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宦海初游

尽管司马懿仕宦生涯的第一步是在河内郡跨出的，但是，因为他担任上计掾的时间太短，而郡太守府的规模和影响也太小，所以这第一步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他真正初游宦海，还是在应曹操的辟命奔赴邺县之后。

邺县当时习称为邺城，位于现今河南省临漳县南，还有铜雀台遗址等保存至今。邺城是当时冀州魏郡的郡治所在，其城北枕漳河水，西依石鼓山，东通勃海，南接黄河，确实是一处形胜之地。东汉末期群雄并起之际，邺城又成了冀州的首府。袁绍父子雄踞河北十四年，一直以邺城为大本营。东汉献帝建安九年（204）曹操扫荡河北夺得冀州之后，见邺城的城池坚固，人口众盛，物资充足，交通便利，也把自己的活动据点设在邺城，并且自己兼任冀州牧。这样一来，曹操常驻的邺城成了当时东汉朝廷实际上的政治中心，而东汉献帝所在的临时首都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东），反倒变为聋子的耳朵——摆设了。

司马懿到达邺城，就任丞相府文学掾之职。至于具体的任务系由曹操亲自交代，要他陪同嗣子曹丕“游处”，也就是充任曹丕的辅导和侍从官员。

曹操，字孟德，乃豫州沛郡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氏。他的妻妾甚多，故而子嗣不少。长子曹昂，字子修，系刘夫人所生，不幸早死。次子曹丕，字子桓；三子曹彰，字子文；四子曹植，字子建，均系继室卞夫人所生。此时的曹丕，年已二十有二，正是进德修业之时。为了培养这位未来的接班人，曹操特别安排了一批杰出人士与曹丕同游共处。而丞相府文学掾司马懿，就是其中的一位。

从史载的情况来看，当时在曹丕左右者，主要是一批文坛健将，诸如名列建安七子之中的徐干、应玚、陈琳、刘桢、阮瑀，以及繁钦、路粹、吴质、荀纬等人。这些翰苑高手，做起诗文来真是各擅其美，难分伯仲，用曹植的话来形容，乃是“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曹操之所以作这样的安排，原因有二：一是曹丕自幼长于军旅之中，五六岁时即开始习射骑马，随父征战，曹操觉得他在武备方面所知已多，还应在文事方面加强修养，将来才能经邦纬国。二是曹操自己就非常热爱文学，他本人作为一个大文豪，对文学名家们相当尊重和爱护。像那位在檄文中骂曹操是“赘阉遗丑”的陈琳，在袁绍失败之后被曹操抓到，曹操不仅“爱其才而不咎”，而且还授以要职。建安时期的文学之所以能够繁荣一时，即与此密切相关。

相形之下，身为文学掾的司马懿，在文学方面不免逊色。当然，此处也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即当时人所说的“文学”，与现今人所说的“文学”含义是不大相同的。今日的“文学”一词，系指用语言文字为工具进行创作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之类。而汉代的“文学”，其含义更为宽广，是泛指文献学术，而非指诗文的创作。因此，所谓的“文学掾”，其实是负责教育的官员。所施教的内容，是传统的文献学术，特别是儒经与儒学。河内温县的司马氏，世代传习儒经，家学渊源。可见曹操的意思，是想让司马懿在经学上给曹丕以沾溉滋润。

但是，从此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事情的发展与曹操的初衷并不相合。司马懿本是一位以智谋深沉、庶事干练而见长的人，他不入仕途则已，一入仕途怎么会甘心当皓首穷经的老教官？他看准曹氏势力如日中天，曹丕今后前途无量，于是向这位丞相公子献忠心，输诚款，出主意，指迷津，尽量起一种智囊的作用。在曹丕这一方面，他也是一个非凡之人。他知道自己身份特殊，今后将会继承父辈的基业，因此在现时就要物色一批党羽，打好接班的基础。像徐干、应玚、刘桢、阮瑀之类的文士，弄翰墨虽为大家，搞政治却是外行，搞政治就需要司马懿这种机智干练之人。上述动机驱使曹丕对司马懿另眼相待，两人从此建立起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据史书记载，曹操因司马懿有“狼顾”之异相，又曾梦三马同食于一槽（马喻司马懿三父子，槽喻曹氏王朝），故而对司马懿很不放心，但是曹丕“素与懿善，每相全佑，故免”。这些虽然有小说家言的味道，不过仍可从中看出曹丕对司马懿的器重来。

在丞相府文学掾之后，司马懿先后又担任过黄门侍郎、议郎、丞相府东曹属、丞相府主簿等四种职务。总的说来，上列官职的品级都不高。东汉朝廷百官的品级，按每月领取米粮俸禄的多少，分为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一百石、斗食、佐史等十七等。以上四种官职，最高不过六百石，属于中级职位无疑。但是，这些官职涉及面相当之广。例如黄门侍郎，是皇帝的侍从，职司宫廷内外联络；议郎，是皇帝的顾问，职司应对时政疑难；东曹属，是丞相府人事部门的主管，职司官员的任命迁升；主簿，是丞相府总务部门的首脑，职司协调检查各分支机构之工作。司马懿历任诸官，不仅使他增广了见识，而且也锻炼了才干。更为重要者，是他利用在中央各府署任职的机会，初步摸清了曹魏统治集团中的人际关系，交结了一批日后用得着的朋友，史称司马懿“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当此之时，曹操的衮衮诸公中，又有谁能看出这位宽和谦冲的中级官员，日后竟能操纵曹氏家族的命运呢？

九年之后，也就是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十月间，发生了一件对司马懿和曹魏政治都极其重要的事，即曹丕在激烈的竞争之中战胜对手，正式取得了魏王太子的称号，成为曹氏基业的法定继承人。

本来，在长兄曹昂死后，曹丕作为现存的嫡长子，其继承人的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随着其弟曹植年龄的增长，以及其文学天才的辉煌显露，曹操心中的天平，便朝曹植一方急剧倾斜。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汉献帝下诏封丞相曹操为魏公，以冀州的河东、河内、魏、赵、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作为他的封国。按理说，曹操在受封之时，就应当确立魏国的嗣君，也就是太子，然而他却没有这么做。三年之后，曹操又晋爵为魏王，依然不指定太子。朝臣见此情况，随即分为两派，多数人拥护曹丕，少数人支持曹植。曹丕与曹植一对同胞兄弟，也在暗中努力竞争。到了后来，曹植率性而行失去曹操的欢心，矫情自饰的曹丕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其中的详细经过，请看笔者的《曹丕：文豪天子》。

太子既定，依照制度便应设置若干种下属官员。其中主要有：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中庶子和太子洗马。太傅与少傅合称为“二傅”，是太子的辅导老师，其地位虽然尊崇，但是与太子见面的时间不多，仅每月初一日入官辅导一次而已。至于洗马（洗字读音同“先”），不过是仪仗队的指挥官，每逢太子出行，洗马就在前面作先导。洗者先也，在太子车马之先，故名。实际上，与太子关系最亲密因而对太子影响最大的官员，是其中的中庶子。中庶子的员额定为五人，曹操优先考虑的人选中，就有司马懿和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

此时的曹操如此垂青于司马懿兄弟，是有特殊原因的。简言之，是与司马家有关的一喜一悲两件事起了作用。

先说一喜。上年五月晋爵称王后，曹操踌躇满志之余，忽然间生出一股深沉的怀旧之感来。曹操其人相当念旧。建安七年（202）正月，他回到故乡谯县，曾经说了一段充满感情的话语：“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由此可以窥见他秉性的一个侧面。曹操称王时已经六十二岁，距古稀之年不远了，故而念旧之情更加浓烈，更加难以消除。于是，他决定邀请几位故人来魏王宫中叙旧，但是屈指一数，同辈老友尚健在者已经寥寥无几。忽然，他想起一个人来，此人不仅和自己有故旧之交，而且还对自已有提携之恩。此人非他，就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

饱经沧桑的司马防，此时年近七十，尚在汉献帝所在的许都，担任一个俸禄优厚的闲职，实际上已处于退休养老的状态。于是曹操立即以魏王的身份派出专使，用安车把司马防接到魏都邺城。

当时所谓“安车”，是一种可以坐乘的马车。古人乘车，一般采用站立姿势，也就是立乘。安车是供老人和妇女乘用的，设有座位，行驶平稳，故名。用安车迎接某人，是当时帝王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如果以四匹马而不是一匹马拉车，即以所谓的“驷马安车”来迎接，其敬意便达到最高级别了。

司马防坐在安车之上，悠悠闲闲行进六百里，来到邺城魏王王宫，受到一番极其热诚的款待，这也无须细说。一日，曹操在王宫后园的铜雀台上设宴招待故人，临风把酒，主客皆欢。席间，二人回忆起四十二年前在京城洛阳县共事的情景，曹操不无得意地问道：“建公（司马防的字），孤今日可不可以再当洛阳县的县尉呀？”

曹操的言外之意，不外乎是说昔时的小县尉，如今竟作了大魏王，你看本人的作为怎么样？不料酒酣耳热的司马防也不客气，立即回答道：“小人昔日举荐大王之时，大王也只适合当一名县尉呵！”

曹操一听，不禁哈哈大笑，他为自己的成就而得意，更赞赏司马防的直言无隐。他已经多年没有和人进行过如此坦率平等的谈话了。在朝廷之上，他是丞相，是魏公、魏王，文武百官无不唯唯诺诺；在家庭之中，他是家长，是夫权、父权的代表，妻室儿女也无不唯唯诺诺。曹操本是一个秉性直率的人，史称他“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但是，他可以对别人“戏弄言诵”，别人又怎么敢对他“戏弄言诵”呢？仍然只有唯唯诺诺而已。有时候，曹操也觉得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太缺乏人情味，甚至无聊，然而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又岂能不要呢？今天他终于得到了一次坦率平等的谈话机会，心里确实高兴；司马防的直言无隐，正是一种对友谊十分信任和尊重的表现，他心里更加高兴。这场欢饮和畅谈的情景，从此深深留在曹操的心中。

再说一悲。约在曹操和司马防喜相逢之后半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217）的春正月，曹操率领水陆大军，取道淮南，进攻孙权。当时的司马朗，身任兖州刺史之职，也奉命率本州地方军数千人前往助战。本来东汉一朝的州刺史和郡太守，一直是只管民政，不统率军旅。曹操任丞相执政，有人上州郡领兵的建议，说是在州郡设置一定数量的地方军队，可以“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曹操认为这条计策很好，不久就下令在中央军之外，配置一支隶属于州刺史和郡太守的地方军。这位建议者不是别人，正是司马懿之兄，时任丞相府主簿的司马朗。此番讨伐孙权，司马朗奉命率领兖州地方军随征，他深感责任重大。首先，这是自己第一次率地方军参加如此重大的战役，同行者尚有二十六支精锐的中央军分队，如果出战无功，不仅有损兖州的名誉，自己脸上也很不光彩，因为提出州郡领兵建议者正是自己。再者，司马朗在兖州，政绩卓著，深受百姓拥护，他也颇有一点爱民如子之风。现今自己带了几千兖州子弟南下淮南，如果关照不周，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回去何以向当地父老交代？在责任心的驱使下，司马朗沿途对兖州地方军的将士慰勉有加，不料就这样也还是出了问题。

原来，从这一年的春初开始，一场空前规模的时疫，也就是季节性传染病，在中原大地上迅速蔓延，乡村、城市，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军营，很快有成千上万的人丧失了生命。曹植在他的《说疫气》一文中，描述当时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著名的建安文坛“七子”，竟然有五人，即徐干、应玚、陈琳、刘桢和王粲，同时死于这场流行病中。司马朗风尘仆仆赶到大军的集结地——居巢（今安徽省桐城县南）时，他的部下也染上了可怕的时疫。

如果司马朗远远避开患病者，自己肯定会安然无恙。但是他不是这种人。他在军营中不断巡视，督促医疗，甚至亲自送上汤药。结果，司马朗也被瘟神抓住，不久就死于军中，终年四十七岁。

司马朗之死，也在曹操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曹操不久便有栽培司马懿兄弟之举。

如果说，九年前司马懿以曹操丞相府文学掾的身份与曹丕“游处”，在上下级的关系上还不是很说得通的话，那么现今便不存在任何问题了。中庶子，名正言顺是太子的侍从和顾问，入则同室，出则同车，朝夕相对共处，彼此无话不谈，外人不得有丝毫的非议。因此，自司马懿担任太子中庶子后，他和曹丕之间的关系便进入更深一层。曹丕充分信任他，视他为最可靠的心腹；他矢志效忠曹丕，视曹丕为未来的君主。史籍形容二人关系是“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这并非虚言。

在任职期间，司马懿还和曹丕的另外三个心腹结成莫逆之交。一位是陈群，时任魏国侍中，也就是魏王曹操的侍从和顾问。一位是吴质，时任朝歌县（今河南省淇县）县长。最后一位是朱铄。这四人在当时有“四友”之称，在曹丕称帝后都身任显职，分掌军政大权。可以说，曹丕再加上“四友”，大体上已构成日后魏朝统治核心的雏形。

大约一年多以后，曹操把司马懿提升到一个更重要的职位上，任命他为丞相府的司马。

当时曹操集朝廷军政两权于一身，所以丞相府相应设有军政两方面的助手。主军者为司马，主政者为长史，均属一千石这一品级。凡军旅调动，战略设计，军情汇报等军务，都由司马协助办理。司马懿还是第一次担任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在曹操这位大军事家身边，他眼界大开，学到了不少治军用兵的宝贵经验，并且逐渐显露出他在军事方面的天赋才能。他向曹操建议用军队屯田积谷，且耕且守，确立长期作战的指导方针；在关羽北攻襄樊（今湖北省襄阳市）“威震华夏”，以致曹操想把汉献帝从许都接到河北以避锋芒时，他又力主坚持不动，并献计利用孙权与刘备之间的矛盾，使双方在荆州自相残杀，即可解除关羽的压力。这些，都是有关全局的战略设计，付诸实施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从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任丞相府文学掾起，司马懿宦海初游的阶段持续了十二年。在此期间他最大的收获，概括起来是两句话：建立人际关系，锻炼自身才能。这两点是他日后飞黄腾达的根本条件。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春正月，魏王曹操突然病死于洛阳，太子曹丕随即在邺城继位。至此，司马懿的宦海初游阶段结束，他在政治上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这正是：

宦海初游何所事？经营根本待将来。

要知道司马懿在曹丕称帝之后，如何进入佳境，在中央政治舞台上实现跨越式晋升，请看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