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

骆家/译　刘与伦/校

一九六〇年，我为《巴黎评论》采访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时，莫斯科充满了对俄罗斯文学复兴的期待。但期待还未能实现，赫鲁晓夫针对一九六二年底在莫斯科马涅什举行的先锋派美术展的谴责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标志了这一期待的破灭。[3]在一九六五年俄罗斯知识分子界的普遍情绪是一种缺乏耐心与疲惫的混合体，但这是一种极其不宜公开的情绪。由于当时压抑（但并非高压）的官方手段，文学圈子中表现出一种表面的平静。但在表面的平静下，许多赋有才华与充满热情的人写出一些未能公开出版的作品，但幸运的是并非无人阅读。

一九六五年，叶夫图申科告诉我，他依然相信文学创作的健全性可以与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和解，现有的体制并非不允许人性和艺术的发展。他的观点在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唯一认可的审美取向的莫斯科并不合拍。要想坚持己见，英雄主义精神是必要的，这已成为叶夫图申科的标志。他需要这样的英雄主义精神，因为在即将开始的后赫鲁晓夫时代，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官方的压力，还有来自年轻的追随者对他这个几年前还是他们领袖的人过于保守的批评。

——奥丽嘉·卡尔里斯（Olga Carlisle），一九六五年

一

我初次见到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是在一九六〇年的冬天，那时的莫斯科有许多新鲜的声音从诗歌界传出。当时斯大林还未受到当局的批判。人们时不时地还能看到他的雕像。但无论是斯大林的雕像、肖像，甚至名字，人们都会尽力避免。只有在亲友小圈子的闭门谈话中，人们才会提到斯大林时期的集中营，但可以感知到的是，似乎每个人都在私下里打探消息，以求从虚假中抽丝剥茧，择取真相。

知识分子愈发意识到空洞的氛围，因为他们在此氛围中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在与我的会面中，我的这些新朋友有时好像是首次打破长久以来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恐惧：与一个陌生人来往，回溯过去并坦诚相见。当时的气氛非常好，同时也充满了一种不确定的模糊希望。

那时候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在莫斯科文学圈已非常著名，但无论是西方还是苏联的普通民众对他的面孔与性格依然一无所知。在我的这次旅程之前，我在文学杂志上读过他的一些诗歌。这些诗非常大胆，摆脱了年少轻狂的那种特殊味道——像一种荡来荡去、欢快的诗歌纪实，完全摒弃了苏维埃生活的俗套。

在我到达莫斯科之后，我很快利用我父亲与他的熟识，和他通了电话。我邀请诗人某天下午来喝茶，并提到我父亲想要一本有他签名的诗集。叶夫图申科在电话中非常友善，并接受了我的邀请。但是我听得出来，他认为我父亲的愿望很天真。“奥丽嘉·瓦吉莫芙娜[4]，”他说，“很明显您是刚到莫斯科吧。在我们国家，诗集从来都是一上市就被哄抢一空。比如我最近的一本诗选，两天内两万本诗集就卖完了，一本都没剩下。但是，我会背诵几节我最新的诗给您听。”他暖心地说。

我当时住的酒店在莫斯科市中心，四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在灰暗而又硕大无比的“大都会酒店”，我住的是一套维多利亚风格的套房。房间里的墙壁镶嵌着装饰板，窗帘好几层，完美地印证了一个传播很久的传闻：外国人和他们的客人在大都会酒店会面时会受到服务人员特别注意，甚至被监听。但是当叶夫图申科下午一到达，脱下外衣，掸下他灰色的阿斯特拉罕皮帽上的雪，并向我展示了他给我的礼物——一大束温室丁香花的时候，我昏暗的套房立刻就变得明亮起来。

叶夫图申科是一位个子很高、长着一头浅金色头发的年轻人，与他修长健硕的身材相比，头部显得略小，一双淡蓝色、带着笑意的眼睛，挺拔的鼻子在圆脸上很显眼，他展现的一种开放气质在莫斯科当时的氛围下令人吃惊。周围压抑的环境完全没有影响他，落座后便开门见山地与我聊起了俄罗斯诗歌。他谈了他自己，谈了二十年代的伟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还有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讨论近现代的苏联诗人。我很快意识到他对同辈诗人不吝溢美之词；他提了许多诗人的名字，赞美他们的诗，甚至整段朗诵了一些作品。“沃兹涅辛斯基（Voznesenky）和阿赫玛杜琳娜（Akhmadulina）是我们中最有潜力的诗人，”他说，“阿赫玛杜琳娜继承了俄罗斯女性诗人最好的传统，即以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为代表的高雅、纯粹的抒情诗传统。她是我的夫人，”他笑着说，“您一定要见见她。唉，我自己则属于另一类没什么贵族气的诗歌传统。我的文字一般都与时事相关，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这就是我的本事，当我有感而发时，我能在纸上立刻鲜活地重现我的情感。”说话的时候，叶夫图申科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房间内各式各样的软垫扶手椅被他轮番换着坐，最终坐在了一把深蓝色的天鹅绒长椅上，他的一双长腿交叉着向房间的中央伸开去。但很快，他又站了起来，背诵起他自己献给马雅可夫斯基众多诗歌中的一节：

是什么摧毁了马雅可夫斯基，

并将一把左轮手枪放到他手里？

对他以及他洪亮的声音与高贵品质而言，

倘若生前能享受些许宽厚就好了，

——活着的人真是一种累赘

宽厚只留给安然死去的那些人

在这间宽敞的客厅里，一盏台灯是唯一的光源，他的每个微小动作都被放大成为墙上巨大阴影的舞蹈，呈现出一种怪异的景象。他朗诵时，圆形的脸和高高的颧骨与他尖锐的侧影形成了令人好奇的反差，他修长的手，时而大开大合比划出如同标点的节奏。他的朗诵有着表演的色彩，他响亮的声音为诗歌带来生命，情感又掩饰了它们偶尔的纤弱。他的目光越过我的头顶投向远方，给我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我是礼堂里一排又一排全神贯注听众中的一员。

他背诵了一首他特别喜欢的老诗人扎博洛茨基（Zabolotsky）的《一个丑女孩》诗中的一长段，与叶夫图申科献给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有着类似的主题：在日常生活中恳求更大的同情与慈悲。他坐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让人们的生活恢复温暖。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拯救我们和整个地球。俄罗斯人已经经历了太多苦难。现在是我们对此应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创造一种善意的社会氛围，让人们打开心扉并绽放自我。如果我们不开始做这些，怎么能补偿过去的不公、愚蠢与鲜血？我们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会阻止这样的百花齐放，恰恰相反；但我们确实要战胜内心的恐惧。有许多诗人已经迈出了这一步：他们的灵感已经不受阻碍了：这个时代的所有伟大主题都是他们的。小说家的境遇要更困难些。俄国小说经历了多年令人窒息的严格审查，诗歌因为可以更简单地通过口头传播，受到的影响小一些。但是我们这一辈还是涌现出了一些有前途的小说家：杜金采夫（Dudintsev）的《新年故事》代表着他已经同其《不是单靠面包》的那个年代相比，更加成熟了。还有尤里·卡扎科夫（Yury Kazakov），他的作品您应该马上去读。我认为他是年轻一代作家中最好的。他让自安东·契诃夫以来的同情与悲悯的传统俄国主题焕然一新。”

叶夫图申科期望我能理解，或者对他的信念感同身受，但他又不屑于在他滔滔不绝充满老旧式暗喻的论述里做更多细节上的解释。他的雄辩之才并没有让他在对话礼仪的繁文缛节上浪费时间。他身上有着一种追求真理的冲动，在这一点上，他让我想到了纽约的“垮掉一代”。“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以共产主义的名义，从我们自己身上，从他人身上在追寻真理。我们通常在单纯的人身上更容易找到真理。”他又补充讲到一个传统的俄罗斯信念，“真理如纤弱的植物。它熬过了一个严冬，现在是生长的时候了。”

叶夫图申科对老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学识广博感到着迷。“这种博学的精神，世界要想延续，一定要有这种精神。”他提到新一代知识分子在苏联的诞生：“这就像用手掌去抓水流，”他说，“大部分的水都流失了，总会有一小部分留在手心里。这样的事情现在就在发生。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总归会保住一点点与主流不同的水，但日渐汹涌的主流是我们主要的担心。苏联政府已有能力将众多好作品向广大人民开放，这也给了我们对俄罗斯未来的信心……”

在我看来，我们的交谈有时像某种道德剧，而整个交谈过程中，叶夫图申科为一个有活力、净化过的苏联代言，而我则代表西方的立场。他希望回到可以探寻统一观点的问题上，以便确保俄罗斯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幸福和平。我有种感觉，他是想通过我把他的这种声音传达给西方的知识分子。他对西方知识分子的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好奇，比如在绘画与写作上的最新潮流与运动，问了许多有关“垮掉派”诗人和纽约的“行动派”画家的问题。

茶水上来的时候，我们的话题转到了诗歌在现代俄罗斯生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叶夫图申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庞大的人群在那里着迷一般聆听年轻诗人朗诵的情景，还有五万本诗集在一天之内售罄（在计划而不是需求下来之前不得重印）的情景。我在这次共同品茶之前从未听说如此健谈的叶夫图申科。在政治环境正在解冻的这个时刻，叶夫图申科也在努力扩大诗歌，准确来说是带有他个人色彩的诗歌的影响力。在当时而言，用文字表达一群人长期封闭感情的能力对他来说是一种新鲜的发现。随着叶夫图申科和其他年轻诗人的公开朗诵活动越来越多，诗歌刚刚开始成为全俄罗斯诚实守信的载体：就像一枚嵌入老套想法与行动铁板体系中的楔子。

叶夫图申科正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象征：斯大林主义在诗歌层面开始消解的象征。在我和他的谈话尾声，我明白，我听到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声音，一位能代表那整整一辈的代言人。这是一位比生活本身更高大、更闪光但又符合传统浪漫主义定义的英雄：叶夫图申科效仿了马雅可夫斯基，或者只是在表面上模仿了马雅可夫斯基，一位耀眼、无产阶级的年轻革命诗人。他风格中显著的直截了当让他的声音有了额外的分量，哪怕那种夺人眼球的特质有故意和做秀的味道。叶夫图申科具有在现实生活中即兴表演的才能，就像他具有即兴创作诗歌的能力；当他愿意的时候，他可以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完成一首指定主题的诗歌创作。

我记得我接下来与他的多次碰面，他的想象力之丰富令我印象深刻。经常处于众人注意焦点的位置让他能够本能地意识到不同情境和具有刺激性的现代主题中的戏剧性，并热情地抓住它们，以一个诗人，或是一个演员来进行带有他个人色彩的表达，为稍纵即逝的主题打上印象深刻的印记。叶夫图申科承认热衷于表演，还认为与“高贵地演绎出了他的人生”（引自帕斯捷尔纳克翻译的《哈姆雷特》）的帕斯捷尔纳克热衷表演有关，只不过他的表演比帕斯捷尔纳克的表演更加清醒与考究。那个冬天的晚些时候，我们访问了列宁格勒，普希金的城市，在朋友们的香槟酒会上，叶夫图申科为伟大、光辉的普希金献上了祝酒词：“向有着和雪与香槟一样美好的普希金致意……”一年后，我在纽约的一个学术招待会上又见到了他，听到了他在朗诵自己那首轻松又乐观的诗《自行车上》之后，见证了他回答许多尖锐的政治问题，并成功地用他文雅的机巧让一群坚定的反苏听众哑了火。在“无忧无虑”的一九六二年的春天莫斯科的一辆出租车上，叶夫图申科朗诵了他的《“垮掉”独白》，我们一行四人在前往莫斯科艺术家工会的路上，得益于当时放松的政治气氛，叶夫图申科的朋友、画家尤里·瓦西里耶夫（Yury Vasiliev）将做一个关于艺术实验的讲演。《“垮掉”独白》如电击般触动了它的五位听众，包括出租车司机。“我必须在保证我的乘客安全的情况下才能享受艺术”，他说着把车暂时停在了人行道旁。并非特别复杂的俄语韵脚被他演绎得精彩绝伦：

……二十世纪让我们惊愕不已

谎言像税赋一样沉重

仿佛蒲公英的种子

思想轻轻一吹就散开

我们的手欢笑般鼓掌

我们的脚乐滋滋舞蹈

二

一九六二年的春天，我和叶夫图申科经常在莫斯科见面。莫斯科和我第一次造访它时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它曾是一个更欢快、更忙碌的城市，现在出门却很不方便。因为出租车费降低，莫斯科人都抢着打出租车，人们的生活质量跟一九五九到一九六〇年的那个冬天相比有了提高。那年的五一节和东正教的复活节之间只隔了几天，于是城中的那几周都充满了节日气氛。天气很暖和。莫斯科城里拥来许许多多进城扫货的人们。乡下女人背着满得快要掉出来的购物袋，里面全是从莫斯科货物充足的商店买来、为制作传统的复活节甜糕和面包而准备的物料。那些女人仿佛都戴着方巾、穿着宽裙和有着一张圆脸，一下子从四面八方一起拥来。在许多称得上的政治场合也是如此：在以往的五一节期间的莫斯科，列宁的肖像随处可见，城市悬挂着无数红旗和（东正教的）浅蓝色旗帜。这两个节日虽说风马牛不相及，但也并非不可兼容：大多数莫斯科人只想好好享受他们的假期周末，不管以哪个节日的名义。

叶夫图申科的友善和开放一如既往。他现在更多了一层成功的光环：现在他是半官方的自由派青年代表。他访问了美国和欧洲，还作为《真理报》驻古巴的记者成为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朋友；当时有传闻他即将被发展入党。他已经和出色但善变的女诗人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离婚并与蓝眼睛的加利娅结合。加利娅比叶夫图申科稍年长一些，她是一位沉稳智慧的黑发女性，她在莫斯科享有一流文学品位的好名声。

叶夫图申科和加利娅当时刚搬进为作协会员特别规划的一栋崭新、巨大建筑物中的一套公寓房。那里离市中心很远，在基辅高速公路边上，作为一个发展快速的新区，大量的耐火砖砌筑的楼房在小木屋旁拔地而起。但整个社区暂时还缺乏园林景观，建筑外道路尚未命名，建筑物内连公寓的门牌号也还未编号。

叶夫图申科家里的装潢有着特别的莫斯科时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现代风格与（苏联）民俗特点混搭在一起：可爱的乌克兰陶制玩具和仿佛是二十年代的老家具，与角度毫无功能性并带有复杂几何图形的扶手椅共处一室。总的来说，屋内给人的效果欢快和好客。

对于叶夫图申科夫妇来说，那是一段忙碌的时间：他们即将前往伦敦进行官方巡回访问。公寓内跟演电影一样人来人往：加利娅在收拾行李，刚接通的电话响个不停。叶夫图申科的朋友们时不时来登门向他们告别。还有的访客是为了欣赏叶夫图申科引以为傲的藏画，它们如同公寓中的其他东西一样，才刚刚挂好。藏画与屋内装修的风格类似，有着二十年代的印记，大部分是略显粗糙的莫斯科画家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藏品中亦不乏精品，比如尼科诺夫（Nikhonov）那幅不朽的油画，画的是打纸牌的人，还有一组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尼（Ernst Neizvestny）的画作，强壮而又富有表现力，还有几幅叶夫图申科从古巴带回的原创抽象画。

尽管很忙，叶夫图申科仍接受了《巴黎评论》的采访。在采访的当晚我就在他家里共进晚餐。当时太阳还未落山，晚餐是牛排配小西红柿，后者是叶夫图申科的最爱。放在大浅盘里的小西红柿和屋内出自尤里·瓦西里耶夫之手的明亮装潢正相匹配，他还曾用彩绘木勺和乌克兰流行的图案为传统厨房增添光彩。稠李的味道穿过窗户进了厨房（在俄罗斯诗歌中经常出现描写稠李花儿的诗句，在那个春天之前，我对它强烈的气味一无所知），在蓬松的树冠和巨大的工程起重机后面，是缓缓落下的夕阳。

叶夫图申科一家的兴致很高，我们用香槟庆祝这次会面。因此，同许多叶夫图申科参与的事情一样，这次采访就像一次迷人的即兴创作。在欢快的对话过程中掺有大量的祝酒词和碰杯，这是俄罗斯节日晚餐重要的一部分。晚餐结束后，加利娅到隔壁房间继续收拾行李，我和叶夫图申科移步到客厅。那里有他的书桌，那是一张有着丰富圆形线条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桌子，上面有一张中年海明威的照片和一幅卡斯特罗的肖像，他们仿佛两位大胡子的神明见证了我们的对话。我们一边聊，一边喝着甜软的苏联香槟。

叶夫图申科拒绝回答那些我特别好奇的问题，比如国际文学的一些趋势或者某些苏联诗人同美国年轻一代作家可能的相似性。但对于其他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艺术的问题，他很乐于回答。鉴于我们被瓦西里耶夫和涅伊兹维斯特尼的作品所围绕，所以叶夫图申科首先说的就是他们。然后他坐到书桌前并用打字机将他对于采访问题的回答打印出来，时不时地辅以朗诵诗歌，来强调他要表达的重点。他的状态很放松，愉快，会不时站起来在屋内踱步，眺望窗外，浑身散发着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有的旺盛精力。

“对我来说，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尼是现在苏联还在创作的雕塑家中最有才华的。他和亨利·摩尔（Henry Moore）属于同一级别的雕塑家。恩斯特今年只有三十八岁，而他是在一个完全俄罗斯艺术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的作品是向内集中和向外发散两种艺术道路完美平衡的示例。这恐怕对西方读者来说有点陌生：你们对一种表面的、平滑的集合式风格过誉了，涅伊兹维斯特尼是一个最宏观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在艺术中，我认为现实主义就是直接受现实生活专横主导。但就算涅伊兹维斯特尼最写实的作品，也总含有幻想的元素，深一层的维度，只是他想象的结果被现实制约。我喜欢毕加索也是基于一样的原因：他外向的折中主义其实是最高程度集中的显现。毕加索就像是火，他的光芒可达四方，但他的核心只有一个。”

“瓦西里耶夫呢，他有着和毕加索类似的冲动，他什么都想尝试，譬如油、陶、金属、马赛克、石头等等，他均勇于尝试，不惧失败；就算是模仿，他也能保持自我。他的精力惊人。现代艺术如果是一根绳子的话，虽然他可能并不属于最主要的，但他就像一个绳结，在‘个人崇拜’的时期，在其他绳子被剪时，他这个结让绳子不散。虽然是一个粗糙的绳结，但您难道不认为就是这个绳结的最大价值吗？可以鼓足勇气去尝试把绳子断的地方再结起来。”（叶夫图申科说这个的时候注意到我对充满明显超现实主义象征的苏联前卫绘画的热情不高。）我知道他对于绘画的欣赏是基于一种奇怪的、把绘画视为从属于文学的某种延伸而非独立的艺术门类的俄罗斯艺术风尚，而我和他在这一话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为了避免争执，话题于是转向了苏联诗歌的未来。

“我们的生活正发生可喜的变化，”他回答，“它们在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可以感觉到。在文学领域里，诗歌的改变最为明显。俄罗斯现在有许多新的诗歌潮流，像群马竞逐一般，完全和过去如同长了青苔的鹅卵石似的顽固思想不同……”

“保有原来鹅卵石思想的人当然现在也有，但在我看来如果到今天还在以讽刺和怀疑的态度来看待俄罗斯诗歌的话，那简直就是犯罪。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像苏联一样让诗歌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还有哪个国家的诗人会用诗的语言来表达这个国家最深的期望？”

叶夫图申科然后同我说起了“苏联诗歌节”，这个一年一度的诗歌盛会规模越来越大，现在它每年会为参加的诗人出版一部诗集。

“当诗人弗拉基米尔·卢格夫斯科伊（Vladimir Lugovskoy）提议在每年秋天举行一次公开的诗歌朗诵会时，并不是所有人对它的成功抱有希望。但诗歌节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人人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机构，一个公共欢庆的机会。在这一天，诗人们爬上书店的柜台，卖他们亲笔签名的书，朗诵他们自己的诗，和自己的读者见面。这样的事儿在全俄罗斯都在进行，但以莫斯科为甚。那天晚上，莫斯科的诗人们会在马雅可夫斯基的雕塑前集会并再次进行朗诵，（今年）这次的听众会有八千到一万人之多。听众会顶着莫斯科的十月寒风站几个小时。有几年的诗歌节那一天都下了雪，但是人们顶着风雪听诗歌朗诵，无人离开。”

我大胆地说，是否因为大众娱乐的选择太少，所以才会出现诗人们拥有大量拥趸的情况。

“不是，不是，”叶夫图申科反驳道，“这些诗朗诵会并不是有组织、轻浮的娱乐活动，像诗歌这样深奥的文艺活动如果没有深刻内容的话，不会有这样庞大的追随者。您可以去莫斯科的一家书店，向店员询问阿赫玛托娃的诗作，或者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的、鲍里斯·斯卢茨基（Boris Slutsky）的，抑或安德烈·沃兹涅辛斯基的，店员只会向您耸耸肩……

“在我看来，有两个因素促成了这样的现象。首先，我刚刚提到的那些诗人都是真正的诗人，那个谄媚者靠文字来吹捧自己的主人并自命为诗人的时代已经结束。还有就是在苏联我们有着非常出色的读者，他们细心而有鉴别力。这并不是说我刚提到的诗人（还有其他许多不为西方读者所知的杰出诗人）要迎合读者的口味，不论这口味培养得有多好。正相反，这些诗人都是公共品位的磨刀石，他们形成并拓宽品位，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功能。顺便提一下，我刚刚提到的诗人互相之间都不完全一样。沃兹涅辛斯基有着‘原子般的风格’，诗里充满令人屏息的音韵旋转。阿赫玛杜琳娜是一位严谨的语言珠宝匠，但她写的抒情诗与我们时代的抒情也同样吻合。鲍里斯·斯卢茨基，相比而言，是一位像石匠般阳刚的诗人，完全没有细小的东西。马尔基诺夫（Martynov）像是一位神秘的谜题发明家。宏大的哲学性主题总能被他用优雅的音律隐藏起来。”

“在老一代诗人中，亚历山大·特瓦多夫斯基（AlexanderTvardovsky）[5]很突出，但他现在不如过去那般能打动我们了。在我看来，他是位非常棒的诗人，但他的文字少了点魔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很有诗的天赋。在我们眼前的景象，正像是马雅可夫斯基曾经梦到的那样：

对我来说，只有一件事最重要：

诗人永在

许多优秀的、不同的诗人！

“传统上来说，俄罗斯诗歌总是提出那些最能打动我们的问题，从繁复的政治情势到精妙的心理学论点等等。俄罗斯诗歌从不单单只是描述性、心理学性、学究性的，或只是音律性的（我说的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优秀诗人）。俄罗斯诗歌是由以上提到的所有元素组成的，但经常含有一定、严肃的政治思想。

“毫无例外，我们今天更优秀的一些诗人都继承了这一传统。这也是他们被热爱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诗歌朗诵会举办的地方，窗户都会被挤爆。保安想要维护群众秩序也很困难。他们热烈，反应积极，通常都充满热情。他们的朗诵没有破坏性也没有诽谤性，不像有时候传闻的那样……假如喜欢诗歌对有些人来说是含沙射影的诽谤，我们就不会与他们纠缠。这样的‘诽谤’是否属实，人们自有选择。

“我们的听众并不是一群歇斯底里的边缘人。他们中有工人、学生和科学家。他们对我们诗人的兴趣与信任在于我们对未来道路的某种代表，我们应尽力不让他们失望。”

我问他眼中的文学大师都有谁。

“我总是想，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能把别人身上引起我兴趣的那些东西化为己用。您看，我还是想回到我对于折中主义艺术的表述——内核是固态的，由一个人的性格与自身所决定。但是，要让我说，普希金是我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喜欢的人。我也热爱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叶塞宁对我也有影响。他们都在不同方面对我帮助很大。如果我知道我能有一句诗在未来能影响某个诗人，那就太好了。事实上，这也是我文学志向的起点：我一定要写下这样的一句。同样的，我热爱沃尔特·惠特曼。我也对保尔·魏尔伦的语言音律有偏爱。您现在恐怕感觉难以置信，但我曾在他的《秋之歌》直接影响下写过一首诗。”

那对您有影响的西方同代人有哪些呢？我问他。

“在我看来，海明威对我影响最大。”叶夫图申科说，“雷马克的早期作品有着广泛的读者。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直到最近才被我们所知，近代的苏联作品中可以找到他若隐若现的影子。《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对西方的作者很开放，我们也会时不时借用他们的技法。这些借用只是偶尔的成功；他们经常只是没营养的。另一方面，这些技法有时会引向一些有生气的地方，他们帮助我们成长。

“比如，曾经有一位深受雅克·普雷维尔诗歌语调影响的俄罗斯诗人，就借用此种语调并将它改造成了全新的、带有俄罗斯特色的语言。再比如沃兹涅辛斯基，他是阿蒂尔·兰波《醉舟》和艾伦·金斯堡的冲突与不和谐的混合体，但沃兹涅辛斯基是一位完全原创性的诗人。”

门铃响了，又是来祝福叶夫图申科旅途顺利的朋友们，他们带了礼物和几瓶香槟。这标志着我这次采访的结束，虽然我们在一九六二年还有多次访谈，而后又在一九六五年也是一样，叶夫图申科阐述的观点大体上与这次“正式”采访的观点一致。

我们又继续聊了下去，直到这个春天的深夜，窗户开着，外面是芬芳的莫斯科。这场对话是有关西方与俄罗斯，是有关诗歌与绘画。叶夫图申科的访客是诗人和艺术家，他们都受到叶夫图申科这次出访的鼓舞，并祝他好运。对于某些俄罗斯年轻人来说，他们对加强与西方交流的渴望之深让我震惊。现在，三年过去了，苏联当局并没有让才华出众的苏联画家或艺术家的海外出访更方便；反而，文化交流的名额多被官方腔调的缺乏想象力的作家占去了。

三

曾经试图努力克服苏联文化狭隘主义的叶夫图申科，一次又一次地对外展示了他对于那种全世界的人不分政治派别和国家阵营都能组成一个“好人的共同体”的信心。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的那个冬天，苏联官方曾出面压制这种与共产主义立场相悖的观点。为了抹黑他在年轻人支持者中的形象，另一个年轻人被推到了台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年轻模范。加加林谴责叶夫图申科未经作协审查直接在海外出版自传是否爱国。毫无疑问，这位宇航员的立场没有强大到可以扼杀叶夫图申科的声音。全苏联都听到了由叶夫图申科所领导的年轻人的声音；这个声音曾经震动了苏联公众，而且这样的震动现在依然在这个国家回响。这位年轻的诗人已经蜚声国际，苏联的文化孤立主义围墙昭示了一个时代的错误。

叶夫图申科也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出乎不只是苏联也是全世界意料之外的是，一位帅气年轻的诗人，为自由发声的诗人，能拥有像浪漫主义时期拜伦勋爵或是维克多·雨果那样庞大的受众群体。像这两位诗人一样，叶夫图申科的能量不止于他的文学成就，还有他整体的个人魅力。

叶夫图申科为他本人和同辈的其他许多人赢得了生存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他多年来机智而又慷慨的公开表演，他本人和那些他称赞过的人很有可能都已在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三年间反对苏联艺术异见者的运动中被碾碎了。

但是，今天由于俄罗斯固执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和叶夫图申科自身艺术上的局限性，他没能完全满足苏联公众对于言论自由这一由他发起的目标的追求。这也是许多创新者的宿命。一九六五年，在新的一代读者看来，他的主题显得不够深刻，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在编者压力下过于轻易地改稿。

但在文学圈里，叶夫图申科依然无人取代，安德烈·沃兹涅辛斯基，同时代的另一位出色的诗人，叶夫图申科的朋友和对手，也不行。但叶夫图申科的领头羊地位，确实有褪色的迹象。在当今莫斯科充满不确定性的氛围下，大众对于真理的渴求看起来越发急迫。而对于那些掌管文学事务的人来说，对这种渴求的恐惧也正在增长。

（原载《巴黎评论》第三十四期，一九六五年春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