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精神分析理论

在人的潜意识里，人的性欲一直是处于压抑的状态，社会的道德文明规则使人的本能欲望时刻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中。

——弗洛伊德

《歇斯底里的研究》出版

搬进柏格街19号的头十年，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岁月。开始时，他的研究工作和行医生涯可以撑下去，但是并不稳固。《论失语症》一书并没有得到它应受到的重视。他开始在同行中得到名声，是因为他使用催眠术。许多医学界人士都对他抱着不信任的态度。

十年以后，人们终于恍然大悟，承认他在发展一种治疗精神异常的新方法。在医药界里，他正开始获得一席之地。但他自己并不满意，认为还没有人真正赏识他的工作，只有期望于未来让他的接班人来收获他的果实了!

20世纪初，弗洛伊德准备披挂上阵了。

前途的改观与进步，不是由于财富，而是由于他孜孜不倦靠潜意识之助去采访人类思维。他宣称：这种技巧可以改善或可以除去精神病的症状，这与五十年以后，以放射线来治疗癌症的情形非常相似。潜意识本身并不是新的东西，但是把它用来当作治疗工具却是一项新发明。它由布劳尔在不经意中发现，后来由弗洛伊德推展用来治疗精神病。后来，这种治疗工具得到了推展，人们不仅知道了它可用于治疗精神病人，而且也认识到了它在日常生活上的功能，更懂得了它是文学和艺术上的创作源泉。

虽然潜意识的历史渊源很远，但是在弗洛伊德以前，从来没有人斩钉截铁地宣布过。所以那是个未被探索过的领域，人类想要把他们希望忽略的记忆摒弃，可是在许多情形下，那些被摒弃的记忆会转化浮现，而成为歇斯底里的烙印，进入梦中或者进入后来被称为“弗洛伊德式的失误”的日常生活里。而且最重要的是，把这些记忆从潜意识拉到意识里，可能获得重大的治疗效应。

刚开始时，相信这一套说法的人寥寥无几。弗洛伊德在1894年写信给弗莱斯说：“我在这里相当孤单地解决神经性问题，大家都认为我不过是一个偏执狂，而直觉却告诉我，我已经触摸到了大自然中一个最大的奥秘。”

为了引发病人的潜意识，弗洛伊德使用了一个奇特的方法：他把手放在病人的额头，或两手扶住他的脸，说道：“我要你在我手的压力下思想，我放松压力时，你会看见你面前有东西，或者有东西进入你的脑子里，你要抓住它，它将是我们要找寻的东西。好了，你曾经看见什么，或者你想到了什么?”

弗洛伊德解释道：“‘压力技术’的好处，是它能够分散病人的注意力，使病人离开意识上的追寻和反映，简单地说就是使病人离开可以用意志支配的任何事情。”

几年以后弗洛伊德写道：“我放弃了催眠术，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求病人躺在沙发上，我坐在他后面看着他，却不让他看见我。”

后来这种看着病人，却不让病人看的方法，引起许多人无谓的猜疑。弗洛伊德解释说：如果面对面地进行，那么无论倾听病人的分析者是多么地不苟言笑，他的态度和对病人所透露的事情的反应，仍会被察觉，如此一来可能影响到病人的心理。

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他继续不断地研究探讨新技术。虽然弗洛伊德渐渐地放弃了催眠术，却没有人知道他推出“压力技术”和“自由联想”的确切时间。

弗洛伊德对病人说：“你把经过你脑海的所有的东西说出来，就好像你坐在火车的窗口，向坐在你后面的人描述你所看见的窗外景色的变化一样。最后，千万不要忘记，你已经答应要绝对地诚实，更不要因为说出来不舒服而闷着不讲!”

不久弗洛伊德发觉，分析与解释病人吐露出来的心声是件复杂而困难的事，另外有些问题更是不可避免的：第一点，病人似乎天生反抗，不愿把潜意识提升到意识中。不过也会随病人而异，但是几乎每个病人都有这个现象，这种反抗显然使医生的工作更加困难。但是弗洛伊德发现，反抗最强烈的主题经常是最关键性的。因此，只要发掘了反抗的症结，就可以找到根本的线索，了解产生这种疾病的原因。

这时，有一种叫做“移转”的过程形成了。弗洛伊德注意到，他的许多病人在施行“自由联想”后，开始毫不忌讳地说话，也不再将他看成医生，而像是在对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说话。换句话说，他们把反映他们早年与其父母关系的感觉与思想，转移到分析者身上。虽然，“移转”是另一种复杂的因素，但弗洛伊德终于发现它和“反抗”一样，经常有助于探索到不能回忆的过去。事实上，他最后相信在“移转”的领域里必须有各式各样的冲突。

许多年以后，弗洛伊德谈到精神分析治疗的远景时，叙述他的治疗是由两部分构成——先是医生开导告诉病人怎么做，然后由病人照他听到的去做。我们给病人意识上的预期观念（他可望找到的观念），然后由他依照与那预期观念相似的基础，在他自己身上找到被压抑的潜意识观念。

1893年1月，弗洛伊德和布劳尔在《精神病中央公报》上共同发表了《论歇斯底里现象的精神结构：初步的交流》。这篇文章的两位作者已经能够以一种新方法来研究许多歇斯底里的病例。而且发现，病因并不是一种明显可以识别的精神创伤，而是已经全然被遗忘的事情。这篇报告首次使用“被压抑”这个字眼，表示病人希望忘记不愉快的记忆，而把它推到潜意识里去。只要把那些被压抑的记忆带到意识里，就可以除去歇斯底里的症状。

那篇报告传布到奥地利、德国和法国。但是，就像许多弗洛伊德的早期出版物一样，最友善的评论都是来自英国。在《脑》的医学期刊里，著名的英国医生迈可·克拉克以长篇文章讨论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以及布劳尔和弗洛伊德如何强调必须在病人脑中唤起首次出现的歇斯底里症状的记忆时机。

《初步的交流》出版两年后，《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问世了，它汇集了布劳尔和弗洛伊德共同工作的文章，并且正式把精神分析介绍给世人。这本书的第一章是《初步的交流》，接下去是五篇病例历史，布劳尔写的“安娜”是第一篇，另外四篇是弗洛伊德写的。然后六章是布劳尔写的歇斯底里症的理论，结尾是弗洛伊德写的歇斯底里症的精神治疗。

后来，弗洛伊德和布劳尔分手了。分歧的理由是，他们的性格和他们各自在医学界的权威地位不同。布劳尔是已颇有名声的执业医生，他相信，如果他继续追求弗洛伊德的理论，可能会使病人不相信他。集中精力于歇斯底里症的弗洛伊德则深信，他终于走上了将使他成名的路途，因此不顾这种警告。事实上，他已经“触摸到大自然的一个最大奥秘”。

在当时，布劳尔和弗洛伊德对于他们要宣布的新方法都采取审慎的态度。他们一直主张而且要清晰地说明的是：一些病人身体上的症状、所回忆的事情及他们对事情的反应，都被意识所不知道的动机所支配。这种说法是精神分析的基础，长久以来被毫无疑惑地接受，虽然“性”因素的重要性已经被提出，然而在《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中所叙述的病人的典型性质的普遍化却时常被人攻击。无论如何，许多改变世界的理论起初总是不受人重视，也很少有人支持的。

《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的出版，证实了弗洛伊德和布劳尔两个人共同的想法——他们不能再在一起工作了。1894年夏天，弗洛伊德写道：“事实上，我整天在想神经病原，但是因为我和布劳尔在科学上的联系已经结束，我只好自己一个人支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进展那么慢的原因。”现在，由于外人的批评加深了布劳尔的怀疑，他怀疑自己犯了和弗洛伊德曾经过分亲密的错误，以致调和两个人重归于好的可能性完全被排除了。

他们除了对于“性”问题的重要与否僵持不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造成了彼此间更深的隔阂：两个人都在探究神经病原的成因，而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在心智演进的过程中何时开始有病态的现象。布劳尔的解释是生理学上的；弗洛伊德则是从心理学上解释，他不认为是分子和运动造成的，而认为是意向和目的所导致。尽管布劳尔自从“安娜”的病例以后，耳闻目睹了许多别的例子，但他仍然很不愿意完全放弃自始便接受的生理学因果律的看法。也就是说，年纪较大的布劳尔不愿意立即抛弃自己所能接受的观念；而年轻的弗洛伊德却急于抱持着新的观念。这种原本寻常的情况，使得二人的关系不好处理。那就是布劳尔曾经帮了弗洛伊德许多忙，不仅有职业上的支持，而且经常借钱给他。弗洛伊德虽急着想还钱，但是仍然做不到。

《梦的解析》出版

当弗洛伊德开始觉得自己更有信心时，有了另外一个新的改变。自1886年他以沙考的忠诚门生身份回到维也纳，到出版《歇斯底里的研究》之间，他已经缓慢而稳健地摆脱了沙考的思想。1889年，他第一次公开反对沙考对歇斯底里症的本质的看法；到了1983年，他更公开地发表文章批评歇斯底里症的麻痹状况。不久，弗洛伊德发现了四种神经病原：歇斯底里、意志萦扰、焦虑性神经病原、神经衰弱，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性”病因。到了1896年，他更信心十足地指出，它们全都是由幼年时代潜意识的性事件而引起的，如此一来，沙考的遗传论就被排除于病因以外了。

和布劳尔的联系终于断绝了，弗洛伊德进入了另一个时期，他后来称之为“精彩的孤绝”期。他在1896年时叙述道：“我达到了寂寞的巅峰，失去了全部的老朋友，还没有交上任何新朋友；没有人注意我，而唯一使我向前进的是一点儿向传统挑战的决心，以及写《梦的解析》的心愿。”

弗洛伊德知道，他和布劳尔决裂以后，唯一使他不致孤立无援的是弗莱斯的友谊。维也纳和柏林的遥遥相隔使这两个人很难见面。但是，他们通信不辍，信中流露了对彼此的关怀。

弗洛伊德已经养成了在感情上对弗莱斯的依赖，这是他唯一可以倾吐思想而不怕被耻笑的人，而且彼此的依赖性随着他们在医学上的联系而加强。虽然布劳尔曾经是弗洛伊德的家庭医生，弗洛伊德却有好一阵子特别听从弗莱斯的建议，尤其是1893年发现的偶尔发作甚至于威胁到他生命的心脏病问题。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文版封面

弗洛伊德虽然是犹太人，但他与犹太商人们不同，他没有什么钱，家庭人口又渐渐多起来，而且他很喜欢与权威者争论。不错，他曾经有许多富有的病人，但是大部分都是布劳尔介绍来的。此外，他正打算向顽固的大众强迫推销一种精神病的理论，他知道势必触怒医学界和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主教权威。

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威廉·詹姆士（1842～1910）

弗洛伊德能坚持理想的原因一个是他天生不屈不挠的野心；另一个是外来反对的刺激。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太为人所知晓，那就是当时一般的风气，尤其是医学界的意见风气——对于新的观念比已经显而易见的观念更为有利。

19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由于医学上的进步，引导着人们更深入地去了解心智问题。

第一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已经于1889年在巴黎召开。在1890年，出版了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以及弗雷泽的《金枝》——它深入地探讨了人类器官的诞生和成长。这是两部弗洛伊德的思想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

1895年以后的五年，是弗洛伊德生龙活虎的时期。在他仍旧从事于“歇斯底里的研究”最后阶段之际，他首次透彻地分析了自己的一个梦。这对他以后的工作是极具重要性的。他后来开玩笑地问，他睡的那个地方将来会不会竖立一个牌子，上面写着：“1895年7月24日，在这间房子里，梦的奥秘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窥见了。”

柏格斯街19号，弗洛伊德用来作精神分析之用的沙发以及椅子

1897年，弗洛伊德开始进行旷日持久的自我分析工作，这个工作因他父亲的去世而提前进行，同时，他又犯了一项错误，他自称是“最大的错误”，那就是“诱惑理论”的形成。虽然这项理论的命途多舛，却引导他发现“恋母情结”，不久后，他认为那是精神发展的主源。这几年，他继续从事《梦的解析》的写作，这本书被大家公认是他的所有著作中最具有影响力的。

在19世纪最后几年，另外一个想法逐渐加强，那就是：在挖掘神经质症隐藏的原因上，梦的解析是一种有非凡价值的工具。

弗洛伊德曾经在《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中的一个注脚里，叙述他对自己的梦的分析的片断。他写道：“几个星期以来，我不得不把我睡惯的床换一张比较硬点的，在硬床上，我比较会做到比一般睡眠更深的深度。在我醒来的头十五分钟，我会记得我晚上所做的梦，于是我可以把它们一一记下，再设法去解析。”

弗洛伊德深信，梦止于不可理解的睡眠经验之杂乱堆砌。他自己的“伊玛之梦”经过详细分析后使他信心倍增；当他用同一方法作自我分析时，更加熟中生巧。他的观念并不是全新的，以前的学者就曾指出：“梦包括了一波又一波的不连贯的无聊”，“梦的许多功能中，包含了希望的实现”等等。

19世纪末的莱比锡

弗洛伊德的确已开始写《梦的解析》一系列文章，头一篇是三万字的论文《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在从医早期时，费尽心血，搜集病人、同事和他自己的梦。高潮在“伊玛的注射”上面，后来把它当作“典型的梦”。

《梦的解析》一书，于1899年11月（虽然书上注明为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印行。作者在扉页上宣称：“那是我自己的肥料、自己的种子培育而成的!”此外，它的确把分析从一种狭义的治疗方法，扩展为一种潜意识的心理学。它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和他病人们的梦的例子，只是他庞大工作的一部分。遍览了现存有关梦的文献并分析了“伊玛的注射”那个梦以后，他接着提出了一个解释梦的奇幻性质的理论，然后阐述它们的意义。基本上，他的假说是这样的：每个梦代表一个希望的完成。当人们睡觉时，抑制住潜意识内容的障碍已经降低，于是它们浮现成梦的意识。然而，在梦中呈现的，仅是弗洛伊德所称的“潜伏的”物质由“梦化工作”转化为物质内容的表现。“梦化工作”有各式各样的构成因素，每种都赋予梦稀奇古怪及不可思议的性质。在弗洛伊德以前，似乎没有人去留心解释这方面的情形。

表情严肃具有学者气质的弗洛伊德

“梦化工作”的过程，包括“浓缩”、“替代”和“象征”。一些批评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作用是对梦的性质首次提出合理的解释，而以前却不曾有人发表过令人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