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之间的青土隐逸及其文化意蕴

陈　君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隐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本土的儒家、道家（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思想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总的来看，西晋以前的隐逸主要受到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东晋以后，佛教思想逐渐成为塑造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87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晋之间的“青土隐逸”以其典型的儒学特征，格外引人注意。“青土隐逸”的说法见于《晋书》卷九一《儒林·氾毓传》，指西晋时期生活在今山东北部地区的一些隐逸士人，如氾毓、刘兆、徐苗等，因其生活的地域属《尚书·禹贡》古青州及汉代青州刺史部之范围，故史家称为“青土隐逸之士”。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一些，汉魏时期出现在青州地区的薛方、栗融、禽庆、苏章、逢萌、邴原、管宁、王烈、徐幹等人，同样有着避世隐居的生活经历，且清虚廉白，也可以归入“青土隐逸”的行列。汉晋之间的“青土隐逸”，是在青州浓郁的儒学氛围中孕育出来的隐逸文化，具有典型的儒学特征及特定的时代风貌，对理解中古社会思潮及隐逸传统的变迁有不少启示，本文试搜集相关史料，对此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尚祈海内博雅君子不吝赐教。

一、汉代的青土隐逸及其儒学特征

今天的泰山以东至于渤海的地域，先秦时期称为青州，属古“九州”之一，《尚书·禹贡》云：“海岱惟青州。”88《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曰：“正东曰青州。”关于“青州”的得名，东汉许慎《说文·丹部》云：“青，东方色也。”刘熙《释名·释州国》曰：“青州在东，取物生而青也。”隋陆德明《尔雅释文》引《太康地记》的解释则更为详细：“青州，东方少阳，其色青，其气清，岁之首，事之始，故以青为名焉。”89 西周初年，太公吕尚封于齐，都营丘（今山东临淄），青州归齐国。春秋战国之世，青州均属齐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齐国旧地设临淄、胶东等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设青州刺史部，东汉时青州辖有济南、平原、乐安、北海、东莱、齐国六郡，刺史治所在齐国临淄。

西汉末年，汉室衰微、王莽篡位。在政治形势的激荡下，社会上形成了一股隐逸风潮，“士之蕴藉义愤甚矣……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90 在青州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不少隐逸士人，有齐国薛方、栗融，北海逢萌、徐房、禽庆、苏章等。

薛方字子容，尝为郡掾祭酒，尝征不至，王莽以安车迎方，方因使者辞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使者以闻，莽说其言，不强致。方居家以经教授，喜属文，著诗赋数十篇。……光武帝刘秀即位，征薛方，道病卒。91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家贫，给事县为亭长，后弃去，之长安学，通《春秋经》。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萌素明阴阳，知莽将败，因遂潜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闻其高，遣吏奉谒致礼，萌不答。后诏书征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语使者云：“朝廷所以征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济时乎？”即便驾归。连征不起，以寿终。92

徐房，北海人，名见《后汉书》卷八三《逸民·逢萌传》：“初，萌与同郡徐房、平原李子云、王君公相友善，并晓阴阳，怀德秽行，房与子云养徒各千人。”

栗融字客卿，禽庆字子夏，苏章字游卿，皆儒生，王莽时并辞官不仕。三人生平事迹疏略，附见于《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传》又载禽庆与向长俱游五岳名山，后竟不知所终。

根据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到王莽对青州隐逸士人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并未对他们的不合作施以任何惩罚，这显然与王莽好浮名虚誉，以及薛方等采取“回避以全其道”、委婉而不偏激的隐逸策略有关。后来割据四川的公孙述残酷迫害和杀戮蜀地隐士，与王莽较为开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光武帝刘秀即位后，对王莽时期的隐士颇为推重、大力表彰，青州隐逸也在其列，如薛方、逢萌等均为刘秀所征召，但他们或“道病卒”，或“连征不起”，并没有为东汉政府所用。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先后爆发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之后又形成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局面，青州地区成为战祸最为深重的地区之一。在艰难的时代环境中，青州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些隐逸之士，有邴原、管宁、王烈、徐幹等，他们或“乘桴浮于海”“避乱辽东”，或“避地海表”“绝迹山谷”，带有显著的逃亡色彩。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虚人，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州府辟命皆不就。黄巾起，邴原将家属入海，住郁洲山中。时孔融为北海相，举原有道。原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后得归，太祖辟为司空掾。”93《魏志·邴原传》裴注引《邴原别传》云：“自反国土，原于是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服道数十。时郑玄博学洽闻，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自以高远清白，颐志澹泊，口无择言，身无择行，故英伟之士向焉。”94

“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年十六丧父，与平原华歆、同县邴原相友，俱游学异国。……天下大乱，闻公孙度令行海外，遂与其友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既至，乃庐于山谷。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居北，示无迁志，后渐来从之。曹操为司空，辟宁，度子康绝命不宣。……中国少安，客人皆还，唯宁晏然若将终焉。……文帝即位，征宁，遂将家属浮海还郡。……诏以宁为太中大夫，固辞不受。……自黄初至于青龙，征命相仍，常以八月赐牛酒。正始二年（241）……特具安车蒲轮，束帛加璧聘焉。会宁卒，时年八十四。”95 皇甫谧《高士传》卷下又载，管宁家居“常坐一木榻上，积五十五年，未尝箕踞，榻上当膝皆穿。常着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着旧布单衣，加首絮巾”。

王烈字彦方，平原人，在汉末享有大名，声望甚至高于邴原、管宁。为避董卓之乱，他浮海至辽东，辞公孙度长史，以商贾自秽。后曹操命为丞相掾，未至，卒于海表。96 《魏志·王烈传》裴注引《先贤行状》云：“烈通识达道，秉义不回。……察孝廉，三府并辟，皆不就。会董卓作乱，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东域之人，奉之若君。时衰世弊，识真者少，朋党之人，互相谗谤。自避世在东国者，多为人所害，烈居之历年，未尝有患。使辽东强不陵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太祖累征召，辽东为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寝疾，年七十八而终。”97

徐幹字伟长，北海剧人，早岁“避地海表”，继而“绝迹山谷，幽居研几”，后为曹操（司空）军谋祭酒。98 佚名《〈中论〉序》记其事云：“会上公（笔者按：指曹操）拨乱，王路始辟，遂力疾应命，从戍征行。历载五六，疾稍沉笃，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淡泊无为，惟存正道。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养浩然之气，习羡门之术”99，可见徐幹在加入曹操幕府后，生活上仍然清苦自励、怀素抱朴，富有隐逸色彩。曹植《赠徐幹》也生动描绘了这位身处蓬室的清节之士：“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亮怀玙璠美，积久德逾宣。”100徐幹不慕富贵而尚道德，其品行在“建安七子”中最为人称道，当时就有王昶等人效法101，魏文帝曹丕亦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102

两汉之际与汉魏之际的“青土隐逸”，虽然时代不同、风格各异，却具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服膺六艺，尊崇儒学。如薛方“居家以经教授”，栗融、禽庆、苏章“皆儒生”，逢萌“通《春秋经》”，邴原“讲述《礼》《乐》，吟咏《诗》《书》”，管宁“耽怀道德，服膺六艺”103，王烈“以典籍娱心，育人为务”104，徐幹“以名节自立”，所撰《中论》亦以儒家思想为本。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学与隐逸的结合，是青土隐逸的主要特征。

青土隐逸儒学特征的形成，不能仅仅归结于时代环境的影响，而是与青州的地域儒学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是青州儒学孕育出来的独特文化现象。

汉代“青土隐逸”所在的地域，先秦时期属齐国，“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105。都城临淄为海、岱之间的一大都会，经济、文化相当繁荣，后来在齐威王、宣王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稷下学宫，大儒孟子、荀子均曾游于此，荀子还曾三为稷下祭酒。106 除了稷下学士外，齐国学者还有治《春秋》学的公羊高等。秦汉时期，齐学成为青州儒学的主要内容，《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云：“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齐则辕固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武帝时期青州地区的儒生有以儒术致身宰相的公孙弘、请缨出使南越的终军等。元、成以后，各地的儒学更加发达，青齐地区出现了房凤等著名学者。以上就是两汉之际青土隐逸之士大量涌现的重要背景。

至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末年，青州学者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与青州学者游学四方的经历以及融汇众家的胸襟有很大关系。如北海大儒郑玄初“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西入关，事扶风马融。又如邴原、管宁俱游学于异国，王烈“以颍川陈太丘为师，二子为友”107 ，并与颍川荀爽、贾彪、李膺、韩融等名士相亲。游学四方之经历，使青州学者增长了学识，开阔了眼界，加上弥纶群言、整齐百家之努力，使青州在东汉时期突破了“齐学”的局限，成为全国学术的重镇。在东汉末年的青州学者中，影响最大的是郑玄与邴原。郑玄博学洽闻，兼采今古、遍注群经，形成了“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08的局面。邴原亦为汉末儒学大师，以其“高远清白，颐志澹泊，口无择言，身无择行，故英伟之士向焉”。邴原的声名足以与郑玄相抗衡，史称“是时海内清议，云青州有邴、郑之学”109 ，又云“东州郑玄学该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群士楷式”110 ，邴、郑之学行，是汉魏之际青土隐逸及其儒学特征的重要渊源。

二、“边缘”的意义——青土隐逸与西晋世风

逢萌、邴原等汉魏学者以儒学而为隐逸的特征，也为西晋时期的“青土隐逸”氾毓、刘兆、徐苗等所继承。《晋书》卷九一《儒林·氾毓传》云：

氾毓字稚春，济北卢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时人号其家“儿无常父，衣无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贫有志业。父终，居于墓所三十余载。至晦朔，躬埽坟垅，循行封树，还家，则不出门庭。或荐之武帝，召补南阳王文学、秘书郎、太傅参军，并不就。于时青土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皆务教授，惟毓不蓄门人，清净自守。时有好古慕德者咨询，亦倾怀开诱，以一隅示之。合《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肉刑论》，凡所述造七万余言。年七十一卒。111

氾毓本为济北卢人，地属兖州，但因氾氏“客居青州”已历七世，故《晋书》将其置于“青土隐逸”之列。氾氏奕世儒素，颇重孝行，氾毓在父亲去世后居于墓所三十余载，可谓“久丧”112，再视其“儿无常父，衣无常主”诸事，足知其家风之美，后来南朝梁任昉在《奏弹刘整》中也讲到“氾毓字孤，家无常子”113之事。《氾毓传》还提到了其他两位青土隐逸之士——刘兆与徐苗，称他们“皆务教授”，显然是指儒学而言。《晋书》卷九一《儒林·刘兆传》云：

刘兆，字延世，济南东平人，汉广川惠王之后也。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又撰《周易训注》，以正动二体互通其文。凡所赞述百余万言。114

刘兆所撰除《春秋调人》《春秋左氏全综》《周易训注》外，又有《春秋公羊穀梁传》115，这些著作均已不存，唯经史注疏、中古类书、佛典音义中时见吉光片羽，又日本僧人中算《妙法莲华经释文》三卷引刘兆之说甚多，见日本《大正藏》第五十六卷，此当指刘氏所著《春秋公羊穀梁传》而言。116《晋书》卷九一《儒林·徐苗传》云：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为郡守。……苗少家贫，昼执锄耒，夜则吟诵。弱冠，与弟贾就博士济南宋钧受业，遂为儒宗。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皆有义味。……郡察孝廉，州辟从事、治中、别驾，举异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征，并不就。……永宁二年卒。117

徐苗虽撰有道家色彩的《玄微论》，但从其家学渊源及个人学术风貌总体而言，仍以儒学为主，其所撰除《五经同异评》外，又有《周易筮占》。118 当时青土隐逸学者除氾毓、刘兆、徐苗三人外，又有北海营陵人王褒，褒字伟元，王脩之孙、王仪之子，因其父为司马昭所诛，“绝世不仕，立屋墓侧，以教授为务”119。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亦载：“褒与济南刘兆字延世俱以不仕显名。褒以父为文王所滥杀，终身不应征聘，未尝西向坐，以示不臣于晋也。”120

综观氾毓、刘兆、徐苗三家之学，氾毓合《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刘兆撰《春秋调人》《春秋左氏全综》《周易训注》《春秋公羊穀梁传》，徐苗撰《周易筮占》二十四卷，可知青土隐逸长于《春秋》与《易》学，由徐苗所著题曰《周易筮占》，可知其学延续了汉代的象数之学，而与王弼为代表的尚义理的新易学有很大距离。与此同时，氾毓著《肉刑论》，参与后汉末年以来关于“肉刑”问题的讨论，从一个方面说明青土隐逸对当时的政治学术热点问题也有所关注。总的来看，青土隐逸承袭汉魏以来的旧学风，似乎没有受到当时流行的洛阳新学风的感染，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倾向。

如果将西晋时期与汉魏之际的“青土隐逸”之士做一下比较，可以发现二者有很多相同之处，如家居清素、以儒学教授、不同于流俗等特征，但因为时代环境不同，二者的学术地位和历史意义也有很大差异—以郑玄为代表的汉末青州儒学在当时成为学术的主流，影响所及，当时还出现了与“汝颍巧辩”相对的“青徐儒雅”121的说法，随着青州儒学影响的扩大，邴原、管宁等人也在曹魏时期的政治和学术上被尊崇；而西晋时期玄学兴起，“青土隐逸”由于地域偏东、学风保守等原因而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其地位和影响显然无法与汉魏之际的青州学术相提并论，然而，“边缘”自有“边缘”的价值，从社会风习方面看尤其如此。

经过了魏晋之际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司马氏代魏以后，对待士人的政策比较宽容，尤其是平吴之后，南北为一，海内清平，形成了宽松夷旷的社会风气。122 在对待隐逸的态度上，与东汉社会尚有对处士“纯盗虚声”的批判之声不同，西晋朝野很少指责，而以赞赏、褒奖居多，如西州皇甫谧享有高名，屡辞征聘，终身不仕，撰《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等，均为褒扬高士、贞女之作。其中《高士传》乃拟嵇康《圣贤高士传赞》而作，叙三代至魏高士可考者九十余人。123 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如张协《七命》借冲漠公子与殉华大夫之口，表达了对仕与隐的看法，主张盛世应建功立业，不应隐逸，文章先描写冲漠公子“含华隐曜，嘉遁龙盘，玩世高蹈。游心于浩然，玩志乎众妙。绝景乎大荒之遐阻，吞响乎幽山之穷奥”，过着隐逸自得的生活。殉华大夫来访，初以音乐、居处、田猎、宝剑、骏马、饮食六事说之，冲漠公子不为所动，只有当大夫提出当今乃圣明之世，只有出仕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公子才被说服。但入仕后面临的仕途之艰险与吏事之繁杂，不能不让人羡慕隐逸之士的自由与洒脱。陆机《君子行》就表达了对于机患的忧虑：“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去疾苦不远，疑似实生患。”另外他还在诗歌中抱怨了“终朝理文案，薄暮不遑暝”124的官场琐务。种种人间之事的烦恼，使在朝之人常常流露出丘壑之念，如石崇《思归引序》云：“欻复见牵，羁婆娑于九列。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125 陆机也在《赠潘尼诗》中称赞其“遗情市朝，永志丘园”之举。

在西晋社会自由的思想背景下，各种观点互相交锋，促进了隐逸书写的兴盛。由南入北的吴地士人陆云先有《逸民赋》，后有《逸民箴》；吴人孙拯有《嘉遁赋》之作，陆机则撰写《应嘉赋》以为回应；此外陆机还作有《幽人赋》。北方士人左思在《招隐诗》中留下了“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名句，潘岳则作有《闲居赋》，其中写道：“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身齐逸民，名缀下士。……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126 表明自己虽然身在魏阙，心却在江湖。至于潘岳的生活理想，他在《秋兴赋》中有所描绘：

苟趣舍之殊涂兮，庸讵识其躁静。闻至人之休风兮，齐天地于一指。……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绂以高厉。耕东皋之沃壤兮，输黍稷之余税。泉涌湍于石间兮，菊扬芳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鲦之潎潎。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127

东皋沃壤的出产足以输纳王税，让人经济自立，而大自然的恩赐却更为丰厚——石间山泉涌流，崖边菊花扬芳，涓涓秋水，潎潎游鲦，真让人流连难忘，起遨游人间、蔑弃缨冕之想。但将潘岳的言行两相对照，却很容易发现，他所高唱的“归来”之歌，只不过是一种士大夫的风雅和标榜！

石崇之所为，亦与潘岳类似，他早年就向往“身名俱泰”128的贵游生活，“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於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129。虽然言“肥遁”“好林薮”“养鱼鸟”等，但他的生活哪儿有一点隐逸的意思呢？完全是贵族阶层的享乐生活。像潘岳、石崇这样的人，从年轻时就热衷权势，汲汲以求名位，却还要拿隐逸来自我标榜，正所谓“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畿务，而虚述人外”130，西晋社会的虚诞与西晋名士的虚伪由此可见一斑。不仅潘岳、石崇二人如此，整个西晋社会对于隐逸的追求，也大多流于口头表达，能实践者甚少。关于西晋士人谈论隐逸的装饰性，王瑶先生在《论希企隐逸之风》131一文中很精辟地指出：“于是不但隐逸成了太平政治的点缀，同时隐逸的希企也成了士大夫生活的点缀了。”132 金代元好问论潘岳的两句诗“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133，是对西晋文士隐逸书写的最好的反讽。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晋社会崇尚隐逸之风，所造成的文学和文化上的雍容之美、纡徐之度，是“元康高致”134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太康文学盛世中特具异彩的部分，不能一概否定。

儒素之人在社会生活中常常是沉默的少数，而身处西晋浮华社会之中的“青土隐逸”，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在当时虚伪而浮躁的社会风气里，以氾毓、刘兆、徐苗为代表的“青土隐逸”迥出于流俗之外，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与主流文化趣舍异路、躁静殊途，成为西晋社会默默流淌的一股清流，呼唤着陶渊明等伟大的后来者。

三、“青土隐逸”与中古隐逸传统的嬗变

上古之隐逸，多属个人自然之举，温和者如许由洗耳，拒尧天下之让；偏激者如夷齐不食周粟，饿死西山。秦汉以来的隐者，多有意而为之，儒家或道家的思想资源成为他们隐逸生活的重要凭借，如汉代的关陇高士或尊《六经》，或崇黄老，即是显著的例子。东晋以后，随着佛教势力的渗透，隐逸加入了不少佛教的成分，高士与高僧比肩、隐逸与沙门同行，中国固有的隐逸传统从此改变了旧有的面貌。从中古时期青州地域文化变迁的角度来观察，在儒学氛围中孕育成长的“青土隐逸”，历汉至晋，是一个单纯的没有外来佛教思想影响的隐逸士人群体，实为两晋南北朝间儒家与佛教势力转换的一个节点。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东莱人王弥起兵反晋、祸乱青徐135，“青土隐逸”退出了历史舞台。随后晋室南渡，青州地区沦入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手。东晋末年，刘裕平南燕慕容氏，青州入南。南朝刘宋时期，杜预的玄孙杜骥、骥兄坦在宋文帝刘义隆时先后为青州刺史136，使杜预的《左氏》学在这里广为流布。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宋明帝泰始五年，469），慕容白曜平青齐土民以后，杜预的《左氏》学在青州地区仍盛行不衰。当时，北方《左传》学流行的是东汉服虔的注疏，青齐儒学因为宗奉杜注而在北朝经学中独树一帜，故每为史家所提及。此外，在“平齐民”中出现了刘芳、崔光、刘孝标等重要的学者文人，使青州学者在当时颇引人注目，如刘芳入北魏后，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凭借儒学终以自立，对北方儒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137 ；又如刘孝标后来从北朝返回南朝，成为南北文学交流的重要人物，曾为《世说新语》作注，所撰《辨命论》《广绝交论》等析理名作，也均为《文选》所收录。与此同时，青州也出现了佛教影响的痕迹，如《魏书》卷九一《术艺·崔彧传》曾记载“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素问》与《甲乙》均为医家要籍，《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子部”有《黄帝素问》九卷及《黄帝甲乙经》十卷。这位擅长医术的“隐逸沙门”，透露出青州地区佛教成长的讯息。此后历东魏、北齐至周隋，青齐一带的佛教势力逐渐强大起来。1996年10月在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东魏、北齐时代佛教造像证明，这里已成为北朝佛教和造像艺术的中心之一，堪与首都邺城相比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将当时盛行的“胡化”之风考虑进来，东魏北齐时期青州儒学的生存空间以及与佛教的互动关系，确实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长时段的地域视角来观察中古隐逸传统的演进，不难发现，东晋以前，北方高士是隐逸传统的主流，其中尤以“青土隐逸”、关陇高士为代表。这两个地域不但隐逸士人数量众多，而且有鲜明的群体风格。如前所述，汉晋之间的“青土隐逸”，是在青州浓郁的儒学氛围中孕育出来的隐逸文化，具有典型的儒学特征与特定的时代风貌，而汉代的关陇高士则以儒道兼综为特征，与“青土隐逸”有很大不同。138 这里所说的关陇，主要包括关中和陇右两个地区。以汉代为例，指属于司隶校尉部的三辅地区（包括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及属于凉州的天水（汉阳）139、陇西等郡。虽然关中和陇右因为陇山的一山之隔，分属司州（或称司隶校尉部）和凉州两个行政区，但两地自秦汉以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使二者完全可以视为同一个文化区。

西汉时期关陇地区的隐逸士人有：挚峻，京兆长安人；安丘望之，京兆长陵人；张仲蔚，扶风平陵人；魏景卿，扶风平陵人；郑朴，冯翊谷口人；郭钦，扶风隃麋人；蒋诩，京兆杜陵人；王真，京兆杜陵人；韩顺，天水成纪人；宣秉，冯翊云阳人；王丹，京兆下邽人。东汉时期有：梁鸿，扶风平陵人；高恢，京兆人；井丹，扶风郿人；挚恂，京兆长安人；王符，安定临泾人140； 矫慎，扶风茂陵人；马瑶，扶风人；丘䜣，扶风人；韩康，京兆霸陵人；法真，扶风郿人；任棠，汉阳人；姜岐，汉阳上邽人。关陇隐逸士人主要集中出现在两个时期，一是两汉之际，有安丘望之、张仲蔚、魏景卿、郑朴、郭钦、蒋诩、王真、韩顺、宣秉、王丹等10人；一是东汉安、顺之间，有挚恂、王符、矫慎、马瑶、丘䜣、韩康、法真、任棠、姜岐等9人。两个时期的高士加起来共有19人之多，占整个关陇高士的83%。这两个时期都是汉代政治、军事相对衰落的阶段，隐逸士人的勃兴恰好反衬出汉代政治的颓势，从中可见作为文化现象的隐逸与政局之间密切的关联。关陇高士隐居山野，生活清素质朴、不同流俗，他们中的不少人从事体力劳动，布衣蔬食，有些人甚至因为“逃名”而躲入深山，不愿进入城市。与魏晋以后相对“优雅”和“体面”的隐逸生活相比，汉代关陇高士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

关陇高士中有不少都擅长儒学，以《五经》教授，如挚恂“明《礼》《易》，遂治《五经》，博通百家之言……渭滨弟子扶风马融、沛国桓驎等，自远方至者十余人”141，法真“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陈留范冉等数百人”142，任棠“少有奇节，以《春秋》教授，隐身不仕”143，姜岐“治《书》《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144。当时人对关陇高士就称誉有加，如顺帝永和（136—141）中尝博求名儒，公卿荐挚恂“行侔颜闵、学拟仲舒、文参长卿，才同贾谊”145，又如同郡田弱曾举荐法真“体兼四业，学穷典奥，幽居恬泊，乐以忘忧”146。关陇高士对经学研究和教授的重视，开启了魏晋以后高士以学术和创作传名后世的传统。除了儒学以外，道家的《老子》也是关陇高士的重要思想资源，如安丘望之少治《老子》经，著《老子章句》，老氏有安丘之学；高恢少治《老子》经，恬虚不营世务；矫慎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王符《潜夫论》也受到《老子》的巨大影响，《老子》是其批判思想的重要来源。

更重要的是，关陇高士有意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隐逸传统。东汉前期，已有梁鸿“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147，残存至今的有《安丘、严平颂》两句：“无营无欲，澹尔渊清。”148这是对西汉隐士安丘望之和严遵（即庄遵）的赞美之词，富有道家色彩。东汉中期京兆霸陵人苏顺，曾整理过前代高士事迹，皇甫谧《高士传序》就有“苏顺科高士”的记载。苏顺在和、安间以才学见称，早年“好养生术，隐处求道”149，后来才出仕，拜郎中。苏顺对前代高士事迹的整理工作，很可能是在他早年隐居期间完成的。到了东汉后期，京兆长陵人赵岐撰写的《三辅决录》，褒扬了三辅士人“好高尚义，贵于名行”150的气节，其中记载了不少关中高士的事迹，如蒋诩舍中三径、二仲从之游的故事，因为陶渊明在诗文中每每提及151，尤为人所熟知。由上可知，在东汉时期，关陇士人对隐逸传统的建构已颇成规模，这种构建工作，可以视为关陇高士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青土隐逸和关陇高士这两大隐逸士人群体之后，影响最大的隐士就是陶渊明了。在陶渊明之前，南方有名的隐士有屈原笔下的渔父，以及汉魏时期隐居襄阳地区的襄阳人庞德公、颍川阳翟人司马徽（字德操，世谓水镜先生）等人，东晋时期会稽和庐山周围也出现了许多隐逸士人，这些都是陶渊明出现的有利条件。关于陶渊明的隐逸及其与时代和地域的关系，学界十分关注历史文化语境对陶渊明的影响，如晋宋之际特殊的政治环境、晋宋隐逸风尚、江州地区独特的文化氛围等方面。152 除了这些角度，如果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来观察陶渊明，他与“青土隐逸”和关陇高士的渊源也是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陶渊明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不仅承继了之前的传统，而且实现了自己的超越，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范式。

陶渊明对北方隐逸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学术和思想上。陶渊明的思想儒道互补，这与关陇高士的儒道兼综及“青土隐逸”的崇尚儒学，是一脉相承的。对于关陇高士建构的隐逸传统，陶渊明的体认非常自觉，陶渊明撰有《咏贫士七首》《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等，其笔下的“二仲”“蓬头王霸之子”等人物形象，既是对名士风度的推崇，也暗含着承续这个隐逸传统的意思。同时对于汉晋之间的“青土隐逸”，陶渊明也深致敬意，他不仅作有《禽庆赞》，称赞“禽生善周游，周游日以远。去矣寻名山，上山岂知反”153的隐逸之举，而且将北海逢萌、徐房列入自己的《集圣贤群辅录》，予以表彰。154 此外，他对以氾毓为代表的青土隐逸家风也颇为推重，他在《与子俨等疏》中特别讲到氾毓之事：“济北范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155 西晋青土隐逸之士的活动，距离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约七八十年左右，风流尚在，余韵未已，遗闻轶事还有不少流传人间，陶渊明对他们的仰慕与向往，是很自然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有了汉晋之间关陇高士和“青土隐逸”以儒道思想为基础的践履，才使得陶渊明的出现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衔接。在清静而寂寞的庐山脚下，在樽中酒、篱下菊的平淡生活中，陶渊明以儒道思想为根基对抗佛教文化的浸润，这与关陇高士的儒道兼综以及“青土隐逸”的儒者之隐是一脉相通的。

陶渊明对前人的超越，主要体现在生活和创作方面。相对于关陇高士朴素甚至清苦的生活相比，陶渊明虽然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也曾写过“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诗句，但总的来看，其生活还是相对优雅和体面的。加上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江南经济得到开发，包括庐山周围和武陵山水在内的江南秀丽风光，是陶渊明得以山水自娱并形成个人诗文风格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得以超越北方隐士的重要条件。古之圣贤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隐逸士人如果没有太过显著的事迹，很难在历史上留下名字。156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西晋以前的高士“立言”多以经学研究为主，关陇高士如此，“青土隐逸”也是如此。东晋以后，陶渊明则以其杰出的诗文创作，开启了高士“立言”的另外一个“法门”。文学创作从此取代学术撰著，成为隐逸士人的生命寄托和传名后世的主要凭借。157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陶渊明超越了“青土隐逸”和关陇高士，在南方的土地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隐逸范式。

（原载《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