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好县令不是带兵之才

湘军之湘，历来各说纷纭。鄙意以为，湘军之“湘”并非特指湖南，而是专指曾国藩的军队，一如江忠源之“楚军”。即便江忠源的楚军亦是湖南人居多，如果以省名之，也可称湘军。然而，事实上，当时，楚军、湘军两种名号并存，而且言者各有所指。就勇而言之，宝庆之勇称楚勇，湘乡之勇称湘勇，辰州之勇称辰勇，平江之勇则称平江勇，诸如此类。此后成军，概称湘军。

湘军的源头，大多数人归结为罗泽南和王錱，其实他们只是众多倡议者之一，成其事者、主事者仍然是湘乡县令朱孙诒。由当地乡绅（其中就有曾国藩的父亲）出面，招募一千余人进行操练，罗泽南到县城后，进行了正式的组编，“仿戚氏（戚继光）法，部署其众”，将这批练勇分为左、中、右三营，每营三百六十人，其中，以文童、易良干领中营，罗泽南副之；王錱领左营，武生杨虎臣，团长王开化、张运兰隶之；康景晖领右营；以诸生罗信南综理这三营粮糈，谢邦翰储备兵械，县学两司教官并廪饩生魏万杰等分头劝捐，助以军食。操练方面，主要由王錱教练步伐击技，又“推古人阵法用意所在，制为起伏、分合、周怯、猎逐之式”，随后出防，又在各营依次训练，对于附城各坊、都的团练也挨户进行选练，城内八团，每团两百人，由朱孙诒主持会操，教授“步伐止齐之法，刀矛枪炮之用”。

县令朱孙诒始终是团练的核心，因为有了罗泽南与王錱这对师生的参与，开始注重乡勇的精神教育，如王錱提出，“将兵者，练固不可废，而训尤不可缓”，训则以灌输“忠义”为最要，“凡用兵之道，非崇忠义，无以激励人心”。每次技艺训练结束之前，必定“陈说忠孝大义”。朱孙诒在每次会操完毕时，也对团丁练勇“议以忠义之教，勋赏之荣，勇怯死生之理”。

曾国藩奉命入长沙帮办团练时，就看中了这支团练，命罗泽南带到长沙。

因此，骆秉章在咸丰六年（1856）就说：“湘勇之朴勇敢战，实由该团而起。”咸丰九年（1859）又说：“湘勇军律之精实基于此。”一些重要的湘军将领说得更为清楚。如彭玉麟说，在朱孙诒的主持之下，“王錱以诸生首练湘军”。一个“练”字区别了“创”字。刘典说：“湘勇之功半天下……而追溯其源，首事之功，非公（朱孙诒）莫属焉”。《清史稿》亦称：“朱孙贻提倡团练，振兴人才，实为湘军肇基。”湘军初创之基，这一说法最合客观，曾国藩组建湘军确实以这支团练的人马为基础。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叙述到“湘勇”一词的由来时说：“咸丰二年（1852）十月，粤贼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錱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言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由是吾邑团卒，号曰‘湘勇’。”这里明确说明，“湘勇”系指湘乡勇。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编练湘军，并没有拘泥于湘乡一县。曾国藩意图训练一万人，兵源必须扩充到湖南全境，只不过当时湖南团练勇兵以湘乡、新宁二地最为有名。当时江忠源的“新宁营”也并非全来自新宁。

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湖南巡抚张亮基寓书湘乡县令朱孙诒，属选千人赴长沙。朱孙诒亲自前往，召同行者。罗信南请往。罗泽南“以亲老辞”。王錱亦辞。朱孙诒对罗泽南说：“君孝廉方正也，事亲诚先务。然境土若不靖，将负父母逃之荒外乎？抑听其引颈膏贼刃乎？”又对王錱说：“湘乡团练成，君实其勋首。今大府调练卒，咸属望君。奈何反却顾辜众望乎？世变方亟，志士有为之时。守此不去，以待科举，毛锥子将笑人也。”

于是，罗泽南、王錱都答应赴长沙。王錱率三百六十人先出发。朱孙诒督派罗泽南、罗信南以七百二十人继之，刘蓉亦随。咸丰三年（1853）正月初八至长沙。此时，张亮基已擢升湖广总督，潘铎继任为巡抚。

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十七日，曾老九随兄曾国藩与郭嵩焘等至长沙，开始办理湖南团练事务。

曾国藩在湘乡这支团练基础上进行裁汰增募，王錱的主要任务是防守湖南土匪出没最多的衡、永、郴、桂四州，因其奋不顾身，忠勇可嘉，不久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升用；新宁勇兵常称为“楚勇”，大部被江忠源带往湖北、安徽，留在湖南的主要由江忠源的同乡刘长佑统带。在湘的勇兵于整个咸丰三年（1853）的主要任务就是捕剿土匪，而且往往兵勇参杂。曾国藩在奏稿中曾明确表示：“署保庆府知府魁联、署湘乡县知县朱孙诒所募湘勇较多。”前者管带乡勇三千；另据江忠源所请，添募楚勇三千，由知县朱孙诒及江忠源之弟江忠浚管带，驰援江西。不久南昌告急，曾国藩又会同骆秉章、张亮基从湘勇中挑选两千人，宝庆勇中挑选一千人，由夏廷樾、朱孙诒、江忠淑分别管带，驰援南昌。湘勇的范围也越来越宽。

朱孙诒这个湘乡县令不仅获得了当地乡绅的好评，此前，老九等人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也多次称赞他，也获得曾国藩的好感。曾国藩在家信中说：“朱石翘明府（县令称明府）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当写信与之。霞仙（即刘蓉）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朱石樵为官竟如此之好，实可佩服！”

曾国藩在湘军草创期间，将朱孙诒作为营官对待，自此以后，朱孙诒放弃县令职务，多次奉命带兵出征。但他还真不是带兵的料，在湘军东征之初，不仅多次战败逃回，而且对曾国藩的责备不能理解。咸丰四年（1854）四月二十日，曾国藩给诸弟写信时，曾如此写道：

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战败，逃奔数次。昨到省城，仍令其署宝庆府事，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昨当面将朱石樵责备，渠亦无辞以对，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

长沙官场认为，战败而逃不值得奇怪，而在曾国藩看来却是无法容忍。朱孙诒转而投湖南巡抚骆秉章，并跟随他去四川总理营务，后来又和骆秉章不和，遂称疾辞官而去。

到了同治年间，朱孙诒竟然在背后伙同他的江西老乡、一个翰林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弹劾恭亲王及曾国藩、曾老九、刘蓉等一批湘军将领，弄出一个天大的风波，这是后话。

1. 彭洋中：《湘勇源流记》，《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二），国风出版社，1964年。

2. 彭洋中：《湘勇源流记》，《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二），国风出版社，1964年。

3.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1），岳麓书社，1987年，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