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20世纪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五大范式

李承贵

各位好！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交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如何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话题。

哲学史、思想史、儒学史都是有传承的，换句话说，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延伸，是整个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新阶段。而且，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儒学史与先秦儒学、宋明儒学有非常大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即西方哲学的进入。在长期的思考中，头脑中便冒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之后，究竟产生了什么样重要的影响？作为从事中国哲学思考的研究者，应该怎样看待这些影响？概而言之，谈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第二，所谓的认知中国传统哲学范式，其含义是什么？第三，什么是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五大范式？第四，西方哲学进入中国思想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和启示。后两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思想纷至沓来，先后进入中国哲学思想界，对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因为西方哲学的进入，走向了现代化的进程。我所介绍的“认知范式”问题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

“认知”与“范式”是比较学术的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是来自西方。中国现代学者，比如张春兴、魏屹东等，他们所使用的“认知”概念，也同样是来自西方。概括起来，“认知”是指包括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价值评估等对认知对象的理解、领悟、判断和评价，这就是我所讲的“认知”。“范式”也有其学术依据，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概念。所谓“范式”，有几个特点，即：1．公认的模型或模式；2．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3．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4．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决标准的源头活水。我们可以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对后面要谈到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问题进行检讨。那么我这里讲的“认知范式”指：以某种说法和思想体系为坐标，主体通过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等形式对某个文本进行认知、解释和评价的实践，我们要强调这种实践是现实的、可效仿的。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上，我们在阅读冯友兰、熊十力、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张岱年等这些哲学家的哲学著作（文本）时，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他们理解儒家、佛家、老庄的学说等，基本上都是要建立在西方哲学某个学说、概念、命题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他们在认知、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时候，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说的“范式”的东西。这种现象并非只在某个人身上发生，而是整个群体，有主体；同时，横贯整个20世纪，有时间；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即有坐标。所以我们认为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们从严复、王国维开始，直到张岱年，都各自形成了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模式，那么，“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式”作为一个问题，也就可以被提出来。

何谓“五大认知范式”？中国哲学家们都是用西方哲学概念来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但在仔细深入考察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这一认知过程时，却发现，因为坐标不同、学术内容不同、主体的学术兴趣爱好不同，虽然都是用西方哲学学说来理解中国哲学，但所用的哲学理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形成了五大认知范式。所谓五大认知范式包括：唯物主义认知范式，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文主义认知范式；科学主义认知范式；逻辑主义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需要注意的是，前面四大认知范式都属西方哲学身份，最后一种“自我认知范式”则是被前四种认知范式用于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实践与结果“逼”出来的，并非来自西方哲学，而表现出中国哲学的立场。下面我们依次介绍。

首先是唯物主义认知范式，也即一般观念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这四大块是中国学者用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坐标。唯物认知范式是怎么表现的呢？呈现出一种教科书的模式。过去的哲学教科书，比如讲老子的“道”，讨论有没有辩证法的思想、有没有唯物史观、有没有认识论。一般来说，过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教科书都基本是这样。另外，也表现为“中庸调和论”“最后唯心论”“直线上升论”等。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的确成为中国学者认知和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式，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教条化解释对理解中国传统哲学造成了一些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讲的只是消极的方面，并非说这种认知范式没有积极的方面，我们这里只是强调它的运用所造成的问题。

其次是科学主义认知范式。指主体把自然科学的原理、定律、成果及方法作为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据和工具，形成概念、推理、评判。科学认知范式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与实践中有哪些表现？比如，《中国科学思想史》完完全全按照西方自然科学原理来写，形成科学理论范式，基本要依靠西方科学原理。儒家思想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良知”，孙中山曾用近代科学原理来理解“良知”的概念，他说“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这样的理解在今天看来是不合适的，因为“良知良能”是人文范畴，它的建构，是要引导、提升人们的生活，这是它的功用。孟子讲“路途之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讲“满街都是圣人”，有其人文的意义。胡适先生大名鼎鼎，把“实用主义”引入中国，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看法基本都是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眼光。这里可以举“格物致知”为例子，在中国哲学体系里，这是道德伦理的概念，不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可是胡适先生把它解释为自然科学的命题与概念。按照中国传统哲学本身来说，这样的解释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格物致知谈的是做人的问题，不是自然科学、自然世界的问题。但也要注意，如从诠释学的角度讲，胡适先生的解释是有合理性的。因为我们不能说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哲学家对在他之前的哲学文本的解释都是完全符合原意的，在特定的历史学术环境下，胡适先生的解释表达的是一种心愿，他希望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能够内含对科学的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有解释学的道理的。其他类似的例子也很多。这里推荐大家看《当代新道家》，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认知范式也并非没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