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北大

1931年7月2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录取的新生名单，在那里我发现了他的名字——张璿。那是他与这所学校发生联系的开始。我在阅读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的时候，有趣地感受到了那时学校的氛围。北大的特点和人际状况都从那些短篇的文字里流散出一些，这是极为难得的资料。可是对比先生后来写下的回忆录，似乎还是太简单了。

他入学的时间是8月底或9月初。学校的布告（三）明确规定，新生于9月初之前报到，过期取消入学资格。那一年北京地区录取七十四人，上海二十五人，南昌十人。这个数量不多，原因是宿舍紧张，或是校力不足。在另一个布告里，明确规定，新生住处紧张，自己解决宿舍。待新宿舍竣工后，再考虑入学居住。张中行在《沙滩的住》里，写到租房的情形。不久，他与杨沫同居，也是彼时的环境所致。所以在他入学的时候，北大的情形与“五四”前后还是大为有别了。

那时候学校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学生抗日的激情浓厚，救国的空气弥散在四周。教室里的人被窗外的事变所吸引。国政腐败，自然导致青年的骚动。校园里各类抗敌协会和组织十分活跃。这些对他的影响如何，我们已无从知晓了。另一个是学院气味的浓厚。所学的知识几乎和当下的流行文化没有关系。他所在的国文系，必修课有“中国文字声韵概要”，教员是沈兼士和马裕藻；“中国诗名著选”，教员是俞平伯；“中国文名著选”，教员是林损；“中国文学史概要”，教员是冯淑兰。课时如下：党义两小时，国语四小时，外国语六小时，普通心理学或逻辑两小时，科学概论或哲学概论两小时。应当说，课程不多，学生的自学空间是大的。次年之后，所学渐多，刘半农讲“语音学”和“语音学试验”；沈兼士授“中国文字及训诂”；商承祚开设“甲骨钟鼎文字研究”；钱玄同则是“说文研究”和“中国声韵沿革”；马裕藻开“清儒韵学书研究”，魏建功开“古音系研究”等。还有中、日、韩音韵及蒙古、满洲语的研究也在课堂上出现，都是些很专业的学问。此外，周作人的“近代散文解析”，胡适的“文学写作辅导”，都是开阔视野的课。虽然不是所有的课都选修过，但是对张中行这样才二十三岁的青年来说，那个学术氛围是有引力的。周作人和胡适的课虽然新，也带有旧学的痕迹，可谓古风劲吹。请看他入学时那一期的《北大学生月刊》的目录，就能知道彼时的学术风气了。那一期的创作诗作者十一人，只有一人写新诗，其余均为五古、七律、词之类。二十四篇文章里，涉及现实问题的只有六篇，其余则是宋词研究、音韵研究、民俗研究、哲学研究等。应当说，校园里浓烈的学究气，一下子就把年轻的他俘虏了。

新的、摩登的有没有呢？那是自然的了。比如音乐赏析、美术写生、体育比赛、文学创作，也在校园的一角占有位置。《北京大学日刊》的广告里就有各类文体活动的动态，想必对许多青年是有引力的，但对张中行的诱惑是有限的，因为那时他的年龄毕竟比中学考生要大几岁，成熟的地方多些，是能够坐稳板凳，潜心于学术的。杨沫后来的回忆录似乎能证明他的这一点。

几年的课下来，收获自然很大，对老师的印象也是深的。众人的差异和高低也都看出来了。胡适清澈，周作人驳杂，钱玄同高古，刘半农有趣，沈兼士平淡。学人的存在也是个风景，看和欣赏都有收获。他一下子就被那些有学问的人吸引住了。学人的世界也是人世间的一个投影，高明的与平凡的都有，自然也让人想起许多空幻和无奈。人在精神的殿堂里也会有失落和痛楚，他后来也是一点点明白的。在讲到马裕藻的时候，他写道：

马先生早年东渡日本，听过章太严讲过语言文字的课。在北大，我听过他讲“文字学音篇”（？）的课，记得还有薄薄的一本讲义，其内容想来就是由其业师那里来的。马先生口才不怎么样，讲，学生感到既不生动流利，又不条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钱玄同，讲课就正好相反，生动而条理清楚。这是身为一系之主，在授业解惑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有的人，如顾颉刚，口才也不行，可是能写。马先生应该有能力写，更有机会写，可是没见他写过什么。我有时感到奇怪，比如说，他同绍兴周氏弟兄过从甚密，何以就没有受到一点感染？与周氏弟兄比，钱玄同也属于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传世，马先生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当然，办学，多集些有知有识之士来为人师，也是一种事业。

他在文章里，高度评价了周作人和钱玄同，描绘了许多有趣的老师，对那些水平一般的人也并不贬斥。学界的门槛虽高，一旦进去，也能感到高山与平原，小溪和湖泊。人的多样与学识的高远，在那里是能够体察到的。张中行是个识人的人，对学识与为人的看法都很独到，评价也算忠厚。许多年后，当那一代人渐渐远去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当年经历了一个神异的时代。北大的当年，精神的深和思想的大，后来竟没有得到延续，在他是一种无奈和痛苦。晚年的时候，能和他一同分享这些的人，已经不多了。

北大的黄金时代不是很久，他上学时就已经没有蔡元培时代的氛围了。何绍武在《上学记》里回忆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控制一切的时候，大学的思路被党义驯化了许多，就是不像先前那么纯粹了。不过那时毕竟还是专家治校，思想与学识的波浪四起，很感人。比张中行晚入学两年的吴相湘在《三生有幸》一书里就谈到那时学风之好，胡适的怎样爱护学生，傅斯年的史学理念，钱穆的气象，都让人感念。还常常能听见相反的观点的对峙。在论辩里读书，那收获一定是不小的。老师与学生，平等的地方多，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吴相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民国二十二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当时院系之间可自由选课，故我特选修张中绂教授在政治系开设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课程。就在这一课堂上，我看见马皇后——政治系同学马珏女士，风仪绝俗，真是名不虚传。同学告诉我，马皇后已经与税务学校一杨姓学生订婚（对日抗战前，税务学校毕业生是待遇最好的，其热门程度远超过台湾省青年之投考医科）。心理系一萧姓同学追求马，遭马冷遇，甚至在教室中，萧坐于马旁时，马即起立另换坐位，引起同学不平，马曾当众说明。后来萧姓同学追求不遂跳楼自杀未死，同学又责马“不杀伯仁，伯仁实因我死”。马又公开说明：“我不能禁止人喜爱我，但我有喜爱某人的自由。”可见马皇后在盛名之下的烦恼。半年之后，马女士退学结婚了。

在这之前，北大校园中忽出现“拥周倒马”的口号，甚至出现在教室黑板上。时值蒋梦麟先生锐意整顿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教授，周作人教授即其中之一。这对比较保守的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自不免有些影响。马先生眼见黑板上这四个字，更加不快，仍心平气和地表示：如果同学们欢迎周作人教授主持系务，即可让避贤路！同学们发现这是极大的误会：原来是轻松的举动，马皇后名花有主，自然不能再高居“皇后”宝座，要另选他人了。当时多数属意推选周素珍女士。这真是一个偶然巧合的误会，更巧的是马珏即是马裕藻先生的掌珠。

这些故事，张中行都是知道的。他还专门写过马珏的事情。学校里不仅有智慧的生长，也有趣事的荡漾，对青年人的心都是一种滋润。可惜我们看不到张中行那时的日记，那些记载心绪的小册子都随“七七”事变的战火消失了。但从他后来的回忆里，仍能感受到他那时的喜悦。连到校时的路线、天气，都记得清清楚楚。古老的都城，还有这样宁静而伟大的存在，在他是一种幸福。关于学识，关于爱情，关于信仰，都在这里慢慢滋长。没有谁会干预自己，听课与选修课都有很大的自主性。他第一次知道人可以在自主的心情下做自己愿做的事，乡村世界形成的种种期盼，在这里被洗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