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世刘向、刘歆奉诏校书，撰为《七略》《别录》，而其体裁遂以完备。自是以来，作者代不乏人，其著述各有相当之价值。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今欲讲明此学，则其意义若何，功用安在，不可不首先叙明者也。

《隋志》言：“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就，向辄别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章学诚所谓“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校雠通义》叙。)其后作者，或不能尽符斯义，辄为通人所诋诃。虽自《通志·艺文略》目录一家已分四类，(总目、家藏总目、文章目、经史目四类。)继此枝分歧出，派别斯繁，不能尽限以一例，而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昔人论之甚详。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尤甚。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盖昔之学者皆熟读深思，久而心知其意，于是本其经验之所得以著书。至其所以然之故，大抵默喻诸己，未尝举以示人。今既列为学科，相与讲求，则于此学之源流派别，及其体制若何，方法若何，胥宜条分缕析，举前人之成例加以说明，使治此学者有研究之资，省搜讨之力，即他日从事著作，亦庶几有成轨可循。今之所讲，其意盖在于此。

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书名下论说，名称屡变，以普通均呼之为解题，姑用以立说。)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昔人论目录之学，于此三类，各有主张，而于编目之宗旨，必求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则无异议。今取诸家之说，分类撮举之于下。

属于第一类者，即有小序解题之书目。现存者如晁、陈书目，《通考·经籍考》，《四库提要》之类是。《隋书·经籍志·簿录类》论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其实齐、鲁《诗》亦皆有序，清儒马国翰、陈寿祺诸家所辑《遗说》可考，此因《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故但举毛、韩二《诗》耳。)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

观《隋志》之持论，掊击诸家，推尊向、歆，盖以向之《别录》，每书皆有叙录，歆之《七略》，群篇并举指要，于书之指归讹谬，皆有论辨，(见前。)剖析条流，至为详尽，有益学术，故极推崇。荀勖《中经簿》，上承《七略》，下开四部，至为重要，而《隋志》谓其“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见篇首总论，下同。)其于勗之不满，溢于言表。此后自东晋义熙，以及宋、齐、梁、陈、隋，并有官撰目录，而为书皆只数卷，并不著解题，所谓“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至王俭依据《七略》，(《玉海》卷五十二引俭序云：“今依《七略》更撰《七志》。”)阮孝绪斟酌王、刘，(《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云：“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是皆取法前修，宜可免于讥议。然于《七志》，则谓其“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文义浅近，未为典则”。于《七录》，则谓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由是言之，则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固薄其浑漫，视为无足重轻；即有解题者，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有憾。盖王俭之《志》，惟详于撰人事迹，于指归讹谬，少所发明，阮氏《七录》，或亦同之。故虽号博览之士，卒难辞浅薄之诮。观其一则曰“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再则曰“不述作者之意，未为典则”，则知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唐时目录家，如毋煚、释智升之徒，其所主张，率同斯旨。

〔毋煚《古今书录序》〕(见《旧唐书·经籍志》)　夫经籍者，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愈其已。

〔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序》〕　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

宋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每类有序，每书有释，盖祖向、歆之成规。郑樵作《通志·校雠略》，乃极不满之，谓其文繁无用。清初朱彝尊得《总目》钞本于天一阁，已无序释，因为之跋，归狱于樵。修《四库全书》时，即用其本著录。《提要》信朱氏之说，所以罪樵者尤至。虽其考证不免谬误，然可见编录书目，均当有解题，乃为尽善也。

〔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崇文总目跋》〕(见卷四十四)　《崇文总目》，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凡一书大义，为举其纲，法至善也。其后若《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等编，咸取法于此。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焉。范氏天一阁有藏本，展卷读之，只有其目，当日之叙释，无一存焉。乐平马氏《经籍考》，述郑渔仲之言以排叱诸儒，每书之下必出新意著说，嫌其文繁无用。然则是书因渔仲之言，绍兴中从而去其序释也。(案《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四著录类朱氏案语与此略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四《崇文总目提要》〕　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考《汉书·艺文志》本刘歆《七略》而作，班固已有自注。(案欲驳郑樵之说，当详考《七略》《别录》之体例。今只举《班志》为说，不知樵说正是根据《艺文志》，是仍不足以服樵也。)《隋书·经籍志》参考《七录》，互注存佚，亦沿其例。(案《隋志》佳处在每类之序论。若只每书下注存佚，则其文亦已略矣。)《唐书》于作者姓名不见纪传者，尚间有注文以资考核。后来得略见古书之崖略，实缘于此，不可谓之繁文。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务欲凌跨前人，而《艺文》一略，非目睹其书，则不能详究原委，自揣海滨寒畯，不能窥中秘之全，无以驾乎其上，遂恶其害己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厥后托克托等作《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是即高宗误用樵言，删除序释之流弊也。(案《宋志》之丛脞，与郑樵绝不相干。)宋人官私书目存于今者四家，晁氏、陈氏二目，诸家藉为考证之资，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及此书，则若存若亡，几希湮灭。是亦有说无说之明证矣。(《崇文总目》之无序释，与郑樵初无关系。杭世骏《道古堂集》卷二十五已驳朱氏之说，钱大昕《养新录》卷十四考之尤详。)

〔又《直斋书录解题提要》〕　其例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题。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籍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辈人，皆学识未高，未足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讹谬也。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籀膏述林》卷九)　中垒校书，是有别录，释名辨类，厥体綦详。后世公私书录，率有解题。自汳宋之《崇文》，逮熙朝之《四库》，目诵所及，殆数十家，大都繁简攸殊，而轨辙不异。而于篇题之下，孴移叙跋；目录之外，采证群书。《通考》经籍一门，实创兹例。朱氏《经义考》祖述马书，益恢郛郭。观其择撢群艺，研核臧否，信校雠之总汇，考镜之渊棷也。

属于第二类者，即有小序无解题之书目，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是也。然《汉志》本之《七略》，《七略》原有解题，班固删去之，而但存其《辑略》之文，散入各家之后以为之序，此特欲删繁就简，非以解题为无用也。《隋志》因之。至于小序之作法，则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语尽之矣。

〔章学诚《校雠通义·序》〕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又《原道篇》〕(一之二)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惟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案班固条辨流别数语，即是刘歆《辑略》。章氏以为别有讨论群书之语，误甚。)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

〔又《互著篇》〕(三之一)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案此语亦误甚。《汉志》云：“刘向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盖每书皆先校而后著录，故今所传向诸书叙录，皆言“所校某书若干篇，除重复定著若干篇，已杀青，书可缮写”。是校雠已定，书可缮写之时，乃作一录，故其事不得不缓。今乃言古人著录，“父子世业，阅年二纪”。若向、歆两世相继，仅成一书目者，亦可笑矣!)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

〔又《补校汉书·艺文志篇》〕(十之二)　《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　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著于篇后。(谓小序。)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不惟九流诸子各有精义，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目录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板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案：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雠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雠正是审订文字，渔仲、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雠，命名已误，朱氏之说非也。特目录不专是校雠板本耳。

章氏著《校雠通义》，盖将以发明向、歆父子校雠之义例。然于向、歆之遗说实未尝一考，仅就《汉书·艺文志》参互钩稽而为之说。故其言曰：“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互著篇》三之二。)夫《七略》《别录》虽亡，其逸文尚散见于诸书。(章氏时，马国翰、洪颐煊、姚振宗辑本皆未出。章氏不长于考证，故未能搜讨。)况刘向校书叙录，今尚存数篇，即《别录》也。(说见后。)章氏仅知其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外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臣某书，(《校雠条理篇》七之二。)而于录中立言，所以论其指归辨其讹谬者，不置一言，故其书虽号宗刘，(章氏书第二篇名《宗刘》。)其实只能论班。其所最推重者，《汉志》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之语也。其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亦即指此类之序言之，其意初不在解题之有无。不知刘向之《别录》，其于学术源流功用为更大也。然章氏书虽多谬误，而其人好为深湛之思，往往发为创论，暗与古合。即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语，亦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以《隋志》及毋煚之说考之，然后知此非章氏一人之私言，盖天下之公言也。目录家所当奉为蓍蔡者矣。

属于第三类者，即无小序解题之书目。现存者如唐、宋、明《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及各家藏书目录皆是。此类各书，不辨流别，但记书名，已深为《隋志》所讥，然苟出自通人之手，则其分门别类，秩然不紊，亦足考镜源流，示初学以读书之门径，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不可忽也。

〔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殁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又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盛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

〔又编次必记亡书论〕　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谓如隋人于历一家，最为详明。凡作历者几人，或先或后，有因有革，存则俱存，亡则俱亡。唐人不能记亡书，然犹记其当代作者之先后，必使具在而后已。及《崇文》《四库》，有则书，无则否。不惟古书难求，虽今代宪章亦不备。

〔又编次失书论〕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又泛释无义论〕　古之编书，但标类而已，未尝注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案刘向校书，其叙录存者数篇，其所以为说者至详，安得谓只注人之姓名。)盖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人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随其凡目，则其书自显。惟《隋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案此乃向、歆、王俭、阮孝绪之成法，安得谓《崇文总目》始出新意。樵最推重《隋志》，又尝引用《七录》，不知何以于二书所叙源流略不一考。)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案此是论樵之《校雠略》，非指其《艺文略》也。)

郑樵著《通志》，既作《艺文略》，又自论其叙次之意，为《校雠》一略以发明之。(必知此，乃能读其《校雠略》。)樵既主张编书必究本末，使上有源流，下有沿袭，以存专门之学；则刘向每校一书，必撰一录，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实千古编目之良法。而樵独注意于类例，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遂讥《崇文总目》之序说为泛释无义，宜为朱彝尊及《四库提要》之所讥。然考之樵之《艺文略》，虽不免牴牾讹谬，而其每类之中，所分子目，剖析流别，至为纤悉，实秩然有条理。盖真能适用类例以存专门之学者也。如《易》一类，凡分古《易》、石经、章句、传、注、集注、义疏、论说、类例、谱、考正、数、图、音、谶纬、拟《易》十六门，此郑氏自创之新意。《新》《旧唐志》虽间分子目，不若是之详也。盖樵所谓类例者，不独经部分六艺，子部分九流十家而已。则其自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者，亦非过誉。然此必于古今之书不问存亡，概行载入，使其先后本末具在，乃可以知学术之源流。故又作编次必记亡书论，则樵之意可以见矣。(后人讥樵但编次历代史志，不必真见其书，以为无裨考证，不知樵之意在此不在彼也。)但樵既已为之于前，后人若复效之，则是叠床架屋，徙取憎厌。故樵之作未有能效之者。乃缘此但记书名之目录，争自附于樵，非樵之所乐闻也。书目诸无序释而能有益于学术者，自樵之外，惟张之洞所作，庶几近之。(自《唐书》以下史志，皆无序释，《千顷堂书目》亦然，而同为目录学中重要之书，则以其包举一代，为考证所不可少，故又当别论。)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自注：弇陋者当思广其见闻，泛滥者当知学有流别。)

张氏略例自言“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义例相近，使相比附”，则张氏盖能适用郑氏“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之法者也。而其有功于学者，尤在“视其性之所近，使各就其部求之”，不愧为指导门径之书。盖郑氏之类例，在备录存亡之书，以见专门学之先后本末，为古人之意多。张氏之类例，在慎择约举，以使初学分别书之缓急，为今人之意多也。编撰书目，不附解题，而欲使其功用有益于学术，其事乃视有解题者为更难。

综以上诸家之说观之，则其要义可得而言。属于第一类者，在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类者，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类者，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若欲便于读者，则当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査者异也。

目录之书，既重在学术之源流，后人遂利用之考辨学术。此其功用固发生于目录学之本身，而利被遂及于学者。然亦视其利用之方法如何，因以判别其收效之厚薄。今举古人利用目录学之最早者数事，以明其例：

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

〔班固《前汉书·东方朔传》〕　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按此二篇者，《答客难》及《非有先生论》也。)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师古曰：“刘向《别录》所载。”)世所传他事皆非也。(师古曰：“谓如《东方朔别传》及俗用五行时日之书，皆非实事也。”)

〔《后汉书·张衡传》〕　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以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按录谓《别录》，即校书之序目也。言未为谶作序目。)成哀以后，乃始闻之。”

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

〔郑玄《目录》〕　《曲礼》者，以其篇记五礼之事。祭祀之说，吉礼也。此于《别录》属制度。(《礼记·正义》卷一引，以后每篇引《郑目录》，皆有此于《别录》属某篇语，不备引。)

〔又〕　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虽合此，略有分焉。(《礼记正义》卷三十七引。)

〔又〕　冠礼于五礼属嘉礼，大、小《戴》及《别录》此皆第一。(《仪礼正义》卷一引，以后每篇引《郑目录》，具详《大戴》与《小戴》及《别录》次序之异同，今不备引。)

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

〔《南史·陆澄传》〕　又与王俭书：“郑玄所注众书，亦无《孝经》，且为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俭答曰：“……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仓颉》《凡将》之流也。”

四曰，因目录访求阙佚。

〔《隋书·牛弘传》〕　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至，观阁斯积。……”

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

〔《隋书·牛弘传》〕　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此弘所上《明堂议》中语。)

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唐会要》卷七十七〕　开元七年，诏《子夏易传》近无习者，令儒官详定。刘子元议曰：“《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艺文志》《韩易》有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合，则事殊隳刺者矣。……必欲行用，深以为疑。”……司马贞议曰：“……案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此书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非真本。荀勖《中经簿》云‘《子夏传》四卷，或云丁宽所作’，是先达疑非子夏矣。又《隋书·经籍志》云‘《子夏传》残阙，梁时六卷，今三卷’，是知其书错谬多矣。”

〔又〕　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今题不称韩氏，而载薛虞记，其质粗略，旨趣非远，无益后学。”

《别录》成书未久，班固著书即加引用。以张衡之博洽，其考学术之源流亦据以为断。目录学之功用，依此可知。后人应用此学者，方法虽多，大抵不出此数类，(至用此种方法，于考证是否精密，乃另一问题。)而古人皆已开其先声，知此学之发达最早。至二六两条所得功用，又非有解题不可。且目录之功用，非仅如此而已。其尤重要者，在能用解题中之论断，以辨章古人之学术。如班固引刘向语以论贾谊、东方朔，引向、歆语以论董仲舒，盖皆《七略》《别录》之说，尤非但记书名之目录所能办也。具载后目录书之体制二，此不复详。

虽然，以上所言数事，皆是用之以考古，则或疑为考证家专门学问，非普通学人之所需。然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其义以张之洞言之最详。

〔张之洞《轩语·语学》论读书宜有门径〕　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至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书目答问》谱录书目之属自注〕　此类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涂径。

张氏之语虽若浅近，然实深知甘苦之言。必明此义，而后知目录之书为用最广，为学至切。但欲求读其书而知学问之门径，亦惟《四库提要》及张氏之《答问》差足以当之。若《答问》中所举之《古今伪书考》、(多武断。)《文选注引书目》《三国志注引书目》(二书多误谬。)尚不足以语此，无论藏书家书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