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足精神病研究

人生就像弈棋，一步失误，满盘皆输，这是令人悲痛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可能悔棋。

——弗洛伊德

与玛莎订婚

弗洛伊德从医学院刚毕业时，生活和前途并没有什么改变。1881年5月，他在布鲁克研究室里被升为实验员；同时，他开始在卡尔·卢威格的化学研究室里任兼职，做气体分析，但是他对今后的生活一直没有规划。他的经济情况很拮据，常要向富裕的朋友们借钱。但他仍然相信，医学研究中有大好机会等待他去攫取，他一定可以发现一种技术或程序的价值，并且要为全世界的利益而把它发扬光大。对别人来说，他是一个乐天、冷静而且有思考力的年轻人，只不过时运尚未来临罢了。

弗洛伊德和玛莎·柏纳斯

他生命的转折点是1882年的夏天，在完成了早先的小龙虾研究以后，他继续在研究室里做一些例行的工作。弗洛伊德在他简短的自传里有所叙述，但是不太完全。他写道：“1882年是关键性的一年，我最尊敬的老师纠正了我父亲那种很高尚但不实际的观念；由于我的经济情况不佳，他更极力劝告我放弃理论的追求。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学研究室，进入总医院工作。”

弗洛伊德故意省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已经坠入了爱河。他知道研究工作不可能提供给他足够的结婚费用，于是，他很勉强地开始抓住必须两三年才能获得的临床经验，以便在医院拥有优厚薪水的职务，或者自己开业行医。

1882年春天，他仍住在家里。每天晚上从研究室回来，只和家人打一声简短的招呼，便回到他那狭长的书房里。后来他干脆搬到医院的宿舍去，周末才回家，一回到家就和陪他一起来的朋友们进入书房。他的大妹妹后来遗憾地说：“大家都以为，家里的五个年轻女孩子对于这些年轻人总会有一些吸引力!但是，他们对于娱乐的兴趣似乎比和我们博学的哥哥讨论科学的兴趣更低，竟连正眼都不瞧我们一下就进入他的书房!”

弗洛伊德似乎对妹妹们的朋友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但在18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回到家里，发现一个年轻女孩子正在削着苹果和家人聊天，他没有直接走进房间，而加入了她们的谈话。

这位访客是玛莎·柏纳斯，二十一岁，德国籍的犹太人，全家于1869年迁到维也纳。她的父亲柏曼·柏纳斯在1879年去世，家里的责任就落在他的儿子艾里身上。艾里成了他两个妹妹——玛莎和明娜的监护人。

弗洛伊德的妻子玛莎·柏纳斯

柏纳斯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家族，19世纪40年代玛莎的祖父曾经担任过汉堡犹太教会的领袖。柏曼·柏纳斯在世时是一个商人，他的遗孀和子女显然比弗洛伊德家富有。

玛莎·柏纳斯身材纤细，很有自信。她那黑而长的头发紧紧地向后梳，衬出她的瓜子脸。她很善解人意。她内心里虽不赞同弗洛伊德的宗教观和精神分析研究，但却一直很谨慎地保持沉默。她迅速地许身给对她一见钟情的年轻人弗洛伊德。

虽然弗洛伊德对他的妻子一辈子忠诚，但是他们的婚约也曾遭遇暴风雨的侵袭，偶尔也会在他的顽固与不可理喻上触礁。玛莎有仰慕者和自己的朋友，她的未婚夫几乎对那两种人都同样地妒忌。有人以为，弗洛伊德这种态度将会影响到他对艺术家作精神分析时的观点。

他们在相识那年的6月中旬订婚，弗洛伊德一个月以后就到维也纳的总医院工作，在那里度过了三年时间。他经常坐的那张桌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块座右铭，是圣奥古斯丁的名言：“如果怀疑，就立刻去求证。”在那段时间里，和玛莎结婚是他所有希望和野心的寄托。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急切地寻找着使他加速爬升的阶梯。

维也纳总医院很适合他这种有雄心的人。它占地二十五英亩，病房里经常有三千名以上的病人，不仅有来自维也纳和奥地利最偏远的地方的，甚至有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在别的地方可能一辈子难得一见的病例，在这里却是司空见惯。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医生来说，在欧洲很少有比这里更能使人获得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地方。

接触精神病理学

在维也纳总医院刚开始的两个月，弗洛伊德在外科病房工作觉得非常累，而且他不喜欢那里的工作——可能因为讨厌看到血，于是就申请当赫曼·诺斯纳格的助手。

弗洛伊德和诺斯纳格见面时，带着他自己出版的报告和医院里精神病学部主任梅纳特教授的介绍信。诺斯纳格看了这些后，对他印象非常好。一个星期后，弗洛伊德就被派到诺斯纳格的部门，待了六个半月，于1883年5月，加入梅纳特的精神医学科，前两个月在男病房，后三个月在女病房。10月，他转入皮肤科，后来又转入神经科，一直待到1885年夏天他离开总医院。

在梅纳特的精神医学科的五个月，是弗洛伊德在总医院中获益最多的一段时间。他的美国翻译家朋友布里尔指出：“如果他自己去摸索精神医学，一定会失望。可能早已经回到他原先打算研究的法律上去了。”

约瑟·布劳尔博士（1842～1925）

五个月即将结束时，弗洛伊德去拜访布劳尔说：“我应该集中精力成为一个精神病学专家呢，还是应该朝一般医学上求发展?”他显然比较喜欢专攻精研，但是他知道那样一来会把自己局限在维也纳；而一般医学的机会就多得多了，能使他早日有能力结婚。布劳尔的意见是要他先不要那么早作决定，而是慢慢考虑真正能吸引他的学科，然后再去专攻，并且要他接受终究必须要做普通医生的事实。

拜访布劳尔后的第二天，弗洛伊德申请转到神经科。1884年元旦终于正式加入。不久，因为有两位医生被派去奥地利边境扑灭霍乱，他便被暂时委任为主治医师，负责管理一百多个病人、两个护士和三位医生。

弗洛伊德曾经写道：“那时候，在维也纳的医学界很少有精神医学方面的专家，研究资料和文献分散在医院的许多不同部门里，没有令人满意的学习机会，我们不得不自己摸索前进……远方有沙考医生（巴黎沙比特里尔精神医院的吉恩·马丁·沙考博士）的大名在闪烁，因此我想好了，首先要设法获得在维也纳大学当脑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务，然后再到巴黎去继续深造。”

但是在接触沙考以前，弗洛伊德的兴趣被一个德军春季演习的实验报告所吸引。阿森布兰德博士用可卡因——从古柯树的叶子提炼出来的兴奋剂，来治疗衰竭的士兵。虽然可卡因在南美洲普遍地被印地安人使用，但在欧洲却一向被忽略，直到后来才被苏格兰的医师克里斯特生拿去做实验，结果竟使年老的他“比任何人更能走路、跑步和爬山”。阿森布兰德首先认真地试验这种药，发现“巴伐利亚的士兵，因为过度辛劳而疲惫不堪，但是用了可卡因以后，就能精神充沛地参加演习和行军”。

弗洛伊德在《德国医药杂志》上读到了阿森布兰德的研究报告，便下定决心推展这种鲜为人知的药。

在1884年元月底以前，他自己证实了阿森布兰德博士的结果。接着开始将可卡因赠给朋友、同事和病人，自己也重复地做实验。

除了做实验外，弗洛伊德同时尽可能地阅读所有关于可卡因的资料。他把结果归纳起来，在1884年7月发表了一篇报告，叙述可卡因早在原始民族间就开始使用，然后才传到欧洲的历史。接着他讲到可卡因在动物和人类身上的效果和他自己实验的结果。他的结论是：“可卡因可作为兴奋剂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一段短时间内可加强体力，并且保存一些力量，以备将来的需要，而且它还具有麻醉效果。”

报告写好以后，他开始准备等待已久的旅行——到温斯柏克去和玛莎会面。他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到她了。当他9月初离开维也纳时，脑子里只有如何能早日见到她的念头。

弗洛伊德又继续服用可卡因一年多，没有什么副作用，于是它成为局部性的麻醉药，而且稳定地发展着。但是，慢慢地，人们发现可卡因比其他药剂更容易使人上瘾，而且更具有危险性。无可避免的，反对可卡因的运动出现了。最著名的批评者是尔仁梅耶博士，他在1886年5月说：他很庆幸自己没有推荐可卡因为戒除吗啡的药。后来他形容可卡因是“人类的第三祸害”——第一是酒精，第二是吗啡，于是弗洛伊德受到的攻击越来越多。

1885年9月，弗洛伊德成为了大学里的讲师，得到了一笔旅行津贴，可以支付渴望已久去巴黎拜访沙考的路费。并且他决定冒险——在赴法国以前辞去总医院的职务，回国后自己开业行医。

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大学的神经学系教授莫里兹·班尼迪克特那里得到了一封给沙考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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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卡因

可卡因，其化学名称为苯甲基芽子碱，是最强的天然中枢兴奋剂。可卡因一般呈白色晶体状，无臭，味苦而麻。

可卡因的原料为“古柯”。古柯为灌木，是美洲大陆的一种传统种植作物。古柯产地的人滥用的是古柯叶和古柯浆，而其他地方滥用的是可卡因。

古柯树叶嚼起来虽然是苦的，但为当地的人们所喜爱。他们认为古柯可以使他们增加力量、驱除饥饿、减轻痛苦。因为古柯是一种高热能植物，每100克古柯叶中含热量127.5焦（305卡路里）。当地人称古柯叶为“圣草”或“绿色的金子”。一个时期以来，美洲许多的成年男子习惯于咀嚼古柯叶，以减轻饥饿感和疲劳感。

可卡因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一定的兴奋作用。兴奋初期，滥用者产生快感，感到飘飘欲仙、舒适无比，表现为洋洋得意、十分健谈。用药后的兴奋作用，产生了消除疲劳的感觉。这类兴奋感觉只能维持半个小时左右。随之以后，它对身体的抑制效应便出现了。吸食者为了恢复初期的体验，往往再用第二剂……乃至每十分钟使用一次，以维持“瘾劲”不致衰落。周而复始，剂量越用越大，使用越来越频繁，最后把吸食者带到毁灭的深渊。

可卡因

小剂量的可卡因能导致心律缓慢。剂量增大后则心律增快，呼吸急促，可出现呕吐、震颤、痉挛、惊厥等现象。如果大剂量使用，则可导致死亡。仅一剂70毫克的纯可卡因，可以使成年人当场丧命。

师从精神病名医沙考

弗洛伊德离开了维也纳，开始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行。他首先以六个星期的时间到温斯柏克。这次和他三年前的秘密造访大不相同。这时候的他不再是一个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六岁不知何去何从的学生了。他已经是维也纳大学的讲师。即使他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至少他已经表现出一种成功的专职人员的气度。

弗洛伊德在温斯柏克很愉快地和玛莎度过了六个星期。1885年10月11日，他向巴黎进发，开始在吉恩·马丁·沙考的门下进修，发展自己的伟大事业。

他在10月13日抵达法国的首都巴黎，投宿在拉派艾克斯旅社时，发现玛莎的信已经寄来，于是马上回信。他觉得巴黎令人眼花瞭乱，很想念玛莎，希望她能陪在自己的身边。他每隔一天写一封信——开始时比较勤快，后来也就疏懒了。

接下去的日子里，他尽力去适应环境，四处找比较便宜的住所，晚上又去戏院看戏，希望法文会有进步。

10月19日，弗洛伊德觉得各方面都准备妥当了，就去沙比特里尔医学院。但是他出门时忘了带班尼迪克特为他写的介绍信，于是决定再等一天才去见沙考。他开始想念维也纳的家，思念着玛莎，而且极端沮丧。他后来写道：“除了某些主观和科学上的利益，我对于居留在这里不敢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不要对我过分苛求。”

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事情全都改变了。10月20日，弗洛伊德进入了沙比特里尔医院的大门，开始了改变他前程的四个月生活。

沙比特里尔医院建造于法王路易十三世当政时，最初是乞丐、妓女和疯人的收容所，后来是巴黎最大的妇女救济院。1850年以后，它容纳了四五千人，但仍然不像一家医院，而极像恐怖的“疯人院”，但是沙考开始改革它。他被聘为复健部的主任医师后，在里面增加了教育和训练单位，以及许多实验室，并设置了癫痫症和歇斯底里症病人的病房。在1885年，他把这个机构变成了欧洲最著名的神经病理学研究中心。

弗洛伊德抵达沙比特里尔医院时，医生和门诊病人正在闲谈，他注视着正在为病人看病的沙考第一助手派里·马力，周围还有一群客座医生。10点钟时，沙考便来了。

沙考有着运动员般的胸膛和牛一般的脖颈，他的相貌令人难忘。他的皮肤很白，胡须刮得很干净，额头很低，眼睛冷静澄澈，鹰钩鼻，敏感性格者的嘴唇，很像一个古罗马帝国的国王。他生气时，眼睛发出稍稍令人觉得可怕的闪电光芒，看过他这种眼神的人绝对忘不了。他的声音带有权威性，语气严厉且经常是辛辣的。

那天早上，看完所有的门诊病人后，沙考叫弗洛伊德走上前来，看了看班尼迪克特介绍信上的签名，邀请弗洛伊德陪他巡视医院。

那天晚上，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说，每件事情都比他预料中的好。派里·马力向他保证，他会得到必需的材料以便开始工作，沙考自己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同事，要求他供应儿童的脑子，以便弗洛伊德研究他们病发后的萎缩和退化症状。

弗洛伊德还没有到沙比特里尔医院以前，曾考虑是不是应该选择柏林作为研究的地方，因为这样他星期天便可以和玛莎在一起了。但是他很快地就打消了那个念头，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后，就把他的高兴事写信告诉了在温斯柏克的玛莎。

每星期一，弗洛伊德都参加沙考向他的病人所作的公开演讲会;每星期二，他很有兴趣地观察那些被带来给医院助手检查和讨论的门诊病人；每星期三，沙考巡视病房，在他的监督下，弗洛伊德仔细地观察和检查病人，并注意听沙考对他们所作的诊断。

现在，弗洛伊德的兴趣正在改变中。尽管沙比特里尔的每个人都帮助他，但12月初他就决定放了弃实验室的工作。事实上，他在翌年的头几个星期里曾短暂地又回到实验室，他在写给玛莎的长信中说：“回维也纳时，我要选择解剖的工作。”

弗洛伊德只对沙考的工作观看了一星期左右。他虽然专注于生理学的工作，但逐渐地对心理学也产生兴趣。

至此，概括地说，吸引弗洛伊德注意的是神经性病症。精确地说，是歇斯底里症。1885年时，一般人仍然认为，神经性疾病仅仅是神经系统功能受阻碍的结果。医学家认为，这些病症几乎会以任何征兆表现出来，而这些复杂的征兆不是解剖后就能知道的。大多数的医生极少花时间在这问题上，而且许多人视它为无须热心研究的主题。至于歇斯底里症，有些人仍然承袭了希腊人的看法，以为其原因是子宫的功能失调，基于这种说法，似乎唯有女人才会生这种病。但是，早在17世纪，却尔斯·里波斯就宣布歇斯底里的成因在脑部，因此男人和女人一样，都可能患上这种病。事实上，歇斯底里症发生在男人身上的情形也不少，而且在18世纪和19世纪，他们的数目还在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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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斯底里症

歇斯底里症又称癔病。由精神刺激或不良暗示引起的一类神经精神障碍。大多发病突然，可出现感觉、运动和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或短暂的精神异常。患者具有鲜明的情感色彩，检查不能发现相应的器质性改变，在症状的发生和治疗当中，暗示和自我暗示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

歇斯底里早在古希腊时代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已有记载。“hysteria”一词，起源于“hystero”，即子宫。当时认为本病与子宫有关，是一种妇女独有的疾病，是由于性的过度刺激或压抑所致。

中世纪时，西欧宗教迷信盛行，当时把本病患者看做是魔鬼附体或女妖。却尔斯·里波斯指出本病的发病机理在脑部而不在子宫。沙可将本病的症状学进一步系统化，指出本病的症状可由催眠引起或消除，并强调遗传体质因素与本病发生有关。让内对歇斯底里的症状作了心理学解释，认为患者的意识障碍是由于心理综合作用的破裂所致，即“心理分离”，将本病的感觉脱失、瘫痪或遗忘等症状解释为由于相应的精神功能从意识中分离出去的结果。

1895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发表了《癔病的研究》，用性心理被压抑和潜意识的冲动等概念解释癔病的发病机理，并提出了转换性癔症的概念。也就是说，那些为超我所不允许的愿望受到压抑，而这种压抑并不完全成功，于是，那些愿望采取伪装的形式，通过转换或转化而成为症状。症状的性质和发生部位具有象征性意义，使受压抑的愿望得到部分地满足，或缓和超我和被压抑愿望之间的情感矛盾。

甘塞尔描述了甘塞尔综合症、假性痴呆和童样痴呆，并把它们和歇斯底里症连在一起。巴甫洛夫学派从高级神经活动病理学观点出发解释本病的发病机理。巴甫洛夫把神经系统分为三个系统：皮质下系统、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而歇斯底里症患者第二信号系统是弱的，故受其控制的第一信号系统和皮质下系统的活动相对地增强。第一信号系统的机能与具体形象的感知有关，皮质下部位与情绪活动有关，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皮质下系统机能增强，表现为患者情感强烈鲜明，又因第一信号系统处于摆脱抑制状态，因此患者形象性思维突出，且具有生动、丰富的幻想。以上机理可解释歇斯底里症患者的性格特点。

歇斯底里症患者在强烈的精神因素影响下，大脑皮质进入抑制状态，而皮质下出现摆脱抑制，所以在临床上可见情感爆发及痉挛发作现象。如果大脑皮质的抑制过程向皮质以下部位扩散，可产生深度抑制状态，以至“不动”，形成歇斯底里性木僵。大脑皮质容易产生诱导抑制现象，是歇斯底里意识范围缩小的病理基础。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皮质机能较弱，原来的兴奋灶也较弱，因此旧的兴奋灶容易被新的、当前的刺激所抑制，故当前只有新的刺激所产生的兴奋灶在活动，由此可解释歇斯底里症患者为何易于接受暗示性。

中国古代医籍中记载的“脏躁”、“奔豚”、“薄厥”，大多为歇斯底里表现。

沙考不久就发现，歇斯底里者的各种征状，可以分类为不同的组别，每一组都有它自己的因果规律，因此可以辨明各个阶段的歇斯底里症状。

谈到这种病的成因，沙考相信，一次引起心理上损害的偶发意外，可能就是歇斯底里的触因，而它的发展则是因为大脑里的遗传因子损害引起。

不论后人对沙考的评价如何，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令弗洛伊德深受感动，也引导着弗洛伊德走向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若无沙考的指导，弗洛伊德日后能否发现精神性疾病与肉体的痛楚的关联，就令人怀疑了。

1884年12月中旬，弗洛伊德写信给沙考，把他的法文讲演词翻译为德文。为了证明他的德文文体的优美，引述了他以前曾翻译过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作品。

两天以后，弗洛伊德写信告诉玛莎，沙考不但同意他翻译一卷，甚至将尚未出版的另外一卷论文也交给他进行翻译。他告诉她说：“这是极令人满意的事，这一定会使在德国的医生和病人都知道我。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甚至付几百基尔德都是值得的!何况我还有几百基尔德的稿酬呢。”

沙考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毛遂自荐，并同意他翻译两卷文献后，就把他带进了一个新的社交圈。那是每个星期二的晚上，在沙考的家里，为巴黎各界名流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人都颇有来头。

弗洛伊德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招待会，紧张得不行，只好服用可卡因来壮胆。他写信告诉玛莎：“我的服饰很整洁，只不过我把那条倒霉的白色领带，换成一条从汉堡买来的漂亮黑色领结。这是我第一次穿燕尾服，我为自己买了一件新衬衫和白色手套，因为旧的手套已经不太好了。我理了发，把我杂乱的胡须修剪成法国式。这一天晚上我花了十四法郎，结果，我的仪表非常好，别人对我的印象很不错。我喝了啤酒和咖啡，抽起烟来也很潇洒，感到非常自在，没有出任何差错。”据他自己说，那晚，他曾一度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他骄傲地报告说：“这些都是我的成就（或者是可卡因的成就），使我非常满意!”

19世纪末的巴黎

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时候，几乎一天写一封信给玛莎，很生动地描绘出一个与维也纳截然不同而令人兴奋的都市生活情况，并流露出急切希望受人注意的心情。而且当他发现沙比特里尔医院的来宾都已听说过他的关于可卡因的报告时，感到非常高兴。他的自信心日益增强，并从自信迅速膨胀成自大。他大言不惭地对玛莎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的成就会比诺斯纳吉尔大，我认为我比他优秀!”

不到一个月，弗洛伊德就在回维也纳的路上了。他经过柏林，在亚多佛·贝金斯基的诊所里，继续研究儿童的精神异常症。他对玛莎说：“只要他们的脑子没有疾病，这些小家伙实在是很可爱。但是他们一得病，就令人惋惜了。我想我不久后就可以在儿童医学上求发展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把精神集中在沙考的工作上，研究他曾经在沙比特里尔医院目睹的特别景象和它们的应用。他现在已经三十岁了，尽管在维也纳有了一些从医经验，但他目前对精神病学仍只有最起码的接触。乍看之下，他似乎不足以胜任现在所要从事的医务工作，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所需要的是传统训练的稳定基础，以迎接摆在他面前的漫长岁月。

个人开诊所

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神经病理学学者，迫切希望在沙比特里尔医院学到有关神经系统解剖的全部学问。他回来时，对这方面学科的兴趣或多或少地有所提高了，并且在沙考出神入化的教导影响下，他决定集中精力于研究精神问题上，尤其是歇斯底里症的问题。他由一个基础精神病学的学生，演变为动力精神病学的提倡者。

弗洛伊德体会到：对歇斯底里症的了解，是开启人类思维谜团的钥匙。他准备在维也纳开办自己的精神病诊所。开业时采取革命性的新态度。但是，他得先为同事们准备一份报告，叙述他在巴黎和柏林的所见所闻。三个星期之后，他就完成了一份十二页的报告。文中，他直言不讳地说在梅纳特门下学习以后，发现已不能在任何德国大学里学到真正的新东西了。紧接着，他强调以梅纳特为代表的德国学派，与沙考领导的法国学派的不同。他说：“我认为，法国的神经病理学派，似乎推陈出新，呈现出特殊的工作模式。此外，他们还为神经病理学揭开了新的曙光。这些都值得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工作者模仿。”

医学博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系的讲师，开始执业了。这是1886年4月份的事。他的诊所设在拉瑟斯街7号。他宣布开始门诊的第一天，竟然是复活节。那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开张日子，因为它是一个公定的假日，各行各业和政府机关都不办公，甚至城市里的每个急诊处都没有人值班。一年之中，除了圣诞节之外，这一天是最不适合一个医生开业的。有许多人猜测，他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或许是因为他极不喜欢天主教教会。

弗洛伊德的前途并不被看好。他的医学技术还不成熟，还不是著名医生，而且也没有什么资本可以帮助他度过营业上的淡季。此外，他浪费了许多时间迂回地进入医学这一行。他曾涉足药剂学、医事技术和小儿科疾病。如果他在任何地方曾显示出聪敏的火花，那也似乎只是昙花一现。虽然他现在专攻神经病理学，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在维也纳一展所长，可是不久后他却偏重于使用那种令医学界同事不信任以及病人不接受的诊疗方法。

他的犹太人身份对他也有影响。自从1873年财政危机以后，反闪族人的情绪不断地滋长着。弗洛伊德开业的前几年，在维也纳以东四十英里的普力斯堡，就发生过反犹太人的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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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闪族主义

闪族人，又称闪米特人，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是中东印欧人的一个分支。相传诺亚的儿子闪即为其祖先。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尽管人口遗传学与历史学上使用“种族”这个字眼有着众多的争议，闪米特这一语族的定义却很明确，包括古代的阿卡德语跟其延伸的两种方言所分化的语言——亚述语和巴比伦语以及现代的阿拉伯语、阿姆哈拉语、亚拉姆语、希伯来语和马耳他语等。因此，所谓的反闪族主义就是反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主义。其中包括宗教、国家及种族的成分。犹太人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的反对。除了群众仇视的情绪之外，反闪族主义更以不公平的立法、驱逐，甚至屠杀的方式出现。

青年弗洛伊德

刚开始，他想先在维也纳开业两个月试试看，如果失败了，可能会移居到美国。他后来回想到和玛莎一起时的情形说：“我们两个人都一无所有，更确切地说，我有一个人口众多而又贫苦的家庭，而玛莎只从她叔父那里继承了三千多块钱的财产……”除了打算移民美国，他还想投奔到英国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那里，或者搬到奥地利的小镇上去。他对维也纳已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恋。可是他的想法终归是一时的动意，最后他还是留在了维也纳。几乎没有多少同事能想象得到，这个三十岁雄心勃勃的医生，竟然会在奥地利的首都执业超过半个世纪。

5月份时，弗洛伊德向生理学学会演讲催眠术，他对玛莎严肃地说，月底时他还会在精神治疗同业会以及医学会作同样的演说。他说：“现在，维也纳已经战云密布了。”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止一场的战斗在进行了。那些批评弗洛伊德不应提倡催眠术的人，不久又抓住了另外一个把柄。5月底，尔仁梅耶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再度警告使用可卡因的危险，并且对弗洛伊德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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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术

催眠术（源自于希腊神话中睡神Hypnos的名字）是运用暗示等手段让受术者进入催眠状态以产生神奇效应的一种方法。

催眠是以人为诱导（如放松、单调刺激、集中注意、想象等）引起的一种特殊的类似睡眠又非睡眠的意识恍惚心理状态。其特点是被催眠者自主判断、自主意愿行动减弱或丧失，感觉、知觉发生歪曲或丧失。在催眠过程中，被催眠者遵从催眠师的暗示或指示，并作出反应。催眠的深度因个体的催眠感受性、催眠师的威信与技巧等差异而不同。催眠时暗示所产生的效应可延续到催眠后的觉醒活动中。

催眠状态也可由药物诱发，分为自我催眠与他人催眠。自我催眠由自我暗示引起；他人催眠在催眠师的影响和暗示下引起，可以使病人唤起被压抑和遗忘的事情，说出病历、病情、内心冲突和紧张。催眠还可以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即催眠疗法）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紧张、焦虑、冲突、失眠以及其他的身心疾病。

在中国，可以说“催眠”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在《内经》中就有提及。古代的“祝由术”，宗教中的一些仪式，如“跳大神”等都含有催眠的成分，只不过当时多是用来行骗的，或是一种迷信活动。

在欧美，很早就有人倾力研究催眠。记录较早的是18世纪在巴黎，有一位喜欢心理治疗的奥地利医生麦斯麦尔的“催眠”。他能够通过一套复杂的方法，应用“动物磁力”治疗病人，其中包括能使病人躺在手臂上面。并用神秘的动物磁气说来解释催眠机理，按现代理解那就是一种暗示力。据传法国政府准备出很多钱购买他的治疗方法，但他都不肯。后来，一位苏格兰医生布雷德对该现象发生了兴趣，发现该现象能够给手术病人引起麻醉，于19世纪提出“催眠”一词，并对催眠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认为是治疗者所引起的一种被动的、类睡眠状态，并借用希腊文“hypnos”（即睡眠的意思）一词改为“hypnosis”（催眠），使得催眠术得到一定应用，至今一直沿用这一术语。后来，苏联生物科学家巴甫洛夫带领一班人多年系统深入研究，催眠有了长足的发展，催眠真正成为一门有理有用的应用科学。现在，在很多国家有名望的大学、医院里，都设有催眠研究室，并积极开展着把催眠应用于医学、教学、产业等领域的可行性研究。

弗洛伊德很快发现，招来众多敌人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赞成使用催眠术。在刚回到维也纳时，梅纳特曾应允弗洛伊德使用自己诊所里的设备。但是当梅纳特知道弗洛伊德将继续使用催眠术时，就变了卦，并直截了当地表示不再欢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就在这种不被理解纷至杳来、心神不安的气氛下，开始一步步地建立他的事业。最初的几个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形，是来自他寄给在温斯柏克的玛莎的书信——正如我们想象的，他有各式各样的病人，但绝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特别感兴趣的精神病。不过，至少在秋季时，他的兴趣都集中在歇斯底里病的治疗上。他在1886年10月13日写信给卡尔·库勒说：“如果你想要送我一个我急需的东西，我希望是一台视野测定器。因为对一个以研究歇斯底里症为主的医生来说，如果没有视野测定器，我们就不能放手工作了。”

尽管他专注于这一方面，但也非常高兴有更多的普通病人。因为，如果他的精神病研究尤其是歇斯底里病的工作不能收到预期效果，他还可以从普通病人那里获得生活保障。

有时候，候诊室里坐满了病人，不过他曾向玛莎诉苦说：“大部分人都付不起钱。”有些时候，他显然拮据得狼狈不堪。他写道：“我正在这里一分一文地计算时，又被请到遥远区域去为一个熟人看病，当然是没有报酬的，我光是走路就花了两个小时，因为我没有钱坐车。今天也是一样，当我回到家，看到有人留下一张字条，要我赶去急诊，当然，我必须搭车去。这样一来一往我一连三天节省下的晚餐钱就报销了。”但是在给卡尔·库勒的信中，他却描述出截然不同的乐观景象“无论如何，事情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得多，我不想推测到底这是布劳尔之助，还是沾了沙考的光，或者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杰出的人。我在三个半月中赚了一千一百块钱。我想，如果情况继续好下去，我就可以结婚了。”

就在这时候，玛莎又得到了另一份遗产。因此，他们两人有勇气定下结婚的日子了，并预定在德国举行婚礼。弗洛伊德本来打算，只要公证的仪式就够了，但是玛莎提醒他说：“虽然在德国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过得去，但是奥地利法律规定，必须举行宗教式的婚礼。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回到维也纳定居时，政府是不会承认我们已经结过婚的。”

弗洛伊德对宗教仪式深恶痛绝，但是后来却被新娘的舅舅伊利亚斯强迫，进行了犹太人的正统婚礼仪式。

弗洛伊德和玛莎·柏纳斯相恋四年，他们忍受了四年分离的痛苦，终于迎来了洞房花烛夜。公证的仪式于1886年9月13日在温斯柏克的市政厅举行，第二天是宗教结婚仪式，弗洛伊德依照古希伯来的新郎规矩行礼，然后新婚夫妇去度了两个星期的蜜月。

弗洛伊德和玛莎

这对年轻的夫妇，在新婚生活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不得不面对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缺少金钱，而弗洛伊德在新居第一天执业时，没有足够的椅子给病人坐，玛莎只得到地下室向邻居借来。

毫无疑问，他们夫妻生活得很快乐，但是仍有一些小问题，其中一件就是弗洛伊德不喜欢某些犹太人的规矩。玛莎的一个亲戚后来写道：“我记得很清楚，玛莎告诉我说：弗洛伊德在他们婚后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不许她点燃安息日的灯，这是她一生中颇感懊恼的事情。”

他们的婚姻可以印证一句话：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女人在支持他。身为女主人，她完全依照他的职业要求来理家，她对于精神分析所持的态度是：忠诚地隐藏住她的怀疑，只是轻描淡写地对一个访客发出无关痛痒的牢骚。她说：“你真的相信一个人可以用精神分析对待小孩子吗?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丈夫对于他的研究如此认真和执著，我就会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淫秽的东西!”她建立起他非常喜欢的家庭，并默默地做一个顺从的妻子。弗洛伊德晚年时，仍认为那是任何一个成功的妇女命中注定的角色。

同年10月15日，弗洛伊德向一群听众包括维也纳杰出的神经病学专家发表了《论男性的歇斯底里症》的演说。这时候，关于歇斯底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心态的来源”这方面。这个观念已经为许多英国医生所接受，也受到了沙考的支持；但在德国和奥地利却被人议论纷纷。弗洛伊德特意选择这个时机来宣读他的论文。

他开始叙述他在巴黎的求学经验，接着详述一个歇斯底里症的病例：一个病人从建筑物的脚手架上摔下后，有一只手臂麻痹了。后来被弗洛伊德证实，这个受伤很重的男性歇斯底里症者，是由于精神上的打击而麻痹的，而非身体上的伤害。

弗洛伊德说：“这次大家都为我鼓掌，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兴趣……不久以后，我被排除于脑解剖的实验室外，没有人再邀请我去演讲。从此我退出了学术界圈子，不再加入知识分子的集团，长达二十年之久。”

恩斯特·钟士以很礼貌的词句说明弗洛伊德演讲的某些地方给人含糊不清的印象，而弗洛伊德宣读他的论文后不到三个月（即翌年2月16日）就有七位地位崇高的会员推荐他加入学会。1887年3月18日，他当选为会员，直到五十多年后他离开维也纳到英国，一直没有退出。

维也纳人对弗洛伊德不太关心，他们已经知道，他大胆地坚持自己是对的，但是他们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尚存观望心理。此外，由于一位法国心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派里·珍尼特的崛起，使弗洛伊德终其一生和他打游击战。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发表研究报告以后，两人就展开关于学术地位的激烈辩论，两人彼此指责对方抄袭剽窃。弗洛伊德晚年的故事里对此比较介意，两个人到死都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很可能两个人所说的都正确。

当弗洛伊德的事业尚在初创阶段时，在这冷漠的环境中，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他结交的一位忠实朋友。这个人是弗莱斯，一位年轻的柏林医生。经由布鲁尔的推介，弗莱斯开始去听弗洛伊德偶尔在大学里作的演讲，而后两个人在1887年11月首次见面。不久就开始通信，以后两人一共写了几百封信，由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知道早期心理分析运动成立的经过。

弗洛伊德（左）和弗莱斯（右）

弗洛伊德和弗莱斯的感情联系，至少有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他们首次见面后不久，彼此都知道对方正在研究一种容易引起争论的新观念，而且两个人都是犹太人，因此觉得不会被对方嘲笑。他们俩开诚布公地交换研究问题、假设、怀疑和希望，真是最自然不过!他们如潺潺流水般的通信，显示出两个人彼此互助的友谊。弗洛伊德承认：“我的朋友比我更有远见。”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在奋力发展事业和钻研人类思维的运作时，也极需弗莱斯的精神支持。在弗洛伊德开业的头十年，他开始缓慢而稳健地以引起争论和冒医学界之大不韪的方法，来医治日渐增加的病人，最需要的是别人的了解、鼓舞和支持，而这些，弗莱斯都毫不吝惜地给了他。

弗洛伊德开业的最早期，医治精神病时所使用的方法，与其说是引起争论的，倒不如说是非传统性的。方法之一的电疗法，是威汉·耳勃提出的。他是德国人，他使神经病理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耳勃为病人治疗时，把电极放在病人身体的各部分，用轻微的电流使病人产生发麻的感觉或肌肉的痉挛。另外一种电疗的方法叫做威尔米契系统，包括在床上休息、隔绝、按摩和电疗，完全以严格规定的方法进行。

1887年快结束时，弗洛伊德沉醉于催眠术。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威尔米契系统。偶尔，他两者并用，以辅助心理治疗的不足。他解释说：“这样对我有好处，一方面可以避免在心理治疗中病人以为我乱出花样而产生不良印象；另一方面免除了平躺式治疗的烦闷，使病人不致陷入白日梦的习惯中，这是屡屡可见的事实。”

弗洛伊德最初所使用的催眠术，是模仿沙考的。他使一个病人昏迷，然后向他表示：当你恢复到正常知觉时，某些症状就会消失。但是，不久以后弗洛伊德又使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他要求病人回忆症状是在何时首次出现的。

这种方法源于19世纪80年代初期，由布劳尔主治的一个病例。他们师承的关系是如此地直接，以致许多年后，弗洛伊德在美国的克勒克大学演讲时曾开门见山地宣布：“如果以出现症状时的详细情景心理分析为一项成就，那么这份成就并不属于我，因为在它草创之初，我并没有参与。那时（在1880年至1882年）另一位维也纳的医生约瑟·布劳尔博士正在一个患歇斯底里症的女孩子身上使用这种方法。而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而已。”

“安娜”病例的治疗

病人芭莎·帕朋汉女士

弗洛伊德在美国克勒克大学所引述的布劳尔的病人，是“安娜”，她的真名是芭莎·帕朋汉。如果弗洛伊德对布劳尔过分褒奖，无疑地，“安娜”就是指引他走向以后道路的里程碑。布劳尔也说过，他对于安娜的治疗，已经变成了“整个心理分析的酵母菌”。

芭莎·帕朋汉是维也纳一位犹太富商的女儿，弗洛伊德的岳父认识她。她二十多岁时，患了许多奇特的神经官能症，由布劳尔治疗。她痊愈以后，在犹太人之间致力于社会工作，足迹遍及整个欧洲，终身未嫁，1936年逝世，时年七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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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官能症

神经官能症又名神经症或精神神经症。它是一组精神障碍的总称，包括神经衰弱、强迫症、焦虑症、恐怖症、躯体形式障碍等等。《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Ⅲ）中对神经症的描述性定义为：“神经症是一组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恐惧、强迫、疑病症状或神经衰弱症状的精神障碍。本障碍有一定人格基础，起病常受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症状没有可证实的器质性病变作基础，与病人的现实处境不相称，但病人对存在的症状感到痛苦和无能为力，自知力完整或基本完整，病程多迁延。各种神经症性症状或其组合可见于感染、中毒、内脏、内分泌或代谢和脑器质性疾病，称神经症样综合征。”

由于各国学者理解神经症病因学观点不一致，多年来对本症的命名、概念、分类等争议较多。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在精神病分类中删除了神经症。我国学者仍认为神经症是一客观存在的临床实体，在CCMD-Ⅲ中将神经症分为六个亚型：焦虑症、恐怖症、神经衰弱、躯体形式障碍、强迫症、其他或待分类的神经症。

其共同点是：①起病常与素质和心理社会因素有关；②存在一定的人格基础，常常自感难以控制本应可以控制的意识或行为；③症状没有相应的器质性基础；④社会功能相对完好，一般意识清楚，与现实接触良好，人格完整，无严重的行为紊乱；⑤一般没有明显或较长的精神症状，病程较长，自知力完整，要求治疗。

神经症是常见病，患病率相当高。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各国和调查资料推算：人口中的5%～8%有神经症或人格障碍，是重性精神病的五倍。西方国家的患病率100‰～200‰，我国为13‰～22‰。

这个病例很曲折。1880年，芭莎在侍候她病危的父亲时，手脚突然麻痹，眼睛斜视，视线严重受阻，不能吃东西，不断咳嗽，又显示出双重性格的征兆——一种是正常的，另外一种是惹人厌烦的小孩子脾气。布劳尔写道：“她的情绪变化快速，导致过度而短暂的精神兴奋，有时候严重地焦虑，顽固地反对医生们为她所做的各种治疗与努力。”

一般内科医生们认为：许多疾病都是由于聚集在大肠里的废物，使血中含毒而引起的，而治疗的常用方法是用泻药灌肠。布劳尔以为，治愈“安娜”要把困扰她记忆的东西排除于脑海之外。因此，“灌肠”这个名词就被精神医疗者堂皇地从普通医生处借用来了。

芭莎的疾病经历了四个阶段，而布劳尔在1882年6月停止了对她的治疗，也停止了诊疗报告，这与十三年后的追述有些出入。早先的报告比较着重于这个女孩子在家庭中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和母亲及兄弟之间的不和；另外还叙述了许多由“谈话治疗”所除去的各种神经官能症的细节。但是两份报告都没有充分说明病人疾病的本质。爱伦伯格博士可能说得最为中肯，他认为：她的病例类似于19世纪初期的“磁性病”，有无数人患了那一种神秘的病，包括梦游症、沉重的昏睡病和癫痫。他写道：“这种病是由于病人神话式的无知觉，再加上精神治疗者的无知鼓励搅合而成的……‘安娜’是一个不满足的年轻女人，她找不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发泄处，为追求理想的无望而挣扎。”

此外，现在有足够的事实，来评估所谓“治愈了”的矛盾报告。布劳尔在1882年6月停止治疗前的报告中说，“病人已经不再有以前所显现的那些干扰了。此后，她外出旅行了一阵子。但是，她却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全恢复她精神上的平衡。从那时开始，她享受到完全的健康。”

中断治疗一年以后，布劳尔坦白地对弗洛伊德说：“她当时心理很失常，我真希望她死去，以便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不料，她的病情已渐渐有了改善，而且不再依赖吗啡了。”几年后，玛莎说：“‘安娜’有时来我这里，我发现她白天时很健康正常，但是晚上仍会有幻觉。”

从芭莎·帕朋汉后来成为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记录来判断，那时她的情形一定已获得了相当的改善，至少不再带给她烦恼。但是她的痊愈看起来似乎和布劳尔的治疗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弗洛伊德的观察有些矛盾，而且他的观察报告之一令人感觉他对女人根深蒂固的维多利亚态度多于对治疗的判断。他说：“尽管她恢复了正常，但在某方面，她仍与正常生活隔绝。她虽然很健康，做事也很敏捷，但她总是规避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轨道。”他所指的，是她终生未嫁。

无论如何，“安娜”的暧昧不明的记录，并未影响他在心理分析历史上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敏感地觉得，布劳尔在几个病例里停止使用催眠术，意味着在治疗上将有重要的突破。

由于像“安娜”这样的病人会花去医生太多的时间，布劳尔决定不收这种病人了。就这样，弗洛伊德行医的头几年，布劳尔源源不断地把他认为太严重的和病症持续太久的病人转送给弗洛伊德。虽然弗洛伊德可以拒绝接受，但他却很少回绝，因为他的经济情况实在太差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金表送到当铺去，甚至有人传说，如果不是他的小姨明娜帮助，他送给太太玛莎的结婚礼物—— 一只金表，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弗洛伊德开始治疗这些病人时，第一个工作就是研究“安娜”的病例是不是一个特例。他后来写道：“在与布劳尔不间断的合作中，我仔细观察了相当多的歇斯底里症病人，从这个观点去研究他们。”

有一段时间，他继续使用催眠术诱导病人说出在正常清醒时不能回忆起的往事。1889年夏天，他特地到南锡旅行，向欧洲首席的催眠师柏汉及赖毕优特学习新方法。他甚至劝服一个病人一同去，但没有获得任何根治她的方法，柏汉也失败了。

柏汉坦白地承认，这种催眠术在公立医院中进行得很成功，但对私人诊所中的病人不大管用。

他的这番话意义重大。他实际上等于是在说：医院中的病人，大多比较穷苦或很少受教育，他们要比教育程度较高而富有的私人诊所中的病人容易受催眠。但是，如果真是如此，这就加强了弗洛伊德的臆测——可能有一种比在催眠下不断反复暗示更有效的方法，来诱导一个病人回触到深埋在心中已久的精神事件中。他沉思自问：一个病人在正常清醒的状态下，是否可能忆起遗忘已久的事件呢?

弗洛伊德把这个想法牢记在心，回维也纳时，和柏汉及赖毕优特路经巴黎，在那里参加了由沙考担任主席的生理性心理学大会和第一届国际实验治疗催眠大会。

虽然弗洛伊德不完全同意催眠术，但他仍然使用它。因为他认为那是唯一实际的方法。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他仍然用催眠作治疗的暗示，而不直接问及病源。

他现在已经处于伟大的事业边缘。但是，这位革命性的心理学新派创造者，仍然有着别的医学兴趣。他还是一位努力奋斗的犹太医生，要支持逐渐庞大的家计，名誉和财富似乎仍离他很遥远。但几年以后，弗洛伊德这个人就要引起轩然大波了，使得他和皇家医学会的意见相左。不过，在他看起来那似乎算不得一回事。

《论失语症》的发表

弗洛伊德还没有放弃对解剖人脑的兴趣，在这方面他已经成为公认的专家了。在研究歇斯底里症问题的同时，他仍然进行着人脑解剖，以享受表现权威的快乐和财务安全的保障。

19世纪80年代，医生们认为“失语症”（包括身不由己的口齿不清，和不能了解别人语言的复杂神经失常）是某些脑叶受到损害造成的。但是这种生吞活剥的解释，并不能说明疾病的各种不同症状。在《论失语症》一书中，弗洛伊德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探索，对许多不同的症状提出了功能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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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症

失语症是指由于神经中枢病损导致抽象信号思维障碍，而丧失口语、文字的表达和领悟能力的临床症候群。失语症不包括由于意识障碍和普通的智力减退造成的语言症状，也不包括听觉、视觉、书写、发音等感觉和运动器官损害引起的语言、阅读和书写障碍。因先天或幼年疾病引致学习困难，造成的语言机能缺陷也不属失语症范畴。

言语功能受一侧大脑半球支配，称为优势半球。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的优势半球位于左侧大脑皮质及其连接纤维。优势半球受损常可发生失语症。优势半球不同特定部位受损，可出现不同类型的失语症:第三额回后部是口语的中枢，受损时丧失口语表达能力，即运动性失语症；第一颞横回后部是听语中枢，损害时出现对别人的语言不能理解之现象，即感觉性失语症；第三额回后部是书写中枢，病变时无法用文字书写来表达，是失写症；角回为阅读中枢，受损时读不出文字的字音及不知其意义，是失读症；第一颞回与角回之间区域是物体的命名中枢，病损时讲不出所见的人、物名称，是命名性失语症。引起失语症的疾病以脑血管疾病最为多见，其次为脑部炎症、外伤、变性等。

完全性失语时，患者完全不能用评议表达思维活动，甚至个别的字、词、音节都不能发出。多数患者为不完全性运动性失语，患者能发出个别的语音，但不能由语音构成词句，也不能将语言排列成必要的次序，以致这些评议杂乱无章，不能令人理解。有的患者可能保存下来最熟悉的一个单字、词或句子的片断及通常的感叹词，如“不”、“好”、“吃”、“坐”、“就是”、“再见”等。但患者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说出保留下来的简单词句。由于语言共济运动无障碍，患者说出词句仍有相当抑扬，密切接触者根据其语调可能理解患者表达的意思。更轻的患者往往仍有相当丰富的词汇保持不变，但由于丧失对虚词和冠词的应用，说话只能用几个主要词汇来表达，构成电报式语言。语言重复症也很多见，一个词或音节说出后，强制地、自动地重复，不自主地进入下次语言产生的过程。

玛莎·弗洛伊德和女儿苏菲摄于1895年

《论失语症》于1891年出版，大约有十年没有医学杂志理会它。但是，能出版就代表有进步。那年初，弗洛伊德三十五岁生日时，他父亲雅各伯在家里的《圣经》上写了一段话来纪念他儿子的成功。

然而弗洛伊德的经济情况仍然不稳定，他虽然不再像执业初期时那样贫穷，但为了摆出一个成功医生的排场，他常要多处筹钱。他很感激同事们的经济支援，尤其感到不好意思的是没钱还给布劳尔。

他一直为钱烦恼的理由之一是家中人口不断地增加。他的大女儿玛西黛生于1887年，接着1889年马丁也出生了。两年以后奥利佛诞生了，次年又生下恩斯特。接下去又有两个小孩：1893年生下苏菲，小女安娜生于1895年。这使他家的开销日益增多。

家里逐渐变得拥挤不堪。1891年，他大胆地搬了家，这个改变一半出于计划，一半也是冒险。他和玛莎首先列出必须具备的条件：他们所需房间的数目、接待病人的理想环境以及要接近学校，然后他们开始去找。起初，一直没找到。

有一天，弗洛伊德雇了一辆马车去看病人。下午诊疗后，开始在城中心漫无目标地散步。无意间他发现自己站在一栋建筑物的外面，那里有一幢公寓要出租。他突然觉得那屋子对他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随即进去，看了后认为它很适合他家的需要，立即签下了租约。

回到家，他告诉太太已经找到他们理想的新居，位于柏格街19号，并且当天晚上就领她去看。玛莎显然很震惊，因为房子附近住的都是贫民，楼梯是石造的，又暗又陡，房间又不够多。伹她没有抗议，她知道，她丈夫不但已签了租约，而且整个心都放在那幢房子上了。弗洛伊德会选择那儿的原因非常有趣：柏格街19号是弗洛伊德的同学维克多·阿德勒以前住的地方，他们曾彼此争吵，后来阿德勒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阿德勒的姐夫布龙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大学时也住过那里。

1898年摄于柏格斯街19号。后排：（左）马丁，（右）弗洛伊德；中坐者，左至右：奥利佛、玛莎、明娜·柏纳斯；前排：苏菲、安娜和恩斯特

弗洛伊德一家人很快地搬了进去。起初他们只住一幢公寓，但是一年多以后，另外又有三间房子空出来，弗洛伊德就租下它们，作为心理治疗室。

小女儿安娜出生后不久，玛莎的妹妹明娜搬来和他们同住。本来只打算住几个月，但一住就住了四十多年。弗洛伊德的侄女朱迪斯写道：“虽然她从来没有负起指挥六个小孩子的大家庭的责任，但她和玛莎伯母一直维持着和谐的气氛，发号施令，使家里显得井井有条。家里的采购由她们两姐妹合办，她们总会先仔细地磋商。”这幢大楼里也一度住了弗洛伊德的妹妹罗莎，1908年她搬走以后，弗洛伊德就接着租下她的公寓。

这个家接近大学和总医院，弗洛伊德从1891年到1938年一直住在这里。从那时开始，他提倡了一个运动，并且领导着它，这使他成为20世纪最引人争论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