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主题类型：差异性主题

关于生态叙事，我们一直强调当代世界共时性问题。中国的生态创作是西方生态批评被引入中国并传播后，在短期内中西方形成同步交流互动的结果。中西生态创作是具有历时共性的。由于西方生态文学批评观的影响以及作为类型文学创作的“通律”性，即题材相同、主题与类型相同，中国本土作家对同一类型文学——生态主题的叙事表达，必然体现同一主题的共性、通律性、世界性的特征。当代西方生态小说的基本主题可以归纳为生态批判、生态预警、人与自然关系构想、精神家园建构四方面。中国的生态叙事主题范畴也大致相同，甚至说这种价值取向本身就是以西方的批评与创作为标杆的。因此，我们在第一章总体梳理了中国生态叙事的四个共性主题，即自然生态危机、后现代批判、人与自然伦理构想、信仰与精神家园隐喻的四个方面。

但是，从类型文学比较的角度来看，多种语言对同一文学类型现象的阐释，总能够促成类型文本的意义得以互动再生。在自由的原则下，意义可以通过共性对话在类型性文本之间进进出出，类型文本主体（作者）可以通过民族化个体差异性选择，赋予文本崭新与丰富的意蕴，使得文学作品真正意义的汲取成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力也正依赖于这种崭新的异质性的阐释。无论是有所欠缺的，还是对类型生态文学有资源性补益的，中国生态文学叙事必然会展示出独特的民族与本土化特质，有与西方不同的传统特质与民族差异性。作为民族文学对世界范围内普泛的生态思潮的特殊性应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势必有与他民族、与西方相差异的民族新质（这里要指出，我们对因质的提取，是以本民族共性为基准，基于民族文化、哲学、宗教心理积淀的具有民族同一性的差异性特征。这样才有比较学意义，是排除个体创作者的差异性的）。如果这个问题不梳理清楚，就很难看清中国当代生态创作的具体态势，无法对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做出客观与民族化的评价。

这样，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基于同一题材的同类型文学，由于创作主体、创作源流、生活与历时背景等的不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其民族差异性在哪里？基于比较文学提供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同类型文学差异比较，本章考察同类型文学——生态叙事的中西主题差异性。通过特色政治、民族文化想象，反生态的回旋，恐怖、灾难预警主题的缺失等三个方面梳理中国当代生态主题变异特征，同时穿插探讨、发掘造成差异性存在的本土文化、国情、叙事传统等原因。通过这种主题差异性梳理，辨析中国当代生态创作的具体态势，这有助于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做出客观与民族化的评价。

一 特色政治、民族文化想象

当代西方文学的价值主旨，如王诺所归纳的，“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这四种突出特点，在价值取向上虽然同样侧重于文学对现实的生态责任，但是更富有时代历史使命感，更富有普泛终极关怀的忧患意识。

以最具代表的美国生态文学为例。“美国生态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走向繁荣，这一时期恰逢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盛行。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生态文学的核心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主张相一致，主要表现在对现代理性主义神话的颠覆，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与消解，以及对后现代的‘有机主义’的推崇上”。同时，受西方思辨传统的影响，西方创作往往会超越具体的国家政治微观层面，多将思考深入哲学和文化的人类学层面，而不是仅局限在对具体单一民族国家生态问题的分析。相比较西方当代生态作品叙事指向的普泛性与通世性，国家政治与民族文化是中国文人卸不下、化不开的情结。中国的生态叙事作品，更具有政治和民族文化想象力。比如，同样是讲述动物死亡的作品，福克纳的《熊》三部曲，更多的是探讨人类与动物文明之间的较量、对抗与道德叩问；《狼图腾》很明显地将汉民族与国家文化想象融入了对动物文明的论述中，生态观念与批判更多地演化为对汉民族国家文明的隐喻。中国式民族国家的想象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魂牵梦绕、挥之不去的情结。

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基于民族危亡所激发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不同，20世纪 80年代人文思想落潮后，文化智识阶层的精神处于荒芜、困顿中。这种精神荒芜从表面上看貌似当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进行了全面的妥协与规避。但是，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面临系列真实与极富有激情和挑战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民族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一直未曾缺席。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显性层面形成已成定论的民族人文文化精神大衰退，在隐性层面则一直呼唤与渴求崭新的民族文化精神领航与突破。

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后，严峻的生态问题作为日益突出的国家与社会现实问题呈现在面前。国家已经十分关注与重视生态问题。关于生态问题的思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文明发展的重要战略组成。“生态的问题已经成为整个人类共同反思的重大主题。它同样影响着中国的文明进程”。

总体上说，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生态自觉本身就折射出现代民族国家应对国家民族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敏感度。相比较现代作品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聚焦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以及对于中华民族建立一个富强的现代化中国的梦想而言，当代生态叙事的民族国家想象，则聚焦于对生态型民族文化构想、民族国家制度秩序与生态政策的呼应及反思和批判上。

（一）关于生态型民族文化构想

文化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国家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人由于政治原因获得民族身份后，通过想象自己属于一个共同体、想象着自己拥有属于该共同体的身份而获得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往往以共同的文化与政治意识体系为依托，同文化与政治的同一想象紧密不可分。而文学写作总是实与虚的互证。实的部分，是通过经验、事实和细节，建构起一个密实的物质外壳，它是作品的精神容器；虚的部分，是生命的感觉和灵魂的跋涉，是作家驰骋想象的操练场。文学正是以文字为载体，想象实现了对精神与意识文化形态的构想与传达”。可以说，安德森的民族国家文化观点强调想象的功能，而想象是文学的特质，正是二者的契合点为本研究提供了灵感，借此考察在当代生态叙事中作家呈现给我们的关于民族文化的生态构想。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国家政治与民族文化是中国文人卸不下、化不开的情结。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生态叙事作品，更具有政治和民族文化想象力。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停止对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和建构愿景。而且，几乎每个重要时代关口，都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批判—再选择的螺旋曲线。现代中国，曾将复兴“国学”作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以及最终实现中国复兴的精神追求。《大唐秦饼记》曰：“时论中华复兴，则言必称汉唐，何哉？实乃宋元以降，中国未曾复有汉唐之盛象也。千年回望，盛世长安，商贾云集，万国来朝，风光无限中华之巅。可叹自巅峰转衰，一衰再衰，直至鸦片炮火八国狼烟。所谓西风东渐崇洋媚外，所谓复兴国学食古不化，皆为民族救亡图存困惑苦斗之心路也。”（现在的文化选择是十分复杂的，文化复古主义的问题也很多，也面临现代的全盘西化的巨大冲击，但是有一点可以很清晰的判断，即对民族文化的求索一直没有彻底断掉）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实践层面的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命题时，不能不重新拾起对传统文化武器与力量的考量，任何一种行为的驱动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操控，对现实的改造毫无疑问必须要利用文化传统。可以说这种文化构建和想象的企图一直没有停止过。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文化领潮的、旨在对“文化大革命”政治现象进行针对性政治批判而发生的文化民族主义与复古主义逆流高涨之后，一股新的更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以西方理性比照反思的传统汉文化精神的、批判性文化席卷而来。这种批判性文化以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文化寻根方式进行。在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对现代性反思的背景下，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普遍开始反思如何依托本土文化传统与文明，将自身的文化传统介入现代性应对。

很多评论家将中国的生态小说追溯到寻根派是有道理的。王诺定义的生态文学，“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传播生态思想，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生态小说能够（即便不纯粹）站在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基础上，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反映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表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精神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是提到生态危机根源或者与其相关，即使不直接专门描写自然生态，也是生态小说。以传统文化之精华为国内精神空乏与弊病问题提供解决之道的这种文化寻根小说，是名副其实属于生态叙事范畴内的。因为，其正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兴起的现代性进程改造与建设中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系列症候性现象，而提出生态化治疗的文化构想。

1985年，韩少功在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针对20世纪80年代普遍折射出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弊病，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经年积弊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转型，“文化寻根”专注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挖掘，希望从传统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中开掘出有益于本土现代性健康和谐发展的文化因质。

寻根作家一方面从经典民族文化中寻求拯救，寻求健康生态文化的资源性解救。比如，最有争议性和代表性的作家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系列对道家境界和儒家风骨的彰显，对文化传统因循与复古的提倡，不能不说已经达到一个时期文化认知的新高度。另一方面，独特的创作人生经验给予他们解读与复兴“民族文化传统”的人生启发。知青时代下乡的人生阅历与体验提供给他们潜入民间与民间传统文化交接与对撞的机会。扎西达娃、张承志、莫言、贾平凹、李杭育等都通过不同角度的对自然和人的关系的描写，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对现代文明的国家、民族文化出路进行探索。应该说，无论是“三王”系列对传统经典文化的旗帜鲜明的重蹈，还是其他作品对“散失在民间的、宏大叙事边缘的传统文化与价值”的探寻，都是应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弊病的文学能动应对策略。“表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精神危机，以生态整体主义的眼光、运用生态学科知识对现实生活中的生态问题做出科学或文化剖析，以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寻求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