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国治术

中国历史的正式开篇，从五帝时代算起。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黄帝是华夏族的祖先，被国人奉为人文始祖。颛顼“绝地通天”，君王成为最大的巫师，垄断与神的沟通，君权与神权的合一，甚至从良渚遗址“王”的陪葬墓中同时拥有玉钺（军事即世俗权力）和玉琮（祭祀即宗教权力）的现象中解读出来，也可以说是春秋时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先声。甲骨文中的“天帝”往往就是帝喾，他是高辛氏的祖先，也是传承华夏文明的帝王。尧、舜的传承在《尚书》等古文献中构建了以德治国、以能任人的贤能政治传统，经过禹、汤、文、武、周公发扬，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中“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这些政治理念不仅体现在春秋末年孔子及其弟子对于儒家六经的编纂和传承过程中，更重要的是为秦汉以后的历朝明君奉为圭臬。《资治通鉴》的第一个故事“智伯的覆亡”所引发的司马光关于德与才的评论，“子思论政”中每一个论点的展开和讨论，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其历史根据。

孔子那个时代已经“礼崩乐坏”，理想主义者仍然憧憬周公构建的天下秩序。孔子周游列国，在中原华夏诸国——陈、蔡、卫、宋等国打圈圈，不可能有机会。春秋争霸，大国斗争都在四边之地：东边的齐国、北边的晋国、西边的秦国、南边的楚国，或者东南边的吴越国。中原的宋国出来争霸，闹成了笑话。边地各国有空间挣脱传统礼制的束缚，有资源做大做强。

到战国时代，统治者面对日常的治理现实，国家间的竞争很激烈，国内民生很艰难，周天子自身难保，已经不能帮任何忙，一切只能靠诸侯们自己。于是，那些游走各国之间的“士”就纷纷献计献策，合纵连横。诸子百家提出的治理模式由此而产生。儒、墨、道、法、兵、名及阴阳家等为其荦荦大者，各自都提出了救世主张。

最后成功的是商鞅。不管历史的真实场景如何，《商君书》及后世文献留下的记载颇具戏剧性。前361年，秦孝公要变法，招纳贤才，说谁能够出长策奇计，强大秦国，我就与他共享秦国（即封之以疆土爵邑）。魏国的客卿卫鞅（本是卫公室庶孙，卫国其时是魏国的附庸），带着李悝的《法经》前来应聘。面试了好几次，先谈帝道，只有仁义，没有刑法；后谈王道，主要是仁义，略及刑法；都不能让秦孝公满意，反而让秦孝公觉得他迂阔。第三次谈到霸道政治，孝公大为高兴，约定下次再谈。最后一次，卫鞅系统提出一套富国强兵的改革主张，两人谈了三天三夜。卫鞅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通过几个回合的朝堂大辩论，商鞅没能说服反对派，但是，与秦孝公达成了统一意见。在统一了内部的意见之后，秦孝公和商鞅君臣经过十几年的持续改革，秦国成功了。卫鞅被封在商於之地，故后世称之为商鞅；后来因改革得罪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而被杀。

商鞅的改革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改革的一个经典案例。改革的必要性与功效性，众所周知。但是改革会重新调节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格局，势必会有强大的反对声音，需要保持定力与持续的推进。此外，如何把改革的刚性与柔性结合起来，也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之一。法家治术，严刑酷法，尊君卑臣。运用得当，迅速解决当下问题；运用不当，就会成为阴谋权术，画虎不成反类犬，本章中卫嗣君的治理手段，就有这样的嫌疑。

本章的几个案例，魏文侯治国，儒法并用，构成了中国古代治国用人的微型标本。孔子的孙子子思就用人和决策两个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实际上这也是领导力修炼的核心内容。在君臣关系上，强调权力协商，和而不同、进谏纳谏，要求执政者在重大决策问题上，不搞一言堂。但是在现实政治操作层面，由于缺乏制度化、机制化的约束，全凭领导者的道德自觉，出现人存政存、人去政息的现象在所难免。

齐威王是战国时代很有成就的一位君王，他注重选拔优秀人才，各司其职，认识到与人才的宝贵相比，珠宝之类皆粪土耳。在当时，有这种认识那是相当高明的。齐威王还明辨是非，考察官员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善于倾听臣民的意见，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

而战国时期的小国——卫国国君卫嗣君想当明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不能像齐威王一样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来治国，而是采用作秀和钓鱼执法等小手段，没有把握住治国急务，因而受到当时和后世论者的批评。

申商之术，一重“术”，一重“法”。“法”是法律政令，“术”是领导方法和管理技巧，对于治国理政来说，二者都很重要。但是，申不害以“术”治国，难逃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命运。商鞅以“法”治国，使秦国走上发展强盛的道路。这就说明，“申”“商”之学，不在一个层面上，法治建设比领导人个人技巧提升更具有根本意义。

儒法并用

战国时期，各国竞争激烈，治国的关键在于人才，这已成为共识。如何识人、用人，协调好君臣的关系，是当时政治家和思想家积极探讨的话题。

魏文侯（前472—前396）是魏国的创建者。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在魏文侯的领导下，魏国成为第一个崛起的大国。

魏国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就天时而言，当时的秦国还在沉睡，齐国国君大权旁落，楚国内乱不止，魏国四周无强敌。就地理优势而言，魏国横跨黄河南北，主要领地包括今日之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陕西的部分地区，都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中原区域。

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和”因素。魏文侯、魏武侯父子两代国君，在开国之后数十年，积极有为，励精图治，讲信修睦，使魏国成为强盛一时的大国。

我们来讨论一下“人和”的事情。先说外部的“人和”。

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于三晋结盟，营造和平的环境。韩国曾前来借师伐赵，赵国也曾想借师伐韩，魏文侯采取“和事老”的态度。“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开始韩、赵都不满于魏国。后来，韩、赵知道魏文侯是想两家和平友好，故“皆朝于魏”。魏国促成了三晋的结盟，自己因此成为盟主，“诸侯莫能与之争”。

在内部的“人和”上，首先是通过改革，化解矛盾，调节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同时注意识人、用人，儒法并用，不拘一格。

战国的改革自三晋始。三晋之中，魏文侯首用李克（一般认为李克即李悝）变法。李克（前455—前395）变法的宗旨是为了富国强兵，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国家鼓励垦田、激励农耕。他颁布的《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即要有效保障百姓的生命权和财产权。

《法经》曾被商鞅带到秦国，是商鞅改革的起点。《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克），悝（克）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李克出自儒家，又是法家的鼻祖。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序》中说，法家乃是起源于儒家（“法原于儒”），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儒家思想是要务实，用之于治国实践，就不能没有法制手段。汉代以后号称崇儒的政治家（如唐太宗）、政论家（如贾谊）莫不如此。而其源头则出自魏文侯的老师李克。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津津乐道李克的一则轶事。

有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请教国相的人选：“先生总是告诉寡人，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魏成与翟璜这两位大臣，依先生看，哪一位更合适担任国相呢？”李克没有说具体人选，只谈了谈自己对识人的看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也就是说，要细致地观察他的行为：居常看他亲近谁，富贵看他结交谁，显赫看他保荐谁，困顿时看他何事不为，贫穷时看他何利不取！李克说，凭这五条您就足以确定国相的人选了，何必征求我的意见呢！魏文侯大喜，说先生回去吧，我知道选任谁做国相了。

李克的这一套识人术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乏类似表述，后代也流衍甚广。其核心思想一是行胜于言，二是人以群分。

刚出门，李克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眯眯地问，听说今天国君就选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见，结果是谁啊？李克说，我猜测国君会选择魏成。翟璜唰地变了脸，愤愤不平地说：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

魏成、翟璜的差别在哪里呢？魏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俸禄都用来搜罗人才，向国君推荐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这三个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门高手。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在孔子最优秀的学生中，他以“文学”见长。有人甚至认为《论语》的编纂就出自子夏及其门人之手。子夏在魏国讲学授业，创立了一个“西河学派”，其中不乏经世英才。李克崇尚法治，兼习儒术，大约就曾受到子夏等人的影响。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不曾被统治者真正奉行过；有之，则从魏文侯始。魏文侯师从子夏学习经艺，向隐居不仕的段干木请教治国之道，聘著名儒商子贡（即孔子爱徒端木赐）的入室弟子田子方为客卿，引起当时诸侯的震动：“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司马迁《史记·魏世家》记载说，秦人曾欲伐魏，有人就提醒他：“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翟璜也向国君推荐了许多优秀干才。比如，西河郡守名将吴起，治理邺地的能臣西门豹，攻打下中山国的大将乐羊，包括担任中山守将的李克，乃至太子的师傅屈侯鲋等。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将，各有所长！

于是，我们就发现，魏文侯治国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有道德上的优势——儒家自律比较严，同时还有战略上的开阔视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是帝王之师，“坐而论道者也”。而李克、吴起、西门豹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职，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据李克的说法，魏成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师；你翟璜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臣。你识人的眼界，还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认同了李克的说法，为先前的失态向李克道了歉。

治国理政，需要各种人才。“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史通》卷一〇《自叙》）李克认为，国君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更需要的是能够帮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下面这两则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有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在一起吃饭，欣赏音乐。魏文侯说：钟声不对称啊，左边的声音好像略高。田子方只是笑笑，没有吱声。魏文侯迷惑地问：你笑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田子方说：“臣听说，为君者致力于辨官，不着意辨音。如今主公着意辨音，臣担心会忽略对官员的识辨啊。”田子方的意思是说，为君之道，无非用人任事，国君关注的重点当在用人当否，不宜对臣下的具体工作作即兴式评头论足。田子方不愧是儒商子贡的高足，深谙领导艺术。

还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击（？—前370）路遇田子方，下车伏谒施礼。田子方并没有还礼。魏击很不高兴，冲着田子方大声嚷道：“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是富贵者值得高傲呢，还是贫贱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静地回应道，当然是贫贱者可以，富贵者不能。诸侯傲慢失其国，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国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获得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我贫贱之人，言不听，计不从，穿上鞋，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贫贱呢！魏击，即后来的魏武侯，犹如被当头棒喝，赶紧向田子方谢罪。

田子方教导太子的道理发人深省。有担当、有事业、对未来有期待的领袖人物，应该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

司马光《稽古录》卷一六《历年图序》，相当于《资治通鉴》的一个大纲。他在文中论及五种不同的人君：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出现危机谓之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这些人君的差别不全是因为才能有高下，更取决于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司马光认为，同样是中等才能，能够自我约束，即可守住家业不坠，是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会出现衰败的危机，是为陵夷之君。领导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说话，处事，为人，要比一般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宏大的事业。

总之，魏文侯治国理政，不仅有成就，而且有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中国古代明君治国的微型标本。

子思论政

《资治通鉴》卷一记载了子思谈论卫国政治的一段话。

西周初年，周公旦平定东方武庚和三监之乱，派九弟姬封重建卫国，史称卫康叔。卫国盛时的地盘，以商朝的都城朝歌（今河南鹤壁市淇滨区）为中心，包括今天河南省鹤壁市、安阳市、濮阳市，河北省邯郸市和邢台市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省聊城市西部、菏泽市北部地区。

春秋早期，以好鹤而闻名的卫懿公（前668—前660在位），荒淫误国，被入侵的狄人所杀，导致国家覆亡。《史记·卫康叔世家》说“懿公即位，好鹤，淫乐奢侈”，就是指的这件事。后来五千难民在齐桓公的救援下，才重新复国。从此，卫国元气大伤。即便如此，卫国依然是孔子最中意的国家。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有十年是在卫国度过的，包括子路在内的许多学生，都来自卫国。

春秋末年，卫国父子相争，内乱频仍，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是，卫灵公时期似乎有所作为。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回答说：“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孔子家语》）

孔子离开鲁国后，总想在卫国谋份职位，曾经感叹地说，如果卫国用他，一年就有起色，三年可以大成。但是，卫灵公终究没有用孔子，即使走了灵公夫人南子的门路，也没有用。故而孔子说，卫灵公无道。

卫国历史上名人辈出，子贡、吴起、商鞅、鬼谷子、吕不韦，都来自卫国。孔子的嫡孙、大名鼎鼎的儒学传人子思（前483—前402），名孔伋，也曾经在卫国生活多年。到战国初年，卫国已经传了三十多代国君。彼时三晋强盛，卫国沦为魏国的附庸，国事日非，子思就治国理政问题，多次对卫侯提出忠告。

就《资治通鉴》的记载而言，子思首先谈到用人的问题。

子思向卫侯推荐说，苟变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其才能足堪带领战车五百乘。春秋战国的战车一乘，最多可以带兵七十余人。能够指挥五百辆战车、数万大军的，必然是大将。可是，卫侯连忙解释说，苟变诚然有军事才能，但是品行有瑕疵，他曾经在征收赋税的时候，白吃了人家两颗鸡蛋，所以废而不用。子思对此大不以为然，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大意是：

优秀的领导用人，犹如巧匠处理手中的木材一样。用其所长，弃其所短。粗大的杞梓之树，几个人都无法环抱，哪个巧匠会因为树干上有几尺烂木，就废弃不用？如今我们处在战国乱争之世，选拔带兵打仗的爪牙之士，怎能因为两颗鸡蛋的事儿而弃置优秀的将领不用呢？列国的诸侯会怎么看我们呢？

子思的话道出了两点道理。第一，选拔人才要取其长、容其短。后来唐太宗也说，人之行能（才能、品行），未必兼备。第二，现在是非常时期、大争之世，对于急需人才更应该有包容心。

苟变虽然曾吃了民家两颗鸡蛋，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应该用其长才。季布曾经在项羽麾下，多次使刘邦难堪。刘邦称帝之后，甚至能赦免其罪，委任以官职。唐人赵蕤《长短经》里说：“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垢”和“疾”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君主应该能够包容，特别是在创业时期，急需人才之际，应该用“最大公约数”来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没有“含垢藏疾”，一味求全责备，何来共图大业的“统一战线”？

卫侯似乎明白了子思的意思，说：“谨受教矣！”客气地接受了子思的教诲。

子思是社会名人，《中庸》一书即出自其手，卫侯不得不顾虑其社会影响，所以，能够听取其言论。可是卫国君臣之间的关系却蛮不是这么回事。

“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卫侯决策错误，可是其下属群臣却异口同声地附和称赞。子思对一个叫公丘懿子的人失望地说：“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何以这么严重？子思接着谈了他对君臣关系的看法。

子思认为，领导人在决策时自以为是，就听不到、也听不进大家的意见。即使领导的意见正确，也应该集思广益，何况决策失误呢？群臣竟然苟同取媚，任由错误发展！领导者不问是非，就喜欢别人顺着自己说话，这是多么昏暗！臣下不管对错，只是阿谀取容，这是多么谄媚！主上昏暗，臣下谄媚，却高居于百姓之上，民众能拥护么？长此下去，国家能不覆亡么？

子思的意思很清楚，君臣之间只有相互坦诚，才能众志成城，治理好国家。领导搞一言堂，文过饰非，搞得大家都噤若寒蝉，不敢说真话，成天揣摩领导的心思拍马屁，非亡国不可。于是，子思直截了当地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卫侯说：“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子思讲出了他的理由：

国君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卿大夫不敢指出来；卿大夫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庶众不敢指出来。这就失去了纠错机制。上面感觉良好，自以为贤，下面的人同声附和，一片赞扬声。岂非自欺欺人！给领导戴高帽子的，就有好处；给领导提意见的，就有祸害。这样下去，正确的决策何从而来！《诗经》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君臣都说自己是圣人，无法辨明是非，犹如谁都分不清乌鸦的雌雄呀。）这话说的不就是你们君臣现在的样子么！

子思对卫侯的上述两条忠告，道出了领导力修炼的核心内容：出主意（决策）、用干部（用人）。

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记鲁穆公问子思：“何如而可谓忠臣？”（原文多假借字：“可女而可胃忠臣？”）子思回答：“恒称其君之亚（恶）者，可谓忠臣矣。”鲁公“不悦，揖而退之”。能够讲真话，指出国君过失的，就是忠臣。传承子思学说的孟子（约前372—前289），曾与齐宣王有一段问答：“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敢于指出国君有重大过错，是贵戚重臣的本分。假如多次指正，国君仍不改正，就应该换掉他。这是何等大胆的言论！敢于向领导提意见，弥补国君决策中的失误，不是给领导拆台，而是补台，即所谓“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进谏纳谏，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内在必要环节。

约略晚于孟子的大儒荀子（约前313—前238）从操作层面，谈到进谏纳谏的现实意义。《荀子·臣道》曰：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

这里首先给“臣”的角色做了一个定性的分析：从君之命而有利于君叫顺从，从君之命而不利于君叫谄媚；违君之令而有利于君叫忠诚，抗君之令而不利于君叫篡夺。不顾及君主之荣辱，不顾及国家之得失，只是苟合取容，以保禄位，豢养结交党羽，这种人就是国贼。这里首先是从国君的根本利益上，而不是从表面的依违态度上，定性国君与臣属的关系。

荀子进而又说：

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君主决策行事错误，将危及国家政权。大臣们能向君主提出不同意见，被采纳则罢，不采纳则走人，这是劝谏；意见被采纳就罢，不采纳不惜以身相殉，这是死诤；若能联合众人，率领群臣百官强制性纠正君主之错，君主虽然不情愿，却不能不听从，从而消除了国之大患，清除了国之大害，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这叫辅弼；如果有大臣能拒绝执行君主错误的命令，借用君之重权，纠正君之错事，使国家转危为安，除去君主蒙受的耻辱，成就国家的重大利益，这叫做匡正。因此，能劝谏、死诤、辅弼、匡正之人，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英明的君主会尊敬优待他们，但愚昧糊涂的君主却视之为寇仇。

荀子的这番“臣道”，把臣属在纠正君主错误方面的职责讲得淋漓尽致，有助于我们理解子思对于卫侯的忠告。

与西方的权力制约不同，中国古代强调权力协商。和而不同、进谏纳谏，本质上是要求执政者在重大决策问题上，要与自己的管理团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商，一把手权责第一，但是不要搞一言堂。尽管道理言之凿凿，可是，在现实政治操作层面，由于缺乏制度化、机制化的约束，全凭领导者的道德自觉，势必出现人存政存、人去政息的现象。像唐太宗与魏徵那样的合作，在历史上不过是凤毛麟角！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认识到的。

威王治国

齐国本为侯国，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会盟，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相互称王）。本来只有周天子可以称王（楚国作为蛮夷例外），现在中原诸侯也互相称王了，真是世道变了。

齐威王（前378—前320）是田齐的第四代国君，执政三十七年，是战国时代很有成就的一位君王，也是一位饶有趣味的历史人物。他是齐桓公的儿子。不过，他父亲齐桓公并不是管仲辅佐的那位知名“老板”。

那位大名鼎鼎、位居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姜姓吕氏，名小白，公元前685至前643年在位。齐威王田因齐的父亲为妫姓（妫音guī，传为虞舜之后）田氏，名午，公元前374至前357年在位。前者是姜姓齐国的霸主，后者是田氏齐国的名君。两个齐桓公之间几乎相差三百年。

要说田氏齐国如何取代姜姓齐国，那可有老长的故事了。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把田氏代齐的始作俑者，追溯到春秋早期的田完（前705—？）。田完，字敬仲，本来是陈国（陈国为虞舜之后裔所封）的公子。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政治动荡，田完逃亡到齐国，被齐桓公小白收留，并委以重用。从此，田氏族姓生息繁衍，事业发达。特别是在田恒（汉代避文帝刘恒名讳改名田常）即田成子（前485年即位）时期，势力进一步发展。田成子先是在幕后操纵了弑齐悼公，改立齐简公的事件，并担任左相之职。进而在前481年发动政变，杀死齐简公，拥立其弟齐平公即位，独揽齐国大权。田成子的行为当时曾引起孔子的义愤。孔子斋戒三日，请求鲁国出兵讨伐田成子。庄子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就是指田成子取齐国一事。据说为了旺盛人丁，田成子广选身高七尺以上美女为姬妾，任由宾客舍人出入自家后宫。在他死的时候，竟然生有七十个儿子。

几十年后，即公元前404年，田和（？—前384）取代姜姓齐国，自立为国君；又过了十七八个年头，到公元前386年，在魏国的斡旋下，田氏政权得到了周天子的正式认可。

田和就是齐太公。从田完入齐，到田和得国，已历经十代了。《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讲的就是这个家族发家、败家的故事。

公元前379年，即齐威王出生的前一年，已经靠边站多年的姜姓（姜姓吕氏）君主齐康公吕贷（前404年即位），寂寞地死在一个海岛上。如今山东烟台市芝罘岛上，有一个叫康公墓的地方，有人推测就是齐康公吕贷的遗冢，虽然证据存疑。

从齐太公田和开国算起，传到齐威王田因齐，是第四代国君。

公元前357年，齐威王登基之时，正值二十二岁的华年。新君上任三把火，照理该有所作为，可齐威王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对国事毫不经心，大臣们也乐得逍遥。几年下来，“诸侯并伐，国人不治”，诸侯动辄欺负齐国，国内政治乱糟糟的。

据说经过了九年（时间是长了点儿）的观察，齐威王像变了个人似的。有一天，他突然发布诏令，请即墨和阿这两个城邑的一把手进京述职。

在召见即墨大夫的时候，齐威王和颜悦色地说，自从你担任即墨的领导人以来，我天天听到有人说你的坏话，但是，中央派员前往巡察，发现你治理下的即墨，田畴垦辟，百姓丰足，政治清明，社会安宁。这说明你不巴结我身边的人谋求赞誉。我要重加封赏，表彰你出类拔萃的政绩。

在召见阿大夫的时候，齐威王看着这位官员不自信的眼神，冷冷地说，自从你主持阿邑的工作以来，天天都有人在我耳边说你的好话，可是，我派人到阿邑了解情况，发现那里田野荒芜，民众困苦。赵国侵犯边鄙，你不能救援；卫国犯我领地，你竟浑然不知。你分明是花了大钱贿赂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嘛！于是，对阿大夫处以极刑，对自己身边那些妄加毁誉、搬弄是非的侍臣，也严惩不贷。

齐威王明辨是非，不依据秘书、侍从吹风考察干部，而是从经济发展、民生优劣、社会稳定等实际绩效，评判地方官的真本事。从此以后，各地的卿大夫再也不敢弄虚作假，齐国的治理形势大变。明察政绩，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一份重要经验。

邹忌（约前385—前319）是先朝旧臣。齐威王即位，以擅长弹琴著名的邹忌前来晋见，齐威王客气地招待了他。

有一天，齐威王正在抚琴自乐，邹忌突然推门而入。“大王的琴弹得真好”，邹忌笑眯眯地说。齐威王一贯对阿谀奉承保持着高度的戒备，警惕而略带恼怒地说：“先生刚进屋，还没有仔细听我弹琴，怎么就说我谈得好？”邹忌侃侃而谈，讲了一番大弦、小弦各得其宜、指法纯熟随心所欲的琴理，然后话锋一转，说：弹琴之道与治国之道，其实是相通的。

邹忌说，大王，您看：大弦缓慢并且温馨，象征国君；小弦高亢明快并且清亮，象征大臣；勾弦用力但放开舒缓，收放自如，就如颁布国家的政令；弹出的琴声和谐，七弦配合协调，曲折不正之声不相干扰，象征四时和顺，不误民时。琴声回环往复而不乱，象征政治昌明；琴声连贯而轻快，象征国家转危为安。所以说，琴音协和就如同君臣各尽其责，政通人和，就能保天下太平。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没有比调和五音的道理更相像的了。

齐威王点头称赞。不久，邹忌被齐威王任命为国相。《史记·孟子列传》说邹忌“以鼓琴干威王（‘干’有游说的意思），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就是指的这件事。

有一件事可以反映出，邹忌是怎么辅佐齐威王治国的。

有天早晨，风和日丽，邹忌的心情也特别好，穿戴好衣冠，准备上朝，一边顾镜自怜，一边笑着对妻子说：“我与城北的徐公比，哪个更英俊？”邹忌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妻子回答说：“当然是我家先生最帅气，徐公怎么能比呢！”

家住城北的徐公，是齐国出了名的大帅哥。邹忌虽然心里很得意，还是不自信地问侍奉自己出门的侍妾：“我与城北徐公，谁更英俊？”侍妾说：“您当然比徐公更帅啦！”

第二天，邹忌正在接待一个来访的客人，也问了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毫不犹豫地说：“徐公不如您帅啊。”

不久，城北徐公来拜访邹忌，邹忌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觉得自己实在比不上人家；揽镜自照，更觉得差远了。这天晚上，邹忌失眠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好笑：妻子说我美，是对我有偏心；侍妾说我美，是对我有惧怕；客人说我美，是有求于我而讨好我嘛！我怎么能当真呢？

第二天来到朝堂上，邹忌把自己的感悟与齐威王作了分享，意味深长地说：如今的齐国，疆域辽阔，方圆千里，城池多达一百二十座。您身边的侍姬、近臣，无不偏爱大王；朝廷里的大臣，无不惧怕大王；举国上下，无不有求于大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由此看来，您一定是深受他们的蒙蔽，听不到真话了呀！

治国理政，没有比领导人听不到真话更可怕的了！

齐威王连连点头称善，马上发布了一道诏令：“全国所有的官吏百姓，凡是能够面刺寡人之过者，得上赏；能够上书劝谏寡人者，得中赏；能够公开议论寡人错误缺失、并且传到了我耳朵里的，得下赏。”

于是，臣民们上书言事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战国策》用了“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这几个字来形容。

一次，齐威王会见魏惠王，“会田于郊”。大概古代国君会见，会以狩猎的形式相见。

魏惠王问道，大王您有宝物吗？

威王说，我没有。

魏王得意地说，敝国虽然不大，犹有直径一寸的宝珠十颗，悬挂起来，足以照耀前后各十二辆车乘。你们齐国号称泱泱大国，怎么却没有宝物呢？

齐威王说，寡人视为宝物的东西与大王您不一样。我有能臣檀子，守南城，楚人不敢东寇，泗上十二个诸侯皆来朝拜我；我有能臣田盼，守边境高唐，则赵人不敢窥视黄河；我有能臣黔夫，守徐州，则边疆无警信；我有能臣种首，治理盗贼，则路不拾遗。吾国疆域千里，清明如日月，岂止照耀十二辆车乘呢？

魏惠王惭赧而去。

《资治通鉴》对于前面几则故事都没有在意，唯独对上面这则故事作了详细记载。在卷二周显王十四年（前355）这一年的记事中，几乎只是单单记载了这件事。司马光想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治国理政，选拔优秀人才，各司其职，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所谓珠宝，皆如粪土耳。

千古高手

孙膑与庞涓都是鬼谷子的高徒。出师后，孙膑回到了齐国，庞涓则被魏惠王重用，任上将军。庞涓把孙膑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魏国，却又嫉妒孙膑之才高于自己，于是设计陷害孙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使终身废弃”。当孙膑吃尽苦头回到齐国后，发誓要与庞涓一决雌雄。

孙膑先是做齐国上将田忌的门客。田忌与齐威王赛马，总是输。国君的马，当然更优秀了。孙膑献策给田忌说，下次比赛，您以下马对国君的上马，后面两场您用上马对国君的中马，用中马对国君的下马，必赢。田忌的马虽然整体上不如国君，但是，经这么一调整布局，果然以二比一赢得了比赛。这样，孙膑就被推荐到齐王身边，做了军师。

魏国在庞涓主政下，奉行对外扩张的政策。公元前354年，庞涓率领魏军大举侵略赵国。赵军连连失利。赵成侯派人向齐国求援。齐国派田忌、孙膑领兵救援赵国。于是，就有了“围魏救赵”的经典战例。军事战略家毛泽东读史评曰：“千古高手！”

为什么说是“千古高手”呢？

当初，田忌本欲直扑邯郸。但是，这样对于齐国将冒着直接与魏军的精锐对阵的风险。其时，魏国兵力强盛，硬碰硬，齐国未必能稳操胜券。万一失利，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危及齐国的国家安全。孙膑于是建议说不如率军急袭魏国都城，占据交通要道，冲击他们空虚的后方，魏军一定会放弃攻赵，回兵救援，“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这样我们一举两得，既解了赵国之围，又给了魏国以打击。

田忌听取了孙膑的意见。采纳“批亢捣虚”（避开强敌，攻其虚空必救之地）、“围魏救赵”的战法，挥师直逼魏国军事重镇平陵（今山东定陶）。

齐军攻打平陵的行动并不坚决，庞涓也不急于回救，继续竭尽全力攻克邯郸。直到魏军已占领邯郸，损兵折将急需休整时，孙膑才建议齐军挥师直捣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逼魏惠王十万火急命庞涓统兵回救。庞涓接令后，不得不放弃邯郸，抛弃辎重，昼夜兼程回师。孙膑在魏军回师必经的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设下埋伏。当魏军经长途跋涉行至桂陵时，以逸待劳的齐军突然出击，大败魏军，庞涓只身逃回魏国。时在公元前353年。

十二年之后，即公元前341年，又发生了一次魏军攻打韩国，韩国请求齐国出兵的战争：“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国君臣讨论：救还是不救？结论是一定要救，否则魏国的势力壮大，会威胁到齐国的安全。那么，如何去救？孙膑又提出“围魏救韩”的计策。

首先，孙膑建议务必把出兵救韩的计划，暗中通报给韩国方面，以坚定其抗魏的决心，防止韩国因为抵抗不住而投降。韩国一定要拖住魏国，削弱魏国军力。

其次，在魏军陷入与韩军的恶战之后，齐兵快速出击，进攻魏国的首都大梁，迫使魏国举国来救，太子申亲自上阵，庞涓也从韩国前线迅速撤军，前来救助。这一切，看起来与上次救赵的动作，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为了麻痹庞涓，孙膑又用了骄兵之计。他说，三晋之兵，特别是当年吴起训练的魏国“武卒”，素称彪悍；他们认为我齐国军队一向怯懦，“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我们不妨就以弱示之，第一天挖十万人的灶，次日挖五万人的灶，再过一日挖二万人的灶。但是，减灶不减兵。

庞涓率兵追击齐军三天。与魏军刚一接触，齐军即佯装战败后撤，并以“减灶”之策诱敌，庞涓果然上当了，大笑着说：“我早就知道齐兵胆小，进入我国三天，士兵已逃散一多半了。”于是丢掉步兵和辎重，亲率轻兵精锐日夜兼程追击齐军。

孙膑事先在魏军必经之处马陵（今山东郯城一带）设伏一万名弓箭手，他估计魏军的行程当晚将到达此地，就约定在夜里以火光为号，万箭齐发，并把路旁其中一棵大树的树皮剥掉，于其上书“庞涓死此树下”的字样。

庞涓率军果然追到了斫木之下，见白书，暮夜看不清字迹，命人举火照看。一行字还没有读完，突然万弩俱发，魏师一片大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大破魏师，歼敌十万，俘虏了太子申。魏国从此元气大伤，退出了大国竞争的行列。

战国时代，有数不清的大小战争，围魏救赵、围魏救韩是很经典的战例，后来被归入“三十六计”之一。其策略关键要点是，攻其必救，以达到解困救难的目的。为此，第一，在救援之前，不妨坐山观虎斗，削弱敌方力量；第二，在敌方回救之时，要设计伏击对方，或者佯动以麻痹对方。这两个做法，都是要达到以最小代价战胜敌人的目的！

卫君手段

战国时期，卫国在大国的夹缝中，勉强维持。公元前325年，卫国的第四十一任国君卫嗣君（？—前283）即位的时候，卫国已经很衰落了。还在卫嗣君继位前的三十多年，卫国就从公国自贬一等为侯国；卫嗣君执政五年后，又改称君了。卫国只有濮阳一块地盘，实际是魏国的附庸。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对于卫嗣公给予了足够的关注，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末代君王的振作努力。

卫嗣君初即位，很想有所作为。《资治通鉴》卷二记载卫嗣君登基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千方百计地抓捕一个逃犯。

卫国的一个轻刑罪犯逃跑了。这个犯人颇懂医术，逃到魏国为王后治病，竟然因此出了名。这件事让卫嗣君很难看。他派人向魏国提出交涉，要引渡这名逃犯，条件是补偿魏国五十金。魏王不答应，即使加码到百金，交涉了五趟，都没有谈成。卫嗣君一咬牙，提出以左氏城（位于今山东定陶县东）换回逃犯。

这让卫国的官员们很吃惊：值得拿一座城池去换回一个逃犯吗？

卫嗣君斩钉截铁地表示：你们不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治理国家不放过小事，就不会有大乱子。如果国家的法制不行，该杀的不杀，即使有十个左氏城，又有什么用呢？法制建立，赏罚必行，失去十个左氏城，也不会有大害。

魏王听说卫嗣君如此不依不饶地要得到逃犯，就让人把犯人送回了卫国，并没有要卫嗣君给的任何代价。

这个故事很对申韩法家的口味。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就在这个地方评论说，这是学习申韩之术的人的说法。《韩非子》也确实比较早地提到过这个故事，司马光的记载其实就出自《韩非子》，司马迁的《史记》对此反而没有记载。

卫嗣君是公元283年去世的。《资治通鉴》卷四记载了他的几件小事。

比如说，某位县令整理被褥的时候，露出了破旧的床垫，被卫嗣君知道了，就赏赐他一条崭新的“席梦思”，县令为国君的明察秋毫大吃一惊。这究竟是为了显示自己聪明，还是为了奖励臣下廉洁？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观察。

又比如，卫嗣君派人经过关市时，塞给管理人员一大把金钱，大约有偷税走私的嫌疑，或者是带了违禁品出入。不几日，卫嗣君派人告诉这位官员，说某日某人经过关市的时候给你送钱，你要赶紧退回这笔贿金。这位官员吓得打战。这到底是钓鱼执法，还是暗中监视，历史没有详细记载。

卫嗣君对身边人也喜欢搞平衡。他喜爱宠妃泄姬，重用大臣如耳，可是又怕他们恃宠而壅蔽自己。于是，刻意提高魏妃之地位，以防止泄姬娇恣；故意提升另一大臣薄疑的职位，以牵制如耳的权力。这究竟是为了兼听则明，还是搞互相平衡、互相制约的小把戏？也许两种用意都有。

卫嗣君是寿终正寝的。临终前，有一个叫富术的人前来拜会卫国大臣殷顺且，对他说，您如果按照我教您的话去跟国君说，您一定可以得到重用。人之将死，其心也善。国君生前贪恋美色，宠信奸臣。朝臣们不敢揭他的短，一定不会谈论这些事情。您要勇敢地对国君说实话，告诉他：“您以前的所作所为很荒唐，您宠信的緤错，专制国政，又有挐薄为虎作伥，这样下去，您的子孙将不能血食祭祀祖先了。”富术是看透了卫嗣君的：想当明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利用他弥留之际的感悟，可以为己所用而已。

殷顺且来到卫嗣君的病榻，照样说了上面这一番话。卫嗣君听后感到震惊，颔首称善，当即把相印交到殷顺且手里，恳切地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担任国相，执掌相权。

卫嗣君死后，殷顺且按照先君遗命接任相位，辅佐太子公期继位，是为卫怀君，奸臣緤错、挐薄家族都全部被驱逐出境。

在历史上，卫嗣君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但他在历史上留下的这几件事却值得我们今天分析。

其一，以城池换逃犯，更像是在作秀。如果它不是战国策士游说时信口拈来的案例（此事见于《战国策》），或者《韩非子》为佐证自己观点编造的寓言（韩非经常这么干），那么，这种做法是相当不靠谱的——国家要加强法制，这没有错；要用典型事件来表明态度，国君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这也没有错！但是，治国行政，轻重缓急，关键在一个“时”字！

卫国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是人才流失。其时，卫国不仅有许多像蘧伯玉这样孔子赞赏的儒家眼中的君子，而且还有大批务实的干才，如李悝、商鞅、吴起、吕不韦等，都流落在外国（他们多在卫嗣君之前，也有的在卫嗣君之后），想方设法召回他们，这才是卫国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当疆域就剩下一个濮阳了，却还要拿珍贵的国土左氏城去换取一个逃犯，至于这样吗？这不是作秀是什么？

其二，对于卫嗣君搞的钓鱼执法之类的小把戏，司马光直截了当地说，“嗣君好察微隐”。古人的政治伦理中，“察察为明”是对君主很负面的评价。荀子评价卫嗣君是“聚敛、计数之君也”。搜刮聚敛百姓赋税，玩弄法术驾驭臣下，这就叫“聚敛、计数”，不会有好结果，荀子直接说，“聚敛者亡”。（《荀子·王制》）

因此，对于卫嗣君临终前的反省，我们只能说为时已晚，殷顺且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太子公期即后来的卫怀君在位三十余年，几乎完全听命于强邻魏国，公元前252年，他前往魏国朝觐，被魏人执而杀之，更立其弟卫元君。元君是魏国的女婿，也只是傀儡而已，不待秦始皇的铁骑，卫国实际上已经灭亡。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卫氏家族有一个后人叫做卫满，战国末期曾经是燕国的将领，算是燕国人了。秦统一之后，卫满逃到辽东地区，西汉初进入箕子后人建立的箕氏朝鲜，被朝鲜王箕准任命为博士，封以朝鲜西部地区。卫满家族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居然在刘邦去世那年，取代箕氏朝鲜自立，建立了卫氏朝鲜，建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历三世，直到被汉武帝所灭。

申商之术

自古法家又被称为“申商之术”，其实这“申”与“商”是很不相同的：商鞅改革是一场社会革命；申不害更多是操作技巧范围内的事儿。

从公元前359年到前238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改革。商鞅的改革注重制度建设：第一，触动了旧有土地制度，废井田，开阡陌，“民得卖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统一度量衡，完善基本的经济制度建设。第二，通过奖励耕战，明确了国家的产业导向，以农为本，提升了国家军事能力。第三，将秦献公时代的基层管理制度加以完善，提升了国家动员能力。这种深层次的全面改革，深刻地改变了秦国的社会结构，因而在商鞅之后，仍能够推行下去，终于成就了秦国的统一大业。

商鞅通过一系列基础性、全局性法治变革，对于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措施。相反，申不害的术，则始终关注于教导韩昭侯集中全部精力看住手上的“权力”。

申不害（约前385—前337）是郑国的“贱臣”（低级官员），主攻黄老刑名之学，即所谓法家学说，有著作《申子》（今存残本）。

韩国兼并了郑国，申不害也就成了韩人。在申不害之前，韩国的相臣都是公族（韩王的同族）担任，昭侯八年（前355），任用申不害为相，改变此前专用公族为相的传统。“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竟“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诸侯“无侵韩者”。（《史记·韩非列传》）《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十八年（前351），主要记载了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的事情。韩昭侯，名叫韩武，是韩国第六代领导人，他统治的三十年（前362—前333），是韩国最强大的时候。

那么，申不害是怎么为韩昭侯重用的呢？公元前354年，魏国攻打韩国，申不害建议韩昭侯执圭朝拜魏惠王。古代诸侯朝拜天子才执圭这样的玉器，这种违反礼制的拍马屁行为，极大地满足了魏王的虚荣心。于是，魏国从韩国撤出了军队。为此，韩昭侯对申不害高看一眼。

申不害很会揣摩韩昭侯的心思。次年，魏国攻打赵国，邯郸被围。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派将军田忌、军师孙膑用“围魏救赵”之计，击破魏军，取得胜利，这就是著名的桂陵之战。赵国也曾向韩国请求救援，韩昭侯没有回复，征询申不害的意见。申不害怕自己的看法不符合领导的意见，说自己要回家深思。同时，怂恿大臣赵卓、韩晁向韩昭侯主动提出对策，自己从旁观察国君的态度。当他确定国君的倾向性意见后，才提出自己的策略。（《战国策·韩策一》）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申不害有一点才能，就是懂得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如对于魏国执圭朝拜），但更多的是察言观色的圆滑。

有一次，申不害曾向韩昭侯求情，请仕其从兄，昭侯不许，申不害就流露出不满。韩昭侯质问他说：你教我的治国之术，难道不是为了实际应用的吗？你教寡人说，要“修功劳，视次第”（按照各自功劳，来安排官员的职级）；现在你却私下向我求官，我是应该同意你的请托，任用你那位没有功绩的兄长，“废子之术”呢，还是“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请”呢？申不害连忙赔罪说：“您真是我要辅佐的君王。”此事尤其暴露出申不害自私的性格。申不害的治国道理，只是用来针对别人的。

商鞅被追捕时，由于他制定的法律十分严密，自己反而无法逃脱。《尸子·治天下》说：“无私，百智之宗也。”尸子名尸佼，是商鞅的老师。商鞅改革虽然被反对派残酷杀害，但是，商鞅一生，确实没有像申不害那么多的私心算计，没有那种法术只用于别人、规则从来不针对自己的权谋家嘴脸。

《韩非子·定法》曾借问答的形式提出，申不害和商鞅，哪一家学说更为国家所急需？韩非子的回答是，这是不可类比的两种事情。就好像你在问：十天不吃，就会饿死；大冬天不穿衣，就会冻死。你说，食物与寒衣，哪一个更重要呢？应该说二者都重要。

问者曰：如果只有术而无法，或者只有法而无术，其危害性在哪里呢？（“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

回答说：申不害辅佐韩昭侯，“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统一其法令，就会给人钻法律的空子。人们觉得旧法令能让自己获得利益，就援用旧法令；觉得新的法令有利于自己就用新法令；利用新旧法令的不一致为自己获取利益。申不害虽然用十倍的气力教使韩昭侯用术，而奸邪之臣都用辩解之词。即使韩国为万乘之国，历经数十年也不能成就王霸之业，原因就在于虽然君主用术于上，却不能用法来统一臣民的行为。

商鞅之治秦也，崇尚法治，信赏必罚，因此“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不能驾驭臣下，其富强的果实就会为权臣所窃取。比如，秦昭襄王时期，穰侯魏冉独揽大权，越韩、魏而东攻齐国，五年之间，秦不增益尺土之地，只是为了扩大其在东方陶邑之封地。应侯范雎攻韩八年，只是为了成就其汝南之封地。“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可见，君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然加倍地完善其法制，人臣反而利用其成果为自己谋利。故秦国如此强大，数十年仍不能成就帝王之业，就是因为法制虽然很完善，君主却无术以驾驭控制群臣的缘故。

这段对话，突出地表明，“申”“商”之术，各有特点，不可偏废。

“法”就是法律政令，“术”是我们今天讲的领导方法、组织行为学方面的管理技巧，对于治国理政来说，二者都很重要。但是，申不害致力于琢磨驾驭臣工的操作技巧，虽然暂时获得了治理韩国的正面效果，却仍然难逃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命运，韩昭侯之后的韩国日益走向衰败的境地；而通过商鞅改革，秦孝公之后的秦国却走上发展强盛的道路。

事实证明，“申”“商”之学，不在一个层面上，法治建设比领导人技巧提升更具有根本意义。

（参见《资治通鉴》卷一至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