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楹联的性质和特征

一、楹联的定义

楹联，俗称对联、对子，又称楹帖、联语、联句，是我国汉民族独创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书写或勒刻于门壁、楹柱和其他器物上的，用上下两联形式相对、内容相关的语句结构而成的一种汉语言艺术和装饰艺术，是社会生活的高度凝练和艺术化的反映。由于联语通常题写于楹柱，因而有“楹联”之称。后来楹联则常用来泛称整个对联。

楹联是由相互对仗的两部分文字所组成的。前一部分称为“上联”，又叫“出句”、“对头”、“对公”；后一部分称为“下联”，又叫“对句”、“对尾”、“对母”。其基本特性是既“对”且“联”。所谓“对”，即指形式上成双成对，上、下联之间的字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相似，平仄相拗。对仗愈是工整，就愈具艺术美。所谓“联”，是指上、下两联的思想内容要紧密联系，相互照应，或相联、或相关、或相对、或相反地熔铸成一个完整的意境，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试看清代书画和楹联大家郑板桥题写的一副治学的对联：

删繁就简三秋树；
领异标新二月花。

这副对联，从字数上看，上下联都是七个字；从词性和结构上看，“删繁就简”和“领异标新”都是两个联合结构的词组，而且“删”、“就”、“领”、“标”四字都是动词，“繁”、“简”、“异”、“新”四字都是形容词做名词用，“三秋树”和“二月花”都是偏正结构的词组，“三秋”和“二月”都是表示时间的名词，而其中的内部结构，“三”和“二”是数词，“秋”和“月”是名词，“树”和“花”又都是植物类的名词，因而词性和结构都相同，对仗工稳；从声律上看，上联为“平平仄仄平平仄”，下联为“仄仄平平仄仄平”，正好平仄相反，且上联最后一字为仄声，下联最后一字为平声，符合对联格律的要求。再从内容上看，上下联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阐明了绘画艺术创作的经验和原理。上联指出作画要凝练、简劲，显示出风骨神气，像深秋的树木那样老辣刚健；下联则又指出作画还要能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如同早春初放的花儿那样艳丽动人。这样，上下联意义紧密相连，神质贯通，珠联璧合，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绘画之道。

在我国民族的文学艺术宝库中，楹联是一颗闪耀着奇光异彩的瑰宝。由于它集诗、词、曲、赋的精华，聚意美、声美、形美于一体，看起来整齐美观，听起来铿锵悦耳，读起来朗朗上口，想起来意味深长，所以，虽然在各种文学样式中它字数最少（一般而言），但却最富有中国文学的特色。它词约而义丰，有无所不包的内容；形小而质美，有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用途广泛，影响深远，被誉为“袖珍诗”、“诗中诗”、“两行诗”，博得我国人民的普遍喜爱，堪称我国文艺园地中雅俗共赏、精巧灵秀的文学奇葩。

作为我国独创的文学样式和汉语言艺术，楹联的形式是和汉字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汉字是构成楹联的专用物质材料，楹联的独特性主要取决于汉字的特殊性。

汉语是“孤立语”（即不是用词的内部形态，而是用词序、虚词等语法手段来表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或其他语法作用），其他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各个字（词）字母的多少、发音的长短差异很大，因此，不可能造成两个句子的字形、字音、字义都两两相对的对联体式。西方英语诗中有以两行叶韵、表现一个特定思想的两行诗（cuplet），我国有人译作“对句”。这种算作“对句”的两行诗，与我国的楹联相比，看似形似，其实不同。前者是叶韵的两行诗，但并不对仗；而在楹联中对仗则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外国语言中，也有所谓对偶的句子，例如，俄语中的 “Д ружба Д ружба，Служба служба”（友情归友情，公事归公事，即汉语公事公办之意）。英国莎士比亚名言：“Think good thoughts，Write good words”（构佳思，写妙句）。但这样的句子比较罕见，从句或概念的对照与均衡看，它跟汉语的对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它的音节多少不等，语句长短不一，只能是意对而已。而汉语的对偶，由于汉字是单音节方块字，因而不仅形、音、义三者俱对，而且有一套严格的法则。从这一特定意义来讲，汉语的对偶形式是举世无双的。由汉语的对偶形式而产生的楹联艺术也是举世无双的。

汉字最基本的特点，是形、音、义三要素的结合，因而它在形体、表音、表义、词汇和语法方面，都有着同其他拼音文字不同的独特方式。

在形体方面，汉字是以个体、方块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在书写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间位置。其形体结构可以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两种。独体字（只有一个单一的形体，不能再分为两个或几个偏旁）如“水”、“火”等。汉字绝大部分是合体字（由两个或更多的独体合成）。组字构件的位置不同，就形成不同的组合方式，如上下结构（“字”）、左右结构（“汉”）、上中下结构（“意”）、左中右结构（“谢”）、半包围结构（“同”）、全包围结构（“国”）、品字结构（“众”）等。汉字的这种方块构形，犹如一幅幅别致的图画或完美的建筑物，其中既体现着某种美学的原则，又包含着力学的要求。把这样的字形或直书或横写，排列在一起，就显得疏密有致，整齐美观。

在表音方面，汉字的特点是单音节性和富有音乐性。汉字的音节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因素组成的。汉字的字音指的就是这种音节。一个汉字表示汉语中的一个音节。汉字表音的方式是复杂而有规律的，而几百个常用的音节代表着所有的汉字读音。其中有一字一音的，也有一字多音的，还有多字同音的。

富有音乐性是汉语的特长和优越之处（作为汉语书面符号的汉字，它的读音当然也具有这种特长和优越性）。汉语一般不用复辅音，无论在音节的开头或结尾，都没有两、三个辅音连用的现象。因此，音节的界线比较分明，音素的构成形式比较整齐；同时，汉语中元音占优势，由复元音构成的音节相当多，乐音成分比例大；而且绝大多数的音节的开头是辅音，结尾为元音（在古汉语中，有些韵部的字是以辅音结尾的），每个音节都有一定的声调。这些情况就形成了汉语音节乐音成分多，噪音成分少，辅音元音相间和谐，音节分外清亮，声调抑扬顿挫，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优美的音乐性。

在表义方面，汉字大多表示语素。语素是语言文字中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它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构词成分。在汉语语素中，单音节语素是基本形式，占绝大多数，书面上写成一个字，如“天”、“人”、“哭”、“笑”等；也有少数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语素，如“葡萄”、“琵琶”等。大多数汉字表示的还不止一个意义，是多义字；少数的只表示一个意义，是单义字。

在词汇方面，汉语的构词方式主要是运用复合法（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现基本意义的语素组合起来构成新词），而不是派生法（给基本意义的语素添加附加意义的语素而构成新词），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构成大量新词。我国古代汉语中是以单音词为主的，字和词基本一致，绝大多数字都有它的本义，有的还有引申义、比喻义。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汉语才逐渐出现以双音词为主的复合词，一个字跟几个不同的字组合而产生了几个不同意义的词。另外，还可以用重叠以及附加方式等构造新词，这就使汉字的运用更加灵活，词汇也更加丰富。

在语法方面，汉语是分析性语言，词形变化较少，运用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还有大量的语气词等。因此，语法的规律性比较强。

对联正是利用汉字的这些特殊性能来构思、造句、修辞、叙事状景、抒情言志，以精练而形象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既含蕴深厚，富有诗情画意，又对仗工整，音韵和谐优美，成为我国文学艺术的特殊样式。这真是我国文学的一大创造。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两句话道出了一切文艺创作的共同秘诀。各种文艺作品的内容都是客观世界和人类生活所提供的。但是，要把生活的原始素材变成文艺作品，既必须有一个“妙手”，还必须借助于“妙道”，即运用艺术概括的手段把生活反映出来。楹联，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当然具有其他文学样式的共同本质，即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化的反映。不过，较之其他文学体裁，对联的内容更为精练概括，更讲究形式和艺术性罢了。

例如：

万卷古今消永日；
一窗昏晓送流年。

这是陆游写在自己“书巢”里的一副装饰联。联文恰恰是这位胸怀复国大志的爱国诗人壮志难酬、不得不闭门读书解愁的生活和思想的真实写照。

再如：

忆当年，一贫如洗，缺柴缺米，谁肯雪中送炭？
到如今，独占鳌头，有酒有肉，都来锦上添花。
横批：岂有此理。

相传这是粤北一位新科状元大门上的春联。原来这位新科状元当年是个穷秀才，曾向有钱人告贷，被拒之门外，受够了气。但他才学超群，当他中了状元衣锦还乡之日，地方上的豪门巨富和文士名流，都带着厚礼前来巴结。尤其是春节，送礼的贵客蜂拥而至。可是新科状元却紧闭大门，并在门上贴出这副春联谢绝送礼者。这副对联就是对当时社会上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的揭露和讽刺。

又如湖南岳阳楼的一副对联：

四面湖山归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此联抓住岳阳楼景物和典故的特色，一笔道尽了万千游人所见所思的共同感受和情趣。

楹联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对联，写时人、时事、时物、时景，如春联、喜联、寿联、挽联、行业联、题赠联、装饰联等。

例如：

九州春意闹；
四化宏图开。

（春联）

文明时代青年前途有望；
社会主义伴侣幸福无疆。

（婚联）

不屈不淫征气性；
敢言敢怒见精神。

（《新华日报》社贺马寅初六十寿联）

三十年戎幕同袍，六载别离成永诀；
五千里云天在望，一腔热血为招魂。

（叶剑英挽叶挺联）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
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

（石达开题理发店联）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录何瓦琴句赠瞿秋白联）

求通民情；
愿闻己过。

（林则徐题堂联）

楹联反映社会生活的另一种方式是取材于历史典籍、艺文杂识、民间传说而撰写的反映古代生活的对联、名胜古迹联、集句联等。这些对联虽然写的是古人古事，却间接地反映了当代社会现实，并寄寓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例如：

以神媒配皇煌帝谛之真，道在人伦，不使衣冠沦异族；
继太昊俾天柱地维无恙，世留庙食，犹余社鼓走村翁。

（女娲宫联）

涪王兄弟，蕲王夫妇，鄂王父子，聚河岳精灵，仅留半壁；
两字君恩，四字母训，五字兵法，洒英雄涕泪，莫复中原。

（河南汤阴岳王庙清人题联）

天下有道，穷不失义；
国家将兴，富而不骄。

（集《四书》联）

人分千里外；
兴在一杯中。

（集李白《江夏别宋之悌》诗句联）

也有一些长联熔古、今生活于一炉，上联写现实的景物、人事，下联则追溯远古的人物、事件，从更大的时空范围综合地反映社会生活。但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楹联的本质内容都是社会生活提供的，都是在一定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生活。

二、楹联的特征

楹联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鲜明的民族性、强烈的时代性、严密的格律性、高度的概括性和广泛的实用性。

（一）鲜明的民族性

楹联是中华民族独创的文学样式，极为鲜明地体现着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风貌。楹联的民族特性，首先，表现在它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思维、心理习惯和特点。周汝昌在《〈当代楹联墨迹选〉序》中说：“我们民族的思想方法，从来有独到之处，就是善于观察、理解和表达一个真理：世界事物具有两面性。”“骈俪的根源不仅仅是个文字问题，也在于哲学观点和思想方法：人的神理（神智）运裁百虑（各种思维活动）时，就看到‘相须’‘成对’这一条矛盾统一的客观真理。以‘阴’‘阳’来概括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几千年前就成立了，是最好的证明。讲我国的诗文，不懂得这一点是不好办的，要理解楹联这一切，离开这一层道理就觉得可异了。”这就说明了我们民族很早就有用辩证观点观察认识事物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也就是以表现事物的相对、相反、相关为思想内容，以对称、均齐为表现形式的楹联产生的思想、心理基础。其次，表现在它植根于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之中。对联的产生，是在我国古代的诗、赋、文章特别是律诗中孕育的，同时，又是从汉民族源远流长的元旦挂桃符、贴门神的习俗中脱胎演化而来的，因此，它在孕育诞生过程中，就深深地打上了汉民族的印记。第三，表现于构成对联的语言文字形式的汉语方块字的独特性。只有这种形体方块、相对独立、单音表义的汉字，才为对联的字数、音律、句式、意义的对仗准备了独具的条件。第四，表现于对联的民间性和群众性。它起源于民间习俗，经过帝王提倡，文人发展，由俗变雅，后来又由雅及俗，回到民间。因此，对联文学是汉民族所独具的。一般的文学体裁或实用文体，在世界其他各国或者可以仿造出来，唯独对联用拼音文字无法仿制。

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偶尔也能看到对联，据说日本的万福寺就有楹联五十六副，其他诸如朝鲜、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都可见到对联。例如朝鲜平壤练光亭的临江石柱上就有一副对联，联曰：

长城一面溶溶水；
大野东头点点山。

这些对联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人书写的，一种是外国人书写的。但是这些对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用汉字书写的。这就说明，它们仍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楹联，而不应当把它们看作是异国的文学样式。

这些在异国所见的对联，大多为华侨华裔所作。在一些中国人集中居住的地区，他们虽然身居异域，但仍然继承了祖国的文化传统。那里保存的我国民族传统的文化习俗，有的甚至比国内某些地区还要多，还要浓，还要完整。不少地方还保留了春节贴对联以及商店张贴对联的习惯。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市，有一个“中国城”，华人商店鳞次栉比。居住在“中国城”的侨胞，就常写对联。有的对联抒写他们承继了祖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并赞颂中澳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之情：

澳陆风光，物阜民康，邦交友善；
中原气象，德门义路，揖让仁风。

有一家华人商店挂的对联写道：

德业维新，万国衣冠行大道；
信孚卓著，中华文物贯全球。

还有的借故土的习俗民情寄寓了对父母之邦的眷念之情。有一副中秋月饼广告画上书写的对联：

五岭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
层楼北望，白云犹是汉时秋。

另外，有些楹联表达了华侨华裔对我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纪念。如爪哇三宝垄市的三宝庙，是我国明代出生于云南的航海家和外交家郑和（世称“三宝太监”）的祠庙，庙内有三宝井和三宝洞，其门联写道：

滇人明史风来世；
井水洞山留去思。

又如美国旧金山的天使岛，是当年关押和审查华工的地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些旅美华侨来此立碑以志纪念，碑文是一副对联：

别井离乡，飘流羁木屋；
开天辟地，创业在金门。

也有外国人用汉字书写的对联。一八九〇年，清光绪皇帝举行结婚大典，盛况空前，各国纷纷送礼致贺。九月二日，英国驻华公使华尔身，送来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贺信及一件中西合璧的礼品——一座英国的自鸣钟，钟上刻的是一副汉字对联：

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
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

还有一种情况，即有的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邻国，在早些年以前，曾使用过汉字，因而在那些国家有些有中文修养的人也有书写对联的习惯。如胡志明自撰堂联：“自供清淡精神爽；处事从容日月长。”这应当看作是一种历史上的文化现象。这些楹联的创作和书写，只是异域文体的运用，正如中国人用英语写十四行诗一样。当然，这也是一种国际文化的交流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华裔华侨还是外国人创作书写的对联，都仍然无一例外的是运用汉字，并没有产生外国人用本国文字来书写的对联，如中国人现在用汉字书写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楼梯式”的诗，这就说明了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楼梯式的诗已经被移植、吸收、改造成为中国新诗的一种诗体，而楹联却没有产生这种情况。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对联是基于汉字的特点而产生的文学样式，它有很强的民族性，不易为异国文化所同化、改造和吸收。

（二）强烈的时代性

文学是时代精神的闪光灯。对联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必然受制于时代的性质，摄取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反映时代的脉搏和各阶层人民的思想意识，因而打上明显的时代印记。在阶级社会里，对联的时代性，还表现为阶级性，或隐或现，或浓或淡，或曲或直地表现了一定的阶级、阶层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感情，表现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各种审美观点。有的还直接透露了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反映了阶级斗争。

例如：

帝德乾坤大；
皇恩雨露深。
笃礼崇义；
抱淑守贞。

此类对联就是明、清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它是适应巩固皇权、维系封建礼教的需要而产生的。

再如：

天命诛妖，杀尽群妖，万里河山归化日；
王赫斯怒，勃然一怒，六军介胄逞威风。

（洪秀全题联）

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
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

（曾国藩挽其季弟曾国葆联）

这两副对联则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期，推翻清王朝同维护清王朝两大政治势力之间所进行的阶级搏斗。

对联的时代性，还表现为它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比其他文艺作品来得更敏锐、更迅速、更强烈。时易世移，社会生活本身变化了，前进了，社会的文化思想和文化背景发展到了新的水平，作为植根于生活并反映社会生活的对联就要适应新的客观形势的要求而扩展、更新自己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

如：

亚运会，捷报频传，奋战夺魁，中华健儿好身手；
长征路，鸿图大展，辛劳建业，神州骄子多舜尧。

（中央电视台等一九八三年春节征联）

海峡难隔同心，共盼江山归一统；
版图终须合璧，俱成功业足千秋。

（中央电视台等一九八四年春节征联）

这两副创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对联，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及时地、生动地展现了当代中国人民同心同德搞四化和努力谋求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精神；二是从形式上是白话，是大多数人能懂的现代书面语言，而不像过去的楹联那样基本上是文言文。

（三）严密的格律性

对联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其严密的格律性，其形式上的格式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其一，对联必须而且只能由上下两联组成，无论是短联、中联、长联乃至超长联，上、下联字数都必须相等，相对应的部分一般不用同字。其二，上、下联相互对仗。对仗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词性相同，即上、下联相应部分的词性要一致，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进一步地说，还应当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数量词对数量词，方位词对方位词等，甚至名词的小类也应当相对；二是结构相似，即上下联相应部分的词句结构差不多，如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联合结构对联合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动补结构对动补结构等；三是节奏一致，即语气的节拍停顿相对称，上联在何处稍作停顿或断句，下联也要在相应位置稍作停顿或断句。其三，上、下联内容相关，共同表达一个特定的主题。其四，平仄协调，即上联与下联对应位置的用字要求平仄相反，上下联内部的用字要求平仄交替，并要求上联尾字用仄声，下联尾字用平声。

请看两联：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铁无辜铸佞臣。

（杭州西湖岳王墓清代松江徐氏女题联。见清代梁章钜《楹联丛话》卷四《庙祀下》）

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
四万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

（黄兴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联）

第一副平仄全对。第二副平仄大体相对。对联中特别是上、下联停顿处一定要相对，如第二副对联中“儿”与“子”，“血”与“花”四字。因而这两副对联符合格律的要求，并体现了对联的形式之美。

不符合格律要求的就不能算作对联。例如：

社会主义无限好，
党的政策暖人心。
四化红旗舞东风，
映红东西南北中。

这两组句子，思想内容都是很好的，但由于不具有对联必须对仗的基本特征，所以称不上是对联，只是两个整齐的语句。

又如：

忆昨路绕锦亭东，
先主武侯同宫。

这是成都武侯祠大门上挂的两行诗句，出自杜甫诗《古柏行》，不是诗联，互不对仗，尽管悬之于祠门，形似联而实非联。

当然，无论是古代对联还是现代对联，都可以分为严对和宽对两种。严对和宽对在格律上的要求有很大的区别。

（四）高度的概括性

对联作为文学样式的一种，它也是用艺术概括的手段反映生活的。但由于严密的格律性的要求和字数的限制，对联艺术概括性的程度较之其他文学样式来得更高更强。没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就不可能在极其有限的字数内反映深广的生活内容，创造各种美的形象，也就谈不上对联艺术。

对联的艺术概括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艺术上的综合性和精粹性。对联是一种综合艺术。从形成看，它是由文、赋、诗、词、曲等多种文体综合演变而成的。从整个文学史来看，尽管它的体式、容量、地位和影响比其他文体要小一些，但它却兼有各种文体的某些优点和特点，是借取多种文体的若干优点和特点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别致清新、精悍灵活的文学珍品；从手法看，它对各种文艺创作手法都杂糅并用，诸如诗歌的精练，散文的抒情，辞赋的铺陈，史论的凝重，词曲的灵巧，小说的形象，乃至绘画的白描，音乐的节奏等等，都兼收并蓄，自成一格；从书写形式看，对联又是与书法艺术相结合而形成的装饰艺术，佳联妙对，再配之以美妙的书法，就会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形成高超的艺术境界；从语言看，它运用对仗而又简练的语言，或庄或谐，或文或白，或叙或议，或藏或露，或豪壮或婉约，或警策或优美，不拘一格，灵活运用。因此，对联总是形质兼美，富有诗情画意，特别精粹。请看两副对联：

清张之洞题屈原湘妃祠联：

万顷水光，有几多奇奇幻幻，淡淡浓浓，铺成画景；
千秋韵事，偏如许淋淋漓漓，洋洋洒洒，惹动诗情。

一九八二年春节《羊城晚报》评选的最佳春联：

闻鸡起舞；
跃马争春。

这两副对联虽然出自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之手，但都在读者面前展现了瑰丽的生活画卷，人们可以从这动人的诗情画景中领略到生活的意义和艺术的美感。

又如：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有钱人穿绸着缎，田不耕，工不作，坐吃三餐，他还神气八担；

我农民披蓑戴笠，手叉土，脚叉泥，种出五谷，谁怜痛苦千般。

这两副对联都是现代作品。前一副是郭沫若题成都杜甫草堂的楹联，后一副是大革命时期湖南宁乡烈士杨枚修为会场主席台两边题写的对联。很显然，前联写的是古人古事，文雅、庄重、深沉；后联写的是今人今事，浅白、明快、具体。但这两联都可以收到异曲同工之效，都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再三吟哦，引起深沉的思考，激起感情的波澜。

对联的艺术概括性还突出地表现在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浓缩方面。对联的题材广阔，可容量极大，其内容或来自生活实践，或来自社会斗争，或来自眼前景物，或来自历史典籍。作者在选取某一特定的社会内容创作对联的时候，又往往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心驰神往，广泛联想，形成或复杂或深刻的思想感情。而要把丰富的客观内容和主观思想熔铸在一副文字简短的对联之中，那就必须运用艺术概括的手法，极尽锤炼浓缩之能事，在庞杂的生活中提炼精要，在浩瀚的文献中掇取珠玑，在古奥怪诞的神话传说中脱化出有生命的东西，在复杂的思想感情中撷取思想之花和智慧之果，从而使对联具有极大的概括力和表现力。

例如：

占全湖绿水芙蕖，胜国君臣棋一局；
看终古雕梁玳瑁，卢家庭院燕双飞。

这是清代文学家俞樾题南京莫愁湖的楹联，高度概括了莫愁湖的主要特征和精华所在。碧绿的湖水中满眼莲荷，秀丽的楼台上画栋雕梁；踌躇满志的朱元璋与功臣徐达在楼上对弈，输了后而以莫愁湖相赠；洛阳美女莫愁远嫁湖边卢家，可惜丈夫戍边，终年难得聚首：眼前的美丽景色，久远的历史传说，作者的深意幽情，都在联文中集中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又如：

君不见豪富王孙，货殖传中，添得几行香史。停车寻故迹，问何处美人芳草？空留断井斜阳。天涯知己本难逢，最堪怜绿绮传情，白头兴怨；

我亦是倦游司马，临邛道上，惹来多少闲愁。把酒倚栏杆，叹当年名士风流，消尽茂陵秋雨。从古文章憎达命，再休说长门卖赋，封禅遗书。

四川邛崃文君井的这副楹联，既叙述了文君和司马相如的哀怨动人的历史故事，又抒写了作者怀才不遇、抑郁寡欢的感叹和惆怅。“文君”，西汉临邛人卓王孙之女，新寡，喜音乐。司马相如就饮于卓氏，乃以琴心挑之。文君闻相如鼓琴，遂与私奔，后又返成都当垆卖酒。“货殖传”，《史记》篇名，其中记有卓王孙事。“绿绮”为古琴名。“传情”，指相如当初在文君府中弹《凤求凰》，向文君求爱。“白头”，据《西京杂记》载：景帝时，相如因病免官，居茂陵，欲娶茂陵女子为妾，文君作《白头吟》以示之，乃止。“长门”，宫名，汉武帝陈皇后失宠后居长门宫，使人奉黄金百斤请相如作《长门赋》以悟武帝，陈皇后复得宠。“遗书”，汉武帝欲封禅，遣使召司马相如，使至而相如已卒，文君以遗书献之，乃预草的封禅之文。

又如：

死生一知己；
存亡两妇人。

这是韩信祠墓的一副楹联。寥寥十字，就概括了韩信一生中关键的几个事件，非大手笔莫能为之。上联概括的内容是：韩信弃项羽投刘邦后，仍得不到重用，愤然离去。萧何知韩信是大才，月下追韩信，把他劝请回来，并极力保举，终于被刘邦拜为大将。刘邦当皇帝后，怀疑韩信谋反，乃伪游云梦，将韩信拘禁在长安；后萧何又将韩信骗到长乐宫中，被吕后借故处死。这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意。下联的“存亡两妇人”，一妇人是指韩信在从军前挨饿时救他活命的漂母；另一妇人就是直接杀害韩信的吕后。

又如：

萃父子兄弟于一门，八家唐宋占三席；
悟骈散诗词之特征，千变纵横识共源。

一九七九年郭绍虞游览四川眉山三苏祠，填了一首《沁园春》词：“冲雅颖滨，豪放东坡，凝炼老泉。考两朝唐宋大家仅八，三苏父子，角逐其间。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此语唯心未必然。凭自述，知读书有得，家学相传。一门才哲翩翩。数玉局堂堂路最宽。于诗、词、骈、散，都臻化境；法书、绘事，均富云烟。行乎当行，止乎当止，纵稍分歧仍一源。祠重建，问当年遗物，可有榆莲？”一九八〇年郭绍虞再游三苏祠，又题了上面这副对联，联文正是对这首词的浓缩和提炼，浓墨重彩的几笔，就道出了三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评赞了苏轼卓绝于世的文学才能。

（五）广泛的实用性

对联是最为普遍地运用到人民生活中去的文学形式。具有实用性是对联同其他文学样式的重要区别。对联不仅具有其他一切文学作品所共有的欣赏审美价值，而且还具有其他文学作品所不具有的实用价值。但是对联的实用性与一般的应用文体又不同。一般的实用文体，不要求有文学性。如果文学性压过实用性，就会产生质变，由应用文变成文学了。例如南朝的书信体写景散文，近代的日记体小说之类。对联是一种实用文学，其实用性和文学性是合二而一，并行不悖的。文学性越强，实用性也越大。它的实用价值是由文学价值决定的。它的诗的艺术美愈浓烈，人们就愈乐而用之；而如果失去了诗的艺术美，对联的实用价值也就微乎其微了。

对联的实用性根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实践和社会交际的需要。对联一旦形成和发展起来以后，就广泛地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直接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交际以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服务。对联应用范围之广，在其他文体中是少有的。就应用的人来说，从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从文人雅士，专家学者，到农工兵商；三教九流，各阶层各方面的人都应用对联。就应用的范围来说，从政治、军事到社会生产劳动，从婚嫁寿庆到友谊娱乐，从庆贺春节到装饰环境，大事小事，或雅或俗，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应用对联。当然，对联的类型不同，性质不同，应用的对象和范围也就不同。一定的对联只能适用于一定的场合，不同的环境、对象、事件，则需要相应的对联与之配合，为其服务。

现在社会上所写的一些实用性的新对联，往往思想内容很好而文学色彩太淡，信而不美，质而无文，有的甚至粗制滥造，全不入“格”。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登载《对联带来的冲击波》一文，其中引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大门上贴的一副春联：

五七战士三亩地，年终得利上千元；
职工种了十亩田，分配不到八百元。

这副“春联”，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巧妙地表达了群众的呼声，有利于促进经济制度的改革。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合格的对联，只是整齐的两句话。这应当说是对联创作中的一种时弊。要扭转这种浅薄的不良偏向，必须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十分注意它的文学性，恢复和发扬对联的传统的艺术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