，高祖敬四皓而不能用四皓，致惠帝之惊忧不听政，吕后之毒杀绝帝种耳。盖斯时，但知四皓倔强，能羽翼夫太子，而不知四皓之才识，能安天下于磐石。徒听四皓之归商山，终为商山之四皓，而汉庭遂无四皓，而天下遂几丧于平勃辈矣。嗟乎！商太甲、周成王，亦中材主耳。汤用一伊尹而不听之终于莘野，武用一吕尚而不听之老于磻溪。成汤之后，未见史册，不识若何。武王之邑姜，岂下于吕后哉。而太甲成王，终以令主名于后世，何汉祖知人之鉴不若汤武，而四皓终以商山称？咎在汉祖不能托惠帝于四皓，张良不能安四皓于汉庭。故吕后之人彘戚夫人，酒鸩赵王如意，非四皓羽翼夫太子之过也。后世徒执目前之见，而更多事后之观，不知进退绰绰，如四皓者，有余光矣。呜呼！汉二祖之一统，不如先主之一隅。予既为四皓叹不遇，又为子陵叹，千载以下观之，天之生是才也，良可惜矣。

读《陈平、张耳、司马相如世家列传》庚午夏笔

吾读汉史而深有慨于陈平、张耳、司马相如之为人也。观其终，平封户牖，身作丞相十余年，世籍侯；耳封王，子尚公主，袭封赵；相如亲受天子之知，死犹致问，万里外取其遗书。之三人者，何其遇也。迹其始，贫几不能以自存，俱赖其妇以致有为。噫！之三妇者，一五嫁而夫辄死，一嫁佣奴而亡其夫，一新寡，挑以琴心而夜亡奔。语其行，俱不足道者也，然皆富人女。一娶之，赍用始饶，游道日广；一娶之，厚能奉给，常致千里客；一娶之，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藉使之三人者，知节义，矜名行，丑五嫁之女，羞逃夫之妇，薄琴心之挑，有才如此，平也终乞食于兄嫂乎？耳也终作亡命寄客于他乡乎？相如也终倦游老死于故里乎？呜呼！三人者之为人，其遇赖此，是可慨也。

读《仲尼弟子列传》漆雕氏壬辰春笔

昔漆雕子若熟习《尚书》，志不乐仕，孔子曰：“子之齿可以仕矣。”子若对曰：“吾于斯未能信故也。”信子若言，则世无不通之士，而朝无不职之官，上无不圣之主，而下无不格之民矣。三代以下，世道之所以日趋于污下者，由学术之不明，而汲汲于仕者众也。冉子之聚敛，仲子之轻生，斯其能信乎？定哀之间，宗国沦于三家，纵使可仕，三家其可格乎？夫子之道不行于鲁，斯时之天下，已无可仕之国，而梦寐周公，徒托之空言。闵曾之徒，悉皆名世之才，或仕或否，各行其志。夫子知子若之才可仕，其年尤当仕，而不知其心乐乎仕否也。使之仕也，观其志也。子若之志，已窥夫子之志，斯其志果未能信乎？而师弟之志，则两可信也。何也？斯时也，何时也。诸侯召天子，大夫逐诸侯，陪臣执大夫，臣弑君，子弑父，浸淫至于终纲目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日甚一日，天理泯矣，民彝绝矣，大抵由学术之不明，而汲汲于仕者众也。何以卒然之问，一言之对，若目有所见，而手有所指，出此洞观千古之一语也？故程子称其见道分明，已见大意。然则使其能信而仕也，东周可仍返而西，春秋不降为战国，井田不变为阡陌，千八百国不并而分为郡县；斯日之《春秋》不修，《周易》不赞，《诗》《书》不删，《礼》《乐》不定；素王为明王，素臣为良臣，斯世则文明矣。而六经四子之语言文字，整顿夫天理民彝者，又何必传于今日，为乾坤之赞化，万世之师表也哉？呜呼！世道升降，天命所在，势无如何，人心日甚，圣贤有所不得为，唯语言整顿之耳。汉志载其著说有《漆子》十三篇，沦亡于秦火，可惜也。

读《后汉》西州二布衣起家己丑春笔

甚矣取功求名者之不可有胜心也。功已成矣，名已立矣，而取求之念，好胜不已，势必至于气衰力竭，功摧名堕，而智失其为智，勇失其为勇。神龙丧珠，蝼蚁狎之耳。士君子所以立名贵真，而功成速退，唯见几者之为愈也。予尝闲观东汉初兴故事，读至西州布衣交而有感于马文渊、班叔皮二君子之所为。文渊、叔皮腾声三辅，同作西州之嘉客。西州欲以一丸泥东封函谷关，叔皮乃著《王命》一论，以为百姓讴吟思仰，而神器有归，英雄当知觉悟，乘时附命以图富贵。因遂避地河西，从事凉州，画策向汉。时虽有任嚣教尉佗制七郡之计，而不知汉家天子明见万里之外。叔皮之名，著于《王命》一论，而叔皮之功，亦未始不在于凉州历世也。以通儒上才，值云从风动之间，言行不逾，仕进不妄。去危邦而不致有李业王嘉之祸，识时务而独能睹人心天命之机。可云遁世无闷，守道恬淡者矣。文渊则不然。遨游蜀汉间，而知帝王有真。聚米山谷，指画形势，锄塞平蛮，功成名立，而犹据鞍顾盼，逞矍铄之余勇，鼓驰骤之边功，壮马革之裹尸，违明哲之保身。万里遗书，借人喻己，诫子弟以轻薄。浪泊西里，毒气薰蒸，视飞鸢之堕水而自忘其止足。薏苡饵谤，槁葬城西，刻鹄类鹜，画虎类狗，均有不成之叹。于是思西州之二布衣，同起家为东汉世臣。守株者，兔幸或有时待之而至；画蛇者增足不已，不知其若何也？呜呼！好胜之心，老未能忘，而至于趋而蹶也。

读《唐书》李光进光颜传乙酉夏笔

欲齐其家者，固由于修身。而不知家之所以能齐者，尤必齐以家之礼而已。予读《唐书》，至李光进光颜兄弟间，一家之政，礼以行之，百世以下，如入其室亲睹其兄友弟恭也。弟光颜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后，兄光进乃娶。弟使其妻奉管钥籍财物，归于其似。兄反之曰：“弟妇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噫！弟以礼礼其似者礼其兄，兄即以礼礼其弟者礼其妇而追礼其母，兄弟之道尽即似妇之道尽，而事死如事生之道亦尽。友恭之义笃，而孝顺之情益挚矣。世岂无弟妇专其家政，而恐兄似夺之者？又岂无兄似欲专其家政而恐弟妇不早奉之者？又遑计其母死与未死，“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一语，而相持以泣也。无论宦室与士庶，百世以下观之，有不起敬起孝克友克恭者乎？彼弟妇不逊让其兄似，而兄似有挟长不顾其父母之命，专主家政，而浸没其资产者，能不赧然愧死，污且十斛下也。

读唐明二史狄姚二姊乙酉夏笔

天地阴阳之正气半钟于男，而亦留其半以钟于女。自古及今，輶轩不采，贤德妇女，湮没于草莽者，何可胜道。《唐史》载狄怀英之姊，《明史》载姚斯道之姊，上下二千年间，有是哉。二姊之言与二姊之心，知天下国家纲常之大，而家庭苟且富贵之不足为荣，举世须眉男子莫得而及也已。自有世道以来，人情莫不艳富慕贵。一介之夫，小小得意，亲戚之男若妇，咸趋奉而媚悦之，因思托其荫庇，势必然也。况贤豪如怀英、斯道而属同胞，拜相封公，谊托一本，谁不怀率子自乘，招摇而过之以为荣也？幸先枉驾，不弃孤寡，荣及荜门，喜更何如？而峻拒其请，笑绝其言，明训其所为，而视其贵其富若不足以介我意者，其胸怀何等！而于当时之世道人心何如也？贤哉二姊！一以浊酒麦饭供，一以何用多拜辞，不改寒家之况味，以接公相之荣华。复戒其子不事女主新君，而子亦能受寡母之训，终身不愿贵。二姊之心，异代同揆，怀英、斯道，抱疚多矣。嗟乎！狄、姚二室，生子如是，而生女又如是。是子不可少，而是女更不可少也。

读明纪循良吏徐九经壬辰秋笔

三代以前无论已，汉唐宋明以来，为循良之吏者，史不胜书。然天下之大郡邑之多，民终不能尽安然无事者，良由庸吏苟且肥家，法不能伸；巧吏谄媚营私，借法伸情。则小民之冤抑者每每，而朝廷之纲纪，荡然其废弛矣。盗贼因之滋甚，而畎亩之疆域，得兼并武断而不可问矣。予读有明知府徐九经，初为句容令，历九载，治行为天下第一，而不能无感于中也。九经曰：“吾治县无他道，惟首严豪强，清理案牍，士农江商，各安其分，各得其所而已。”呜呼！天下古今郡邑，尽如九经则唐虞之世，何难复觏？蠖伏草莽者，惟有颂豳风，歌大田，庆丰年，祝千仓万箱耳。然九经虽称循良，不过九载一句容令。而中常不安于位，因百姓拥号，吏部论谪中丞于外，而留九经，时语中丞力不能胜一县令也。生平不嗜肉食，噉菜佐脱粟，常图一菜于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无此味。”积九载，始迁缮部主政。民遮留之，弥月不得发，至儿稚亦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其长者曰：“公固奉命决去矣，不敢强留，幸有以惠训我，使我侪奉之如奉公。”九经亦挥泪曰：“毋以训尔曹，吾居官惟守‘清、慎、勤’三字，得以安尔曹。尔曹亦有三字当守，得人人自相安也。三字维何？曰‘俭、勤、忍’。俭则不费，勤则不隳，忍则不争，保身与家之道也。”民乃刻公所画菜，而书“俭、勤、忍”于上，曰徐公三字经也。夫居上而临民，不过此“清、慎、勤”三字经耳。信此三字而行，则上可以对吾君，下可以对吾民，中可以不负吾身。古所云居官者长子孙，岂独世道攸赖乎？世之业功名者，慎毋负此三字而言仕也。九经贵溪人，嘉靖中乡科，积资本部郎中，转知高州府，道远不欲赴。或曰：“高虽远，雄郡也。公称名令久，独不名二千石乎？”曰：“仕有尽日，安能自苦。”陈牒于冢宰，谢不仕。在部多政绩，冢宰怪其倔强，欲诎之，考功郎持不可，坐以老。九经笑曰：“老自吾分，何至强坐。”遂致仕，卧贵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礼会不入官府。守令以时问政，言无所讳，于吏胥弊尤切。立义田、义学，家虽贫，植名节者，即嫠妇必周。子给事贞明，长矣，九经训之曰：“吾昔用之邑不尽，而以施诸家，若既习矣，异日毋忘我为。”给事拜受教。年高德劭，无声色好，会闾里，惟歌风雅，说濂洛性理典故。提学御史耿定向，按部句容，习其政而仰之。时误传九经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贵溪祠乡贤，然九经强无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诞日，设醮迎厘于三茅祠下，岁时讯问以为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却医药，曰：“有正命在。”昼寝拱手曰：“茅山来迎我。”目遂瞑。呜呼！异已。句容民不能忘徐公，徐公至老亦不能忘句容民。善仕郡邑者，讵独长子孙，民与官死不能忘。古所称贤亲乐利，没世而人思慕之。如九经者，不能无深感也。

读《皇极经世》癸酉冬笔

天地之生久矣。人后生于天地，犹未知人之所以自为生，又乌知天地之所以生。有天地以来，不知几历年月传称盘古，又几历年月始知结绳，又几历年月始制文字。天地之初，人生之时，不识不知己耳。其间所谓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之事，后世载籍，何可尽信？夫子所云混沌难知也。而先天后天，机泄于八卦甲子。盖天数推于黄帝，乃后之易乾凿度，春秋元命苞诞妄附会，即杨子云、李淳风、僧一行诸说，又可尽信乎？康节邵子，具内圣外王之学。著《皇极》一书，盛言数算，取十干以定元运，十二支以定会世，天地始终，不出其范围，聪明绝代，上追庖牺轩辕，但古今一论，遂成印板样天地。夫天地者，亘古亘今，包罗万有，不可穷算也。百年之内，人犹未知人之所以自为死，又恶知天地之所以死。阴阳消长，治乱相循，太和宇宙，安知不能返于道德之时？天地为人之大父母，仁爱其子孙，恒垂象以示不测。为之子孙者，坐受其生生，妄加臆说，言而中，谓之亵天，言而不中，谓之逆天，其可乎？天道远，人道迩。言天事者，终不若《易》云太极、阴阳尽之。言人事者，终不若《中庸》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夫子言夏、殷、周之礼之损益，虽百世可知。盖推之于数，不如信之于理。而诞稽上古，不如实说中天之为愈也。

读《高士传》乙酉夏笔

予读皇甫士安传高士，得九十有六人。始而企慕，既而感叹。夫士而曰高，乃播名人间，何其幸也！天下贤人众矣，遁则无称，况乃所谓高士者，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不邀名于闾里，不求知于人世者也。而百世以下，追列其行事，人人矜诵于无穷，何其幸也！虽然，名者，实之宾也，特不可指名士为高士耳。迹九十六人之所为，果不邀名、不求知，其学问果当于圣贤否；果出而有为也，如禹，如稷，如伊，如吕否？如是而谓之士也，诚不可一世之士矣。如是而谓之高也，诚成为古今天下之高矣。昔梁伯鸾高士也，必识所以为高士者，尝为四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颂。士安去伯鸾世未远，乃传高士而不传伯鸾之所颂。夫以伯鸾之言为不足信耶，其所称高士可以不传也。以伯鸾之言为足信耶，传其所称之高士，而不传其所颂之言何耶？四皓以前，士安传四十六人，唐虞之际十人，其三十六人，皆春秋以后。于孔孟之书，得十有二人，余二十四人，见于庄子之寓言、《国策》之游说。夫寓言游说，可以传信耶？则伯鸾之颂，亦未必失实也。唐虞百五十年，且有十人，而夏商周千五百年，并无一见，高士、逸民之流亚也。寓言游说，可比信于伯鸾，则伯夷传中之卞随、务光，顾不彰明较著于夏商之世耶？抑史迁之言，独不足凭也耶？夷齐、虞仲，独非高士乎？何以鲁论著逸民之名，而士安遗之耶？抑其行事有不足称也耶？伯鸾所颂二十四人之后，又传二十四人，其行事果胜于随、光、夷、虞辈耶？此予所不解于士安者也。予非敢谓士安传九十六人中之有不足传，亦非敢谓九十六人之外必无高士其人。第高士者，高出于天下之众人而为士者也。唐虞之世，朴实无为，故在上者常任其勤劳，而在下者恒安于逸乐。所以由卷不愿为天子，稷契之大臣，亦胼手胝足。商周以下之世，显贵自尊，君臣肆意于势位，士庶跼蹐于高厚。所以邀功趋名者，既不审时，又不度世，内不观我，外不观人，欟首竭蹶，求一日之知以为荣。若夫高出天下而为一世之士者，固未尝向此日之时世而轻言出处，世亦不知此日之时世有若人，而以出处期之也。士安亦晋之高士也，必识所谓高士者而传之。平世之高士，君明臣良，世可无藉于我而成其为高者也。乱世之高士，冠裳易置，天地幽闭，无从整顿而成其为高者也。则其高也，非不出也。天子不得臣，不敢轻出以为臣也。诸侯不得友，不敢轻出以为友也。使伊不出而终于莘野，吕不出而终于磻溪，则亦成商周之一士，而高出于一世之士矣。伊、吕之不终为高士，伊、吕之时世为之也。伯鸾之颂，无从而见。士安之传，将仿之而闻见不确。予欲别高士之品于名士之外，更欲别高士之品于狂士廉士之上。呜呼！古今远矣，天下大矣。高士乎？世岂无其人乎？无得而称，何其不幸也！

读县志丙子夏笔

志犹史也。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之良史。奉此以为志，而后可以资法戒，示将来，彬彬乎有实可稽，有文可观，斯成为一邑千古之书也。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不足则不可以言，言不足则不可以志。志也者，记也。其实是记，其文是记。余读《崇邑志》，而慨志之无其文，并无其实。崇明当长江蜿蜒七千里朝宗之口，环亘娄、虞、疁、澄、海、通六州邑之地，横扼苏、松、常、江、淮、扬，镇三吴南北之要，上接齐、燕，下连闽、浙，洪波万里，日本诸外国隐隐绕其东，地亦可云灵矣。自唐武德至今千有余年，为镇，为庄，为州，为县，城凡五迁，属苏，属扬。其间缙绅才士，忠臣孝子，下及草茅布衣，亦能诣阙上书，人亦可云杰矣。惜也文不广辑，献不时征，隐逸不咨访，而司纪无其人。千百年之下，吾欲起而志之。于文乎何志？于献乎何志？此余所以慨崇志之无文无实者，是谁之咎欤？况是崇也，自神禹导江汉入海，土泻沙流，潮汐回镕，蓬莱水浅于昔，乃积而成洲，称之曰“瀛”。其中隐而在下者，岂曰无人，或多野录，而其子孙不能世守，仍付之黄沙碧海。上之人宫是地者，虽贤且才，亦视为传舍，未尝预为之所。时咨博访夫有系于风土民生者，岁终汇为一册，藏之邑库，以存修志之地，乃曰后之志者事必核，将于谁而核之耶？且夫有志于志者，既不值其时；无志于志者，又适丁其局，私心一起，不畏天祸人刑，恶则隐而美则虚，是非颠倒，事迹舛错，将来法戒恶存。故吾谓今之志崇明者，疆域似矣，经界未厘；田制似矣，赋税不均；学校之大，可以维俗，而不建一言；渔盐之利，可以富国，而不申一策。以至人物之失实，而艺文之多缺，方言之不备，而逸事之未详。诸君子想未奉教于雪筠之一序，而亦不及搜罗夫才人志士之文章欤？抑岂别有所见，自谓高出今古而然欤？宜乎邑之人，多樊氏谱之讥，当事申狥私之罚欤？如此而何以贡之于郡，采之于一统，经纬天下千古之目，而曰志犹史也。可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