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饶美丽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有一片令人神往的土地。她如天上的明月、枝头的琼花，璀璨妖娆，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她就是扬州，古称广陵、江都、维扬、邗城等。她的建城史可上溯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扬州亦为“九州”之一，相传大禹治水后封万国九州，其中有一州因“州界多水，水扬波也”而得名。

生在扬州

扬州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水道纵横。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扬州自汉至清近两千多年的繁荣，并伴随着文化的兴盛。扬州城因水而兴，其繁荣史总是和整个国家的盛世重合。隋唐、明清时期的扬州，财富、资本高度集中，一度成为中国东南部的经济、文化中心。扬州被誉为“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扬一益二”。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伴随着现代交通工具和工业革命的兴起，民众的生活、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扬州在这一大环境之下，经济逐渐走向衰落。到了清末民国初年，扬州的经济、文化已经接近于“泯然众人焉”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扬州不断调整，努力用自己的辉煌史来承接时代的变迁。从扬州左卫街的变化，可以窥出点点滴滴。

左卫街遗址纪念牌

说起左卫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扬州出生的居民，恐怕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直观的印象，多数人也不知道此地名的由来。但在老扬州人的记忆里，它可谓大名鼎鼎。左卫街位于现广陵路西段，其得名源于此处为明代扬州卫指挥使司下属的左卫千户所廨宇驻地。到了清末至民国期间，左卫街成为扬州的“金融一条街”。这里钱庄遍布，有怡大、怡生、华隆、恒丰、惠余、元丰、志和、信和、恒泰祥、德余、生余、庆余、汇昌永、永康、元昌等近20家。除了传统钱庄，左卫街上还有多家银行，如大清银行扬州分号、裕宁官银钱局扬州分局、中央银行扬州分行等银行。左卫街钱庄银行望衡对宇，成为当时扬州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称得上是扬州的“华尔街”。它见证了扬州这座古城千年的兴衰更迭。

民国时期的左卫街街景

1914年1月7日，寒风萧瑟，时节已进入旧年将尽，新岁渐来之际。扬州东关街向北城墙根附近原是枪毙犯人的场所，过去称之为花旗所。距离花旗所不远的地方，有一户书香人家，这一天有个婴儿呱呱坠地。“是个男孩，小讨债鬼！”接生婆笑嘻嘻地对这家主人说。这户人家姓骆，父亲叫骆国章，出生的这个婴儿是他家第三个孩子。抱着襁褓中虎头虎脑的婴儿，望着床上因为生产疼痛而疲倦不堪的妻子，他又一次感受到肩上的责任。

骆国章，字治丞，是清朝末年扬州的秀才，论学识，考个举人是不成问题的。可惜时代变迁，清朝灭亡，科举制被新式教育代替，他这个愿望显然是不可能实现了。于是他进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现扬州中学）

1918年，省立八中全校师生合影

当了国文教员。骆国章为人谦逊和善，一副书生心肠，教学水平也是蛮不错的。骆国章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女儿骆桂珍，字香白，1904年出生；儿子骆家骅，字孟开，1907年出生。骆国章希望自己的儿子都能成长为骆家的良驹宝马，便给刚出生的孩子取名为骆家骝，因为在兄弟中排行老二，故取字“仲达”。后来又改名叫骆何民。1916年，骆何民的弟弟骆家骏出生，后改名为骆根清。

“全节堂”里的童年

1919年，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国工人、商界大力支持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迅速向各地扩展。上海举行国民大会，天津、济南、太原、长沙、吉林、南京、广州、武汉、南昌等城市群众也先后集会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此外，东京留日中国学生也在同日集队向英、美、法、俄、意各国公使馆呈书，要求将胶州湾直接交还中国。北京政府迫于群众压力，释放全部被捕学生。5月底，孙中山发表《护法宣言》。《新青年》开始陆续刊载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建党条件逐步成熟。然而，对骆家来说，一个巨大的不幸正悄然袭来。

五四爱国运动青年游行

1919年6月，五岁半的骆何民遭遇到人生第一次大悲痛，其父骆国章因病去世。那一刻，天仿佛塌了下来，黑暗笼罩着骆家。全家人的生活重担一下子落在了骆国章之妻的身上。

叶惟善

说起骆国章的妻子，那也是扬州大户人家的姑娘。她姓叶，名子懿，1886年出生，自幼知书达理，性格善良而坚强。其兄叶惟善，生于1876年，字贻谷，曾任两淮师范学堂堂长，辛亥革命后任江都县督学、县署第三科科长、劝学所所长，1922年始任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校长、省立第八中学校长等职。

看着3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和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悲痛之余，骆叶氏首先想到了父兄。骆叶氏想，靠自己的勤劳和他们的帮助，生活下去是不成问题的。可转念一想，倘若那样的话，人家会以为自己靠娘家生活，自己的人格受到伤害虽算不了什么，关键是对4个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而且按照旧时风俗，自己一个妇道人家，守在家里，总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也容易被外人指指点点。于是，骆叶氏下定决心，自己再苦再累，也要把4个孩子拉扯大。这不仅是自己对丈夫的怀念，也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她突然想到了“全节堂”。“对，左卫街上的‘全节堂’！”落叶氏紧缩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全节堂”就坐落在扬州左卫街上，位于原扬州第一百货商店（1950年建，俗称扬州中百一店）附近皮市街街口，坐南朝北。1867年，地方士绅陈浩恩建起此机构，名义上是一个专门用来收容救济孤儿寡妇的慈善机构，实际上是地方士绅借此攫取名利、维护封建礼教的地方。“全节堂”不是想进就能进得去的，也不是只要孤儿寡妇就可以进去的，那些真正穷困潦倒需要帮助的人家是进不去的。“全节堂”也是个谋利的地方，对被收容的孤儿寡妇来说，有时简直是个变相的监狱。但骆叶氏想，为了孩子，自己受点委屈根本无所谓。再说，这里不仅可以维护个人的声名德行，而且靠自己的勤劳和之前骆家所居的房产出租，就能维持基本生活。

当月，年仅33岁的骆叶氏就把自家在花旗所附近的房子委托骆国章的学生租了出去，给“全节堂”交上一笔费用后，便带上4个儿女住进了堂里。天下即将大变的社会形势似乎对这里影响不大，“全节堂”老一套的生活方式依旧持续着。在这里，不论人口多少，每家都住在一间不足十个平方的旧瓦房里。一条弄堂住着五至十家，各条弄堂都通向一个过道。在这过道与外面交接处，设有一道双扇木板门，外面还加了一道栅栏门。白天，开早饭时把木板门打开后，栅栏门仍旧锁着。在栅栏门约有半人高的地方开了一个方洞，用来传递物件，主要是饭桶、水桶，十岁左右的孩子就从这方洞爬进爬出。晚饭后，两道门都关门上锁，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能随便打开的。这里与一般监狱不同的地方，就是守节的妇女平时可以在过道与弄堂里面活动，出外有事，必须由保人代办请假手续，但不得在外过宿。

在“全节堂”里，家庭重担全部落在年轻的骆叶氏肩上。她拖着虚弱的身体，一边要照顾牙牙学语的幼儿骆根清，一边还要照料全家生活，同时又要为骆孟开、骆何民等几个大孩子的学习操心，日常靠着洗衣缝补艰辛度日。骆叶氏也是一个懂文化的明理之人，虽然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说不出个所以然，但通过报纸和口耳相传，也了解到一点天下变化。她常常告诫和教育孩子们，要自立自强、心忧天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说，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志气。有了志气，就能改变一切。她偶尔也讲讲丈夫在世时候的一些故事，讲丈夫的为人处世和为人师表，用丈夫的正直、辛劳、好学、才华熏陶孩子。她那坚强不屈的性格，在子女们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在骆何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根。

挫折对于强者是一份难得的磨炼。带着病故父亲的殷切希望，在母亲坚强个性的感染下，童年时期的骆何民就表现出和其他孩子完全不同的性格。据他母亲讲，他少年时候就很懂事，学习勤奋，做事有韧劲，能识大体，凡事思考后都有自己的主张。他对吃穿之类的物质生活都要求不高。他把全部身心都放在勤奋学习上。母亲自小便教他识字，聪明的骆何民5岁时就被“全节堂”选送入省立五师附小上学。他白天读书，晚上仍要补足半天的劳动，可是他从无怨言，小小的年纪，便有了不一样的意志。1925年，上小学五年级的骆何民，在讲义上端端正正地写下6个大字“勤有功，戏无益”。这是《三字经》结尾前的两句，接下来二句是“戒之哉，宜勉力”。显然，母亲的教导，使骆何民对《三字经》这样的蒙学读物，烂熟于心。他写这6个大字是用来勉励自己，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在“全节堂”度过了整整十年。

国学恩师戴子秋

在骆何民的国学启蒙教育中，有个老先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戴子秋。对骆何民而言，戴子秋并不是外人，而是他姐夫的父亲。每天放学后，骆何民都要跑上三里多路，去戴子秋家里学习国文。

戴子秋

戴家是扬州的大户人家。戴子秋名戴廷栋，他本姓焦，是由焦家过继给戴家的。戴焦两家是世交，关系极深。戴子秋的国学造诣，在扬州名闻遐迩。他先是教夜塾，后来执教扬州中学，主要教授唐宋文或近代文，可以算是名师了。他曾经教过朱自清夜塾。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散文《我是扬州人》中写到：

……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过世了，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

此外，戴子秋的圆光（占卜术）也很有名。戴子秋育有二子二女。长子戴孝侯，1919年考入商务印书馆工作，足迹辗转于上海、香港、福州、北京等地，担任过商务印书馆协理兼出版部主任、香港办事处专员、福州分馆经理等职务。他后来对骆何民从事的革命工作也多有帮助。

戴子秋次子为焦承允。因焦家无男丁，戴子秋便将其二儿子归宗给焦家，取名焦承允。焦承允一直从事邮政工作，先后在扬州、兰州、南京等地从业。

戴子秋和骆国章同是清末秀才，都有较高的国学修养，虽说戴比骆年长10余岁，但他们谈文论诗颇得会心之处，故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是“知我者，二三子”中的一位。骆国章去世后，骆家也经常得到戴家的资助。1923年，在父母做主下，20岁的焦承允娶了骆何民的大姐骆桂珍，婚后育有7个子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夫妻二人带着5个孩子去了台湾，只留下长子和六女在扬州，照顾尚在世的戴家祖母。骆戴两家结亲，使骆何民有机会向戴子秋这样一位年高德勋的老先生学习国文，无疑是十分幸运的。所以，无论酷暑严寒，骆何民都要穿街走巷来到戴家，从不间断学习。这也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用笔杆子战斗，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焦承允和骆桂珍

革命启蒙

在母亲的精心抚育下，骆何民健康地成长。这时，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潮开始席卷全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6月，中共召开三大，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在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组织。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掀起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

恽代英

如果说戴子秋是骆何民国学上的启蒙恩师，那么恽代英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1925年5月上旬，党的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恽代英，在省立五师教员曹刍（曹守一）的邀请下，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的公开身份来到军阀统治下的扬州，在省立第五师范口字楼作了题为“师范生与饭碗”的演讲。他从学生关心的切身问题入手，透彻地分析了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外的形势，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摆在中国青年面前的历史任务。他向青年们指明，只有把帝国主义赶走，把封建军阀打倒，中国人民才能抬起头来；青年们要振奋精神，参加国民党，宣传国民革命，当革命的先锋战土。恽代英的演讲，情理交融，热力迸发，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轰动，点燃了不少扬州民众以及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演讲一结束，就有不少学生拥到台上，请恽代英介绍革命书刊。会后还有一些学生跑到恽代英下榻的扬州新胜街绿扬旅社，找他进一步探讨救国之道和青年出路。随后，他又去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作了一次演讲。这两次演讲对骆何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巨大冲击。

恽代英来扬演讲旧址——省立五师口字楼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骆何民第一次真正接触了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迅速声援，五卅风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扬州是最早响应五卅运动、声援上海的城市之一。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五卅后援会到扬州发动声援工作，首先找的是省立八中的学生曹起溍。曹起溍等与上海方面密切联系，统一行动和指挥。6月2日，省立八中、江都中学均致电声援。3日，扬州各界在大舞台剧场集会，上海学联代表到会演讲，报告沪案经过。4日上午，扬州学联结集各校2000多人于公共体育场开会。散会后开始游行，沿途得到市民的热烈响应。此后，扬州各学校学生连日游行，分组演讲。6月10日，扬州旅外学生会、江都县教育会、学校联合会、第一区市教育会、平民教育促进会等联合成立扬州外交后援会。随后，各校、各团体也各自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共同声援沪案斗争。在全国一片反帝声中，帝国主义又悍然制造了汉案、粤案。6月23日，八中学生召开大会，仿北京大学办法，组织学生军。6月25日，扬州各界于体育场再次举行示威游行。30日，扬州工、商、学界开始罢工、罢市、罢课，举行了三次游行。扬州商界在6月29日，成立商界沪案后援会。7月初，由每业两人联合组成调查团。从7月6日起，各就本业切实查货，英、日货物一经查出，即交商会封存。

上海五卅惨案纪念大会

在声援五卅运动中，扬州人民还给予沪、宁罢工工人以经济援助。6月9日，扬州学联以募得捐款的五分之一接济南京太和工厂罢工工人。7月，学生联合会又将募得的1500余元，经银行汇交上海临时济安会，转至上海失业工人，商界也汇沪1000余元。扬州人民在五卅运动中的斗争，前后共坚持了两个月之久。

骆何民此时虽然只是省立五师附小五年级的学生，但五师蓬勃高涨的革命宣传气氛，也深深影响着他。尽管恽代英的演讲，有些地方他似懂非懂，可是他完全能感受到那种回肠荡气的激情。随后，他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也参加了这次反帝斗争。他精心制作了几面小彩旗，上面用墨汁写下“反对列强”等标语，多次参加体育场集会、罢课、游行。运动中他总是一边用童声高喊着口号，一边将小旗紧紧握在手中，不停地挥舞，小小的身子随着人群移动。此外，他还参加学联举行的募捐活动。

不久，骆何民小学毕业，考入省立八中读中学。这是他父亲曾经任教的学校，也是扬州传播进步思想和新思潮的摇篮。在这里，他一边继续贪婪地汲取文化知识，一边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各种细微变化。恽代英来扬演讲后，广大学子深受鼓舞，扬州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左派组织便以省立八中和第五师范为据点，发展了不少青年学生。1926年下半年，王次青和曹起溍在省立八中读高三，逐渐成为了这个组织的核心。骆何民的哥哥骆孟开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他经常参加一些革命活动，这对小小的骆何民影响很大，让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一些进步青年和进步书籍。

扬州中学树人堂

在八中任代课教师的表哥叶秀峰，留学回国，颇有些洋做派，戴着一副深度眼镜。他偶尔会到“全节堂”来看望姑姑叶子懿，碰到骆何民在家，忍不住总要说上几句，说他小小年纪，是非对错未必搞得清楚，要安心读书，不要参与学生的活动，在街上乱“疯”。骆何民鼻子里“哼”了一声，就不理他这个表哥了。他照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把叶秀峰的话当成耳边风。叶秀峰拿他也没辙，只能劝姑妈多管教管教骆何民，说世道复杂，小孩子不管好，长大了会出事。骆叶氏听了，总是淡淡一笑，未置可否。

目睹北伐革命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以武力打倒祸国殃民的封建军阀（主要对象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扬州当时被军阀孙传芳的势力所占据。1927年3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二师师长杜起云，率领军队攻克扬州。办公点设在贤良街浸礼会教堂。两天后二师即帮助成立了国民党江都县党部，由五师学生李诚为党部常务委员，八中学生曹起溍、王次青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29日，县党部颁发公告：

浸礼会教堂

查本县知事曹元鼎，自任职以来压迫商民，私加田赋，罔法滥职，种种罪状经本党部查获确证，据实呈控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二师政治部，将该知事拘禁，听候查办在案。为此布告，仰本邑民众一体知悉。

由此，扬州的革命力量公开登上政治舞台。骆家人也是革命的倡导者。当年扬州城还没有国民党党旗。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骆家、戴家的几个女眷，用纳鞋底、鞋帮的浆过的布连夜缝制成一面旗帜，这是扬州城区第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党旗。

北伐军的到来，让原先死水一般的慈善堂一下子活跃起来。“全节堂”里也进驻了许多革命军，由此焕发出一种新生活的气息。少年骆何民没事就跑到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官兵中间，听他们讲述一路的见闻。他也经常到街对面浸礼会耶稣教堂，听那里的政工人员讲述“打倒列强，除军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革命道理。空闲时间，他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骆何民渐渐地对革命有了一些粗略模糊的认识，他开始憧憬崭新的社会生活。

然而，正义的革命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常常会遇到反动势力的阻挠和反击。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共产党初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同年春，军阀孙传芳调集4个师的兵力，向扬州反扑，革命军被围困于城中。骆何民戴着红十字臂章，跟进步师生一起参加救护工作。他亲眼看到许多向他宣讲过的年轻革命军，在巷战中战死。尸体满是鲜血，手中还紧握着长枪，负伤的士兵更是不计其数。骆何民一边流着泪，一边做些救护的辅助工作。这些战士英勇无畏的精神，融入了骆何民年少的灵魂里。北伐军失败后撤至镇江。

到了7月，孙传芳的军队又被“革命军”打跑了。可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的歌声再也听不到了。先前一班左派党员也看不到了，县党部由叶秀峰派来的右派党员组成。那些原先被革命军镇压的土豪劣绅，又开始向群众耀武扬威、张牙舞爪。骆何民印象最深的是：“全节堂”一度开放的木栅栏又锁上了，伙食也由“两干一稀”变成“两稀一干”，中熟米又变成掺夹砂稗的糙米。“全节堂”里的欢乐气氛，如昙花一现，景况更趋凄凉阴暗。这种剧烈的变化，让骆何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觉得要改变现状，必须要通过革命来推翻黑暗的制度。

建立共青团特支

大革命失败后的扬州城，气氛肃杀而悲凉。夏日的骄阳如同火一般毒辣，照在革命者身上却如三九的寒风一般凛冽刺骨。骆何民在“全节堂”里煎熬着，度日如年。由于国民党的清党，国民党左派全军覆没，中共基层党的运动也进入低潮期，转为地下运动。然而，革命的种子已经悄悄发芽，即将冲破石块泥土，争取阳光、雨露和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这是谁也阻拦不了的。

1927年6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同年，王次青从省立八中毕业。因扬州局势动荡，他流浪到上海，通过原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中共党员陈勃介绍，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关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王次青被派到扬州，负责成立中共扬州独支。他联络曹起溍等人，于9月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建立中共扬州独立支部，由王次青任书记，曹起溍为组织干事。12月，扬州独支改为扬州特别支部。

在中共扬州地下党组织成立的初期，王次青、曹起溍重点在扬州城区发展城市平民入党，主要以失学青年和无业小市民为主，他们发展了骆孟开、林曦等人入党。骆何民和曹起溍的妹妹曹起蘅由于年纪小，不能作为发展对象，于是就参与一些组织上安排的工作。

小秦淮河边原板桥7号（现已毁）中共扬州特支遗址

随着扬州党组织的逐步完善和工作渐次展开，年仅13岁的骆何民勇敢地加入革命队伍。1927年10月，他和张一萍等5人被党组织指派，建立扬州共青团特别支部，负责儿童团各项工作。后来，骆何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骆何民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扬州党组织先后在扬州东乡开展活动，进行农村调查，以“穷人会”名义，发动群众开展年关抗租抗债斗争，并筹划发动武装起义。其后又在扬州西北乡开展工作。在城区，多次组织和领导罢工斗争。骆何民以“全节堂”的小孩子为基础，又吸收了五师附小的一些穷孩子，组成了儿童团，来配合党组织的活动。他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些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教他们如何为革命做事，还不时带领孩子们到城内外偏僻的城墙、坟山，进行上操、打游击等活动。遇到革命纪念日，他们就到处贴传单，有时贴到岗亭上，有时贴在打盹的警察身上，有时甚至将传单塞进了警察的口袋。此外，他们还化装成卖香烟、花生、瓜子的小贩，到国民党军队的兵营里散传单、贴标语，到香火旺盛的观音山等寺庙，借帮助僧尼做事，将传单放入签筒，或夹入签条，让善男信女们不知不觉地传递。骆何民还曾到贤良街浸礼会参加演出，并下乡宣传。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后，他又参加了为营救被捕同志举行的罢课及示威游行。

第一次被捕

1928年冬，骆何民接到党组织的指示，为扬州特委书记夏采晞找一个隐蔽可靠的住所。他左思右想，想到了外祖母。她住在长春桥西家庵里。长春桥在城外瘦西湖边上，西北边是一片农村，零星地住着几家农户，地方极为偏僻，要是能让夏采晞在那里隐蔽是再好不过了。他缠着外婆，终于把夏采晞安置在那里。由于住处隐蔽，夏采晞在扬州工作期间从未发生过危险。骆何民还经常受党组织的派遣，去工人运动活跃的耀扬火柴厂等处联络，把党的指示及时传递到基层。

夏采晞

曹起溍

这一年冬末，中共扬州特委执行委员、东乡特派员曹起溍化名鲁士英在扬州东乡（即泰县西乡）一带开展工作。东乡孙家墩支部党员景子英被捕后叛变，供出特支书记曹起溍及特支联络地址。随后不久，反动派们进行了全城大搜捕。作为党活动的重点区域“全节堂”，也成为搜捕的重点。

1929年农历新年，破落的“全节堂”也象征性地挂起了几盏红灯笼，幽幽淡淡地映着清冷惨白的街道。年夜饭依旧清汤寡水，丝毫品不出年味来。正月初三的晚上，国民党江都县党部的一个小头目，带领一批军警封锁了“全节堂”附近的大街小巷，连屋顶上都埋伏了一些人。那天夜里，恰巧骆何民的家人外出走亲访友，只剩下骆何民一人在家。当军警们气势汹汹地踢开房门后，他毫不慌张，从容不迫地从床上站起来，借口上厕所伺机将藏在身上的文件丢入厕坑。回到房间，骆何民对正在搜捕的军警说：“你们要抓我吗？别白费劲了，走吧！”正在到处翻腾的军警被眼前这个少年的凛然正气镇住了，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这时带队的小头目拿出一沓照片，逐一比对。他拿起一张照片，突然眼前一亮，高声说：“你就是骆何民！”于是命令手下把骆何民绑了起来，押到县府监狱。这是骆何民第一次被捕。

国民党政府县长见骆何民还是个小娃娃，觉得太好对付了，对他进行恫吓诱骗，要他讲出实情。哪知骆何民年纪虽小，见识却不凡。他识破了县长的诡计，毫不客气地揭穿了他的伪装，弄得县长灰头土脸。姐姐骆桂珍去探监时，看守对她说：“这孩子真厉害，县长都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县长说，这孩子虽然不满16岁，但也要给他点苦头吃吃！"9天后，骆何民等人全都被送到苏州法院。法庭上，骆何民舌剑唇枪，既严守党的机密，又愤斥敌人。当法庭企图以隐匿李斐（即夏采晞）加罪于他时，骆何民奋起抗辩道：

江苏高等法院卷宗证明材料

民年幼丧父，慈母以家贫自幼不能自给，抱民寄养于“全节堂”。夫“全节堂”乃救济孀妇之善堂，非本堂守节之妇亦不许留宿堂内，男子更无待言。民本无家，随母留堂。欲明瞭李斐有无住宿民家之事实，应考量李斐有无住宿“全节堂”之可能。此可证明李斐来扬即寓骆家之说纯系诬攀。

法官们无言以对，但又不肯轻易认输，最后骆何民以“共党嫌疑”之“加入反革命团体罪”被判刑3个月，关押于苏州仓街小柳贞巷的苏州监狱。这次大搜捕事件，致使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捕，除了青年团特支负责人骆何民（骆家骝）外，还有耀扬火柴厂党支部书记李前康、香业支部书记张学义、江世侯（即江上青）等人。扬州的党团组织遭到了一次严重破坏，有四五个月时间完全停止了活动。由于事件发生在农历正月初一前后，故称为“正月事变”。

从1927年秋到1928年冬这段时间里，骆何民在扬州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全节堂”里为争自由、争生存而斗争，发动孤儿寡妇绝食，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成为堂董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刑满出狱不久，全家就被“踢”出“全节堂”。这时，家中老母带着幼弟，无以为生，只能住到出嫁的女儿家里，靠典当度日。骆何民被捕以后，省立扬州中学迫于国民党压力，把他开除了。出狱后骆何民在扬州既无学可上，又无家可归。1929年冬，党组织把他转移到上海。临行前，在扬州邵伯邮政所工作的姐夫焦承允劝他投考邮务佐，安分守己，弄个铁饭碗。有人还劝他，去投靠父亲的学生开钱庄的陈某，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说：“古人尚知国难当头何以为家的道理，何况是我。再说20年后究竟是谁的天下，你们不妨拭目以待。”

在骆何民的心里，这短短3个月的牢狱之灾，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内心更加坚定了中国的未来在少年人的手中，自由和进步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奋斗，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的信念。他把选择革命道路作为他之后人生的不二目标。不过，骆何民没有想到的是，他短暂的一生将和被捕结下不解之缘。也许，对于革命者来说，被捕是革命的附属品，与革命相伴相生。它们考验革命者的意志和品格，如同用火来检验金子的真伪。骆何民的人生经过了无数次烈火煅烧，不仅丝毫没有变色，而且越发赤心铜骨。面对恐怖的牢狱之灾，他坚守信仰，始终如一，不屈不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