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论语》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最重要的一部书。但对于不明就里的人来说，实在很难理解，因为书中的主角孔子，经常是在应答，在作评论，或是仅仅在独白。《论语》说，孔子“述而不作”，不自以为是（“毋我”）。他的方式很个人化，因此即使一个普通人（“鄙夫”）问他问题，他也要“叩其两端而竭焉”。

在蒙田（Montaigne）散文英译的导言中，唐纳德·弗雷姆（Donald Frame）告诉我们：“蒙田不易界定……然而这一难题正好指向了答案：书即是人。”或许孔子与《论语》也是如此。但《论语》不是孔子自己写下的著作，只是他说的话。以后世的角度来看，这是孔子将自己呈现给世界的面貌，虽然这并非他的本意，因为这本书是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辑录而成的。那么这本书怎么会成为过去两千五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学者、思想家、统治者、参与决策者，乃至几乎任何人援引的焦点呢？孔子的声音怎么就变成了中国人权威的依据？人们或许会说，是因为努力和机遇的结合。

就在公元前479 年他故去之后几年间，关于孔子学说的各种诠释，有助于他的声名与思想留存世间。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两位追随者，孟子和荀子，以不同取向发展他的学说，从自身到社会乃至自然，涵盖面颇广。他们探讨人的天性、公私职责，公正与误导的判断，还有许多人生中难解的道德疑惑，像是远远超出孔子提出的问题，但在他们的时代世界已经改变。人们要求才学之士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人际关系与个人和政府的关系出现了更多变数。更多学派竞相登场，孟子和荀子对不同学说绝非袖手而观。他们自然得做好准备，与当时思想最敏锐的人论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不断满足自身对知识的渴求。经过他们的努力，孔子的名声与地位提高了。

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统一之后，得到汉代皇家的赞助，孔子在政治制度中有了长远的地位。官僚体制、法律、教育、社会机构以及礼仪实践所依据的原则，全都受到孔子思想和信念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学说未经过低谷时期。最长的一段，历时近七百年，从六朝（220—589）初期到唐朝（618—907）末年，中国人着迷于外来的佛教，之后又将佛教塑造得犹如中国人自己的宗教。宋朝（960—1279）初年开始，中国人应对丧失文化特色的威胁，感到必须恢复儒家思想。这场运动渐渐展开，到宋朝末年几乎一切都笼罩在新儒学之中：从深奥的理论到实际事物，从形而上学到修身养性，从学术研究到学习和教育，从官员遴选到施政原则。

到了元朝（1279—1368），儒学顾问们说服蒙古裔的统治者，收紧科举考试的重点，集中在四书及朝廷认可的注疏。《论语》是四书之一。在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以科考成功，取得官职为提高社会地位之道。这就意味着，《论语》，连同其他三本相关文本，成了莘莘学子必读之书。这些满怀希望的考生自小就要将书背熟，而且几乎每日都要复习。假以时日，这本书就会帮他们形成世界观，甚至帮他们找到道德支撑。但是有关《论语》的故事并未到此为止。如果说宋朝儒学复兴缘自外来宗教的竞争，那么传统内部关于如何解读《论语》的分歧，使得这部书历久弥新，也使得儒家的创始者直到今日仍然生机勃发，与我们息息相关。

不过，大多数的英文翻译却不能反映出解读《论语》的丰富传统，反而独钟一种解释，就是十二世纪朱熹的注释。经过五百年朝廷支持的朱注已经标准化了，也是科举考试唯一接受的诠释。我的译本采取不同方式。我仰仗过去三百年的学者——他们把研究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向我展示了争鸣性的诠释，以及如何理解一字、一句、一段的各种可能。我的翻译是考虑了摆在面前的纷纭众说之后才做的选择。我当然希望能够恢复孔子话语中的模棱与精微之处，而这在相信一种声音、一种观点的情形下通常是要失去的。

本书导言简略地介绍了孔子的生平，以及该如何读《论语》这本书。我也解释了为什么需要传统注疏来读懂这本书，并说明我如何尝试处理过去两千年经学的大量知识信息。在本书的英译本中我还列有中国历代年表。

译文中极少的篇章中有前言概要，因为书中任何特定部分，通常并没有总纲来贯穿。因此，除非有很好的理由，我都不提供概要，避免造成阅读障碍与限制或引人误入歧途。人名与术语的汇释恐怕也会面临同样的风险。我的方法是，专名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在注疏中做详细的描述，再次出现时就加注。我在表述的同时设想像子贡或子路这样一个弟子的性格，设想孔子说的“仁”或“命”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读者读到书尾，可以自己对某人或某个思想概念得到结论。不过我在附录1中仍然把《论语》内出现的孔门弟子和历史人物做了索引；附录2中做了术语与议题的索引；附录3 也将评注中引用的中国学者和思想家做了索引。此外，英译本中还附上了《论语》原文，因为越来越多的西方读者对此表示兴趣。同时一部由注释（作为专项学科，也通过翻译呈现）主导的著作更是理当如此。

像《论语》这么古老的书，自然有很多问题留存下来，关于它的起源与发展，关于这部著作在成书之前的早期编撰情况等。考古界发现了一部公元前一世纪上半叶的版本——1973年在河北省定州汉朝贵族墓中发现的竹简，但状况极差。多年前盗墓者失手的残迹显示，墓中失火，烧毁了一半以上的竹简，剩下的也损坏严重。学者们花了二十年时间的录写，出版了定州本《论语》。将此版本与传世本比较，我们注意到一些语助词、用字、分段的差异，但基本无大分别，不会改变我们对标准本的看法。

自从定州本发现之后，更多出土的文献重见天日。有些是汉代头一百年的，还有公元前300 年或更早，属于战国时代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四十五种战国简中，有八种里面出现了孔子，大部分都是他跟弟子和政治人物的对话。这些发现增加了我们对孔子及其世界的了解，也丰富了我对《论语》的思考。但对于《论语》成书的问题，还有待更多的证据出现之后才能解答。然而研究方法已经有所修正。过去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像《论语》或《老子》这样历史久远的著作，在固定成书之前，一定是从单一的母本线性发展而来。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放弃这个理论，因为出土材料，尤其是《老子》的相关资料表明，在一开始就有多条线头交互影响。这对于《论语》而言，意味着追本溯源比我们原先想的更加困难，只不过有相当机会找到更多的早期样本。同时，我们从眼下这本书里还有很多需要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