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乃宋代词坛启山林手，宋词之有柳，若唐诗之有杜。然柳永其人、其词之真相，却被近千年之历史烟尘涂抹得面目全非，将正本清源之役留给今人。有感于斯，我曾费数年精力，在作了扎实的考证，获得了大量新的资料，并在对宋人野史笔记作了去伪存真的工作之后，撰成《柳永别传——柳永生平事迹新证》一书，虽未敢自专，却大体上做到了传信祛疑，其中偶尔有误者，亦予以自正。本书《前言》，只能将结论性的东西告诉大家，并加以必要的说明，至于大量的事实考证，就只好请读者诸君去翻检《别传》了。

柳永(987？—1058？)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更名永，字耆卿；在族中排行第七，世称柳七。福建崇安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柳宜与叔父柳宣在南唐与宋初为官，叔父蜫、宏、肕、察及其兄三复、三接、子縲、侄淇都是进士出身，可谓进士满门。

大约在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柳永之父柳宜在京东西路济州任城县(今山东济宁市)令任，此年柳永生，柳宜已五十岁，可谓晚年得子。淳化元年至三年(990—992)，柳宜在全州(今广西全州)通判任。按宋代官制的规定，凡在四川四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西路以及福建路所谓边远八路为官者，不许携家眷前往，否则即有重罚乃至杀头，这几年柳永只好随母回故乡崇安。那首七律《中峰寺》诗，就是柳永在这时写的，可也真是神童了。到了淳化四年(993)，柳宜全州任满回到汴京，柳永与母亲便回到父亲身边。

柳永出仕之前的事迹是最难实证的，所幸被学界公认的柳词的写实性，为我们提供了实证的依据。严格说来，诗词都有其本事，这就是唐宋诗话、词话兴起的原因。所不同的则是，别人词的本事在词外，而柳词的本事在词内。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却也不是空穴来风。

柳永是在汴京度过他的青少年时期的，凡柳词中所谓“故里”、“乡关”者，均指汴京，足见柳永已将汴京当作故乡了。这也说明柳永之父柳宜晚年官汴京，退休后亦安家汴京。

柳永何时成婚，未能确知，但其《斗百花·满搦宫腰纤细》显系写与其妻成婚之喜的，因写得直露，人们便将其当作妓女词了。设若柳与妻同岁，则柳永是在咸平四年(1001)十五岁时与妻子成婚的，“年纪方当笄岁”句就是明证。柳永之妻非常漂亮，柳词中反复写到她，如《促拍满路花·香靥融春雪》、《菊花新·欲掩香帏论缱绻》、《玉女摇仙佩·飞琼伴侣》等等。但妻子的性情未免偏执了些，说得明白一点，也就是不完全符合封建社会对女子“三从四德”的要求，再加上柳永常在妓女中厮混，于是两三年之后，夫妻感情便产生了裂痕，柳永便趁“以文会友”之机，在十七岁至十九岁时远游江浙两湖，至景德二年(1005)秋才回到汴京。在现存213首柳词中，就有将近60首是写在这三年远游期间的，堪称柳词中压卷之作的词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以及被王国维赞为“第二境界”的《凤栖梧·独依危楼风细细》等等，都是写在这一时期的。这三年远游，是柳词的丰收时期，但对柳妻却是个致命性打击。

在柳永远游期间，其妻就一病不起，大约在柳永回到汴京两三年后，这位美丽的女子就与世长辞了。郑文焯当年就曾指出《离别难·花谢水流倏忽》、《秋蕊香引·留不得》二词为“哀逝之作”，可惜却未引起当今研究者的重视，现在看来，无疑是柳为这位原配妻子写的悼亡词。

无容讳言，在柳永出仕之前，其与妓女的关系是避不开绕不过的。在宋代词人中，咏妓词之多、之滥，恐以柳永为最。但对这些妓女词，也要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而不应当撇开当时的环境，纯粹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待。否则，即褒贬无度，且当今的研究状况是美誉如潮，甚至将他视为人性扇扬者的“完人”。其实这些都与真柳永无关，是论者心造的幻影。

妓女之制，有一段很长很长的历史，早在汉武帝时期就产生了。《汉武外史》载：“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其后各代皆沿“营妓”之名，亦称官妓，但却不再是专门以色侍人的纯粹意义上的妓女，而是以色艺为官场侑酒佐兴，迎来送往的艺妓了，当然也并未完全摆脱以色侍人的卑贱境遇。官妓之外，还有露台妓，亦称私妓；富贵与官宦人家还有家妓；至宋亦然。

其实再深究一步，宋代官方对士子与妓女之间的关系，在出仕前和出仕后的要求是有区别的，出仕之后有无妻室随官也是有区别的。即出仕之前较宽，出仕之后较严；出仕之后未携眷至官者较宽，携眷至官者则较严。《骨董琐记》卷4《宋官妓营妓》云：宋太宗“设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官妓有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归原寮。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十千，盖亦取之勾栏也”。士子们在出仕之前，几乎没有不与妓女来往的。出仕之后就不同了，稍不检点，即受到处分，甚至很严厉的处分，这样的记载是史不绝书的。

柳永深知宋代官场习俗，其出仕之前与妓女关系极密，《乐章集》中那些妓女词，可以断言，绝大部分当写在出仕之前；出仕之后即换了另一副面貌，变得严肃了。他在词中屡屡说“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画鼓喧街》)；“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透碧霄·月华边》)；“误入平康小巷”(《玉蝴蝶》)，等等。研究柳永妓女词，如不将他出仕前后对妓女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区别开来，则难免造成误解。然而却仍有不少学者为文，说他终生甘与妓女为伍，这符合实际么？

即便是妓女词，也是有区别的。概而言之，柳永妓女词大致可分为四类：妓恋词、恋妓词、誉妓词、狎妓词。妓恋词写妓女不满于倚门卖笑的被蹂躏侮辱的生活，追求自由的爱情；恋妓词写士子包括柳永自己同情妓女，在妓女中寻求红粉知己；誉妓词则以第三者身份，歌颂妓女的色艺；至于狎妓词，则纯系色情与金钱的交易。如果说前二者是同情妓女遭遇尚可，若将后二者尤其是狎妓词也等同视之，岂其宜乎？

且在柳永妓女词中，前二者较少，后二者较多。若作具体考察，则可以断定，后二者多为应妓女之请托而作，是从中讨润笔的。罗烨《醉翁谈录》即明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罗烨的话，其实也能从柳词中找到依据。《玉蝴蝶》词即有句曰：“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人含笑立尊前。”不就是妓女邀柳永品题的明证么？可以断言，这些为讨润笔而写的词，纯粹是商品交换，总不能说也是同情歌妓吧？顺便要说及的是，那些写得太不像话的，甚至直接写男女交媾过程的词，肯定有当时的乐工与歌妓捉刀其间，赵万里早就有此看法，是不能全记在柳永账上的。

柳永为什么中进士为晚呢？宋人将此中原因归咎于其妓女词。吴曾《能改斋漫录》之说颇具代表性：“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发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果真如此吗？就以《鹤冲天》词来说，显然是初试败北之作，设若柳永冠年亦即真宗景德三年(1006)初次应试，而仁宗却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也就是说柳永写此词时仁宗尚未生，又怎么能斥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仁宗十三岁即位，尚为幼童，由章献明肃刘皇太后垂帘听政。此则说明，自乾兴元年(1022)二月仁宗即位至明道二年(1033)章献皇太后崩，这十二年间，并非仁宗执政，而是章献皇太后执政的。说明即使柳永“蹉跎”于这十二年间，亦与仁宗无任何瓜葛。

其实若深究一步，柳永在真宗朝与仁宗即位的前十二年间屡试不中，恐当与政治触忌有关。真宗佞道，演出了“天书”屡降的闹剧，自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天禧三年(1019)，十余年间，闹得朝野上下不得安宁。柳永其时虽为白衣，但对真宗佞道却持腹诽态度，并在词中表现出来。其中以《玉楼春·昭华夜醮连清曙》、《玉楼春·凤楼郁郁成嘉瑞》和《巫山一段云·琪树罗三殿》三首词表达得最为明显，算得上是讽刺真宗佞道的艺术版文献，在宋词中是独一无二的。到了天禧四年(1020)，柳永已经三十四岁。这年，他的朋友李迪以吏部尚书兼太子少傅入相，因反对宦官蒙蔽真宗佞道与章献皇太后垂帘，又于此年十一月即为奸臣丁谓排挤，被贬出知郓州，柳永专门写了《玉楼春·星闱上笏金章贵》词为李迪鸣不平并加以劝慰。如此看来，柳永在这期间科场屡屡败北，恐怕就不是学养问题了，更与“浮艳虚薄之文”与“淫冶讴歌之曲”无关。

柳永于仁宗亲政的第一年即景祐元年(1034)中进士，足以证明柳永早期并非“忤仁宗”，反而是受仁宗沾溉无疑的，也使宋人所编造的柳永“蹉跎于仁宗朝”的虚妄之言不攻自破。柳永出仕之后，有三个问题是被宋人的记载混淆了，而当代学人没有弄清楚却必须弄清楚的，这就是他的“改官”、最后官职与他为什么“官”大而“差遣”小。下边在简述他的仕履行实时亦顺便予以说明。

大约在景祐元年(1034)五六月间，柳永就到了睦州团练推官任，一年后，亦即到了景祐二年(1035)五六月份，由于知州吕蔚的极力推荐，柳永即因政绩突出而移任余杭县令。清嘉庆修《余杭县志》云：“柳永字耆卿，仁宗景祐间余杭令，长于辞赋，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建玩江楼于南溪，公余啸咏，有潘怀县风。”这是封建社会对官员政绩的高度赞美。到了景祐四年(1037)夏，柳永又移任泗州判官，半年后，至宝元元年(1038)春，柳永就改为著作郎，差遣为西京陵台令了。

这里就碰到柳永仕履行实中第一个疑难问题，即“改官”。据明万历王应麟、王樵修《镇江府志》记载：“近岁，水军统制羊滋，命军兵凿土，得柳《墓志铭》并一玉篦。及搜访摹本，铭乃其侄所作，篆额曰‘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文皆磨灭，止百余字可读。云：‘叔父讳永，博学善属文，尤精于音律。为泗州判官，改著作郎。既至阙下，召见，仁庙宠进于庭，授西京灵台令，后为太常博士。’”

当代学术界之所以还在这问题上纠缠不清，就因为没有用宋代官制去解读这篇《墓志铭》残文，故有必要先将宋代官制加以简要说明。宋代官制，是历代官职的集大成，但又十分复杂。正如《宋史·职官志一》所载：“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打个不太妥切的比方，宋代的“官”，略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工资级别；宋代的“差遣”，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有职有权的官；至于“职”，也称“贴职”或“加官”，如杂学士(翰林学士之外的学士)之类是也。这就是宋人重“差遣”而轻“官”的原因。宋代官职，大体分为京官与朝官两种，低级官吏不参加朝参者为京官，常参官以上为朝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宋代官制，增加了任何一代都没有的“选人”这一称谓。宋代士人中进士之后，始为“选人”，还不算正式进入仕途。“选人”须经三任六考(仁宗朝为四考亦即四周年)，有举主五人(仁宗朝三人)，其中一人必须是监司(帅司、漕司、宪司的合称)官，由吏部审查合格，才具历纸(履历表)、改官状，再经由刑部审查其举主有无犯赃罪过失者，然后才能聚集京师，分甲(每甲三人)由皇帝亲自召见，合格者授以京官，高者可以越过京官而直至朝官之较低阶，谓之“改官”，才算正式进入仕途，升迁才有希望。否则，就只能在选人四阶(徽宗时改为七阶)内迁转，谓之“循资”，有人甚至终生不能“改官”，谓之“老死选海”。在进入京朝官序列之后，用以寄禄之官，只依制而升迁，谓之“转官”。具体升迁办法，即从选人“改官”之日算起，仁宗朝每三周年一迁，无论差遣是否任满，只要满三周年即照样迁转。还需说明的是，如校书郎、著作佐郎、著作郎、诸员外郎、诸郎中等等，元丰改制前为寄禄官，改制后则为职事官，亦即差遣，寄禄官另制定名称。如此等等，如对其一无所知，碰到具体问题则寸步难行。

明乎此，方知柳永“改官”之前的仕履均为选人仕履，《铭》文谓“为泗州判官(差遣)，改著作郎(寄禄官)”，是“改官”之“改”，并非改变任命之“改”。更何况差遣时改变任命之仪制是“入状即可”，也就是打个报告备案就行了，怎能受仁宗召见呢？柳永在“改官”时，越过了京官，直至朝官之第二阶著作郎，这样的超擢，即是在仁宗朝也是罕见的，可见《铭》文说“仁庙宠进于庭”是写实而非夸张。可惜当今治文学的学者多昧于宋代官制，将“官”与“差遣”混为一谈，故将“改”理解为“改变任命”，说是任命为泗州判官后未到任，又改为著作郎，在京当了一任小官，就被贬到甘肃灵台县作县令去了，何宠之有？并认为“宠进于庭”乃“谀墓”之词。

著作郎既然是寄禄官，当然无职守，即由泗州判官改官为著作郎后，马上就到西京灵台令(差遣)任去了。其实“灵台”本为“陵台”之误。宋初，宣祖(太祖与太宗之父赵弘殷)、太祖、太宗之陵寝均在京西北路河南府巩县永安镇(今河南洛阳东、巩县南)，合称“西京三陵”。于是永安镇从巩县划出另置永安县，三陵亦归永安县令与主簿监管。至真宗时，始置陵台令，兼管永安县事(永安县仍另差遣县令)。据《宋史·职官志八》载，陵台令为从六品，与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官同品了，按常迁是需要许多年才能得到的差遣。这是《宋史·真宗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宋会要辑稿·礼三七》之27—29等籍记载得清清楚楚的，为省文计不录。这里还需说明的则是，宋代之差遣一般都高于寄禄官，著作郎为从七品，而陵台令为从六品，就是基于此制。如果差遣小于寄禄官，那就是被贬的象征，容后再说。

何时改官？笔者在撰《乐章集校注》初版时，即已考出柳永于宝元元年(1038)三月在颍州写《如鱼水·轻霭浮空》词赠以同平章事出判许州的吕夷简，但因当时未对柳永仕履行实进行系统考证，尚未能解释柳永此年何以在颍州。今据《铭》文断定柳永此年正二月间由选人改官为著作郎之后，差遣为陵台令。陵台令既为要剧之差遣，又为清闲之差遣，除为皇帝二仲(仲春与仲秋)祭祀祖宗做准备之外，别无职守，且在京西北路知许州之管辖范围，追陪吕夷简按部(即视察)颍州就是情理之中事，与地方官不许越境之制亦无关。由此可知，仅《铭》文中“改著作郎，授西京陵台令”这两句话，就将宋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柳永“久困调选”，“会改京官，乃以无行见黜”等等无稽之谈化为子虚乌有。柳永中进士虽很晚，但正式进入仕途之后，起点却很高，这是被学者们弄混了的问题，必须予以纠正。

《铭》谓“后为太常博士”在何时？据《宋史·职官志九·叙迁之制》，由著作郎一转即为太常博士，又按宋寄禄官三年一转之制，转为太常博士应在庆历元年(1041)。差遣如何，无以确知。但据柳词所写，在京差遣当无疑义。《西施·柳街灯市好花多》词有句曰“无计枉朝珂”，即为在京差遣之明证。太常博士为从七品上，又按差遣一般高于寄禄官之制，柳永之差遣起码当在六品甚或更高。如果将柳永与他的同年杨察(景祐元年进士第二名)作一比较，或能窥其差遣要剧之端倪。据《宋史·杨察传》载，杨察在为选人时差遣高于柳，但在改官时却与柳同为著作郎，足见柳之被仁宗重用。到庆历元年，杨察同柳永一样，也迁为太常博士，而差遣却为江南东路转运使(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干部)。柳永此时差遣之要剧，从柳词中亦可见其一斑。他在词中屡屡言及“名宦拘谨，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画鼓喧街》)，“算浮生事，瞬息光阴，锱铢名宦”(《凤归云·恋帝里》)，等等。足见柳永此时之差遣是非同小可的。这正是柳永飞黄腾达的时期，却没有想到竟成了他仕宦之途的峰巅。

可惜好景不长，庆历二年(1042)，柳永便因写了一首《醉蓬莱·渐亭皋叶下》而得罪仁宗。首先记此事的是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的记载：“柳三变……皇祐中，久困调选，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其次则是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的记载：“永初为上元词，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句，传禁中，多称之。后因秋晚张乐，有使作《醉蓬莱》词以献，语不称旨，仁宗亦疑有欲为之地者，因置不问。”

如上记载被学者们反复引用，但却无人去详加考察。笔者在《柳永别传》中曾作过详细考证，简述如次：《宋会要辑稿·礼二九》之30—31载仁宗御制真宗哀词盖千余字(其实这篇哀词是丁谓代写的)，其结尾部分有句曰：“俨时巡之仙仗，护川逝之宸仪。呜呼哀哉！攀鼎龙兮莫皇，瞻幄凤兮何有？”“宸游凤辇何处”不正是与这几句哀词之意暗合么？“翻”字犯皇家之忌，亦理之宜然。至如“渐”字，皇帝病笃曰“大渐”，“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就无足怪了。

据此，知柳永因写《醉蓬莱》词而得罪仁宗是毫无疑义的。需要细加考证的则是：究竟《醉蓬莱》作于何时？王辟之提出的“皇祐中，久困调选”之难于成立，关键在于自庆历三年(1043)后直至柳永退休，何以一直未任要剧差遣？况且皇祐年间(1049—1054)，柳永已近退休之龄(唐圭璋断柳永就是约卒于皇祐五年的)，还有必要去钻营投机么？也就是说，王辟之将自己所述的事实因果倒置了。在此词的写作时间问题上，值得认真思索的倒是叶说。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具体时间，却提供了思考的线索。上元词即《倾杯乐·禁漏花深》阕，“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管弦”即出自此词。笔者已经考出此词写于庆历二年(1042)春柳永在京官太常博士并在京差遣时。叶说提供的这个时间，不惟与词中所写完全相符，亦与“永自此不复进用”完全相符。大约庆历二年正月写的上元词传入禁中，同年秋写了《醉蓬莱》，年底即被贬出京赴苏州了，任何差遣未详。

这足以说明柳永自庆历三年之后“官”大而“差遣”小的原因，也足以解释柳永此后虽曾先后赴苏州(庆历二年底至三年秋)、成都(庆历三年秋至四年秋)、湖南(庆历四年秋至五年秋)、华阴(庆历五年秋至六年春)、苏州(庆历六年春至八年末)、杭州(庆历八年末至至和元年)、汴京(至和元年以后)为官，却很少见方志所载的原因。因为按旧时方志之体例，是只记府帅、郡将、县令之类的行政长官，而不记其他闲散之官的。可怜一曲《醉蓬莱》，断送功名到白头，这是柳永的悲剧，也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经常会碰到的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一贯善于在词中赞颂美人的柳永，这期间却写了《西施·苎罗妖艳世难偕》，体认了“美人祸水”的观点，尤其是《斗百花·飒飒霜飘鸳瓦》，竟用了古代文人惯用而柳永罕用的“香草美人”格，来寄托君臣遇合与离异。词用汉武帝陈皇后与汉成帝班婕妤典，其用意是既隐曲而又显豁的。很明显，柳永在此以陈皇后与班婕妤自况，谓自己当初不该“辞辇”离开汴京，希望得到皇帝重新重用，然而却“鸾辂音尘远”，即使“寄情纨扇”也难以改变“稀复进见”之命运。这是柳词中唯一一首心酸至极的词。

柳永的终官有两说，吴处厚《青箱杂记》谓“屯田(员)外郎柳永”；陈师道《后山诗话》谓柳永“仕至屯田员外郎”；叶梦得《避暑录话》谓“永终屯田员外郎”；施宿《会稽志》谓萧山县“有柳郎中永题《会景亭》(诗)”；俞文豹《吹剑续录》谓“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施宿与俞文豹比吴处厚、陈师道与叶梦得晚生百余年，故过去学界弃施、俞说而取吴、陈、叶说。但现在《墓志铭》篆额曰“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而且罗忼烈在其《话柳永》早已考出了柳《铭》为南宋孝宗时的出土文物(明修《镇江府志》只是撮录宋籍而已)，这场争论本该就此结束。原因很简单：吴、陈、叶生年虽在施、俞之前百余年，但却在柳永卒之后，于柳永事只能得之于传闻。施、俞生当理宗、宁宗年间，他们所以敢改前人“屯田员外郎”之说为“郎中”，唯一的解释就是看到了孝宗时出土的柳《铭》，仅以此原之，施、俞之说就比吴、陈、叶之说可靠得多。孰料有些学者昧于宋代官制，认为篆额曰“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是谀墓之词，甚至有人认为《铭》文是伪作。为正视听，以免贻误读者，今再以宋代官制考之，足以证明篆额不误。如前所述，宋代之寄禄官从改官之日算起，每三年一转。柳永是宝元元年(1038)改官的，即以唐圭璋推断柳永约卒于皇祐五年(1053)计之，也活了六十七岁。况且笔者在《乐章集校注》初版中，已考出了柳永于嘉祐三年(1058)还在汴京写《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赠刘敞，他的卒年当在此后求之。即以唐断，他没有活到按宋制七十岁退休之龄，从宝元元年(1038)正二月改官算起，也还有十五年仕履，亦即有五次转官之机。前已述及，庆历元年(1041)初柳永已依常制转为太常博士，又据《宋史·职官志九·叙迁之制》“太常、国子博士，转后行员外郎”，亦即至庆历四年(1044)初又转为后行员外郎了。后行员外郎已进入郎官序列，为一目了然，兹将尚书六部二十四司叙迁列表如下：

先将此表作以简要说明：在尚书六部二十四司中，有特旨者转左曹；无特旨、有出身者(指进士出身)从右曹沿屯田—都官—职方上转，无出身者(指杂出身)沿虞部—比部—驾部上转，曾犯赃罪过失者则沿水部—司门—库部上转。左曹与左、右名曹具有优奖性质，凡遇奖罚，则不仅升降阶秩，亦可能由右曹移入左曹，由左曹移入右曹。庆历四年(1044)柳永已转至后行员外郎即屯田员外郎，此后起码还有三次转官之机，据此迁转阶序，柳永可转至屯田郎中。如果卒于嘉祐三年(1058)以后，终官就可能是中行或前行郎中，亦即都官郎中或职方郎中。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加说明，即按宋代官制，如果差遣闲散或低于寄禄官之官品，则有可能加一官或数官以示抚慰，如王安石罢相后却连转九官就是显例。柳永因写《醉蓬莱·渐亭皋叶下》词得罪仁宗，庆历三年后差遣闲散，但却无(起码未发现)犯赃罪过失的资料。因此，其终官中行或前行郎中的可能性尤大。据此，知其《铭》篆额曰“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并没有错，而几乎成为定论的所谓“屯田员外郎”反而错了，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柳永卒年，自唐圭璋断为皇祐五年(1053)之后，学者们就囿于唐说，其实完全可另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有这样的记载：“范蜀公(即范镇)少与柳耆卿同年，爱其才美，闻作乐章，叹曰：‘谬其用心。’谢事之后，亲旧间盛唱柳词，复叹曰：‘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尽形容之。’”范镇为宝元元年(1038)吕溱榜进士，所谓“与柳耆卿同年”者误。但按范镇所言，柳永是卒在仁宗朝之后的。与柳永同为福建人而稍后于柳永的黄裳，在其《演山集》卷35《书乐章集后》中也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熹(应是“嘉”字之形误)祐中太平景象。”嘉祐是仁宗最后一个年号，也是包括了整个仁宗一朝的。范镇与黄裳的话，足给人以启发，说明柳永活到了英宗乃至神宗朝，不是不可能的。

柳永晚期仕途不济，但对宋词的贡献却极大。北宋词坛是柳永之天下，即使到了南宋，崇柳、学柳亦成为一种风气，柳词之风靡于宋，盖莫能与之比者。他的词，不仅得到了上至皇帝下至市井细民的一致喜爱，“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就是明证。喜爱之不足，还加以“捍卫”。徐度《却扫编》有这样一条记载：“刘季高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之智海院，因谈歌词，力诋柳氏，旁若无人者。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而后知稠人广众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足见整个北宋是柳词的天下，时代创造了他，他也创造了一个时代。

最先对柳词作出评价的是苏轼，他在《与鲜于子骏三首》其二中提出了“柳七郎风味”的命题，代表了宋人对柳词的最高评价。李清照《词论》就是对“柳七郎风味”的具体阐发，她历数北宋各家，谓其有“破碎何足名家”者，有“句读不葺之诗”者，有“往往不协音律者”，有“人必绝倒”者，有“苦无铺叙”者，有“苦少典重”者，有“少故实”者，有“多疵病”者，唯独肯定柳永，认为“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生当南宋的苕溪渔隐盖不懂“柳七郎风味”为何物，以为李清照所言为英雄欺人之语，乃强作解人耳。

所谓“柳七郎风味”，李清照首先提到的是“变旧声，作新声”，柳永就是第一个“变旧声，作新声”的词人。遍检《乐章集》，旧调翻新、原无柳有者俯拾即是，至如同调易宫换羽而字数多寡者又所在多有。即此而论，柳永对两宋词坛之贡献，可谓首屈一指，独一无二。仅以宫调而言，唐宋教坊共十八宫调，而柳词中即用十七宫调。至于曲名，柳词中共用了百六十七曲，其中除三首《倾杯乐》与一首《法曲献仙音》外，其余百四十六曲为宋教坊曲中所无。而在这百六十七曲中，除常见的如《西江月》、《临江仙》、《玉楼春》、《少年游》、《鹊桥仙》等二十七调外，其余一百四十七调全是柳永自制或首用的。

所谓“柳七郎风味”，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平侧(仄)、五音(按：指宫、商、角、徵、羽。其实五音之外，还有变宫、变徵，合谓之七均。但变宫、变徵旋生旋灭，实际上是悬着的)、五声(按：指阴、阳、上、去、入)、六律(按：指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实际上还有六吕：林钟、仲吕、夹钟、大吕、应钟、南吕，合称十二律吕)、清(清音)、浊(浊音)、轻(轻音)、重(重音)的问题，词被称为“依声”之学，脱离开这些问题，就无所谓新声了。李清照所以遍指群公瑕疵，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的。词当然也讲平仄，但词的平仄，基本上是根据诗的平仄变化而来。对词来说，除了符合平仄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符合五音、五声、十二律吕与清、浊、轻、重，否则就无法依声而歌，勉强而歌不是拗声就是变音，所以李清照才说“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故从文学角度来说知词者多，而从依声角度来说的确知词者少。刘克庄在其《后村集》卷9《答梁文杓》诗中云：“柳永词堪腔里唱，刘硋诗从胆中来。”正从反面说明，有些人的词是“不堪腔里唱”的，因而李清照才批评说“破碎何足名家”，“句读不葺之诗”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宋词之有柳，若唐诗之有杜，是无人能代替的。

宋人对“柳七郎风味”的赞美，除了“变旧声，作新声”，“腔里唱”之外，还在于其词的典雅文章。赵令畤《侯鲭录》：“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稍后于苏轼的黄裳，竟谓观柳词“如观杜甫诗，典雅文章，无所不有”。苏、黄都是文坛高手，也都是词坛大家，作为后学，他们对柳不仅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以柳为师。生当南北宋之交的王灼，虽然处处扬苏抑柳，但却也在其《碧鸡漫志》卷二中客观地透露出北宋崇柳的事实：“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所作也。”也就是说，北宋人已将《戚氏》与《离骚》相提并论了。及至南宋，项平斋又将柳永与杜甫并提。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云：“项平斋自号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扣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这说明北宋及南北宋之交学柳已成为一种风气，这大约是不争的事实。至如王灼所谓“不知书者，尤好耆卿”则更是一种偏见，实际上唯其知书，学柳方能到家，因为在北宋，学柳最成功的当数苏轼与周邦彦。苏轼学柳，拙著《东坡词编年笺证·论苏东坡及其词》已作过探讨，此不赘。袁行霈主编之《中国文学史》亦云：“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改革的大词人，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周(邦彦)词的章法结构，主要是从柳永词变化而来。”当然，善食者食其脔脍，不善食者食其皮毛，即使播下龙种，有时也会收获跳蚤，那不是应该让柳永负责的。

不惟如此，“变旧声作新声”的另一重含义，则是慢词的大量制作。当然慢词远不自柳永始，然在五代及宋初，还是小令的天下，慢词尚不多见，未能衍为巨波。唯至柳永，始以慢词为本，小令倒在其次。一部《乐章集》，现存词二百一十六阕，即有一百一十阕为长调，居柳词太半，这在宋代词人中是罕见的。

形式的解放，就意味着内容的解放。与大量制作慢词相适应的，即柳词对内容疆土的开拓。柳永之前，词多为“应歌”之作，尚鲜有“应社”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尝云：“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在北宋，开“应社”风气之先者，当首推柳永。观其《乐章集》，皇家词、赠人词几占十之一。他如游仙，在诗早已司空见惯，在词却柳永之前乏人，其后也鲜有作者。至如羁旅行役之作，在《花间》已有先例，然至柳永始蔚为大观，且超过前人成为柳词一绝。此外，举凡歌舞、宴饮、赠妓、离情、怀古、咏物、御楼肆赦、皇帝生日、祓禊御宴等等，柳词无所不及。只有柳永，才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北宋，只有柳词才给我们提供了最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杜诗中有“史”，柳词中又何尝无“史”？

柳词也涉及到雅俗之变。柳词雅俗并陈，这是事实。然由宋迄清，词家多病其俗而赞其雅，却是传统的偏见。更有甚者，病其俗而无视其雅，赞其雅而无视其俗，直置事实于不顾。前引东坡与黄裳语，只赞其雅而否定其俗，王灼谓其“浅近卑俗”，胡仔、黄升谓其“多近俚俗”，就是两个极端。

雅俗本为二途，雅者凝重蕴藉，俗者浅近清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未可轩轾。宜在雅不厌俗，俗不伤雅，方为神品。故大家多二者兼之。柳词凡产生于西楼南瓦、羁旅行役之间者多“覮輢从俗，天下咏之”，“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久享盛名的重要原因。《乐章集》中那些成功之作，多是以俗为骨，以雅为神之作。即如被称为柳词压卷之作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俗是俗到家了，然又何不雅？曾被苏轼盛赞为“唐人高处，不过如此”的《八声甘州·对萧萧暮雨洒江天》，可谓雅极，然又何不俗？还有一些以俗为本，俗不伤雅之作，如《采莲令·月华收》、《凤栖梧·独依危楼风细细》、《留客住·偶登瞧》、《戚氏·晚秋天》等等，这在柳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再次者为俗而寡味之作，这在柳词中亦不在少数，此不赘。柳词以俗为成名之阶梯，亦以俗为败名之陷阱。从俗，他胜利了；媚俗，他又失败了；媚俗到了极点，就成为庸俗、卑俗乃至淫亵。故尝为柳永辩的周济也深为柳永惜，在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云：“耆卿乐府多，故恶滥可笑者多。使其能珍重下笔，则北宋高手也。”

提起柳词风格，大家会自然想到柔媚。这当然没有错，尤其是一些爱情词与妓女词是如此。但凡大家之作，其风格总是多样化的。总体观察，只要脱离了偎红倚翠的题材，柳词的风格就显出多姿多彩的景象。如《雨霖铃·寒蝉凄切》之森秀，《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之清隽，《望海潮·东南形胜》之俊迈，《定风波·伫立长堤》之淡雅，《巫山一段云》五首之飘逸，《鹤冲天·黄金榜上》之豪爽，《戚氏·晚秋天》之苍凉，《一寸金·井络天开》之雄健，《早梅芳·海霞红》之奇峭，等等，不一而足。

至若柳氏家法(艺术手法)，宋人即有赞之者，而以清人为盛，近人郑文焯为最。郑氏在手校石莲庵刻本《乐章集》卷首总评曰：“耆卿词以属景切情，绸缪宛转，百变不穷，自是北宋倚声家妍手。其骨气高健，神韵疏宕，实为清真能与颉颃。盖自南唐二主及正中后，得词体之正者，独《乐章集》可谓专诣也。”“柳词浑妙深美处，全在景中人，人中意，而往复回应，又能寄托清远，达之眼前，不嫌凌杂。诚如化人城郭，惟见非烟非雾光景，殆一片神行，虚灵四荡，不可以迹象求之也。”誉之太过，则胜于毁。郑氏欲为耆卿功臣，实坏柳家门墙。所谓“绸缪宛转”、“神韵疏宕”、“浑妙深美”、“寄托清远”、“虚灵四荡”等等，根本与柳词无涉，且恰好相反，柳词之胜，正在于以赋为词、善于写景叙事与明白家常而已。若论柳氏家法，舍此三者而旁求，究属隔靴挠痒。

以赋为词是“变旧声作新声”的需要，慢词的体制，给赋以用武之地，而在小令中却是难以驰骋挥戈的。周济谓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气在骨”。夏敬观谓其“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可谓要言不烦。赋作为文体，要求“铺采詀文”。作为表现手法，要求直陈其事，这二者都在柳词的“铺叙委婉”中找到了契机。观柳词，或纵向，或横向，或逆向，层次铺展，又每于开端、换头、结尾处一笔勾勒，使全词一气贯穿，浑然一体。这正是柳词的看家本领，在两宋词坛是独为翘楚的。但赋若不参以比兴，则少寄托，欠含蓄，这正是柳词长中之短。故读柳词，常觉一泻无余，却难于流连忘返。自清人张惠言专讲寄托以来，其后学每于柳词中找寄托，实类痴人说梦。郑文焯谓其“寄托清远”，更近于以谀为誉。

以赋为词，必然长于叙写。柳词每以善于叙事写景取誉于当时与后世，连对柳词抱偏见的王灼，也不得不谓其“叙事闲暇，有首有尾”，清人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谓其“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谓其“善于叙事，有过前人”。盖柳词常即事而发，由景而入，事以景繁，情以景见，幽思曲想，自在其中。故读柳词，如闲窗月下，对床夜语，感人在喁喁家常，终乏跌宕震撼。语巧则纤，语粗则浅，柳永不失于粗而失于纤，宜乎东坡以其气格为病。

明白家常，也是柳词的绝诣。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赞柳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并以之比于白香山，但柳词终嫌细密妥溜有余，而疏朗开合不足，明白家常词坛倒不可缺此一席。本色是出色所使然，明白家常到了极致，就由艳而淡了。柳词之佳作，皆可作如是观。不过也有些词明白如话却淡而无味，当另作别论。

所谓“柳氏家法”，大而言之，盖此数端。且柳词变化无多，造语常有雷同重复处，一语而三四见者亦不在少数。各类词中，其结尾往往相似，如羁旅行役词往往结在思念佳人，赠人词往往结在望人高升。一部《乐章集》，许多上乘之作，却常常为此种“柳尾”所害，岂不惜哉！

中华书局要出一套中华传统诗词经典，嘱我作《柳永词》。我根据耳熟能详的原则，各类词都选了一些，编排上大体按时间先后排列，以见柳永其人其词的变化。其中《柳初新·东郊向晓星杓亚》以上为出仕前之作，《黄莺儿·园林晴昼春谁主》以上为出仕后之作，以下为作年莫考之作。注释力求简明扼要，评析力求要言不烦。当然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薛瑞生

癸巳仲夏于西北大学蜗居轩

1. 拙著由三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2. 唐圭璋在《柳永事迹新证》(该文最初发表于《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后收入作者《词学论丛》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一文中断柳永生于此年，虽引用材料有误，但大体不差，当然也未成定论，为论述方便，凡提到柳永生年时，即以此为准。
3. 见《宋史·选举五·远州铨》。
4. 拙著《柳永别传》初版断柳永十八岁成婚，误，至《乐章集校注》增订本(201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始断定柳永十五岁成婚。
5. 转引自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
6. 拙著1994年由中华书局初版。
7. 香港星岛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8. 参见《宋史·王安石传》。
9. 详见《柳永别传》考证。
10. 见《介存斋论词杂著》。
11. 夏敬观手批《乐章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