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妇女生活的描写

我们现在书写中国古代妇女生活所依据的材料,一是史料,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史学研究中运用的史料,如历代官、私史书,典志类史书,地方志,女教书,家法、家训类图书;一种是近年来越来越受重视的当时人为女性所写的翔实而具体的行状、悼文,以及当时的档案卷宗、金石碑铭、契约、婚帖、书信手稿等等。二是文学艺术类材料,包括野史、笔记、诗赋、词曲、小说、诗文评、书法、绘画、老照片、新出土的文物等。其中妇女自己创作的诗文集数量甚多,且具有丰富的内容。如果再换一些角度划分,妇女研究材料又可分为当时记录和过后的叙事材料,对于后者,我们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书写者的叙事立场和书写倾向。此外,妇女研究材料还可以依据书写者的性别分为女性书写的材料和男性书写的材料,我们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也一定要考虑性别不同而呈现的差异。

虽然有关中国妇女生活的史料十分丰富,但基于古代书写者的兴趣和观念,他们对有的话题感兴趣,对其他许多话题却沉默不语。如高世瑜在她的《中国古代妇女生活》一书的“序言”中,就谈到过现代人对中国古代妇女走路姿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困惑。曼素恩在《传记史料中的言与不言》一文中说,古代妇女传记史料“对于有关妇女生活的家具装潢、衣着时尚和个体外貌的细节都鲜有关注”。现代人对于古代妇女日常生活内容以及视觉文化描绘的兴趣,在古人看来也许是无关紧要的,古代书写更看重妇女的德行层面,但我们可以从古人赞美妇女俭朴的美德或五行志“服妖”等批判性的书写中获得片段,再结合古代绘画、现代出土文物加以黏合拼接。

汉画像石《纺织图》拓片

古代史料对妇女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有较多偏见。拿中国古代唯一临朝称制的女皇帝武则天来讲,《旧唐书》中虽肯定武则天能广泛地听取正直之言,明察善断,礼敬正直的大臣,抑诛酷吏幸臣,但它的立论基础是“治乱时也,存亡势也……使懦夫女子乘时得势,亦足坐制群生之命,肆行不义之威”,也就是说,武则天只是李唐政治的“乘时得势”者而已,这样就否定了她的政治自觉、政治才能和作为。姑且不论武则天的实际政治才能和作为,其实能把握时势,知道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也未尝不是政治智慧,所以这里不是妇女有没有政治才能的问题,而是史臣拒绝将政治与妇女联系起来。这种态度,是“政治让女人走开”的观念和偏见的问题。《新唐书》的书写者甚至根本懒得讨论武则天的政治功过,直接将武则天的执政定性为行为上的“作恶”,然后将恶行和果报相连,讨论天道和人间社会的惩恶。史臣激愤地说:“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与正史相比较,野史、笔记、小说书写女性政治生活时有不同的走向,它们的书写套路主要有:将女性的政治雄心想象转化为生理欲望的过剩,然后是无休止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最后在道德层面将女性定义为淫荡;或者将女性的政治生活完全想象成不择手段的权力攫取,最后呈现的自然是最残忍的政治女性和女性政治。所以,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每朝都有女主,即使无官方的认可,也有不少女性运用自己的政治远见参与家族乃至天下的政治决策,不少女性相信自己有政治才干但因为身份受限而感觉痛苦;另一方面是带有很多偏见的书写政治女性的材料,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写出较为公允的女性政治生活。

古代妇女材料对不以某个男性的女儿、妻子或母亲来确立身份,而以自身的社会职业确定身份的女性同样有很深的偏见。比如上文所说的“三姑六婆”,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就告诫说,这些三姑六婆“不可令入人家”。他列举的原因是这些女性会“脱漏妇女财物”,更糟糕的是,她们会“引诱妇女为不美之事”,把家中妇女带坏。元代的陶宗仪甚至预言“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也就是说,一般人家只要跟三姑六婆中的任何一个接触都要出问题。明清的各种书写更强化了人们对这些职业妇女搬弄是非、盗骗财物、惑乱人心、引诱奸淫的刻板印象。但稍微想一想,在古代社会,没有媒婆,婚姻如何缔结?没有稳婆,如何能保证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安全?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职业妇女有社会需求,也很受家庭特别是妇女们的欢迎。古代人看“三姑六婆”,就好比现代人对医生、房产中介、婚姻中介不满一样,不是不需要他们,不是不欢迎他们,而是太需要他们了,但是医生诊治的结果,各种中介牵线搭桥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结果不佳时,委托者就会将所有的过错归结到这些从业人员的品性上。除此之外,这些职业妇女在古代史料中被厌恶、被妖魔化的原因是她们抛头露面,违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定位。比如元代夏庭芝的《青楼集》,写京师教坊官妓连枝秀经高人点化成了虔诚的女道士,她外出唱道情化缘想在松江东门外建造一处修行之所,但松江士人写作疏文讽刺嘲笑她,让她无法在松江立足,后来她从俗嫁人,就没有人再骂她了。我们现在书写妇女生活,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古代记事的观念偏颇,公允地评价这些从业女性的工作性质、工作难度和社会贡献等。

此外,书写者的性别身份也需要关注。比如同样书写女性丧夫,男性可能更多想象女性的痛哭、凄苦、无助和自怜。如潘岳在其朋友、连襟任子咸去世后,为带着两三岁孤女的遗孀杨氏所作的《寡妇赋》,就多写杨氏的孤独无依、失声痛哭之状。而女性作者则较多关注寡妇承担双重家庭责任的悲壮和辛苦。比如明代女诗人薄少君,丈夫沈承去世时,她正有孕在身,面对巨大的变故,她表现得十分坚强。她的百首悼亡诗的第一首写道:“哭君莫作秋闺怨,薤露须歌铁板声。”寡妇就是哭,也不作悲怨虫吟,而是要敲击铁板发出雄壮的哭声。对于寡妇的生活,男性作家特别是小说家更多是想象寡妇独守空房的寂寞难耐和性饥渴,所以明清小说家尤其戏剧化地提到寡妇控制性欲的一些方法,如《青城子》写一位寡妇自述,在漫长的夜晚,她会在卧室地上抛撒百余枚铜钱,然后在黑暗中一枚一枚地寻找、捡起,等全部捡齐时,自己已是神倦力疲,于是才可以睡去。这些帮助寡妇守节的铜钱有时被男性作家换成豆子或其他小物件,反复讲述。一些男性作者更进一步书写了不少自荐枕席的风流寡妇的形象,顺带塑造了不少坐怀不乱的君子。比如明代张履祥的《近古录》中引钱蓘的《厚语》说,后来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吴讷(1372-1457)早年在做太医院医士时,其下榻之处就有一位年少貌美的寡妇,这位寡妇钻穴穿窬夜奔到吴讷住所,吴讷冒雨逃出,第二天就赶紧搬了家。当时流传的说法是这些能拒绝奔女的君子会得到上天的赏赐,如刘宗周的《人谱》中写罗一峰会试成功就是对他拒绝奔女的嘉奖。而女性作者笔下的寡妇则多在考虑现实生计问题,或者课子读书,或者自己在读书。如清代年轻守寡的梁兰漪这样描绘自己的生活:“卖珠补屋肠千转,划荻传经泪满巾。”“风雨聊遮数椽屋,诗书苦校一篝灯。”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使用古代女性材料时,要充分认识到男性视角的渗透和绝大多数情况下女性声音的缺失。比如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到,在一个月明之夜,他与陈洪绶宴席散后,不忍辜负良辰美景,携不少家酿好酒继续流连西湖之上。当划船至断桥时,遇见了一位求搭便船的女子,陈洪绶借酒挑逗女子,他自比虬髯客,让女子陪饮。女子十分好酒量,竟与二人喝完了张岱所带的酒。到达目的地后,陈洪绶死乞白赖地要女子的地址,女子笑而不答,自行离开,陈洪绶就跟踪其后,但被女子机智地甩掉。这位女子的到来,使陈洪绶变成了登徒子,而给张岱留下的是绮思。在张岱的记忆中,她“软语清谑,宛睹眉宇”。然而,这个女子是什么身份?她为何晚上还在西湖边流连?她听到陈洪绶在船上撒酒疯,还敢请求搭船,是明代的杭州有适合女性夜游的生活环境么?面对陈洪绶的挑逗,她是怎样的心理?她对自己被比作红拂女高兴吗?她对这次奇遇有什么预期和记忆呢?然而这些问题,我们都无从解答,这注定了我们对古代妇女生活的书写是有局限性的。这也是事先必须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