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道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

花枝虽浅淡，幸可托贫家。

插花

好花生在树上，只可远赏，而供之案头，便可近玩。于是我们就从树上摘了下来，插在瓶子里，以作案头清供，虽只二三天的时间，也尽够作眼皮儿供养了。插花的瓶子，正如今人所谓丰富多彩，各各不同，质地有瓷、铜、玉、石、砖、陶之分，式样有方、圆、大、小、高、矮之别。这还不过是大纲而已；若论细则，那非写一部专书不可。单以瓷瓶而论，就有什么官窑、哥窑、柴窑、钧窑、郎窑、定窑等名目，式样之五花八门，更不用说。铜器又有什么觚、樽、罍、觯等名目，就是依着它们的式样而定名的。其他玉石砖陶用处较少，也可偶尔一用。比较起来，还是用陶质的坛或韩瓶等插花最为相宜，坛口大，可插多枝或多种的花，如果是三五枝花，那么用小口的韩瓶就得了。安吉名画家吴昌硕先生每画折枝花，喜画陶坛和韩瓶，瞧上去自觉古雅。

插花虽小道，而对于器具却不可随便乱用。明代袁中郎（宏道）的《瓶史》曾说：“养花瓶亦须精良，譬如玉环飞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嵇阮贺李，不可请之酒食店中。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瓶，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窑，细媚滋润，皆花神之精舍也。”据他的看法，大概插花还是以铜瓶为上，所以有“青翠入骨，砂斑垤起”之说；而瓷瓶次之，即使是名窑，也不得不屈居其下。但我以为也不可一概而论。譬如粗枝大叶的花，分量较重，插在瓷瓶中易于翻倒，自以铜瓶为妥善。记得前几年苏州怡园开幕时，我举行盆景瓶供个人展览会，曾用一个古铜瓶插一枝悬崖状的枇杷花，枝干很粗，主体一枝，另一枝斜下作悬崖形，而叶子十多片，每片好似小儿的手掌般大，倘用瓷瓶或陶瓶来插，定然不胜负担，因此不得不借重铜瓶了。元宵节，我从梅丘的一株铁骨红梅树上，折了一枝粗干下来，也插在一个古铜瓶中，不但觉得举重若轻，而且色彩也很调和，红艳艳的梅花，衬托着黑黝黝的瓶身，自有相得益彰之妙。这一夜供在爱莲堂中，与灯光月色相映，真的赏心悦目，美不可言。

铜瓶蓄水插花，可免严冬冻裂之弊。据说出土的古铜瓶，因年深月久地受了土气，插花更好，花光鲜艳，如在枝头一样，并且开得快而谢得慢，延长了寿命。结果子的花枝，还能在瓶里结出果子来，可是我没有亲见，不敢轻信。瓷瓶插花，自比铜瓶漂亮，但是严冬容易冰碎，未免美中不足；必须特制锡胆，或是利用竹管，更是惠而不费，否则在水中放些硫黄，也可免冻。

插花不可太多，以三枝或五枝最为得当，并且不可太整齐，应当有高有低，也应当有疏有密。瓶口小的，自是容易插好。要是瓶口太大，那么李笠翁^[1]在《闲情偶寄》中发明“撒”之一物，说是以坚木为之，大小其形，不拘一格，其中或扁或方，或为三角，但须圆形其外，以便合瓶。我以为此法还是太费，不如剪一根树枝，横拴在瓶口以内，或多用一根，作十字形，那么插了花可以稳定，不会动摇了。

《瓶史》全文不过三千多字，分作十二节：一为花目，二为品第，三为器具，四为择水，五为宜称，六为屏俗，七为花祟，八为洗沐，九为使令，十为好事，十一为清赏，十二为监戒。我先后读了两遍，觉得他似乎在卖弄笔墨，切合实际的地方实在不多。譬如洗沐一节，就是在花上喷水，这是很简单的一回事，什么人都干得了，而他老人家偏偏郑重其事，还指定什么花要什么人去给它洗沐，甚至同是一枝花，偏要给它们分出谁主谁婢，这实在是一种封建思想在作怪，不知道他是用什么看法分出来的。那些被派为婢子的花，如果有知觉的话，也许会对他提出抗议吧。

中国古籍中关于插花的，似乎只有《瓶史》一种。其中如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好事诸节，也自有见地。此书传到日本，日本人对于插花向有研究，就当作教科书读；甚至别创一派，名“宏道流”，表示推重之意。中郎品第花枝十分严格，非名花不插，如牡丹必须黄楼子、绿蝴蝶、舞青猊，芍药必须冠群芳、御衣黄、宝妆成，梅花必须重叶绿萼、玉蝶、百叶缃梅。我以为插花不比盆景，选择无妨从宽，一年四季，什么花都可采用，或重其色，或重其香，或则有色有香，当然更好。不过器具却要选择得当，色彩也要互相衬托，对于枝叶的修剪，花朵的安排，必须特别注意。如果插得好，那么即使是闲花凡卉，也一样是足供欣赏的。

江寒汀 《岁朝清贡》

插花的器具，不一定单用铜瓷陶等瓶樽，就是安放水石的盘子或失了盖的紫砂旧茶壶等，也大可利用。我曾在一个乾隆白建窑的浅水盘中，放了一只铅质的花插，插上一枝半悬崖状的朱砂红梅，旁置灵璧拳石一块，书带草一丛（用以掩蔽花插），自饶画意。又曾在一只陈曼生的旧砂壶中，插一枝黄菊花，花只三朵，姿态自然，再加上一小串猩红的枸杞子，作为陪衬。有一位老画师见了，就说：“这分明是一幅活色生香的徐青藤^[2]的画啊！”

【注释】

[1] 即清人李渔，号笠翁。

[2] 即明人徐渭，号青藤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