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闯荡上海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由于中国在战争中被“夷狄”完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老大一统局面风光不再。西方国家凭借坚船利炮和经济实力侵入中国，硬是在中国东南沿海楔进了几块资本主义的“飞地”。上海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块。

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飞地”对中国而言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内容和新型催化剂，刺激并助长了中国通商口岸工商业的繁荣；另一方面，“飞地”周围地区原有的自然经济纽带被无情切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都市繁华与乡村凋敝的两极发展，使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和一些穷愁潦倒的封建文化人开始抛弃传统的谋生手段，离开农村，前往上海一类通商大都市去“撞运气”。日趋衰落的王家亦加入此一潮流。由此，青年王韬也在“情非得已”中被卷入东西方文化冲撞、交流与融合的漩涡。在经历了人格矛盾和精神苦痛之后，他开始了世界观的最初转变。

一 橐笔沪上

王家与上海结缘始于1847年。是年，王韬父亲王昌桂因家乡招不到生徒，“饥驱作客”，被迫赴上海设馆授徒。从王韬遗存文献看，王韬对他父亲来往沪上的情况记载不多，看不出其父王昌桂设馆上海并在介绍西方文明方面对他有何影响。可以确定的只是王韬此时并未随父同行。他还留在苏州老家做他的“穷秀才”，对酒当歌，教读自娱。

1848年，王韬首次赴沪，并被繁华景象所震惊。该年农历正月，王昌桂滞留沪北，无法旋里。王韬思念家人，赴沪“省亲”。行船一入黄浦，王韬就觉得“气象顿异”，钦羡之情油然而生：

从舟中遥望，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飘渺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

陌生的事物、崭新的世界诱发了青年王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听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所主持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颇多新奇事物，在沪上口碑颇佳，便特地前往拜访。经此一见，王秀才的情感无意中便被“西士”和“西物”

拉拽过去一截。他记载当时的情形说：

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竟谓创见。余特往访之，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入其室中，缥缃插架，满目琳琅……坐甫定，即以晶杯注葡萄酒殷勤相劝，味甘色红，不啻公瑾醇醪也……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牗，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

至1848年，上海虽已开放七八年之久，但是一般内地乡里还未曾强烈感受到西方文明的辐射。传统封建文人依旧固步自封，沉睡于天朝美梦而未醒。他们对西方事物既知之甚少，也鄙夷不屑。他们宁愿死守“华尊夷卑”的古老信条，也不愿承认“夷狄”文明的存在与优势地位，更不愿意向“非我族类”的“夷狄”学习请教。作为一位自坠地即浸透在传统文化中的乡村文人，王韬此时虽然还没有摆脱封建文化人的价值观和心态，但他能主动拜访“夷人”麦都思所主持的墨海书馆，与“夷狄之人”饮酒谈话、交流思想，却也透出了王韬日后与顽固封建文人分道扬镳的端倪。王韬好奇爱动、崇尚自然的个性和他所信奉的变易哲学，是他能够跳出传统藩篱的主观内在因素。

1848年的上海之行，特别是首次与西方人士友好接触，打开了初出乡间的王韬的眼界，使他对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有了最初的好感。这为王韬日后世界观的转变和生活道路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契机。

此次沪上之行，王韬不仅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蓬勃生机，也深感上海繁华背后所隐藏的中国生存危机。后者给王韬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引发了他忧国忧民的愁绪。当他放眼黄浦江，注视着一艘艘外国商船与军舰在中国的江河里自由自在往来游弋的时候，他无法平抑自己的愤怒情绪，一口气写下了四首“感事诗”以志其意：

其一：

海上潮声日夜流，浮云废垒古今愁。

重洋门户关全局，万顷风涛接上游。

浩荡东南开互市，转输西北共征求。

朝廷自为苍生计，竟出和戎第一筹。

其二：

苍茫水国殢春寒，鲸鳄消余宴海澜。

闾里共欣兵气静，江山始叹霸才难。

殷忧漆室何时已，恸哭伊川此见端。

远近帆樯贾胡集，一城斗大枕奔湍。

其三：

烽火当年话劫灰，金银气溢便为灾。

中朝魏绛纡谟画，穷海楼兰积忌猜。

但出羁縻原下策，能肩忧患始真才。

于今筹国讵容误，烂额焦头总可哀。

其四：

海疆患气未全舒，此后岂能防守疏。

应有重臣鹰管钥，早来绝域会舟车。

土风谁补蛮彝志，波毕今登货殖书。

千万漏卮何日塞，空谈国计急边储。

诗句之间，对国运的担忧和对“西夷”的愤恨在强度上超过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欣赏。这一点正是王韬拒绝麦都思邀请而毅然返回甫里乡村的内在原因。长期封建文化的学习养成了他比较固定的文化价值观和情感，这使他一时还不能接受西方人士在中国自由居住和四处活动的现实，更不能容许自己与之“同流合污”。

然而，命运似乎故意与王韬开玩笑。家庭生活的波折迭变使王韬别无选择，只能“橐笔佣书于沪上”。1849年6月，王韬父亲王昌桂因病离世，全家生活的经济来源顿时断绝。年仅20岁的王韬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养家活口的重担。但是，靠一介书生的王韬“设馆授徒”所得的微薄收入无论如何已经不能维持一家老少三代的日常生活开销。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1849年又恰是一个大灾之年，江南地区暴雨连绵，“三旬稀见日，五月要披裘”，“江村成巨浸，远近起哀音”，米价暴涨，家家生活不易，哪里去招收生徒？无奈之下，王韬只能外走他乡，另寻生存之道。恰巧麦都思此时翻译受困，急需一个中文助手，再次遣使来书相邀，王韬遂于1849年9月接受邀请，来到上海墨海书馆“佐译”。此后，他以中文助手的身份与麦都思一同工作，朝夕相伴八年有余。王韬在书信中记录此一人生变故说：“己酉六月，先君子见背，其时江南大水，众庶流离，研田亦荒，居大不易，承麦都思先生遣使再至，贻书劝行，因有沪上之游。缪厕讲席，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一个中国乡间落第秀才的人生轨迹在国运不昌和家庭不幸的双重挤压下就这样发生了突然转向，甫里的私塾先生被推到“十里洋场”，落入中西方文化对抗与交流的漩涡之中。此时的王韬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能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巨人。而作为传教士的麦都思也不会想到他的这次邀请会成为一位改革思想家产生的“催化媒”。外来的麦都思不自觉地做了中国历史的推进人。

王韬离乡赴沪本是生活逼迫的“违心而行”，其内心的苦涩是不难想象的。他离开甫里时心情十分复杂，既依依不舍，又无可奈何。有一首长诗反映了他当时的矛盾心境：

瘁叶悲陨树，病鸟怆离巢，岂余非人情，甘作秋蓬飘。少小惯为客，里居多无聊，今兹远乡县，独处耐寂寥。顾念白头母，忧子心慆慆，更怜小弱弟，久已诗书抛。吾躬事丛集，此举敢惮劳，日卜一廛宅，涂茨为诛茅。昊天胡不吊，鞠凶丁我躬，葛帔走风雪，忍饥敢言穷。一朝落海上，夫岂由余衷，根本讵弗重，粥何由充。嗟予 事大舛，磨蝎在命宫，动如金跃冶，嘲诮丛吴蒙。岂有伯通庑，令我 安赁舂，因之决行计，仰视寥天鸿。我家居里中，及今阅三世，即我 住此庐，亦已逾十岁。先人立门户，辛苦心力敝，前年遭大水，研田 绌生计。含凄急出门，仓卒麻鞋系，门祚感衰微，骨肉惊飘逝。庭 树色依依，对之屡挥涕，再拜从此去，衔哀告家祭。

此一最初矛盾心态一直蛰伏在上海时期王韬的深层意识中。每遇不顺心的事情或场合，它就会不自觉地崩泄出来，使王韬寝食难安，心力交瘁。

初至墨海书馆，王韬住在上海北门外的一间破陋的小屋里。小屋与一片坟地毗邻，前后荒凉不堪，里面开间亦只可容身，王韬描写为“小屋三椽，聊以容膝，老屋多隙，时来黄沙，小窗不明，罕睹白日”，冬季北风怒吼，窗栏欲飞，夏日来临，枕簟皆湿。艰苦的栖居环境使王韬觉得生活了无情趣，如同楚囚。在此一时期的诗文中，他经常抱怨时运不济，自叹佣书西舍，贱如犬马，咏怀往日甫里乡间且耕且读的悠然自得和无拘无束的诗友唱和。

然而，王韬并没有因此而退回到甫里乡间去，墨海书馆的薪金毕竟比教授生徒的束脩来得丰厚。肩有全家生活重担的王韬不能不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忍受暂时的困厄。经过一年的咬牙坚持，他积蓄了一些钱，终于在墨海书馆的后面租下了两间稍好一些的房子。1850年夏天，他把妻子和女儿一起接到上海合住。家庭的团聚多少冲淡了一些郁积在他心里的怨愤。

王韬及其家人的离乡赴沪，特别是王韬“卖身事夷”的举动引来了家乡亲戚朋友的诸多指责，纷纷以“儒家大义”声讨王韬悖逆之举，一时“物议沸腾”，“姗笑者蜂起”。连王韬妻兄杨醒逋也加入谴责王韬的行列。杨醒逋希望妹婿不要为了“果腹”而“附腥慕膻”，托足“夷狄”之间，而应见歧路而返，回头是岸，继续在科举的道路上奋斗前行，以求腾达。王韬对来自乡间的责备“姗笑”并非无动于衷，如王韬得知好友管嗣复（字小异）拒绝襄助外人翻译《圣经》，顿觉自惭形秽。但是，他思来想去，总觉得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继续“颔首悴面，倒行逆施”。他从理智上仔细权衡儒家大义和生活现实孰轻孰重。最终，他选择了现实生活。他在日记中自我安慰说：“教授西馆，已非自守之道。譬如赁舂负贩，只为衣食计，但求心之所安，勿问其所操何业。译书者彼主其意，我徒涂饰词句耳，其悖与否，固于我无涉也。且文士之为彼用者，何尝肯尽其心力，不过信手涂抹，其理之顺逆，词之鄙晦，皆不任咎也。”

在给妻兄杨醒逋的信中他直接陈述其沪上谋生之“苦哀”，请求后者宽容他的选择：

韬不才，无所表见以光于闾党，遯迹海上，是用殷忧，鸿雁西来，手书远贲，十读三复，瞢所适从。然有不能无言者。昔年先君子见背，韬固不欲行，眷顾家庭，又难中止。使有一大力者提挈其间，俾成素志，决不敢自甘湮没。乃经秋卧病，闻问阒如，虫声满庭，鼠迹盈案。历此况味，只自伤矣。然后戢翼长征，浩然不顾，知韬者当为韬痛哭流涕而不置也……天地生才不数，处世亦不苟，韬常以为然，及至今日，有不敢尽信者。韬年十九，已事博涉，才虽不逮古人，而风雨一编，靡间晨夕，不可谓非劬书媚学者，不料时命之不偶，而沦落于无知之俗也。事至于此，诚为已矣，岂复能嘐嘐然诩名尚品炫智矜奇哉？

杨醒逋是一位古典唯理主义者，也是儒家大义的忠实卫道者。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哲学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典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儒家道义是杨醒逋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他认为儒家道义是人之根本，相比“大义”，“物欲”层次的衣食住行则是次要的，非根本的。因此，不愿“安贫乐道”，更不愿为守道而“饿死”的王韬自然成为他责备的对象。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儒家大义的卫道者，当王韬生活无以为继，需要他资助时，他又是那样看重物质财富，以致吝啬得对王韬一家不闻不问。王韬这一封回信无疑是对妻兄杨醒逋及其同类“腐儒”的冷嘲热讽。

人类生存法则的历史逻辑原来就是先物质后精神的。王韬为了养活自己，养活全家，只能选择这条被封建文人们所不齿的道路，尽管他是那样的不情愿。

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麦都思牧士修改、润色他的译著。麦都思牧士是英国伦敦布道会最早派遣来华的传教士。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在马六甲和广东一带进行传教活动。最早的中文月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是由麦都思与马礼逊两人在马六甲合作创办的。鸦片战争后，麦都思来到上海北门外设点布道。墨海书馆是他创办的宗教印刷机构。麦都思来华时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即准备把圣经的《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翻译成通俗易懂、平实流畅的中文，使中国人都能乐于接受基督的启示。1847年，他把上海的传教士组成一个编译委员会，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但是，尽管麦都思的气魄很大，其中文能力却明显不足。他以及在他周围工作的传教士们虽然懂得中文，口语水平甚至不低于中国人，可翻译出来的文字总是免不了“拘文牵义”，“诘牙聱口”，王韬讥之为“即使仲尼复生，亦不能加以笔削”。

中国民众尤其是文人墨客对麦都思等传教士所译的“诘牙聱口”之作十分反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帝福音的传播能力。麦都思邀请王韬，目的就是期望借助王韬深厚的中文功底对他们所译书籍加以疏通、润色，使之更适合中国人口味。王韬居沪初期，这种译经工作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

延续了六年之久的新旧圣经汉译工作是单调而乏味的。一位自始至终参加这一工作的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怜（W. C. Milne）回忆当时的工作情形说：“我们每天集中讨论，先读一段圣经和祈祷文，然后逐字逐句地翻译。每位传教士都有发言和修改译文的机会，以使译文更尽人意。这样的工作从上午十点一直延续到下午两点半。有几位传教士带着有用的土著汉文导师或工作助手。”

作为一个有着良好儒学基础、生性又好动的青年才子，王韬每天跟在传教士后面修饰他认为“诘屈聱牙”的译文，的确叫他生厌万分。他愤愤不平地向友人抱怨他的境况说：

佣书西舍，贱等赁舂，闭置终日，动遇桎梏，学蒙庄之牛呼，为史迁之马走，因此瞢瞢自甘，惘惘不乐，每一念及，行坐都忘。

王韬厌恶宗教著作的翻译工作，可对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工作却怀有极大兴趣。此一兴趣是他讨厌西方宗教而又与传教士周旋揖让的又一原因。他在《弢园老民自传》中说：“老民欲窥其象纬舆图诸学，遂往适馆授书焉。”此话当属由衷之言。19世纪中叶的王韬不曾受到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窃取天火故事的启发，但他为师夷长技而甘受折磨的坚忍精神却如出一辙。中国近代第一代进步思想家大多具有与普罗米修斯一样的品格与精神。

王韬在上海时期参与翻译的科学性著作主要有五种，即《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和《西国天学源流》。王韬后来将它们与《泰西著述考》一道编辑成册，名之为《弢园西学辑存六种》。

《格致新学提纲》是王韬在1853年与艾约瑟（Joseph Edkins）合作翻译的，其后王韬又“屡加补辑，多所增入”。因此，王韬对于《格致新学提纲》兼具翻译者和编纂者的双重身份。此书涉及的科学技术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算学、化学、重学、光学、电学、气学、声学、地学、矿学、医学、机器、动植物，无所不具”。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一家独大，盛行朝野，在此情形下，国人能通过王韬的努力读到如此内容丰富的指南性著作，实乃历史大幸。王韬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谓不大。《光学图说》也是王韬与艾约瑟合译的，是一本介绍光学知识的入门书，配有图绘，浅俗易懂，所论望远镜制造原理及工序尤其实用。《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和《西国天学源流》是王韬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作译成的，翻译程序是伟氏“口译”，王韬“笔授”“润色”。《重学浅说》为物理学著作，王韬曾在《弢园著述总目》中概括该书的要旨说：“西人于器数之学，殚精竭思；其最奥者曰重学。以轻重为学术，行止升降，必藉乎力；高下疾徐，必因乎理；而所以制器测象者，非此不可。凡助力之器有六：杠杆、轮轴、滑车、斜面、螺丝、尖劈。赖此可以举重若轻，其中各有算学比例在。”《华英通商事略》是一部叙述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方发展商业贸易的历史著作。在当时，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商业为本”的情况还相当陌生，甚至有所排斥，谈不上在内政上予商业以应有之地位。王韬选择此书翻译有针砭时事、警醒国人之动机。《西国天学源流》是一部介绍西方天文学发展史的著作，“读之可以讨源溯流”。王韬试图通过此书的传播使国人认识西历的精确性和它的科学测量方法。

由于王韬中文造诣的深厚，他参与编译的作品，不论是宗教作品还是科学著作，均获得相当的成功。前者如《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代表本“文辞雅达，音节铿锵”，水平远在前辈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所译圣经之上。《新约全书》并被英国圣经会正式采纳为规范精译本而加以推广。至1859年它已被再版11次。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此一译本仍在中国流传。后者如《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等也都不胫而走，被文人学子们视为至宝。

王韬对宗教译著和科学译著两种“成功”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前者，他除了不时表示只配“糊窗覆瓿”外，从无一点“成就感”；相反，对后者却总有一股压抑不住的自豪感，每当朋友向他索要这些书籍时，他总要在自谦之词中流露出得意之色。他也常常把这些书籍作为贵重礼物赠给朋友。晚年他还把这些译著汇编成集，铅印再版。对两种类型书籍翻译的不同态度表明了王韬在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好恶取舍，也说明王韬滞留沪上除了经济上的客观原因以外，的确还有试图“窥破西学堂奥”的主观动机。

二 口岸畸零人

“五口通商”后的上海是中西两大文明板块撞击的热点，也是大清王朝行政权力失落的特殊空间。这里聚集着许多中国落魄文人。这些落魄文人或为科举考试的失败者，或为官场角逐的失意人。与封建社会权力的掌控者与拥有者不同，这些落魄文人在传统封建社会的文化与政治结构里本来就是处在最外沿的“离子”。当中西方两大文明板块相遭遇的时候，他们更易在外力的撞击下脱离原来的结构而成为游弋于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中间人”或“孤独的陌生人”。美国中国近代史专家柯文（Paul A. Cohen）在他的著作《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对这一群“中间人”有过精辟描述，他说：“他们大多都是儒家经典训练出来的文人，且往往具有秀才一类的头衔。西方人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把他们吸引到上海。不落俗套，行为怪癖而又不乏才华是他们的个性特征。

他们的诞生象征着近代中国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口岸知识分子（Treaty Port Intellectual）的出现，他们在中国人世界的边缘地带生存，其工作在初期似乎与中国历史的主流相脱离，但在未来的中国历史上，他们日益显示其重要性。”

“逃儒逃墨难逃世”。飞离出去的“离子”并没有就此找到一个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和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哲学，个人的不幸、民族国家的耻辱、东西文化认同的困惑，使他们饱受精神与心灵的折磨。抑郁孤独而又牢骚满腹，愤世嫉俗而又放荡不羁，“蔑夷”而又“慑于夷”成了他们的群体性格。这是一群离开传统堤岸跳入陌生海洋而又一时没有找到彼岸依归的“畸零人”。

在这些“畸零人”中，王韬是不幸最多、忧愁最深的一位。其经历之惨，精神负担之重，几乎使上海时期的王韬“无复有生人之乐”。

（一）家庭多变故

相较甫里乡间设垫课徒收入，王韬从麦都思那里得到的薪酬还算丰厚，可以“岁得二百金”。王韬打算以此所得，从此使全家摆脱生活困厄。孰料事与愿违，1850年妻子杨梦蘅到沪未及半载，便“久劳患病”，“遽遭惨变”，不治去世。王韬与杨氏结婚仅仅三年，且离别多于相聚，迁沪后伉俪之情犹如新婚，突遇此变，顿感天昏地暗，痛不欲生。他写诗自咏道：

偕隐难期白首归，长离早把青鸾跨。

院落天风响佩环，人海茫茫永不还。

银烛窗前明昔昔，旧衣架上黯斑斑。

残灯孤馆真凄怆，回廊独立悄无语。

最怜孤鸟不成鸣，底事宵长未肯曙。

凄凉无计作悲歌，零落天涯怨更多。

妻子病故后，王韬为稍减失妻之痛，复因“顾思白头母，忧子心慆慆，更怜小弱弟，久已诗书抛”，便将家中老母与小弟一起接到上海同住。王韬每日辛苦劳作，“奉高堂，教弱弟”，指望家庭从此太平过活，小弟早日成人。可接下来的打击让王韬更加失望。弟弟王谘卿来沪后不思进取，常与游手好闲之徒混在一块，并且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整日醉生梦死，不事读书。王韬被他弄得钱囊拮据，伤透脑筋。在一封致杨醒逋的信里王韬无可奈何地表示：“舍弟谘卿，供养烟云，已成痼癖，迩来为之赁屋一椽，聚徒三五，聊以收其放心，然犹且典研鬻书，以供片芥，劝之不可，徒唤奈何。”后来，王韬花尽积蓄，“心力耗瘁”地为他娶了夏氏作媳妇，以期能对他有所匡正。不料王谘卿的烟瘾愈发不可收拾，“呼吸烟霞”，“迷津难返”，未三载也溘然逝去。

如果说家人一连串的去世所带来的悲哀使王韬长年累月“如坐愁城”；那么“无后”的忧虑便在这座愁城之上又加上了一层沉重的精神黑网。王韬本来有兄弟五人，但三个哥哥均于幼年夭折，只剩他与吸烟成瘾的弟弟谘卿活至成年。王韬生有二女，次女且“生不能言”；王谘卿虽生有三子，但无一成活。从传统意义上讲，王家血脉香火自此而断。一位思想开放的现代知识分子或许对此“衰宗”局面不以为意，但对还未走出传统，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观念仍然十分强烈的王韬来讲，则仿佛是人生最大的磨难，是命运对他最大的惩罚，毕竟“百善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经常用传统的儒家伦理来谴责自己，闭门枯坐思过，同时抱怨命运的不公，凄凄惨惨，哀哀怨怨。在《哭舍弟谘卿》一诗中他这样叹息道：

痛杀北堂母，同谁奉甘旨。三兄殇可嗟，一个弱如此。

衰宗安得振，时陨滂沱涕。只鸿迷所向，此痛何时止。

“无后”与“不孝”的刻骨之痛一直折磨着王韬，直到后来亡命香港，他还在为亲人接二连三的谢世和王氏家庭的断后状况耿耿于怀。一封写于逃亡香港一年之后的信这样写道：

懒叟所虑者，尤在嗣续，已逾潘岳之年，将逼商瞿之岁，膝下萧然，顾对谁供。我家七叶相传，二百三十七年，仅存三男子。从侄二人，长者清狂不慧，次者荡越绳检，不可教训，世乱家贫，年壮无室，我之所遇则又如此。呜呼，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弗可冀也已。

甚至在他实现了思想的转变，成为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新闻人之后，他还不能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无后”一事。一封写于1881年前后的信函这样说：

言念吾宗，伤心欲绝，悠悠苍天，曷此其极。王氏一支，自明崇祯至此，七叶单传，今殆绝矣。岂刑官之后，遂至不祀，而若敖之鬼，长此终馁矣。宁不痛哉！宁不哀哉！

不到椎心泣血，哀痛至极，没有人会怀疑自己的祖上是“刑官”！王韬被王家“衰宗”一事纠结得几乎崩溃。

（二）正统华夷观与现实选择的矛盾

封建时代中国的知识界被包裹在“严夷夏之大防”的封闭甲壳里，其成员几乎拥有共同的“华尊夷卑”价值观和世界观。未出甫里时的王韬也是一位十足的“华尊夷卑论”的维护者。

有一件小事典型地反映了王韬的这种文化价值观。大略在1848年前后，王韬的一位朋友因家庭陷入困境被迫前往上海洋人处做事。王韬获知此事后，立即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长信给这位朋友，劝他不要因为一时“身处涸辙”而失去儒者之节，卖身事夷。他写道：

儒者立节，不必鸣高，君子持躬，务期绝俗，经权常变，惟所用焉，而独至处身则断不可不谨……夷人自议款通商以来，包藏祸心，非伊朝夕，足下其巢幕之燕乎？……春秋责备贤者于失身尤为重。仆于酒酣耳热之后，能不为足下击碎唾壶，感愤泣下哉！然裹足不入者，保身之哲也，决心舍去者，果断之士也；事机犹可转圜，昔非何必今不是，翩然辞去，鼓棹而西，弹长铗以归来，谢知音与海上，尚不失为佳士耳。若复羁栖异地，沦落青衿，以垂暮之年，蹈不测之域，不独知者为之兴叹，即己之心何以安？

骂得大义凛然，痛快淋漓，字里行间饱蘸着对西方“夷人”及与之共事的“士林败类”的鄙夷不屑之情，清晰地透显出王韬此时的文化价值观。

19世纪中叶时代的变化和家庭的变故也把王韬本人抛到了上海这个所谓的“腥膻之地”。在与西方人士的接触之中，他逐渐体察到西方文明和西方人士的优异之处，思想开始悄然发生变化。他在日记中就曾多次赞赏合信、麦都思、伟烈亚力等西人聪明好学以及对他的生活关照。

但是，王韬仍没有与旧时代和旧意识决裂。封建传统文化早年所赋予他的文化价值观依然牢固地存留下来。尽管后来王韬成名后曾说他在上海时与外人“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上海时期，特别是1859年以前的王韬仍然是一个“华尊夷卑论”的笃信者。他的思想变化远远落在他的生活变化之后。与西方人士朝夕相处被他看成是“日与异类为伍”，是“耻莫大焉”“害莫大焉”。一封写于1858年的致舅舅朱雪泉的信这样写道：

自来海上，绵历岁序……托迹侏，薰莸殊臭。传曰：“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饮食耆欲，固不相通，动作语言，尤所当慎……名 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曲学，非特覆瓿糊窗，直可投之溷厕……此 邦氛浊之场，肩毂摩击，腥膻萃附，鸦雀之声，喧訇通衢，金银之气， 熏灼白日。聆于耳者，异方之乐，接于目者，犹杂之形。

这里没有一丝“雅称契合”之意，而传统士人那种“华尊夷卑”的潜意识却暴露无遗。在另一封致密友的信中，他以更直接明了的语言谈论“夷性乖张”和“夷夏大防”。此信在引述了《左传》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词滥调后指出，西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其性外刚狠而内阴鸷”，因此，宜严加防范。即使不能将其驱逐，至少也得“格绝中外”。王韬断言，“中国英俊士子”不顾“中外异治”，尊西人为“西儒”，“乐与之游”，将会“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长此以往，“华风势将浸成夷俗，名教大坏”。

在王韬心目中，夷人夷俗是如此的可鄙可恶且可惧，而作为“华人”的他又不得不为了向其学习和谋求生计与其周旋，王韬确实陷入了痛苦的精神炼狱。在他与传教士一块工作了一天之后，他常常独伴孤灯，以负罪的心情审视自己的行为，谴责自己“逐臭海滨”，“败坏名教”，后悔自己饥不择食，“误陷腥坛”。从赴沪之初直到1859年左右，他的这种惜也痛哉的对自我丢失的忏悔，充满了他的书信和日记。1850年秋，他在给弟弟王谘卿的信中自责并责人地写道：

我自去岁杪秋至此，今已又及秋矣，时物一周，不禁触目生感。呜呼，人生如白驹过隙，诚不知老之将至。贫贱何足耻，富贵不可求，但当安吾贞守吾素而已，今人得温饱便不识名节为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辙，能不令人訾我短耶？

此后，在给舅舅的信中又不无后悔地表示：“使当日者却三聘之金，以为污我，严一介之意，不妄干人，鸡林之使，摽诸门外，乌泾之行，绝诸意中，决然辞谢，舍之他图……上可以博功名，下可以垂著述，计不出此，悔焉已晚。”

1859年3月的一天，王韬的朋友管小异来拜访王韬，言及他拒绝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聘修《旧约》一事。管小异在向王韬表白拒绝助译的理由时说：“吾人既入孔门，既不能希圣希贤，造于绝学，又不能攘斥异端，辅翼名教，而岂可亲执笔墨，作不根之论，著悖理之书，随其流，扬其波哉？”王韬听后汗颜涔涔，自愧弗如。他在当日的日记里写道：

噫！闻小异言，窃自叹矣。当余初至时，曾无一人剖析义利，以决去留，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足一失，后悔莫追。苟能辨其大闲，虽饿死牖下，亦不往矣。虽然，已往者不可挽，未来者犹可致，以后余将作归计矣。

正统的华夷观与现实生活选择的矛盾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复因亲朋好友的不理解而加剧。王韬赴沪后，许多朋友“以此为获罪名教，有玷清操，或则肆其妄谈，甚者加以丑诋”，还有的与他割席绝交。这种外在的压力使王韬内心时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惶恐不安。他无数次地苦苦挣扎，试图找到一条能够“洁身自好”的生活道路，但最后都没能实现。他曾以沉痛而又无可奈何的语气写道：“呜呼，留则百喙莫辩，归则半顷未置。名誉不立，谁停侯芭之车，汲引无闻，孰赁伯通之庑。左右都非，进退维谷，坐是忽忽若忘，懵懵不乐。”

（三）事业的困顿

王韬每年“卖文所入”约有二百金，这在甫里乡间或可足够一家人温饱，但在奢侈成风的上海，以此作为整个家庭的生活之资则难免捉襟见肘。王韬居沪初期要担负六口之家的生活费用。1857年以后，因续娶继室林氏和弟弟王利贞娶妻生子，他一人竟有“八口之累”。于是“以布衾质钱、金钗贳酒”一类等米下锅的事屡有发生。王韬此一时期留下的书信及日记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记载，略举数例，以见其贫困之一斑：

岁暮囊空，百费猬集，徒张空拳，辄唤奈何，以诸窘迫状，真阎浮提中苦恼众生也。

授书西舍，绝无善状，局促如辕下驹；笔耕所入，未敷所出，平仲之书，渐以易米，蔡泽之釜，时复生尘，倘非知我者，必以此言为河汉也。

度岁之资，尚无所措，乃作札致恂如假得数金，粗能过去，摒挡店逋，为之一清，从此安稳清眠。即有剥啄双扉，亦不疑为索债来者。

为了全家生存，竟然把以前视若珍宝的典籍当了换米，还觍着脸向戚友们告贷，即便如此，还时常无米为继，锅碗生尘，更有讨债者不时堵门索债，弄得全家草木皆兵，不敢迎客，鸟啄户门，便以为讨债者复来。这样的日子让王韬心绪不宁，昼夜难安。

面对如此窘境，埋藏在王韬心底的功名心又悄然复苏。他在“寄周丈侣梅”的信中承认说：“遁迹海滨，真如匏系驽骀下才，无志腾骧，只增伏枥之悲耳，桐叶已落，槐花正黄，见人家泥金遍贴，功名之念未尝不稍动于中。酒酣耳热时，复潸焉自讪。同学少年，亦多不贱，彼此相形，益觉泪下。羁縻于此，势非得已……安能郁郁久居此哉？” 1856年，他竟然在丢弃八股帖括十年之后重操阿婆生计，到昆山参加科举岁考。如此仓促上阵的结果，自然是一入号房便不知所云，枯坐了几个时辰，败兴而去。

王韬还未死心。1858年11月9日，他在30岁生日这一天的日记中还在念叨“壮志未酬”的苦衷。他自我解嘲地说：“堕地以来，寒暑三十易。精神渐耗，志气渐颓，而学问无所成，事业无所就。徒跼天蹐地于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思之可为一大哭。”由于思之过多，虑之过切，连做梦他都想着金榜题名的事发生。就在30岁生日前几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三更得一梦，甚奇。梦予生前系姓贾，亦士人，筑屋西泠桥畔。娶妻美而慧，能歌咏，伉俪甚相得。后妻卒再娶，容亦丽而才不逮，因此郁郁寡欢，诣云栖大师处祈梦，以卜终身。梦云栖授以一钱，上镌“云阶万里”四字。贾受钱而寤，旋应省试获第，予醒后，历历不忘，心甚异之，不知何解也。

强烈的功名欲促使他于1859年又参加了一次考试。王韬这次考试的结果更加糟糕。从他考试期间的日记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

十有八日己未（3月22日）是日，考生员经古第一场，寅初即起，至辕门袛候，顾点名甚晚，已东方日出矣。辰正，有题《五经庶几才赋》，以“讲论五经庶几之才”为韵；诗题《君子养源》，得“源”字七排一首……予在场中，未知底细，迅笔直书，午后始出。

二十三日甲子（3月27日）晴。是日，考昆、新、太属七学，点名殊早。卯刻有题。昆新题《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太属题《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经题《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诗题《岭上晴云披絮帽》，得“云”字，系苏东坡诗。予草草毕事而出。

醒逋、恂如、康甫约作登山之游，予欣然重往，连袂出行。……茶寮四壁，疥诗几满，而可诵者略有数首，雒诵久之，吟思忽发，乃与庙祝借笔题一诗其上云：“头颅三十不成名，竿木逢场悔此行。”

失败后自悔自嘲，并不意味着王韬从此不再期冀通过科举摆脱困境。实际上，他的功名心依然有“嘘而复燃”的可能性，如果他对帖括之术稍有把握，他一定还会再参加这样的考试。就在他岁考失败后两个月，他的一个朋友来书劝他参加江苏省借浙江省考场举行的秋闱，他不无遗憾地说：“邱伯深寄书至，劝予秋闱必去，以酬先人未竟之志。其意良厚。奈予于帖括一道，束诸高阁已十余年矣，今复欲执笔为此，断不能如时世妆之争妍取怜也，因此功名之心益灰。虽有名师益友，亦不能鞭策，念及辄自悔自憾也。”依依不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跃然纸上。

家庭变故，正统华夷观与现实生活选择的矛盾以及事业的困顿，使王韬陷入了精神的苦闷。他在书信中叹息说：

阮籍不名一钱，仍嗟垂囊，刘备空绕三匝，犹欲觅枝。所谓耕三于一，损益积赢，为他日退步者，仅成虚愿耳。兼之舍弟读书未就，学贾不能，呼吸烟霞，已成痼癖，迷津难返，凡百堪忧。埙箎乏迭唱之欢，手足无交推之雅，三十之年又艰举子，无以遂老亲含饴之弄，退处闺闼，左顾鲜愉。命也何如，要难相强，境遇之厄塞既如彼，家门之所值又如此，人生乐趣，泯然尽矣。

坐此贫困，已累岁年，少囿一里，未邀乡曲之知，长游四方，罕识诸侯之面，加以文章憎命，科第无名，今兹秋赋，欲往未果，将为仕耶，则不能随行逐队，学南郭之滥吹，将欲隐耶，则又为问舍求田，被北上所腾笑，穷通皆失，左右都非，吁其悲矣，心滋戚矣。

悲之大，愁之深，心理失衡之严重，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韬需要找到一条排解愁郁的渠道。他找到了“醇酒妇人”。上海时期王韬生活之放荡，行为之怪异，几乎到了半疯狂的程度。他在居沪期间的日记里留下了大量“酒垆豪饮”和“勾栏访艳”的记录，如1855年8月29日他在日记里记述：“汤鸿山来舍，同至茗楼小啜，话刺刺不休。薄暮往潘氏小筑，与研耕剧谈，一榻一灯，淡然相对，亦有静中趣。继留饭，所煮菽乳一瓯，觉别有风味。酒亦清圣，非复前日之劣品。饭后，吸片芥一管，则肺腑通灵。” 1858年3月7日至10日的日记里有：“午后会祝翁斋招饮，同席邵子馨名珪，吴门人，唤歌者侑酒。明珠、素云两校书，颇艳丽。翠怀殷勤，捧杯相劝，为之罄三大酹……酒后亦乞诗相赠，为作七律五章，并撰楹联云：‘明眸皓齿清如玉，珠箔银屏望若仙’。是夕，下榻祝翁斋中，剪灯剧话，殊有友朋之乐。梁阆斋来，同遄勾栏访艳。见有小憨校书，颇可人意。顾年才十四，尚未梳拢，而一种娇憨之态，真觉我见犹怜也。” 1859年5月8日，即上述拒绝好友邱伯深劝他参加当年秋闱的次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得遇梁阆斋，拉至酒垆小饮……酒罢，往小室中吸片芥，得见楼头丽人，静观久之，可以消烦释闷。天涯芳草何处无？”醇酒、妇人，加上鸦片麻醉品，相关的类似记录几乎无日无之。

放浪的生活损坏了王韬的健康。王韬在上海的13年正当他生命中的20岁到30多岁的黄金年华，但从其身体状况看，他显然已经未老先衰，百病缠身。王韬患有“酸齿”“咯血症”“肝气不畅”“烂脚”等多种疾病，外表“虽二毛未见，而引镜自照，精不泽肤，气不充骨，销铄之验，殆已见端”，体态过早发福，被上海滩上的朋友戏称为“吴门王胖”。至35岁时，便已经“目盹齿腐，面皱发稀”。这哪里像是一位三十多岁的青年人，分明是一位老态龙钟的病叟。

王韬狂放不羁的间接后果是“开罪士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战争同时并发的国难当头之际，王韬每每衣衫不整，“佯狂乎市廛之上，溷辱于沽屠之间”，或聚友于酒楼妓寮轰饮达旦，抵掌雄谈，声惊四座。这些难免引起士林的谴责，指其为狂生。王韬对此虽不介意，但这的确是后来他不被某些当权者所重用的原因之一。

王韬曾在一首诗中咏叹：“遭乱离忧百事灰，生平怀抱几时开，万言羞学纵横术，四海谁知经济才？兄弟朋友皆至性，妇人醇酒有奇哀。”社会制造了他的不幸，酿成了他的苦恼、忧愁和悲哀，可又没有为他提供任何合情合理的可资寄托的支点或可供宣泄的渠道。他只能以他特有的自我放纵的方式来平衡心灵的倾斜。从王韬的非理性的近于自虐的“放浪形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荒唐的病态社会。

三 渐变中的思想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E.戈夫曼在分析人类社会活动时曾提出“框架效应”理论，认为人们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是一个“框架”，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制约着行为主体的思想和行为。王韬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认识问题的“框架”已内化到青年王韬的思想意识之中。所以直到1859年迁沪十年之后，他在看待西方的问题上还在受到传统“华尊夷卑”框架的束缚。这一年，他写给他的朋友、时任曾国藩幕僚的周弢甫的一封5000多字的长信集中反映了他的保守落后思想。从这封信分析，王韬此时的保守落后思想有四个方面。

（一）将西学东渐、中外贸易等与西方侵略相提并论，反对中外相通

像其他古典爱国论者一样，王韬被仇恨的情绪挡住了视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能客观地分析西学东渐、中外通商的进步价值与意义，而是将西学东渐、中外通商与西方侵略视为同物，不能清楚地辨别它们之间的差异所在。王韬在信中以大量笔墨谴责了自葡萄牙占据澳门至鸦片战争期间西方侵略者在中国的侵略罪行，并以狭隘的观点同时反对中外相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有目前以为甚便而后蒙其祸者，当时以为无伤而久承其弊者，如今西人之互市于中国是也。西人工于贸易，素称殷富。五口输纳之货税，每岁所入不下数百万，江南军饷转输，藉以接济。此海禁大开，国用以裕，一利也。西人船坚炮利，制度精良，所造火轮舟车，便于行远，织器田具，事半功倍。说者谓苟能仿此而行，则富强可致，西情既悉，秘钥可探，亦一利也。西人学有实际，天文历算，愈出愈精，利氏几何之学，不足数也。且察地理，辨动植，治水利，讲医学，皆务析毫芒，穷其渊际。是以有识之士乐与之游，或则尊之曰西儒。中国英俊士子，诚能屏弃帖括，从事于此，未必无实用可裨，则又一利也。然识者以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溃夷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西人素工心计，最为桀黠。其窥伺海滨诸处，虽非利吾土地，而揣其意，几欲尽天下之利而有之……今者滨海岛壤，江汉腹地，尽设埠头，险隘之区，已于我共，猝有变故， 不能控制，此诚心腹之大患也。有豪杰起，必当有以驱除之矣。

王韬甚至利用清朝对民间聚众起义的恐惧和仇恨，以“嫁祸于人”的手法，把西人与中国内乱中的“贼”联系在一起，从而加强他的“夷心叵测”的观点。他说，洪杨之乱，以左道惑众，其毒源就是“粤东教会”，而“粤东教会”的始作俑者是西方传教士“洪逆之师罗孝全”。更有甚者，西方外交官和商人还与占据南京的“粤匪”暗自联络，买卖枪炮，这些都是“西人有害于中国大势之明验也”，说明他们都是“好异酿乱”之徒。说来道去，旁征博引，王韬在这里力图要告诉人们的是：西方一切都是包藏祸心的，一切接近西方的活动，特别是通商活动是害大利小得不偿失的。最好的治国之方是唤起豪杰将西方之人尽数驱逐。王韬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十分保守的，它与近代历史的发展潮流完全背道而驰。

（二）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反对大规模学习西学

王韬在这封信里指出，中国与西方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异势，刚柔异性”，因此西方之学根本不适应中国，倘中国学习模仿，必然是“不蒙其利，反受其害”。他辨析道：

至其器械造作之精，格致推测之妙，非无裨于日用者，而我中国决不能行。请言其故。西国地小民聚，政事简易，凡有所闻易于邮递，水则有轮船，陆则有火车，万里遥隔，则有电气通标。而中国则地大民散，政事繁剧，若仿西国月报，必至日不暇给。水之大者，海而外虽有江、淮、河、汉，而内地支流，其港甚狭，即轮船之小者犹不能驶。九州之区，半系涂泥，土松气薄，久雨则泥泞陷足，车过则倏洞窟穴。而轮车之道，必熔铁为衢，取径贵直，高者平，卑者增，遇河则填，遇山则凿，不独工费浩繁，即地利有所未能。农家播获之具，皆以机捩运转，能以一人代百十人之用，宜其有利于民。不知中国贫乏者甚多，皆藉富户以养身家。一行此法，数千万贫民必至无所得食，保不生意外之变？如令其改徙他业，或为工贾，自不为游惰之民。而天地生材，数有可限，民家所用之物，亦必有时而足，其器必至壅滞不通。况中国所行水碓风篷，甚易而巧，而用者尚以为贪天之功，省己之力，或致惰而生疾。钟表测时，固精于铜壶沙漏诸法，然一器之精者，几费至百余金，贫者力不能购，玩物丧志，安事此为？其他奇技淫巧，概为无用之物，曾何足重。故韬谓此数者，即中国不行，亦不足为病。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历史的和现实的特点。虽说王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正确的，无可厚非，但他误将相对性的观点放大到极端却是错误的，而以之作为反对中国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理由，这就错上加错。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是中国封建顽固派常常操演的思想逻辑。

（三）讥笑西学，美化中学

至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和通商口岸的实践已证实“西学”在近代条件下往往优于“中学”，王韬此时对此虽有体认，但依然不愿放弃传统文人“尊己卑人”的心态，“西”字号的技艺和学说总是被他视为不够完善、不太可信或不能长久的一类事物，如他在信中写道：

天算推步之学，中法固远不逮西法，今法固大胜于古法，以疏密之不同也。顾韬以为古法有用而今法无用。今法易时必变，而古法可以历久无弊。何则？愈新奇故也。新益求新，奇益求奇，必有以别法驾乎其上者，故今法不逾二百年必悉废矣。其间得之实测者，如日月之食，皆有一定不易之时刻。而其言彗星所行之轨道为椭圆，至有定岁，究未全验。无他，依一法以推之，言人人同，各依一法以推之，则千万人之言皆不同。而习一家之言者，遂谓此学可以泄天地之秘，探造化之原，穷阴阳之奥，吾弗信也。数者六艺之一耳，于学问中聊备一格。即使天地间尽学此法，亦何裨于身心性命之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使天地间竟无此法，亦非大缺陷事也。若夫鸟兽草木之学，其精者谓能得一骨，可知全体，得一叶可辨全株，徒闻其语，未见其人。察地理者，能于地壳中细分层累，得一物即知其时代之远近……第怪其于诸石皆可悉其等次，而独于中国研石、印石、宝石等品，瞠目不识为何物。此非天地间生成之物耶？何以通于此而不通于彼也，是其格致之学有时而穷矣。

与此相反，王韬对“中”字号的技艺学说却极尽推崇以致美化之能事，他指责有些人以为“西人”来中国后“出其新法秘制，开我聪明不少”是一种不懂历史的糊涂观点。他以中国历史上的“墨子之筹守具”“公输子之刻木鸢”“诸葛武侯之木牛流马”“祖冲之之千里船”“戚继光之兵舶”等为例，反问说，中国技艺“讵不如西国之迅捷”？嘲笑西学，美化中学，表明了王韬的文化取舍态度依然在传统的窠臼内徘徊。

（四）主张尊道贬器，以柔克刚

在这封信里，王韬并非对于西方、西人、西学等诸多事务一概否定，也承认在“火器用于战”“轮船用于海”和“语言文字以通彼此之情”等三个方面西方略优东土，中国有“取法”西方之必要，但指出这是“用之亦出于甚不得已耳”，是为了“用其法以制其人，壮我兵威，锄彼骄气，明其定律，破彼饰词”；“苟非西人远至中国，又何需此，岂非所益者小，而所损者大耶”。从价值观上说，此时的王韬依然是“重道轻器论”者，他这样写道：

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美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中国立治之极者，必推三代，文质得中，风醇民朴，人皆耻机心而贱机事。而西国所行者，皆凿破其天，近于杂霸之术，非纯王之政。其立法之大谬者有三：曰政教一体也，男女并嗣也，君民同治也。商贾之富皆归于上，而国债动以千万计。讼则有律师，互教两造，上下其手，曲直皆其所主。男女相悦而昏，女则见金夫不有躬，而无财之女终身无娶之者。尚势而慕利，贵壮而贱老。籍口于只一天主而君臣之分疏，只一大父而父子之情薄。陋俗如此，何足为美。夫所贵乎中国者，能以至柔克至刚，至弱克至强也。说者谓如是则西国不难驱而远之矣。则请一言以决之曰：在德不在力。

以德胜人，以柔克刚，这是儒家道德主义与老庄相对主义诡辩术的混合物。在近代民族竞争激烈的国际背景下，它显然是一种“阿Q理论”，除了安慰不思进取、害怕竞争的弱者灵魂外，不能带给中国任何益处。王韬此时相信此一学说，表明他这时还不理解历史进步的真正含义。

但是，十里洋场毕竟不是一如既往寂静无澜的甫里乡村。西方之学、西方之物和西方之人触目皆是的新环境对他的旧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和震荡。前文提到，王韬曾参与不少科学书籍的翻译。他既然逐字逐句地把这些西方科学书籍翻译过来，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其中部分的科学知识以及隐含在知识中的科学精神，而这种“接受”无疑是与对旧思想、旧观念的“放弃”互为因果和同步进行的。

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是在华西方宗教人士的汇聚之所，在翻译西书的过程中，王韬结识了一批西方传教士。在开放后的上海，这些传教士一方面以传播福音为宗旨，竭力进行所谓拯救东方灵魂的工作，有些甚至直接涉足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世俗活动，像麦都思就曾担任过英国侵略军的翻译；另一方面，他们在不违背宗教旨意的条件下也从事一些对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的介绍工作。由于传教士们大多都是经过近代西方文明洗礼过的“学问之士”，其文化与科学著述无疑具有开启中国民智的作用。

王韬所熟知的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合信（Benjamin Hobson）、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在这方面都留下了值得肯定的活动记录。伟烈亚力精通数理与天文，除了与王韬合译过《重学浅说》《西国天学源流》《华英通商事略》等书籍以外，还与中国数学家、王韬的好友李善兰合译过《几何原本》，并有《满蒙语文典》（Manchou-Tartar Grammar）、《中国文献记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等著作问世；艾约瑟除了与王韬合译的著作以外，还自译出版了《希腊罗马史》《重学》《光学》等书。韦廉臣是广学会的创立者之一，1855年到1857年在上海传教译书，推广西学，颇有建树。合信是马礼逊的女婿，既是传教士，又是医生，曾为王韬治愈多年不治的足疾，著译有《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英汉医学词汇》等，对近代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推广和中国近代医院的产生贡献巨大。慕维廉与王韬关系亲密，常对王韬讲述世界地理，著有《地理全志》。林乐知为美国传教士，是上海《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前身）和苏州东吴大学的创办者，曾随王韬学习中文经典和历史，并为王韬讲述西洋历史。著有《中东战纪本末》一书，王韬曾为之作序。王韬在上海与具有一定科学知识的西方传教士“周旋揖让”13年之久，大大拓展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知识结构，日后他能写出《泰西著述考》《美利坚志》《法兰西志》《俄罗斯志》《普法战纪》《法国志略》《火器图说》《四溟补乘》《西古史》《西事凡》等著作及大量有关西学的文章，追根溯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这一段因缘。而更重要的是，上海时期的这些社会生活必然要引发王韬对华与夷、中学与西学关系的重新认识：前者与后者到底何者为优？

有一件小事颇能反映西人与西学对王韬思想的潜移默化作用。王韬来自地气潮湿的苏南水乡，患有多年不愈的“老烂脚”。1857年左右此病骤然加剧，四处溃烂使得王韬无法行走。王韬没有办法，只好回乡治病。但是，“遍谒吴门名医”的结果却是“皆穷于技”。弄得王韬为此不但“阮囊钱尽”，而且郁郁寡欢，疑心“是中有鬼”，“几无复有生人之乐”。有人建议王韬去看西医，但王韬从来不信西医，置之未理。一个偶然的机会，主持上海仁济医院（坐落在墨海书馆的隔壁）的西医合信发现了王韬的脚病，主动提出为他根治。王韬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治疗。未出数月，顽疾“霍然若失”，“健步远行可二十里许”。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此一亲身体验，使王韬对西人西学的态度大为改变。此后他在对西医介绍时已不无推崇之意，如他在介绍西方医学时曾这样写道：

西人于医学最严，必先于其国中考证无讹，然后出试其技，惧以疏庸杀人也……合氏前时行医于粤东，著有《全体新编》，讲论脉络脏腑，殊为精详。其目击多由于剖割，虽逊于仁者之用心，而审治较切，或鲜至误……合氏自信其书必得享盛名于百年之后，洵非虚也。

在《外国牙科》一文中，王韬对比中西医对牙病成因的不同解释，更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西医的推重。他说，中国民间称“牙有虫者，以芍敷之，顷刻可出”的说法是不明事理的胡编乱说；而西医“牙疳”“牙痍”“烂牙”的病理解释却“实能洞究其原”。因此，求助中医治牙几无善法，唯有西医才能求其疗治，无不获痊。

在19世纪中期的上海，西方人士周围往往聚集着一群新兴的“口岸知识分子”。王韬居沪期间常与“口岸知识分子”交流思想。这些“口岸知识分子”亦在无形之中影响了王韬的思想，促使王韬思想转变。王韬在上海时期时相过从的“口岸知识分子”有李善兰、龚孝拱、应雨耕、蒋剑人、管小异等。他们大多是精于西学的一时之秀。海宁诸生李善兰为数学家，“在沪十年，著有《续几何原本》《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重学》《植物学》等书，皆与西士从泰西算术中绎而出之者也。其所自著者，为《则古昔斋算学各种》。”据伟烈亚力说，这些著译，即使是在近代早期的英美，也足以使李善兰成为名人。王韬自记其1858年1月某日初读李善兰译《几何原本》之亢奋情形是：“得之如获拱璧”，“夜挑灯将此书展阅一过”。龚孝拱是龚自珍的儿子，时在英国领事馆工作。应雨耕为浙江人，随父做官至广东，入英国领事馆当通事。龚与应都曾去过英国，懂得不少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王韬日记中有多处向他俩请教的记载，如咸丰三年七月十一日（1853年8月15日）日记这样记道：“应雨耕来，告知英国之行及海外见闻，秉笔记之，名之曰《瀛海笔记》。”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六日（1860年4月16日）日记这样记道：“顺道访孝拱……欲留心于数学，因乞《数学启蒙》一书，为入门阶梯。”蒋剑人为上海宝山诸生，时在慕维廉处教中文，佐译过《大英国志》等西学书籍。与上述这些朋友唱和交接，甚至同室工作，要想完全维持住原来的对西学西艺的鄙夷和排拒态度显然已是不可能的了。

上海滩上随处可见的物质形态的西方科学技术也对王韬世界观、价值观之转变产生了正面的催化作用，逼迫他放弃夜郎自大的排外心态。因为，在蒸蒸日上的西方物质文明面前，谁都无法再继续坚持“天生贵胄”的优越感而大骂“奇技淫巧”。请看王韬自己对他第一次见到西洋“奇技”时的感受所作的描述：

阛阓间所陈西洋奇器，俱因天地自然之理创立新法，巧不可阶。如观星镜、显微镜、寒暑针、风雨针、电器秘机、火轮机器、自鸣虫鸟，能行天地球之类，下至灯瓶盂碟，一切玩具，制甚精巧，亦他地所无。

余寓之南邻，美国妇秦娘者，国色也。家有西国缝衣奇器一具，运针之妙，巧捷罕伦。上有铜盘一，衔双翅，针下置铁轮，以足蹴木板，轮自转旋。手持绢盈丈，细针密缕，顷刻而成。余偕孙次公往观，次公口占二十八字贻之，云：“鹊口衔缕双翅开，铜盘乍展铁轮回。掺掺容易缝裳好，亲见针神手制来。”近时此器盛行，缝人每购一具，可抵女红十人。

这一类的记载在王韬于上海期间的文字中屡见不鲜，诸如煤气路灯、自来水、照相机、挖泥船等等他都有记载。这些记载的共同特征是：字里行间已抑制不住对西方器物与技艺的倾慕赞美之情。

人是社会的产物。西器、西学、西人充斥的商埠文化环境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在王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转变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王韬参与的科学活动在洗刷他的旧观念方面功效卓著。人一旦接触科学，接受了以实验、实证为前提的科学精神，就不可避免地要以理性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生活中的事物，而建立在儒家教义基础上的旧观念也就不可能再四平八稳地保持它旧日的姿态。陈学旧说抵挡不住新兴西学的强劲进攻。王韬正处在一个从传统封建文人向近代改良思想家转进的中转站上。

上海时期后一阶段王韬的思想变化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承认西人与中国人一样，同属文明种族。在某些方面，西人且略胜中国人一筹。

初到上海时，王韬常以《左传》上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类的语言来形容西方人，认为“西人”都是“不若我甚”的野蛮人种。但到了居沪后半阶段，他已经能以比较平静和理性的心态来客观地看待西方人。他开始坦承“西人”也有人类共有的“颇喜为善”的天性，认为耶稣亦能使人迁善改过，“道垂于千百年，教讫于数万里，亦足以证明彼土有杰出之士”。至于“智”的方面，“西人于学，有实证可据”，“皆精思苦诣，穷极毫芒”；“天算之学，西人精于中土十倍”；西人注意体育，身体壮实，西方女子，“姿质明莹，肌发光细，中国江南佳丽亦难于比美”。因此，西方人不论是在体质、智力还是人格上均不在中国人之下。他甚至开始质疑和批判封建顽固者的论说和观点。在1860年的一封致江苏巡抚徐有壬的信中，他对封建顽固派“拘牵义例罔识变通”“执春秋内中国外四夷之说”的言行提出了批判，喊出了中国“甲兵不如彼、财赋不如彼、机械不如彼”的令人震惊的口号。

第二，承认科学的价值，强调中国有学习和引进的需要。

王韬在给周弢甫的信中关于数学曾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天地间毫无此法，亦非憾事”，但时隔两年，他就在日记中表示要“留心数学”了，他的思想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事实上，1860年前后的王韬已经非常看重西方之学，如在他的另一则日记中，他这样记道：“清晨，吴子登来，同访艾君约瑟，将壬叔所译《照影法》略询疑义。艾君颇肯指授。”在他这一时期的书信中还多次出现赠西书给地方官或朋友的记载。这些都表明此时王韬不仅重视西学的价值，而且已经把学习西学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王韬还进一步呼吁中国统治阶级应尽快放弃尊己贬人的心态，主动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他曾这样写道：

予以为国家当于西人通商各口设立译馆数处，凡有士子，愿肄习英文者，听入馆中，以备他日之用。其果精深英文，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今君青先生开府吴中，其算学为海内宗师，可于各县书院中别设历算一科，悉心指授，则西学不难大明……此亦千载一时不少失之机也。

王韬思想的变化在上海时期虽然才刚刚开始，但它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尽管这种变化还略显表面，主要表现在对先进科学技术的态度方面，没有涉及更广泛、更深层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其中甚至不乏对传统的怀念之情，以至新旧杂陈。可它的历史指向性、进步性则是毫无疑问的。它预示着中国历史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