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想

不知为什么，当我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年时，总爱跟一帮年龄稍大的、成熟点儿的小伙们混在一起。他们认识很多不同类型的女孩子，会一起出去玩，经常去海滩。

有一次我们在海滩上玩，大多数男孩都跟女孩们去了堤坝上。我对其中某个女孩有好感，就自言自语地说：“哦，我真想跟芭芭拉一起去看电影……”

我只是说了这么一句，旁边的男孩却兴奋起来。他跑上石堤，找到芭芭拉，一边推她过来，一边大声说：“芭芭拉，费曼有话跟你说。”真是太尴尬了。

很快，男孩们都围了过来，说，“嘿，说呀，费曼！”于是我邀请她去看电影。那是我的第一次约会。

回家后我告诉了母亲，她给了我各方面的建议，应该如何如何。例如，如果我们一起坐公交车，我应该先下车，然后伸手去扶她；如果我们走在大街上，我应该走在外侧。她甚至教我应该怎么得体地说话。她传递给我的是一种文化传统：当母亲的教导儿子如何绅士地对待女孩。

晚饭后，我穿戴得整整齐齐去芭芭拉家约她。我很紧张。她还没准备好（女孩总是这样），于是她的家人让我在餐厅里等一会儿。当时他们正好和一群朋友在吃饭，大人们说着“看他多可爱”之类的话。我可一点不觉得可爱。太丢脸了！

我仍然记得那天的所有细节。我们从她家走到镇上新建的一个小电影院，路上聊起了弹钢琴。我告诉她，我小时候也被送去学钢琴，但一连六个月都只练习《雏菊之舞》这首曲子，让我很受不了。是的，我怕自己变成个娘娘腔，连着弹上几周的《雏菊之舞》已经让我受够了，于是我放弃了钢琴。我那时候太怕自己变成娘娘腔，连帮母亲去店里买薄荷饼、烤香饼之类的事情都不想沾边。

看完电影后，我送她回家。我称赞她的手套很漂亮。最后我在她家门口跟她说“晚安”。

芭芭拉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愉快的晚上。”

“不客气。”我回答她。心里乐翻了天。

下一次我再出去约会，跟另外一个女孩，我说“晚安”，她也说“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愉快的晚上”。

我就没那么开心了。

当我跟第三个约会的女孩道晚安时，她刚张嘴，我抢先说出了“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愉快的晚上”。

她说：“谢谢你……嗯……哦……是的……我也很开心，谢谢你。”

有一次我跟那帮海滩朋友聚会，其中一个年龄大点的男孩在厨房给我们演示怎么接吻，对象是他的女朋友。他说：“嘴唇要像这样，角度要对，这样鼻子才不会撞上。”就是这一类的话。于是我去了客厅，找到一个女孩。我坐在沙发上，抱着她，练习起这项新艺术来，这时突然所有人都兴奋起来：“艾琳来了！艾琳来了！”我还不知道艾琳是谁。

然后有人说：“她在这儿！她在这儿！”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事情，跳起来去看这位女王。艾琳非常漂亮，我能理解大家为什么这么倾慕她，她的确很迷人，但我觉得没有疯狂到仅仅因为这位女王驾到，就让所有人停下正在做的事。

所以，在所有人都跑过去围观艾琳的时候，我还是和我的女孩坐在沙发上。

（后来我与艾琳更熟悉了之后，她告诉我，她记得在那次聚会上，所有人都很热情，除了一个在沙发一角跟女孩亲吻的家伙。但她不知道，两分钟之前，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我第一次跟艾琳说话是在一次舞会上。她太受欢迎了，所有人都想插进去跟她跳舞。我记得当时我也想跟她跳舞，正琢磨着什么时候插进去。我对这种事情总是很头疼：首先，当她在舞池的另一头跟某个男孩共舞，想插进去太麻烦，所以得等到他们靠近；可当她就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又会想，“不行，这曲子我不太会跳”，于是等着换曲子；到了播放你喜欢的曲子时，你刚往前一步，至少你觉得自己往前走了一步，却有别的家伙抢到了你前面，于是你又得再等几分钟，因为太频繁地要求换舞伴是不礼貌的；好不容易等了几分钟，他们却又转到舞池的另一头；或者音乐又不合适了，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这么迟疑、瞎转悠了好几轮之后，我嘟囔着想跟艾琳跳舞。我旁边的一个家伙耳朵尖，就大声宣布：“嘿，大家听着，费曼想跟艾琳跳舞！”很快，那个正在跟艾琳共舞的人便带着她朝我们走来。其他人则把我推向舞池，于是我终于“插进去”了。你们应该明白当我跟她说第一句话时身处的情景，那是个很诚实的问题：“这么受欢迎感觉如何？”我们只跳了几分钟，因为很快又有别人插进来了。

我和朋友们都去上过交谊舞课，虽然没人会承认这一点。在那个不景气的年代，母亲的一个朋友靠晚上在二楼舞厅教人跳舞为生。她让那些来学习的年轻人从后门悄悄溜进去，以免被人看到。

每隔一段时间，她的舞厅就会举办一场社交舞会。我一直没有勇气去验证以下观点，但在我看来那种场合下女孩要比男孩艰难得多。因为那个年代，女孩不能主动挑选舞伴，那是“不恰当”的。所以不太漂亮的女孩只能干坐上好几个小时，每一刻都像在地狱中煎熬。

我想，做男孩就轻松多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任何时候插入。但实际上也没那么容易。你是“自由的”，可你没那个胆子，或者没碰上好时机，又或者不能放松地享受舞会。相反，你会一直纠结于什么时机插入，或者是否邀请某个女孩和你跳舞。

例如，你看到某个女孩正好闲着，你也想跟她跳舞，你暗自得意：“太好了！终于等到了机会！”可往往很难如愿：一般那个女孩会说：“哦，谢谢你，我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于是你有点泄气地走开，但还没完全放弃，也许她真的累了。等你再一转身，她却跟另外一个邀请她的家伙跳上了！也许那个人是她的男朋友，她知道他要过来，也许她不喜欢你的长相，又或者其他原因。简单的事情总是会变得很复杂。

有一次我决定邀请艾琳去参加舞会。那是我第一次约她出去。我最好的几个朋友也去参加。我母亲为了帮朋友的舞厅招徕生意，特意邀请了他们。朋友们跟我同龄，其中，哈罗德·加斯特和大卫·莱夫很有文艺范儿，罗伯特·斯戴普则是理工型。我们经常课后聚在一起，一起散步、讨论问题。

总之，我最好的朋友们都在舞会上，他们一看到我带着艾琳一起来，就把我叫到衣帽间，说：“费曼，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明白今晚艾琳是你的女孩，所以绝对不会有人去打扰你们。我们今天把她排除在外。”诸如此类。可是没过多久，跑过来抢舞伴的就是这些信誓旦旦的家伙！我算是明白了莎士比亚的名言：“你们这些净会发誓的家伙。”

你们可要知道我那时是什么样子的：非常害羞，总是因为别人都比我强壮而不自在，还总担心自己表现得太胆小。那时所有男孩都打棒球，所有男孩都热衷各种运动。如果哪里正在进行比赛，恰好有个球滚到马路上，我会犹豫到底该不该捡起来扔回去。因为如果我扔回去，多半扔不准，会扔到完全偏离方向的地方，然后我就会被所有人嘲笑一番。那很可怕，我不喜欢。

有一次，我受邀参加艾琳家的聚会。所有人都去了，因为艾琳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女孩：她最漂亮，待人最亲切，所有人都喜欢她。当时我正坐在一把大扶手椅上无所事事，艾琳忽然跑过来坐在扶手上跟我聊天。那一刻我心里的感觉是：“天哪，这个世界此刻多么美好！我喜欢的人注意到我了！”

那时，远洛克威的教堂里有一个犹太青少年活动中心。那是个活动很多的大俱乐部：在写作组，他们可以写写故事，然后念给别人听；有组织表演的戏剧组，还有科学组、美术组等等。我对科学以外的任何学科都不感兴趣，但艾琳在美术组，所以我也加入了美术组。我硬着头皮去学美术，比如做石膏头像等（很多年后我竟然真的用上了），就是为了能跟艾琳在同一个兴趣组。

但艾琳有男朋友了，他叫杰罗姆，也在那个组，所以我没机会。我只是偶尔在她面前晃一下。

有一次，我不在场的时候，有人提名我当活动中心的主席。大人们对此顾虑重重，因为我曾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

我是在犹太教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全家每周五都要去教堂，要去上“主日学校”[1]我，甚至还学过一阵子希伯来语。可是与此同时，我父亲教给了我很多关于世界的知识。当我听拉比[2]们谈到一些奇迹，比如没风的时候树叶突然抖动起来，我总会试着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

有些奇迹相对来说比较难解释，树叶那个还是很容易的。有时，在没有一丝风的天气里，走去学校的路上却能听到树叶哗啦作响，那是因为树叶的位置分布刚好形成了共振。我想：“啊哈！这就能很好地解释伊利亚树叶抖动的奇迹了！”

可是还有另外一些奇迹，我无法解释。比如有一个故事里说，摩西扔出的手杖变成了一条蛇。我想不出什么原因会让旁观者认为他们看到的是一条蛇。

如果我能回想小时候，圣诞老人的故事其实已经提醒了我，但这件事当时对我的触动还没有大到让我怀疑宗教故事的真实性。当我发现圣诞老人并不存在时，我一点儿也不生气，相反，我好像松了口气，因为这个比解释清楚圣诞老人怎么能在一夜之间把那么多礼物送给全世界的小孩子简单多了。圣诞老人的故事太复杂，已经无法控制了。

圣诞老人对于我们家来说只是一项特别节日的风俗而已，没有那么严肃。但我听说的那些奇迹故事却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里面有人们每周都要去的教堂；有拉比们在讲圣经故事的主日学校；这可不是什么戏剧表演。圣诞老人还没有牵涉到教堂这样的真实存在的机构。

所以每次去主日学校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说的一切，但又觉得与科学相违背。当然，这样的矛盾迟早会爆发出来。

真正的爆发是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拉比在给我们讲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迫害犹太人的故事。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露丝的人，详细到她做了哪些事，为何被定罪。整个过程就好像有个庭审记录员在一旁笔录一样。那时我还是个天真的孩子，听到这么详细的描述，就认为绝对是真实的，而且拉比也从没做过任何假设。

最后，拉比讲到露丝在监狱里奄奄一息：“临死前，她想……”等等，等等。

这一点让我很吃惊。那堂课结束后，我跑去问拉比：“他们是怎么知道露丝临死前的想法的？”

他说：“哦，为了更加生动地告诉人们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我们编了露丝的故事，她并不存在。”

这让我觉得很过分。我感到受了严重的欺骗：我想听的是真实的故事，没有被别人加工过的，这样我才能自己判断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但我很难跟大人们去争论这些。我只是让泪水溢满眼眶，哭了起来，我实在是太失望了。

拉比问：“你怎么啦？”

我试着解释：“我一直都在听你们讲那些故事，可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告诉我的事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不知道该拿自己学到的东西怎么办！”我试图告诉他，在那一刻我失去了一切，因为我不再相信他们讲的任何故事。我曾经苦苦思索试图理解那些奇迹，现在好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我很不开心。

拉比又说：“如果这对你来说那么痛苦，那为什么还要来主日学校呢？”

“是父母让我来的。”

我从没跟父母提及此事，我也一直不知道拉比有没有联系过他们，不过从那以后，父母不再要求我去主日学校。这件事正好发生在我即将成为正式信徒之前。

总之，这场危机迅速解决了我的困境，我的结论是，所有的奇迹都是为了让人们相信而故意编得“更加生动”，根本不管它们是否违背自然规律。但我觉得自然本身是那么有趣，我不想让它受到如此扭曲。因此，我渐渐不再相信任何宗教相关的东西。

不管怎样，大人们成立这个活动中心不光是为了让我们别在大街上瞎逛，也是为了让我们渐渐加深对犹太教的信仰。要是选我这样的人当活动中心的主席，他们肯定会坐立不安。还好我没有当选，这让双方都松了口气，那个中心没多久就彻底关闭了。我被提名的时候它已经不太景气，要是我当选了，准会被当作导致关门大吉的罪魁祸首。

一天，艾琳告诉我，杰罗姆不再是她男朋友，她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个特大惊喜，终于有希望了！她邀请我去她家，靠近西达赫斯特的威斯敏斯特大街154号。

等我如约到达她家门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门廊的灯没亮，我看不清门牌号。我不想打搅别人，就没有寻问，而是悄悄摸索着辨识出门上的号码：154。

艾琳正在发愁哲学课作业。“我们学到了笛卡尔，”艾琳说，“他从‘我思故我在’证明出了上帝的存在。”

“绝不可能！”我脱口而出，压根儿没想过自己质疑的对象是伟大的笛卡尔。（这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态度：绝不迷信权威，不管说话的人是谁，只看他的依据和结论，然后问自己：“这合理吗？”）我说：“他是怎么从一点推导到另一点的？”

“我不知道。”艾琳说。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我说，“他的论点是什么？”

于是我们一起看了一遍，发现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怀疑本身。“他为什么不说得直白点呢？”我抱怨道，“他只不过想说他能确定的事情只有一件。”

后面又讲道：“我能思考出的都是不完美的，但不完美是相对于完美而言的，因此完美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他开始慢慢引向上帝了。）

“根本不对！”我说，“在科学上，可以认为，任何理论都是不完美的，只是接近完美的程度不同而已。我不懂他在说些什么，简直是胡言乱语。”

艾琳懂我的意思。她知道，不管你面对的是多么伟大、多么意义非凡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轻松看待——只思考这些句子本身，不管它是不是笛卡尔这样的伟人说的。“我想，这个观点的反面大概也成立，”她说，“我们的老师总是提醒我们：‘任何问题都有正反两面，就像一张纸有正反两面一样。’”

“你们老师的这句话本身也有两面。”我说。

“什么意思？”

我在百科全书上读到过“莫比乌斯环”，那本百科全书真是太棒了！那时，莫比乌斯环并非人人皆知，但是很好理解，连小孩子都能明白。这种平面如此真实，不像政治问题那样抓不住摸不着，也不要求具备很多历史知识。阅读这样的内容，就像进入一个没人踏足过的神奇世界，从中获得的快感不仅因为增长了知识，还因为它让你变得与众不同。

我拿出一张纸条，扭了半圈后接上，做成了一个环。艾琳看到后很兴奋。

第二天的课堂上，艾琳就等着老师说那句话。果然，老师拿起一张纸说：“任何问题都有正反两面，就像一张纸有正反两面一样。”这时艾琳拿出手中扭了半圈后接上的纸条说：“老师，你的这句话也有正反两面——我这里就有一张只有一面的纸！”老师和全班同学都很惊讶，艾琳颇有成就感地展示了莫比乌斯环。我觉得，这件事后，她开始对我另眼相看。

可是，继杰罗姆之后，我又有了新的竞争对手——我的“好朋友”哈罗德·加斯特。艾琳总是在我们两个当中摇摆不定。高中毕业的时候，她和哈罗德一起参加了毕业舞会，而毕业典礼却和我父母坐在一起。

我是理科第一、数学第一、物理第一和化学第一，因此上台领了好几次奖。哈罗德则是语文第一和历史第一，还为学校的戏剧表演写过剧本，因此非常引人瞩目。

我的语文很糟糕，而且一直不能定下心思学。我觉得，担心拼写错误是件很可笑的事，因为单词拼法是人类发明的，和自然界的真实没有任何关系。每个单词都可以换成其他拼法。我对这些语文方面的事毫无耐心。

纽约州规定，每个高中生都必须通过被称为“会考”的一系列考试。毕业前几个月，我们正要进行语文会考，哈罗德和另一个擅长文学的朋友——校报编辑大卫·莱夫问我，打算选哪本书写评论。大卫选了具有深远社会影响力的辛克莱·刘易斯，哈罗德选了一些剧作家。我说我选了《金银岛》，因为在一年级的课本里学过，并告诉他们我打算从哪个角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