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政权的科举考试

“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张献忠初属王自用麾下，后自成一军。崇祯九年（1636年），低一辈分的李自成继高迎祥后称“闯王”，浴血转战，威名大震，向北京进发。张献忠则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一度在谷城接受明廷招抚。养精蓄锐于翌年再举逆天大旗，势力迅速扩大。崇祯十六年（1643年）攻下武昌，在湖北、湖南一带夺得地盘，六月改称“大西王”，以武昌为京城；权力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等，并开科取士。（顾诚著《明末农民战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第187页）

从“八大王”到“大西王”的变化，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其实明显表达了他由江湖草莽向帝王尊位的身份演变。他慢慢做大了。

既然做大了，就得按照“大”的思路来做事。科举考试，也是可以举行的。

大西国首次考试以监军李时华为主考，录取进士20人，均授知州或县令。钦点的状元为60岁的汉阳人陈珏。可见黄虎看重的是一心造福大西江山的真才实学，有志无所谓年高。

黄虎势力扩张、摧枯拉朽，九月间其势力发展到长沙，又在长沙搞过一次开科取士，其主考、取士数及状元未见记载。十月，进入江西袁州、吉安等地，也搞了一次科举考试（同上，第193页），吉安人吴侯原在明朝体制下多次参试均落第，这次被取为三甲进士，被任命为龙泉县（今江西遂川县）的知县。

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二十五日，张献忠破安徽霍山县城。打破了守军的堡垒金字砦，俘虏了贡生彭大年、生员金大莱、金大烈以及新近考取的22名生员。军中缺乏人才，张献忠“求贤若渴”，显示出一番热心肠：“老子要考考你们。恐有奸人混在中间。你们若真是书呆子，我留下你们何用！考后便叫你们回去。”

这与其说是“择优录取”，不如说是对阶级敌人的一次甄别行动。次日巳时，知识分子济济一堂，张献忠亲自主持，发给纸墨笔砚，考试题目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语出《孟子·梁惠王上》，直译就是：“邻国的人民没有更少，我的人民没有更多。”这是梁惠王对孟子说的。

一个时辰后，张献忠箭步回到考场，发现很多人还在埋头写字，他觉得游戏可以收场了。大声说：“诸兄不必全做，随意写些，不必那么认真。”于是有的写出一半，有的则仅写了一个开头。余紫瑞等三人先后交卷。张献忠下令，让他们回去等候发落。末了，张献忠耐心听取了考生的意见：某人如何好，故居首位；某人如何不好，故居末尾。据说，张献忠对他们三人的意见十分重视，吩咐左右逐一记录在案。

他宣布考试结束！面对有些懵懂的考生，张献忠虎目圆瞪，侃侃而谈，对每一份试卷逐一点评。但是，口若悬河的张献忠过了一把老师瘾之后，他没有兑现事前的承诺，将这些知识分子放还。他讲完课，即宣布杀人。

次年初，李自成攻入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张献忠只能一头向西，挥师入川，于同年十月建立“大西”政权，因为已经正式建国，也可以称之为“大西国”。张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大顺”，并立即举行科举考试。他在位两年零一个月时间里，此间又举行过两次乡、会联试和一次制科考试。时间是大西大顺元年（甲申年，1644年）、大顺二年（乙酉年，1645年）、大顺三年（丙戌年，1646年）。

历史的视线，聚焦于在成都举行的大西国第二次乡、会联试及制科考试，皆因考生不肯配合，而遭到了没顶之灾。这是学术道德家的理由，没有“考生不肯配合”的事情，既来之则考之，何来“不肯配合”？一次集体性灭绝，仅仅是有一个考生的言行，触犯了皇上威严。另外一次集体性灭绝，则来自黄虎“锄奸”酝酿而起的头脑风暴。

这个屠杀书生的契机，来自颜天汉，大大启动了黄虎“锄奸”的神经。

1644年底，成都生员颜天汉对现实强烈不满，欲北至陕西请李自成入蜀。他途经广元嘉陵江上游的明月峡（明月峡就是朝天峡，因朝天岭、朝天镇而得名。在安史之乱时，蜀地的地方官在此觐见入蜀避乱的唐明皇而更名），为大西军巡逻兵逮捕，关键在于，从他身上搜查出一封通敌李自成的书信，他立即被押往成都。黄虎一看大怒，他发现暗中推进的“锄奸”行动根本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就。他“以为阖境俱反”，势必来一场急风暴雨般的大镇压，方能平息蠢蠢欲动的暴乱。颜天汉被审讯后处以凌迟。历史上著名的大西政权“杀士子”的事件，由此而生。

《滟滪囊》卷之三里，进一步记录了其中曲折：颜天汉并非投敌而是拜见了驻守广元的定北将军艾能奇，呈递了一份进张献忠的表，有“请培养士子，抚恤百姓，宽刑罚以修帝业”的建议，黄虎看后，一方面认为有一定道理，转过头却私语：“此辈盖有反意，假修表以愚我耳。”

在“正朔”者看来，被大西提名科举的人，以及提交“建言献策”意见书的人，都是士林败类。当时“广元有吴宇英、阆中有周建鲁者，谒献忠求仕，献忠即授宇英四川巡抚、建鲁监军……随宇英至保宁，士民争唾骂之。建鲁诣巴州黄城，以招降贼首遵天王袁韬。建鲁方回保宁，随从俱被乡民截杀；只身走通江，杨秉胤斩之”。

《滟滪囊》卷之三为此总结：“最可耻者，吴宇英、周建鲁、颜天汉之徒，甘同毛遂之自献，真乃井底蛙尔，不亦死有余辜邪？”

可见，生员颜天汉卡在历史的门缝里，不是青蛙，而是甲虫，因为他被左右合拢之门彻底夹扁了。

“锄奸”一旦启动，就没有任何忠言可以阻止了。

据《蜀碧》《平寇志》《寄园寄所寄》等书记载，这两次杀戮考生，一次就在2万人以上，另一次在5000人左右。

有人苦劝皇帝息怒，不再杀人了，黄虎一笑：“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顶蜀天立蜀地，所谓“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是黄虎常说的一句话。

广安州人欧阳直的笔记《蜀乱》（亦名《蜀警录》《欧阳遗书》）记黄虎事较为详细，当时他被迫在大西政权任职，其记载的具体情况并不复杂。

张献忠发诏举办“特科”，所谓“特科”，是张献忠在顺治二年举行乡会两科之后开设的。根据张献忠下达的“特科诏”规定：“凡有前朝在籍乡绅及未仕两榜举贡，监生、吏农、新旧生员、童生、民间俊秀子弟，下至医卜僧道，与夫深山穷谷隐逸硕士，凡有抱一长、挟一技，堪为帝王师佐、鹰根帷幄者，着地方官敦崇礼请，汇册起送来京。候朕临轩策试……或礼请举报有名，而本人规避高蹈，将本人以观望重遣。”［佚名《纪事略》载《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53页］

这段话，软硬兼施。一方面求贤若渴，另外一方面有清晰的威胁：“军法严催上路，不至者杀，比坐邻里教官。”学子既然来到成都，但并非情愿，张献忠很快发现了问题：各地的士子“多半观望，间有一二赴选者，又皆庸碌，非老即幼，且浮夸不实，无一真才。到京数日，即谋不轨，杀监兵数百，夤夜夥逃。幸督臣王尚礼察觉，擒缚首逆一百五十九人正法外，方移诸逆入城内大慈寺居住，以候考选。［佚名《纪事略》载《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55页］这批被张献忠称为“诸逆”、囚禁在大慈寺的士子，懵懂之中，于顺治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一早遭到了集体性灭绝。

一百年前的青羊宫。美国人那爱德拍摄

欧阳直记录：“献忠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听考，到则禁之大慈寺。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南城验发。如发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某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赴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漂荡散去。”这一记载的问题也较多，大开杀戒肯定存在，是谁统计的死亡数据呢？

这两次突然性的对巴蜀读书人的灭绝，结果是“弃笔堆积成冢”，可谓血腥气笼罩了科举试场，两千年巴蜀文脉彻底断绝，滚滚血海淹没了墨砚。在张献忠短暂的据川过程里，真正有效的科举，只有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举行的那一次，产生的武状元为张大受，文状元为汉州人（今广汉）龚济民。

当然，对此次科考也有不同记载，比如鲁威著《科举奇闻》（辽宁教育出版社）认为状元姓樊，为汉州（今四川广汉县）人；徐鼒著《小腆纪年附考》则云“状元姓刘”；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说“以汉川樊某为状元”，可是汉川在湖北，士子不可能追随张献忠到四川应考，显然应是汉州；《明末农民战争史》又说“状元、榜眼同出一州”，但是未指出姓名；彭遵泗的《蜀碧》卷二正文云：张献忠“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中会试者五十人，以汉州樊姓为状元”。此处注曰：“一云姓刘。”接下正文又说：“榜、探皆具……所取状元后随川北，不知所终。”其卷三则又引《寄园寄所寄》云：“会试得进士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这些记载，多为道听途说，显然是将大西国科举设立的文、武二科混为一谈了。

武状元张大受的传奇

清代赵吉士的笔记《寄园寄所寄》说，张献忠随意杀戮，但姓张的往往获免；捣毁神佛塑像是大西军的习惯，但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听说供奉的文昌帝君俗名张亚子，张献忠便下令不毁；点状元也特意选个姓张的……这符合张献忠的价值伦理。

张大受（？—1644年）成都华阳县（1952年撤销县治归入双流县）人，字号、生年未详。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张献忠称帝后的首次贡举，张献忠亲自拟题，强令士子就试。首先进行乡试，然后举行会试，取进士120人（《科举奇闻》说此次录取进士50名。但《寄园寄所寄》引《张献忠乱蜀始末》和《蜀碧》卷三、《平寇志》及萧源锦的《状元史话》等都说是120人）。

对于较场上把戏，黄虎熟门熟路，决定芝麻开花节节高。要考出水平，考出实效。

大西国武科考试武生时，采取特地挑选狞劣马数百匹，使应考者骑上劣马，同时命鸣放巨炮、营内士兵大声喧噪，往往马惊人。这一幕，虽然不同于古罗马大斗兽场，但滑稽出丑的效果很好，而且比戏剧演出更胜一筹。看得张献忠意气风发，大呼过瘾。

他喊：好。很好。再来一个。

看起来，戏弄读书人，历来是泥腿杆子的嗜好。

但张大受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他当年尚不到30岁，腰力十足，身长七尺，仪表丰伟，器宇轩昂，诗词书画兼通，亦颇善弓马。最最关键在于，他姓张。而根据荥阳大会前后，在农民军的四百多支、名号多达六百多个的庞大队伍里，有一个起义军头目，就叫“张大受”。（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61页）

尽管此张大受非彼张大受，也许此人勾起了黄虎的回忆，他一见“老乡”非常欢喜，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叱咤疆场的自己。他决定，这个大西武状元，就归张大受。

成都郊区的一座文昌宫

张大受到设立在蜀王府内的金銮殿谢恩，大西皇帝沐猴而冠。眼前张大受玉山倾倒，他很受用，请起请起。谆谆教诲一番后，首先赐金币刀马十余事，接着赐御宴，赏同坐。这是非同小可的礼遇。

当日事毕，又将席间金银器皿尽数赏赐给张大受，这显然是张献忠喜欢得有点失措了。再过一天，张大受又进殿谢赏赐之恩，张献忠又命御用画家为之精描肖像，这是朝廷“绘图紫光阁”的无上待遇啊，传之远方与后世；并再赐美女10人、甲第1区、家丁20人。

一时间，张大受荣华富贵，可谓登峰造极。大西国列位“臣工”见此纷纷祝贺张皇上，称颂“陛下今得奇士，实天赐贤人，辅佐圣朝”，祝贺大西国得了一位奇才，不日必将荡涤天下，光耀大西。张献忠听罢，踌躇满志。

张献忠赏赐武状元张大受的“金币”，或指其他金钱，但多半是指“西王赏功”金钱。此金钱十分稀少，仅限四川。

张大受还得进殿谢恩，所谓“礼多人不怪”，但礼节太多了，历来反对繁文缛节的黄虎受得了吗？正传呼间，张献忠却对左右说，老子太喜欢这个状元了，喜欢得一刻也离不得，见了又要给赏，老子简直不敢再见其面了，怎么办呢？

他桌子一拍突然下令：干脆将他收拾掉！

结果张大受一家老小以及赏赐的美女、家丁全部遇害，赏赐的物品还没有焐热，就全部收缴了。这个当了3天的状元，不如不当反而好得多啊，但也成就了一项历史的吉尼斯纪录：中国武举史上最短命的状元。

大西国文状元龚济民则很少被提及。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状元大典》里，对大西政权的科举倒是有记录，提到的唯一文状元就是龚济民。（毛佩琦主编《中国状元大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0页）

据俞忠良《流贼张献忠祸蜀记》记载，有个叫龚济民的儒生，被人蔑视，称之为“汉州劣生”，那就是如今的德阳广汉市人。人品学品如何个“劣”法呢？原来，他在应试策上热情歌颂张献忠品德超越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不大识字，听人一说，立即心花怒放；更觉得他的名字“济民”是好兆头，大西国必将济世安邦。便将他第一个“抓举”为状元及第。来自什邡县的老童生熊炳，中了探花，自然也是功成名就了。在廷试策论中，他有点得意忘形了，好心进谏，委婉劝说张皇帝不要局限于蜀中、做井底之蛙，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富有四海。张献忠怒不可遏，认为这是讽刺自己鼠肚鸡肠，立即将熊炳凌迟处死，将其女眷打入娼门。看起来，熊炳死得比张大受更为悲惨。

需要注意的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汪绪慧在《张大受考》一文里指出，“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还有一个叫张大受的为大西国武状元，字君可，号鸿漾。明朝常熟人。不过此张大受生年不可考，卒于1644年，张献忠因喜怒不定的性格，杀了在当时曾红极一时的张大受。1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艺文志·苏州卷》，曾将明武状元张大受与清朝常熟张大受混淆……明朝武状元张大受和清朝张大受二人除了生活年代不同，著述、科第、字号均不相同，由于二人均生活于常熟，所以也容易引起人们混淆。在此论述，希望引起注意。”（《时代文学》2012年第12期下半月刊，第160页）

这一考据，显然对出自成都华阳县的张大受身世进行了一些引申。但是我认为，武状元张大受，也可能祖籍就是江苏常熟的，不然，何以成都一地从无其家族的半点传说呢？！

后来，张献忠认为这些考试“未得真才，仍复设科，是一年而两科也”。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在明末风雨飘摇之际，崇祯求贤若渴，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辛巳本年，特开“奇谋异勇科”，诏下，可惜无应试者。这样的“特招”，大概也只有李自成、张献忠之类枭雄，才能够在“奇谋异勇科”中胜出。只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大西国如昙花一现，科举更是白驹过隙。从张大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到全家无辜被杀，以及大西国在四川举行的第二次乡、会联试与最后的制科考试均以大屠杀告终来看，张献忠的科举考试，初衷只是萧规曹随，并无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重用之的打算。其称帝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接连举行3次考试，虽有急需用人的现实要求，却也说明他对科举考试之事并不是很慎重，无所谓章法。其实，张献忠需要的人才，与绝境中的崇祯皇帝的需求——奇谋异勇，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而已。

大西军在云贵地区举行的科举考试

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义子。四人中年龄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是老二。张献忠殉难凤凰山以后，大西军四面溃散，后有近十万起义军再次集中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贵州、云南。他们派人向永历帝建议，愿意和他们联合抗清。经过一番艰难的考虑，近乎是光杆司令的永历帝明白形势危急，只好依靠大西军，封孙可望为“秦王”，李定国为“晋王”。

1656年，永历帝朱由榔在李定国的护卫靳统武、总兵张建带领的军队保护下进入昆明。有明一代，云南被视为偏远之地，真所谓天高皇帝远，真龙天子现身偏僻地域，昆明百姓欢呼雀跃，“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朱由榔非常感动，让随从传旨：“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仰首观觐，巡视官兵不许乱打。”整个昆明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里。李定国和刘文秀决定暂时把云南贡院（大西军入滇后这里曾经是定北将军艾能奇的住所）作为永历帝的行宫，视朝听政。

置身云南的李定国，准备好好经营这块根据地。为了“联明抗清”，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在较短时间内出现了“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的大好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招募傣族人参与训练战象，一年内练就精兵3万。

为了把愿意抗清的知识分子团结到抗清队伍中来，大西军在贵州、云南先后举行开科取士，录用知识分子。在贵州举行开科取士时，还号召四川的士子前往应试。“孙可望令全蜀乡试于贵州。两省合取中试者40人、拔贡20人。”

这些士子，似乎已经忘记了张献忠在成都对前辈士子的杀戮。用四川民间的话来说，叫“读书读到牛屁股里去了”。然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人的价值逻辑就是如此功利。既然明朝这个买主已经不在了，大清这个新买主尚未到来，谁看得起我，我就跟了他！读书人还有更强的现实逻辑，怎么才对得起自己的十载寒窗苦读？何以才对得起家中父母妻儿？！

吴伟业撰《绥寇纪略》记载孙可望在昆明开科取士情况：“甲午岁，孙可望自贵州还兵，就食要道，日加操练，听候调拨。晋王（李定国）守南宁，蜀王（刘文秀）守云南……是岁春，命学道孙顺考滇南士子，随即开科。以西寺作贡院，命监税司史文为监临。减三场为二场，减七篇作五篇，头场三书二经，二场策论、表并诗二首，其题：‘官柳连雪，滇南纪胜。’取解元高应雷等32名，照给头巾，青袍，与明例埒。自是，士子书声不辍。”

这表面是南明朝廷举行的科举考试，其实均是大西军操办的。

为了更广泛地笼络当地读书人，把他们吸收到抗清队伍中来，又规定“凡科目居家者，胥以官”的政策。昆明诸生高应雷应试被录取后，还参加了大西军。“应雷应举授官，从军赴黔楚”，直接参加了抗清战争。

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滇南应试被录取的部分生童，集体前往李定国府致谢。李定国不仅奖给了每人三百串钱，而且鼓励生童们，“用心读书”。如此语重心长，听起来倒是让人浮想联翩。高应雷是云南名人，也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个案。

高应雷出生在昆明一个富裕之家，据说长得修长俊美，仪表堂堂。他读书也有天分，博闻强记，擅长作文，广交天下朋友。1659年，他所在的部队惨败于湖南辰州。高应雷死里逃生，捡回一条性命，从此隐居于湖南溆浦，把身世感想寄托在诗歌写作中。人们称赞他的诗有荆轲刺秦王一般的悲壮气质，有屈原投江一般的忧郁失意。（《滇南碑传集》卷十）

高应雷后半生过着近乎隐士一般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缘于他参加了南明的科举考试，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反过来再看“学而优则仕”的现实性逻辑——“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首先得弄清楚这“帝王”到底是谁，显然比考得好不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