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传奇

——读施叔青《香港的故事》

施叔青的第一篇小说《壁虎》是投在《现代文学》第二十二期上，那是一九六五年，施叔青还是一个中学生。可是在她首篇创作里，施叔青已经展示出她个人特有的一种感性及异乎寻常的视野。后来她又在《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季刊》上发表了一连串的短篇小说：《瓷观音》《凌迟的抑束》《倒放的天梯》《安崎坑》《约伯的末裔》等，从她这些早期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施叔青的小说世界有几项特色：一开始施叔青便放弃了自然主义的写实架构，而取向超现实的神秘主义。因此，她的小说中，经常弥漫着一种卡夫卡式的梦魇气氛。她的小说人物也与众不同，经过夸大与变形后，趋向怪异，而性与死亡却一直是她早期小说的两大主题。综观施叔青的早期小说，六十年代作为台湾文艺思潮主流的“现代主义”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施叔青的出生地鹿港恐怕更是主宰她小说的一个基因。鹿港是台湾南部一个古旧的小镇，曾经一度繁华，现已衰颓。而施叔青小说中那些小镇人物及故事，不自觉地便反映了鹿港繁华过后衰颓的气氛，于是现代主义加上乡土色彩便形成了施叔青早期小说的主调。

施叔青到台北念大学，毕业后便赴纽约留学主修戏剧，并在纽约结婚，婚后即随夫婿回返东方，最后于一九七八年在香港定居下来。台北、纽约、香港这三个城市对小镇鹿港出身的施叔青都有不同程度的冲击。一连串的迁徙、错位、价值转换的都市化过程，必然也曾令施叔青感到被连根拔起，漂泊无栖。她在写作生涯上曾经彷徨，她试以纽约为背景写过《常满姨的一日》，也以台北为背景写过《台湾玉》，但台北与纽约这两个城市都似乎未能给施叔青一个明确的焦点，是在香港，施叔青才找到一块肥沃的创作耕耘地。她开始写了一系列的《香港的故事》，到一九八六年的《相见》为止，共十一篇。这一连串小说在中国曾引起回响，也有一些异议。

施叔青选中香港作为她的写作题材，算是挖到了一座所罗门王宝藏。这个六百万人居住的小岛是都市中的都市，其历史之错综复杂，文化之多姿多彩，社会上各色人等，华洋混杂，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香港应该是任何小说家梦寐以求的一个好题材，施叔青在香港居住将近十年，终于孕育出她的香港传奇来。

《香港的故事》谓之传奇可能有几层意义：这些小说与一些土生土长或久居香港的作家所写的香港故事有一个基本的差异，香港作家看香港是从当事人的眼光，所以把香港种种现象视为当然，而施叔青虽然在香港居留的日子不算短，但她写香港却完全是从一个外来者的眼光，所以香港在她的笔下，事事新鲜，光怪陆离。也许在香港人看来极平常的一个“派对”，施叔青却写得兴致勃勃、巨细无遗（如《一夜游》）。施叔青的小说可能港味还不足，但香港在她笔下却有一份外来者看到的新鲜感及浪漫色彩，也就带着几分传奇的成分。《香港的故事》读来虽然有点像“真人真事”，故事人物似乎皆有所本，但施叔青一写到故事背景，她早期小说中那种梦魇似的气氛又隐然欲现。古董收藏家姚茫家里写得像幽森的古墓（《窑变》），里面塞满了陪葬的宝物。《一夜游》里的“派对”像《霍夫曼的故事》中的阴阳界，女人的头发“绿幽幽的垂下来”。在施叔青的眼里，香港的一切似乎总有几分超现实的夸大。事实上恐怕也是如此，在这个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小岛上，人堆人、屋叠屋，白天，摩天大楼密集得像一座水泥森林，令人窒息，可是天一黑，奇迹般，全岛玉树银花，绽放开来，令人目为之眩。香港的美与丑都是极端的，在施叔青的小说里便有了一种哥特式的夸张。四十多年前，另外一个女作家张爱玲便以外来者的眼光写下了一系列的香港故事，施叔青显然也继承了张爱玲传奇的路子。

《香港的故事》写的是香港的上流社会以及半上流社会。这个社会也有几种特色，最突出的就是这个社会阶层的势利。势利当然不限于香港的上流社会，但香港上流社会的势利却是一种原大英帝国殖民官绅加上本地富豪名媛混合起来的特殊产物。英国上流社会的装腔作势，王尔德、萧伯纳都写成了绝妙喜剧，施叔青对这群喜剧人物当然也没有轻轻放过。在《一夜游》里她用漫画式的点染，把一群绅士淑女勾画得有棱有角，小职员雷贝嘉挤入这个上流社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那个阶层没有钱是爬不上去的。施叔青描绘这群上流人物，虽然笔带嘲讽，但也不完全含有恶意。香港人享乐主义“叹世界”的哲学，施叔青似乎暗中也有几分艳羡，因此，她描述香港人的穿与吃最为起劲，也是她小说中写得虎虎有力的地方。香港是个世界衣饰名牌博览会，也是个口腹之欲的天堂，可能世界上没有比他们“叹世界”叹得这样心安理得，这般出神入化的了。我念到一篇外地作家写的香港印象记，对香港人的物质享受叹为观止，结论是香港物质文化丰富，精神文化空虚。这位作家的观察恐怕不够入微，他不了解香港人的物质文化就是他们精神文化的表现，香港人的穿与吃早已超越日常必需，而升华为一种精致艺术了。施叔青抓住了这一点，所以刻意描写。

当然，“叹世界”享乐主义的哲学，不一定驱得掉大都市旷男怨女的寂寞。《香港的故事》中有不少篇是写香港男女的露水姻缘。《愫细怨》中那一对欢喜冤家的婚外情是绝对可信的。洪俊兴是内地出来白手成家的印刷商人，因为一切得来不易，所以将手边的事业家庭看得很重，而愫细却是个本地的富家女，留洋回港，洋丈夫把她抛掉了，于是她继承家业，变成了大企业的女主管。两个背景出身完全不同的人却有一个共同的需要：男女之情。于是一段既不能合又不舍分的姻缘就这样牵牵扯扯苟且下去。《窑变》《情探》《驱魔》都是写这些苟且之情。在《晚晴》中施叔青曾设法肯定爱情，在香港居住了二十多年，受过感情创伤的中年女人倪元锦，重返上海去寻找她的初恋情人袁平，两人终于走回到过去。这篇小说也许立意甚佳，但里面那段温馨的爱情却不能教人信服，不如《愫细怨》里的露水姻缘来得真切。

事实上《香港的故事》中道地的香港人并不多，不少是从台湾到香港来打天下的，方月（《窑变》）、吴雪（《冤》）、李凌（《夹缝之间》）、张晶（《相见》）这群台湾人在香港这个竞争白热化的社会里并没有占到便宜，吴雪还吃了香港人的大亏，弄得精神失常。不过施叔青倒也并不偏袒台湾人，张晶的老同学邱翠萍一副台湾购买团暴发户的形象，写来令人发噱。《香港的故事》还有另一群外来客——上海人。上海人的门槛精是出了名的，香港的上海人门槛更精，所以上海人在香港的奋斗成绩斐然，挤入上流社会的比例也大。《票房》就是这样一群上海人，他们勾心斗角，就在票戏这种小事上也锱铢必较。施叔青的笔触有时下得重了些，可能会引起一些香港人或者香港的上海人不悦，但她的嘲讽也还算谑而不虐，无伤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