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征战东南亚

战时漫画

口述者：战时漫画家 横山隆一

战争岁月里，漫画家也被政府动员起来。1942年5月，他们成立了一个“旨在为国家服务”的独立新协会，根据官方主题进行创作，比如提升士气，宣传对英美的仇恨以及劝谏人们勤俭节约等。他们举办会展，呼吁公众支持战争。

80岁高龄的横山隆一，是日本最著名的漫画家之一。两簇白发服帖地梳理在脑袋两侧。他创作的漫画《小阿福》，于1936年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直到战争结束。“小阿福是一个小男孩，实际上就是我。但漫画的读者并不是儿童，而是家庭主妇，主要刊载在家庭页面上。我对社会议题之类的东西没有太大兴趣。我从未上过大学，中学毕业后就开始靠画漫画谋生。我承担不起可能会让我遭到意识形态警告的题材，也从来没遭到过这类警告，无论来自共产党员还是警察。我根本不想过问关于政治的话题。”

战争打响时，我正在家里睡觉。那天是12月8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妻子把我摇醒，说道：“战争爆发了！”我激动难抑，心底所有的疑虑一扫而空。

12月8日前，军队把我和另外两名漫画家关在一家旅馆里。我们在那里绘制漫画，向日本士兵展示印度尼西亚的风土人情，同时也向印度尼西亚人展示日本的风土人情。比如，我们画了印度尼西亚人戴的穆斯林帽，然后画一个触摸穆斯林帽的人，在人物的背后打一个大大的叉，表示该行为是禁止的。一个长时间旅居印度尼西亚的人负责向我们描述要画的内容，然后我们就一直不停地画。而我为印度尼西亚人画的，全都是我根本买不起的东西，注释文字都用马来语写成。就是在那家小旅馆里，我第一次知晓日军正在南下。

战争爆发前几天，军队放我们回家了，同时也给我们放了几天年假。我似乎被军队征调了，但事实上我收到的召集令是一张“白纸”。我不用成为士兵，但必须为他们工作。我永远不会得到任何奖赏或荣耀，也不会得到钱财。他们只不过是利用我，用完之后就把我踢开。我被带到印度尼西亚，名义上我是去参军的，但我从来没见过任何残酷的场面。在爪哇岛，我给人们看我的漫画，漫画内容多半是宣扬日军有多么强大和多么“正义”。所以，那是一份宣传的工作。

当得知我们即将要南下的消息，我买了一把军刀，但是我没想到军刀那么贵。我把军刀插在腰间的皮鞘里，因为我太矮，所以刀都拖到了地上。我得把军刀改短一点，因此我跑到部队军营外的铁匠铺。铺里的人却要砍掉刀柄，刀柄上刻着铸刀者的名字。我大喊：“嘿！请不要砍掉它。我为这把刀花了一大笔钱！”铁匠轻蔑地哼了一声：“昭和刀没有重要的名字。”然后就把刀柄砍掉了，我的新武器就此短了一大截！

途中，我们在台湾逗留了一个月。在那里，我将那把刀挂在一所学校的体育馆墙上。部队里有个来自九州的剑道大师，他告诉我：“横山，你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刀。”那把刀配有一个白色的木质护套，并装在一个皮革刀鞘里。刀看起来非常漂亮。听到他那样说之后，我想重新打量一下我的那把刀。但我甚至拔不出刀来，试了好几次，终于成功拔刀出鞘，但护套又飞了出去，刀刃上锈迹斑斑。在场的所有人都笑疯了。因为我当时小有名气，而且是《小阿福》的作者，所以谣言很快传开：横山先生只有一把用来演戏剧的道具竹刀。

当时的我以为，战争也不过如此，无忧无虑的生活依旧。的确，传说中它很可怕，但台湾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氛围。我觉得很奇怪，这是战争吗？那里的士兵们告诉我，一旦投入战斗，你甚至没时间吃饭；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无聊死了。“你在漫画里的人物，总是叫着‘冲锋！冲锋！’那不是真正的战争。”老兵们说。等待，无尽的等待。其间无所事事，枯燥迟钝。我意识到，这才是战争真正的模样。

当我抵达爪哇岛，发现那里的沉闷氛围超乎想象。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安抚群众。但是，只要你打了胜仗，基本就没什么事情可做了。我们被派往那里的目的，是平息占领初始阶段群众的怒火。从日本来的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来了又走，占领的制度系统渐渐地建立起来。那之后，我们唯一做的便是给军队惹麻烦。虽说当时是战争时期，但我的生活过得轻松又惬意。我们打了胜仗，军队用短波无线电信号向日本发送广播节目。

作家武田麟太郎、漫画家大野健雄和我一起出席一档广播节目。大野健雄在节目里随意畅谈，讲述爪哇岛的丰富物资和美妙生活。他甚至说：“我正缠着一条虎皮腰带。”节目进行到一半，我们接到一个军方打来的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对我们破口大骂。

我们只是实话实说，但军队的人告诉我们：“日本的人民现在几乎吃不上饭，你们不应该吹嘘这边的生活！”

我和武田麟太郎一起出去，给爪哇岛的几个部队发表演讲。他告诉我，我要介绍的就是创作《小阿福》的历程。这听起来很简单，所以我和他一起过去讲了大约30分钟。演讲完后，我从部队指挥官那得到一件礼物，是一本梵高的画集。太棒了！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能拥有这样的书。在巴达维亚，所有梵高画集都被日本人买了下来。无论何时，只要我走到印度尼西亚首都的大街上，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书店。后来，我找到了米开朗基罗、罗特列克的作品，还找到了那些在偏远山区想都不敢想的书。我非常高兴，把它们全部运回日本。留在那里的最后几天，我收集了很多玩具，比如小火车等，并想办法把它们寄回家。日本已出现了毛巾和袜子等物资的匮乏，所以我也采购了毛巾、袜子、针线、香皂和梳妆用品，还有外国货。我有一位同事是品牌方面的专家，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指导。毛巾？坎农的。牙膏？高露洁的。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从来没后悔过。我还买了一个便宜的皮箱，里面装满玩具，玩具则用毛巾之类的物品包好。皮箱上，我用油性漆画了一张小阿福的脸，以防不小心弄丢，别人会把它寄回给我。我把它送上回日本的船。很久之后，我回到日本，直接去团指挥部，我的箱子就在那里。上面贴了很多标签，南京、广东等。我把它打开，玩具还在里面，就和当初我把它们放进去时一样，但里面的毛巾等物品全都不翼而飞了。但是，我依旧很高兴地拿回了自己的箱子。

因为工作，我们在爪哇岛上奔波了一个月。我们向当地居民展示了日本电影，并和印度尼西亚的女演员和舞蹈演员一起为日本军队表演节目。军队为我们配备了一支小护卫队。必须说，在军队报销费用的前提下，我度过了一次很美妙的旅行，虽然我并不是真的那么想待在那里。因为公事，我与印度尼西亚的画家见过几次面，但从来没想过和他们交朋友。我太累了，万一他们喜欢上我，要求我多待一段时间，那事情可就麻烦了。他们讲马来语，我没法和他们交流，而且我也不想就那么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但大野健雄不一样，他和当地画家关系相当亲密，时常用日语和手语与他们交流。他在南方多留了一段时间，直到沦为战俘被遣返回日本。

1942年3月，我到达爪哇岛，同年6月离开。我设法登上了“朝日”号飞机，该机处于海军的控制之下，而巴达维亚海军的每个人都认识我。我和那架飞机的飞行员之前见过，早期我前往中国慰问军队时，还曾给过他一瓶威士忌。所以当他想起我签署了官方文件，是军队的正式成员，就没有让我在新加坡下飞机。回到日本后，我立刻重获自由。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参军。因此，当一位指挥官说：“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以回家了。”我就真的回家了，后来我继续画《小阿福》。

我画《小阿福》并非讨好军队。我全盘接受了军队的说法，从来没有怀疑过哪怕一分钟，也从未因此而困惑过。我一直相信，日本在做正确的事情。我的漫画名字改成了《小阿福分队》，但我只是在敷衍战争。战争时期，漫画仅用角色的名字“小阿福”，力度显然不够。那时的报纸，到处都是这个分队、那个分队的报道，这就是当时的氛围。分队，意味着是集体行动，个人行动的受重视程度在下降。作为一个整体，官方不提倡任何突出个人主义的东西。有组织的行为，比如邻里互助协会，都是集体行为。所以《小阿福分队》的漫画名称和内容无关，纯粹就是换了一个合适的标题。

当时到处都是各种口号，比如“克制个人欲望，直到战争胜利”。我在作品中采用了这些口号，但那并非出自我的真实感受。事实上，我充满了个人欲望。小阿福不是个太有骨气的角色，因为它的作者并不那么坚定、虔诚。然而，我最后却成为邻里互助协会的代言人，和众多邻居太太们一起在各种活动中合作。我恳求她们不要表现得太突出，“如果你拿了第一，我们所有人就不得不跟上来，成为别人的榜样”。同时，我也求她们不要落到最后一名，不然大家就会被揪出来，成为批评对象。“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她们问。“噢，我也不知道，或许倒数第三是最安全的。”我回答，那就是我的哲学。理论上说，表现出色是一件好事，但在战争时期，表现得太突出也并非好事。

赶建泰缅铁路

口述者：乙级战犯 阿部宽

1942年，帝国陆军参谋本部命令南部的军队在缅甸东南部修建一条铁路，连接缅甸和泰国的战前铁路系统，为北缅规模庞大的日本部队运输增补人员和后勤物资，以对抗印度的英军和云南的中美军队。军队规定的任务期限为18个月。泰国的塔布扎亚特（Tanbyuzayat）和班蓬之间有多达265英里的丛林和瘴气沼泽，这表明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最危险的国家之一。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劳工总数约25万，连同6.1万名盟军战俘，一起投入到铁路建设中。盟军战俘中，约一半是英国人，四分之一是澳大利亚人，约700人是美国人，剩下的大多是荷兰人。铁路于1943年11月竣工。其间，大约五分之一的盟军战俘丧命。虽然准确的数字已无从查考，但至少8万当地居民因此丧命。

1941年1月10日应征入伍前，我正在东京和下关港市之间为铁道部计划修建的超级特快列车检测轨道。我和另外21名年轻的军官花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从缅甸日军第5铁道联队的一名新兵，成长为初露峥嵘的少尉。第5铁道联队由大约600名不那么年轻的士兵组成，他们的年龄几乎可以当我的叔叔。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当过铁道兵，而且已服满役返家，但重新被日军征召。

1942年8月15日，我们乘坐一艘4000吨的运输船离开宇品港，前往缅甸。他们给我们这些军官预支了6000日元，将那600名士兵带到南方。我们首先咨询这趟旅行可能需要购买的东西，最后确定啤酒最为合适。我们将决定提交军令部，并开始往船上装啤酒。船舱很快就满了，但船长对此很生气，质问“你们这些部队是怎么回事”。我们让他闭嘴，然后继续装。我们要确保，这些酒能支撑我们到达仰光。那趟旅程中，士兵们想买多少酒就能买多少酒，一瓶价格25钱。由于船上无事可干，他们很快就吵着要啤酒了。刚到台湾高雄，船上的2.4万瓶啤酒就已全部被我们喝光。于是，我们就用士兵买酒时付的钱，又补充了新的啤酒。大家精神抖擞，继续航行。到新加坡，酒又喝光了，于是我们又补充了虎啤。9月8日，我们抵达仰光时，平均每个人还有两三瓶啤酒没喝完。整天喝啤酒的日子结束了，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我们再也没有沾过一滴啤酒。

“进入丛林，修一条铁路！”这是我们在缅甸得到的唯一命令。那里的丛林茂密得令人难以置信，又深、又黑，参天的大树简直不像是真的。丛林里连路都没有，我们也没有准确的地图，只有一张很久以前英军绘制的草图。草图上零星标记着村庄的名字，你也许还能大致辨别出图上的山脉，这就是全部内容了。就这样，我们开始动工了。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骑着大象进行勘察，测绘基本的地形。继而砍伐树木，大致估算哪里可以铺设铁轨。

泰缅铁路的计划长度是400公里，我主要负责泰缅之间的边境区域。我们砍掉山脚的树木修出一条路，再用车辆把其他建筑材料拉进来。感谢新加坡的英国人，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能享用到他们的杜松子酒、威士忌和香烟。英国烟真是美妙，“海军切片”更是一级棒！当大象没有按时运送食物过来，我们就到河里炸鱼。青蛙、蛇还有蜥蜴，都是我们的日常菜品。粉色的蜥蜴肉非常美味，所以一到午饭时间，我们就会派出约10个人去抓蜥蜴。那里的蜥蜴体积特别大，捕捉的时候，你必须先用木棍把它们敲晕。

1943年9月，工程终于到了铺设铁轨的阶段。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始使用战俘。沿线每5公里都有1个战俘营，每个战俘营约1500人，由不同的警卫队管理。我必须在一条30米深的河谷上方，建一道90米长的木桥。没有大象的帮助，这项任务不可能完成。在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里，我拥有一头属于自己的大象。每个缅甸建设志愿军工人每天的工钱是1卢比，但每头大象每天的租金却是2卢比。所有人都对大象照顾有加，甚至连那些成天殴打缅甸人的日本士兵，也不会动大象一根毫毛。在早期，我们所有的食物和设备都依靠大象来运输，每个小队配有大约10头象。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用长铁链锁住大象的前腿，让它们在山上自由活动。大象会在山上寻找野生的香蕉和竹子吃，并将泥巴裹在身上，避免虫子叮咬。早晨，缅甸象夫会根据脚印找到大象。它们通常就在一两公里远的地方，然后大象们会到河里洗个澡。每一位象夫都会用刷子为自己的大象擦洗。这些大象看上去非常享受，在河里滚来滚去，过程大概持续30分钟。洗完澡之后的它们腹中饱足，浑身清爽，精神焕发。这时候你就可以给它们套上鞍座或绳索，大象们会听从命令，好好干上一天的活。

一旦遇到树木，从前当过木匠的士兵就会接手。他们将树干加工成方截面30厘米×30厘米、长度80厘米的木料。每5米的桥梁，需要16根这样的木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准备天文数字般的木材。这是最困难的事情，因为一棵看似结实的树，可以在1个月内被虫子蛀空。我对树木一无所知，所以只要看到又大又粗的树木，我就直接下令：“把它们砍下来！”我们砍下树干，用大象将之拉倒，堆放到卡车上运走。开始时我们会就近寻找树木，但后来因需求量太大，我们不得不越走越远。萨科莱（Sangkrai，音译）的那座大桥是我规划并真正监督建造的第一座桥，那是一座建立在石基上的木桥！旱季河流水位较低的时候，我们就筑坝拦水，露出河床上的石头，然后为木料钻孔。我恳求联队长给我弄来一些水泥，我们将木桩插入石洞，并灌入水泥作为接合剂。只要用少许水泥固定，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我们围绕木桩，建造大概1米高的船形结构体，并用石头填满。这样可使水流绕开，水流湍急的季风季节便可以保护好桥基。

我们需要依靠那些石基造桥。不久，这里就开始下雨，但桥基挺住了！那是一幅壮观的景象！我们同时从河谷两边铺设桥梁，大桥从河面上一层一层升起，逐渐成型。这些活都是我们借助绳索、滑轮和一些铁条，凭人力完成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受伤。我没有让战俘参与，这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桥上所有木料的处理和铺设都由日本人进行，木板的固定也是我们自己完成。有时候，我们还要走到水里，顶住水流的冲刷，走向木桩，安装金属配件。我确实使用了战俘来拉绳索，但我没有让穿着皮鞋的他们爬到木架上走来走去，因为在二三十米的高空，摔下去你就死定了，这些工作是由10～15名日本人完成的。

缅甸人和日本人在工作中齐心协力。考虑到我们使用的工具，甚至连英国官员都认为，日本军队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我们浑身只缠着腰布，在湿漉漉的大雨里劳作。穿着雨衣的英国官员在观看我们工作的时候，脸上惊讶的表情似乎在说：“干得好！”每位英国官员手里都拿着一根轻便手杖，并时不时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向我们致意。但我只是对他们大喊：“滚开！你们挡住路了！我们在这里不是给你们搞娱乐表演的！”

当16根木梁组合起来，整座大桥看上去气势恢宏。我们进行了一次通车测试。一辆C-56型号的机车冒着烟、鸣着汽笛开了过来。这辆机车重达150吨，速度不是很快，因为铁轨尚未完全完工。终于，机车抵达我们的桥梁，大队长就在车上。“阿部，”他对我大喊，“你也给我上来！”我当时满脑子都在想：“如果桥塌了，我就得和他同归于尽。”

我紧紧攀在机车上，大声下令：“向前！出发！”机车缓慢前移。我仔细倾听是否有任何异常响声，但大桥纹丝未动。“万岁！万岁！”我们的士兵大喊。“万岁！”缅甸人也跟着我们一起喊，甚至连战俘口中也冒出类似“万岁”的话。这真是难以置信，一辆发出轰鸣声的机车竟可以在这片此前无人涉足的野地里畅通无阻地前进！而我们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根本不可能的任务！

修建铁道的士兵冒着重重危险。铺完铁轨后，我们要铺上碎石。日本士兵需要在附近炸山取石，然后再用炸药把石头炸成碎石。战俘们则负责把碎石整合成大小合适的石块，或挖土。他们的身体太虚弱，无法干太多的活，而且也不愿意干。就算与日军合作，他们也不会得到任何回报。

电影《桂河大桥》对当时桂河的英军战俘进行了描写，但那完全是虚构和想象出来的。在那部电影里，负责管理战俘的是铁道部队，但那并非事实。我们的部队负责造桥，劳动力是从战俘营租借来的。我们会到战俘营询问：“我们今天能否借300个人？”警卫队就会向我们提供战俘。我们为战俘分配不同的工作，如100个人去挖洞，50个人伐木。在那部电影里，造桥的却是英军战俘。他们说：“日军的造桥方法全都错了，让我们来吧！”然而，这些场景从来没发生过，他们从来没有为我们造出过桥梁。电影里，威廉·霍尔登和他的小分队偷偷溜进后方，把桥炸毁了，这也并非事实。

泰缅铁路修好后，第5铁道联队又被派去执行运输补给并维护缅甸其他铁路的任务。北缅地区日军数量庞大，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补给。1944年整整一年，我们都在密支那铁路上忙碌。这条铁路从缅甸的曼德勒出发，一直向北延伸至印度和中国的边境。从东部进入的英国军队，实际上每天都在攻击该铁路。英军白天派飞机过来轰炸，我们就在晚上进行维修，火车必须在黎明前通过。我们必须计算出扔下来的炸弹总数和爆炸的炸弹数量，因为有些炸弹可能扔下来时并没有爆炸，等到我们进行铁路维修时才突然爆炸。白天我们待在丛林里，唯一能做的便是睡觉。每隔一两天，我们就必须换地方扎营，英军甚至不需要再担心我们的飞机。他们沿着铁路埋设大量诡雷，如果你不幸踩中其中一个，弹片就会从脚底往上射穿你的身体。有时候，敌人会从空中撒下传单，上面专门标记着我们的军队编号。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们竟然了解我们的一切。

奥德·温盖特的英国特种空降部队“钦迪特”在离我们30公里的地方降落，我们此时必须保护好附近的一座桥。他们乘滑翔机过来，还配备了重机枪和迫击炮。英军的战斗机就在上空翱翔，为他们做掩护。茂卢附近的铁路被切断，我们的一个师团就驻扎在那里，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断水断粮。得到该命令后，我们携带着仅有的一些步枪和两三枚手榴弹开始出发。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接受过战斗训练，当时又是白天。敌军重机枪的子弹在我们头顶上嗖嗖乱飞，迫击炮炮弹爆炸的声音传到我们耳中。

我大喊：“前进！否则我们会被困住的！”敌军飞机在我的左侧扔下了一颗炸弹。我看到我身后冒出了红色的火焰，那是从一个类似巨型煤气灯的火焰喷射器中喷射出来的。我们这些仅配备了单发步枪的铁道兵匍匐着爬过稻田，甚至连子弹都不够，敌人却有火焰喷射器！我迎面遇到7名英国士兵。看到我的一瞬间，他们就用手里的自动武器朝我扫射。我躲到一棵树后面，看见他们用榴弹发射器对准我，然后发射出一颗榴弹。后来，我全身取出了22块弹片，左腿伤得非常严重，能保住性命已属幸运。其中一块弹片扎进我的膝盖上方，位置实在太深了，以至于直到战争结束，那块弹片都一直留在我体内。在这次行动中，我们总共阵亡30人，其中包括2名军官；受伤的还有另外30人。

1944年3月18日，上级把我调出并派往后方，我在医院度过了。5月初，我的伤口仍然在渗出脓液，但敌人就在附近。军队需要军官，所以我便带伤回去报到了。

在我受伤期间，上万日军士兵奉命进入缅甸深山，而且是在没有任何补给支援的情况下。他们把大米和武器装在马车上，一路拖着前进。行到马车无法前行的地方，他们就把补给卸下来，扛在背上继续前进。然而，无论走多远，前方等待他们的永远都是无穷无尽的丛林，还有一大群蚊子。所以，他们无可避免地患上了疟疾。如果水源不好，他们很容易就会腹泻。深山中，部队间也无法保持联络。那里没有弹药，没有食物，士兵们都是溃败的掉队者。数十万士兵的尸骨被遗弃在缅甸。在帝国大本营发出命令时，那些中将和大将们本该提出抗议，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可以维持士兵生存的弹药和食物。

然而，在发布了催促军队前进的命令后，将军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却趁机逃离。缅甸的日军高层军官被英军处决，但“伟大的”中层军官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样回家了。

1945年1月8日，我们接到命令，前往腊戍铁路线上一个叫舂美（Chōmei，音译）的地方。那里的北部正在激战，我的任务是通过铁路将2个师团转移出来。抵达之后，我们在晚上将一车又一车的人带上火车，然后沿线运走。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3月。其间，我们疏散的士兵一直在抵抗试图碾压过来的敌人，但最后还是寡不敌众。3月8日，我们将104名生病的士兵运上前往曼德勒的火车。火车刚出站，敌人就到了。

我一路瘸着腿回到毛淡棉市。抵达之后，我的膝盖又红又肿，根本走不动，军医把我送上了回曼谷医院的火车。途中，我要求火车在萨科莱停一下。我的护理员背着我，来到能让我看到那座桥的地方。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敌军的重点轰炸目标，但从未被炸弹直接命中过。这座桥横跨在陡峭的河谷间，轰炸机没法对它进行直接俯冲。它仍然在那里，就和当初我建造完成时一样。我望着它有些陶醉地想。我坐火车来到泰国，并于1945年7月20日左右抵达曼谷。但我一直保存着那段记忆。在日军灾难性的溃败期间，很多士兵都是通过泰缅铁路撤退到泰国的，很多人因那座桥保住了性命。在这点上，我感觉自己起到了了不起的作用。

阿部宽因为参与了泰缅铁路的修建而被指控为战犯。他在、第21章里讲述了那个故事。

“统治”东印度群岛

口述者：东印度群岛占领军管理层 禾晴道

对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而言，荷属东印度群岛极为重要。因为日本能从印度尼西亚群岛获得石油等对其军事、经济极其重要的资源。在荷属与英属东印度群岛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让日本得以控制盛产石油的婆罗洲地区。其中，马辰于1月16日沦陷，巴厘巴板于1月24日失守，而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则于1942年4月被日本攻占。

和菲律宾群岛、缅甸、泰国、“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中国的伪满洲国以及其他日伪政权不同，印度尼西亚并不在“大东亚同盟”之内。“大东亚同盟”由日本于1943年10月5日提出，宣告梦想实现。看起来，日本似乎应该先对东印度群岛迅速实施直接的军事管制，让陆军和海军都获得清晰的管辖范围。1944年9月，随着战败局势日益明显，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承诺，东印度群岛将在“不久的未来”独立。

禾晴道身处海军行政机关，后者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婆罗洲、西里伯斯岛、摩鹿加群岛和小巽他群岛。“由于战争期间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所作所为，美国人判处我30年的劳役。1955年，我因为减刑走出巢鸭监狱的大门时，感觉自己唯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那年我37岁。”

1942年，我觉得占领他国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当我们的船抵达印度尼西亚的西里伯斯岛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片广袤的蛮荒之地。我想：“我们可以开发这片土地，并引入日本的先进科技。”随后，我们入住荷兰殖民者建造的房子。我们不动印度尼西亚人的一针一线，只拿荷兰人的东西。随便哪天，我们都可能会收到类似这样的命令，“要分配酒了，准备好桶”或“军官们，准备好接收威士忌”。到处都是尊尼获加威士忌，它们曾是当地剥削者的财产，后来被我们没收。所以大多数时候，我觉得我们缴获这些战利品是理所应当的。

我们4个新晋海军候补军官都不知道自己能派上什么用场，上级给的唯一命令是：“我们将对你们进行就地训练，作好准备！”我们曾制作过一份荷兰战俘名单。这些荷兰战俘被关押在一个由学校操场改建的监狱。我和伊藤先生专门去见了荷兰军官，后者是一名中佐。我们向他下达命令：“把战俘的名单列出来！我们要检查！”我们奉上级命令收集马卡萨城空房里的书籍。这个城市的荷兰人已经撤空了，他们的房子到处都张贴着军队征用的通告。我们找到很多被塞满的冷冻库，里面囤积了大量威士忌。荷兰人的衣服就挂在衣柜里，屋前还停着汽车。伊藤把那些书籍都分门别类进行了整理，然后装车运走。我们白天干着各种各样的杂事，晚上则进行基本的军官培训，学习诸如海军章则、船舶操作和人员管理等基本知识。

我对这里的认知基本都来自一部叫《团吉历险》的连环画。无论我在学校学到什么，无论我见过多少像荷兰本土那样满布林荫大道的现代都市照片，《团吉历险》里描绘的南海就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甚至在听关于泗水的生活的演讲报告时，我脑子里想的也仍然是在一座小型荒岛上，一群裸体黑人土著坐在棕榈树下的情景。所以，当亲眼看到那里的真实模样时，我感到非常震惊。

我们的军令部驻扎在曾经的荷兰总督办公大楼里。那是一栋罗马式建筑，每个房间的天花板上都装有巨大的吊扇，房中甚至有热水供应系统。日本可没有这种条件。在这个占领区，我第一次见识到欧洲发达国家的模样。欧洲有大型的冷冻库，日本却还在使用小冰箱。占领区的日本士兵大多来自农村，他们连东京都没有去过，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马桶。由此，我内心开始滋生出一种遥远的焦虑：“日本，能赢吗？”

1942年8月，民政部门成立，我被分配到法律处。我当时还只是一名实习海军少尉，是被随意分配进去的。其他各个部门也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尼西亚人，他们在荷兰占领时期就在政府部门工作。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有疑问，他们都能为我提供一堆非常有用的资料和记录。我们完全沿用了荷兰人的管理机制，因为事实证明：哪怕稍作改变，我们也很难管理好这个国家，就算在基层也是如此。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首领和自治体系，这种体系完全是封建社会性质的，在当地非常普遍。在西里伯斯岛，荷兰人仅控制着马卡萨城的人口，其他地方则由各乡村的首领掌管。日本军事当局沿用了相同的管理模式，利用当地的封建体制。

我的首要职责之一，是陪同通信部门负责人视察当地维持公共秩序与安全的设施，包括监狱、警察和电话。我们坐车穿行在西里伯斯岛南部。一切看上去都在正常运转，在当地印度尼西亚人眼中，日本人是帮他们赶走荷兰人的解放者。曾在东印度群岛称霸的傲慢荷兰人，却在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当我来到日本军队从未涉足过的地区，当地村庄的首领都会热情接待我。我穿着白色的军装，但把手枪藏了起来。当地人同时挥舞着太阳旗和印度尼西亚旗，以至于我打心底认为我们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至少在我看来，他们很喜欢我们。这一切持续到1942年末。后来，西里伯斯岛腹地大米丰收，日本军队要求从中征收一笔用作军需。由此，当地人和日本军队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需要小心控制。

1943年，盟军开始轰炸。马卡萨城每天都会遭受袭击，人员伤亡数字开始上升。今天日本银行的总裁澄田先生在当时还是一名海军中尉，主管民政部门，我则负责民防系统。每次遭到空袭之前，城里似乎总会出现一束光，标明了我们的位置。人们开始怀疑有间谍作祟，但我抓捕间谍的行动没有任何收获。我不能肯定地说，城里存在专门针对我们的有组织的独立运动。我感受到了阻力，却又无法确定来自何方。这种感觉特别明显：以前，三轮车总是随叫随停，但现在你在马路上叫三轮车，车夫们会假装没听到，从你面前呼啸而过。

民政部警察事务处，开始联合1943年末成立的海军特警队一起大规模拘捕外国人、混血人种和知识分子。一开始，我作为翻译员参与了他们的行动。随后，我意识到日军的所有指控都是凭空捏造的，我拒绝继续与他们合作。我不喜欢军队巡视员身上的窥视心态，但这些最高级别的军人非常凶悍，我不敢批评他们，只能告诉他们：我能力有限，没法胜任翻译一职。在战后，所有认真参与了此事的日本人都被判处了死刑。

当时我也开始意识到，这一地区的右翼财团和军队已结成联盟。当然，我当时不会公开如何描述。我重逢了我母校校长，他也携妻来到印度尼西亚，他现在是南方觉醒建筑公司的领导人，该建筑公司甚至还有一个专门的南方觉醒联谊会。每当军队需要修建通往飞机场的公路时，他们会为该项目拨出一大笔预算。此时，南方觉醒建筑公司就会包揽整个工程。只是这个公司究竟负责怎样的工作，其实并不重要。而这些预算，都属于特别的军事开支。

军方官员拿着那些钱和右翼人士一起去买醉。当地到处都是取着日本名字的饭店，这些饭店由精致、昂贵的木头建造。甚至军舰里也铺有华丽奢侈的榻榻米垫子，但像我这种阶级的人是禁止入内的，它们仅对高级军官开放，花销十分昂贵。尽管没有真正的艺伎，但那里有女仆。我们的指挥官偶尔会慷慨一回：“把你们全带过去耍耍，我请客。”我肯定，他有一笔专门作此用途的经费。我以前的校长——金子老师就经常和船长、大佐出门消遣。作为一个小小的海军中尉，我和他没有太多交集。因此就算同在马卡萨城，我也没见过他几次。但我听说他邀请军方高官到自己家里时会透露：“禾晴道是我的学生，曾在我学校里上学。请多关照他。”

在海军待满2年后，上级会问你想去哪里。如果你在晋升后还留在原来的岗位，那就是非常不体面的做法了。伊藤先生和其他一些人要求返回祖国，我则要求奔赴前线。我当时琢磨着：我是一名军人，留在这里干什么呢？我对解放印度尼西亚的工作没什么激情，想要去往一个正在激烈交战的地方。我已经对做一名低级官僚感到厌烦。

随后，我被分配到安汶岛，负责管理当地的海军特警队。安汶岛靠近新几内亚，在当时已成为事实上的前线。新几内亚战火纷飞，美军朝我们席卷而来。我从未学习过适用于警察工作的法律。我的上级是一名海军舰长，直接对我下达命令。我们负责落实军队纪律和规章，同时掌管军队内部事务。

我在专属于我的特警队办公室贴了两条标语：“我们是天皇的子民”和“人心是我们的堡垒”。事实上，我从没觉得天皇是神圣的，但我确实借用了他的权威。要完成工作，我们绝不能失去当地人的心——我是真相信这个说法，并且也是这么告诉下属的。

前往安汶岛报到后不久，我接到总部打来的电话，命我前往一所普通的住宅。在那里，我见到了金子老师，他和海军中将山形及其参谋在一起，正在分享一大瓶日本清酒。我的前任校长对我说话时，仿佛我是他的属下一般。“我得到了本地指挥官的许可，为我的船员建一个训练基地，我希望你来管理这个训练基地，我会派最好的海军士官给你充当教练，好吗？”南方觉醒建筑公司要在岛屿之间来往，所以需要船员提供渡轮服务。但现在，他们竟然开始让军队来帮他们训练船员。更让我震惊的是，如此重大的决定，居然是在这样的地方作出的。指挥官直接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回答：“如果这是命令，我会执行。”

从那时起，我同时管理海军特警队和接受训练的船员。他们也召集了印度尼西亚各位村长的儿子和当地年轻官员。这些人都很聪明，军方教授了他们简单的航海技术、摩斯电码和手势信号。我要向他们灌输各种意识形态，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和我们合作。我的说辞是：如果日本战败，他们的国家就会继续沦为殖民地。我请求他们与我们继续合作，直到战争胜利。

其实，我自己都不再相信那套说辞。但无论如何，我得利用它们。我觉得我们只不过是在把印度尼西亚变成我们的殖民地。我曾想象，我们会带领印度尼西亚人吟唱他们的独立国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但现在，我们把那首歌给禁了。我甚至收到过一道命令，所有民族主义运动都被禁止。我们将当地人安排到各个重要岗位上，命令他们上报所有针对我们的谣言，甚至是最微小的也不放过。我们派人前往疑似印尼民族主义者的家里搜捕，但直到战争结束，我们也没有发现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在日本军队当中，气氛变得越来越恐怖。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甚至上级都遭到醉酒士兵的殴打。一名海军舰长痛打了一名指责他专横的平民行政官。甚至还有一桩谋杀案被掩盖过去。官方说法中，被害人是因病去世的，但当我想要展开调查时却被告知，案子已经结案。主管舰长骂我：“愚蠢的菜鸟！不要将你的鸟嘴伸向不属于你的地方。一场灭绝之战即将爆发。如果我们惩罚了这个人，就会削弱日本的战斗力！”随后，他建议我离开警察部队。“你去管理防空部队怎么样？”这是一种威胁，因为一旦主管了防空炮阵地，你将成为敌军雪崩般轰炸的目标。这件事让我确信，军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组织，不值得我信任。从此以后，我不再催促我的属下追捕罪犯。

印度尼西亚人从他们的“非法”短波电台得知日本在新几内亚战败。一旦发现当地人在耳语此事，我们就以传播谣言和动摇军心的罪名逮捕他们。单凭收听电台的罪名就足以判处他们死刑，这已经被写入军法，而且人们也接受了。我们有过这样的先例。

但我还是相当谨慎，从未当着印尼人的面做任何危害他们的事。甚至当我们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时，我也不会让他们发觉。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而是一种策略。激怒他们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杀鸡儆猴只会激起更强烈的负面反应。在其他地区，日本当局的确采取了杀鸡儆猴的做法。但在我的地盘，当人们得知我们抓捕了某位反抗我们的人，我总会告诉那些人，犯人已经逃跑，尽管事实上他可能是被我们处死了。我知道，如果当地人对我们展开游击战，我们的军事占领将逐渐失控。

1944年，美军飞行员坠落到我们的地盘。陆军和海军参谋们对他们进行了审问，并且拿出地图让他们标明某些位置。一旦从他们那里得到所需情报，上级就会下令“处理他们”。我学过一点法律，了解国际规则，知道这是非法的。但这些双引擎洛克希德战斗机每天都在我们上空撒野，为所欲为。我们所有飞机都被击落，根本无力阻挡敌人的飞机。对此，我们既愤怒又沮丧。当你失去战力只能忍受敌人攻击的时候，复仇心一定会非常强烈。现在终于抓到他们了！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这是非法的，”我想，“但日本要么被全体歼灭，要么取得胜利。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输下去，我们将永远不可能活着回去。我会因为我的所作所为受到审问吗？不太可能。我们会全部战死沙场。如果我们赢了，就更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因为这是上级的命令。”百感交集的我更多地觉得：“你们竟敢轰炸我们！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战俘就特别对待他们。我永远无法原谅他们。”

当然，在作为战犯出现在审判席上时，我没有说这样的话。我只说，我没有选择，只能服从命令。但真相是，我确实想杀了他们。尽管如此，当我看到他们的脸时，还是会感到怜悯——他们和我们的士兵一样年轻。今天说出这话来，我感到羞愧：我当时有种奇怪的虚荣感，但我又不想在自己士兵面前陷入尴尬。当时准备死刑和负责挖掘坟墓的士兵都在看着我，如果我表现不好，就会沦为笑柄。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当时的心理，我会说，那才是我杀死他们的原因。俘虏们的脸都非常苍白，眼睛蒙着布。你需要真实的合法文件，包括一份判决书和一道死刑命令才能执行死刑。但当时我们没有进行审判，也没有进行听证。我知道这是违法的，但我还是宣布：“你们被判处了死刑。”他们问：“为什么？”如果我把他们的疑问听进脑子里，那我的内心必定陷入挣扎，所以我拿着军刀，迫使他们跪下。

他们一共有3个人。我们当时使用的是刀，因为用手枪会有风险——枪声会激起当地居民的民愤。所以，我们没有采取枪毙的办法。我们把俘虏带到深山，避免被当地人看见。美国人、白人、手枪，我只记得这些，我甚至不记得他们的名字。

在前线坠机的敌军飞行员全部被处死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因为他们的出现是日军正在全面溃败的铁证，日本军官不希望这个消息在部队内散播。所以，这应该就是他们被处死的原因。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怀疑这种杀无赦的政策在当时被广泛执行。考虑到整个前线都出现这种事，用当地指挥官的自发秩序来解释，恐怕会很勉强。一定有来自更高层次的原因。但直到今天，佐官们从未就这一点进行过解释，也没说过任何对自己不利的话。有时，我会偶然遇到他们。和他们一起饮日本清酒时，也问过这个问题，但他们仍然不愿意提起。

我之所以不让下属来替我做那件事，是因为他们全都当过警察。他们有老婆和孩子，他们不再年轻。我同情他们，觉得还是我自己来充当刽子手比较合适。战争结束时，我担心我的整支部队都会被处死，但最后只有两名属下受到审判。其中一名被判处死刑，剩下所有人都返回家中重操警察旧业。战后，荷兰人没指控那些遵循日本陆军和海军颁布的军事法程序的人。即便审判中涉及可怕的事情，他们也没有提出质疑。虽然他们检查了戒严令的宣判与执行，但没有对我提出诉讼。南方战区海军特警队一半的人，包括指挥官和普通成员都被判处死刑。这也表明，很多案件没有走正常的审判程序。然而，美国人还是命令我挖出死于我手的人的骸骨。挖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尸体还是新鲜的，就像腌牛肉，尽管已经过了几近一年。

真可怕！当时协助我执行死刑的曹长吉崎和我一起清洗了他们的尸骸。战争快结束时，我们不得不自己种植粮食。与当地劳动力的争吵不断发生，我们支使他们做这做那。陆军设法削减我们的补给，并威胁出动宪兵队，我们的食物配给减少了40％。部队里一半人负责建造军事阵地，一半人负责种田。我们真的很饿，但不能说出来，我们必须就这样忍耐下去。我们向当地劳动力支付的报酬全都是军用钞票，那基本毫无价值，等同于白纸。

由于陆军没有提供足够的补给品，海军开始对陆军怀恨在心。就在前线，日本海军和日本陆军像敌人一样打了起来。如果战争再持续6个月，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拔枪相向，抢夺对方的补给。我觉得当地宪兵队的行为有些残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假案。宪兵队一个接一个地逮捕村庄首领，指控他们是间谍，并处死他们。

我有许多同事加入了安汶岛战争老兵协会。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认为，我为那些事情承担了全部的责任，是一个阵亡品，甚至是受害者。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他们都是那样看我的。我没有问他们在岛上都做了什么，因为每个人自己都心知肚明。他们虽然没有谈起，但他们记得，这些事情不可能忘记。我问他们：“如果外国军队在日本做了和我们同样的事情，你们不会愤怒吗？”他们通常都同意我的观点。但分别之后，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怎么做。我猜，很多人仍然感到恐怖。如果承认自己打了一场肮脏的侵略战，那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所做的事情，将会变成一种耻辱。他们否认了自己的行为，我觉得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一件好事，我遭到惩罚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我直接被放回家，如果我的一切行为都被原谅，这反而会更让我感到恐惧。如果当初直接回家了，我或许会参与竞选，成为一名官员，并最终沦为因腐败而名誉扫地的保守党派。如果我们为民族利己主义所做的事情被接受了，那才是最可怕的。很遗憾，现在的日本领导人都是我那一代的人。

今天，日本政府开始试图将日军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合理化。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现在每个月都收到一笔抚恤金。我作为战犯在巢鸭监狱服刑的年月，也被算进服役时间内。这相当于日本这个国家在说：“非常感谢你的付出！你是在为日本的利益而行动！”虽然我作为战犯被美国人判处了30年监禁，但这是外国的判决，在国内没什么影响。我在离开巢鸭监狱后，也没有人以奇怪的眼神看我。

我曾七次回到印度尼西亚，印尼人不想让我们参观战争博物馆。但如果我特别请求，他们会带我去。所以我最终还是参观了雅加达战争纪念馆，但不允许携带照相机。他们陈列了很多日本人在战争期间镇压印尼人的照片。今天印尼的政治家要向日本请求经济援助，他们是觉得既然自己拿了日本人的经济援助，就应该避免让日本人不快。

朝鲜籍战俘监管员

口述者：战俘监管员 笠山能吉

他自称笠山，这是他在战争时期使用的名字。他的朝鲜名字叫李圭一。采访的时候，他双手放在桌上，拳头紧握。说话时，拳头微微颤抖，但并没有产生愤怒或其他情绪。他的日语非常流利，只夹杂着一点点朝鲜语的痕迹。他是同进会的一员，那是一个由大约40名生活在日本的韩国乙、丙级战犯组成的团体，他们因对盟军俘虏犯下罪行而在战后受到指控和定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都像他一样，是平民职员，被日本军队雇佣或征召，干一些卑贱的工作，包括监管俘虏。

在汉城，住在我附近的工人，有时候会在半夜突然失踪，直到一年半载后才再次出现。当你问：“嘿，你们去哪儿了？”他们会说：“别问，我不能告诉你。”我曾认识一个这样的人，他和我年龄相仿。当时只有我俩在一起喝酒。我能问出来的，就只有他被军队抓走，在某个军队码头里当苦力的信息。我想，或许很快就轮到我了。如果你可能被秘密抓走充当苦力，最明智的方法是尽可能加入公共部门。1941年，我通过考试，成为日军中一名“穿制服的平民”。虽然我看上去是自愿加入的，但其实是身不由己。当时就连社区管理处都会告诉你，如果你不表现得自愿、积极，他们就会切断你的食物配给。

当知道马上要去往东印度后，我去了一趟京城的丸善书店。京城是汉城当时的旧称。我在丸善书店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印度尼西亚语教材，然后开始自学。1942年6月，我在釜山港正式加入军队。我们接受了电磁感应器的搜身，当他们发现我那本教材时，我受到了小队副的严厉训斥：“从今以后，全世界的人都将使用日语。你学印度尼西亚语和英语做什么？”

他痛打了我一顿，并让我牢记自己是一个带有“西方思想”的蠢蛋。但他们没有拿走我的书，所以我在船上继续学习。当抵达爪哇岛的泗水时，我已经可以用马来语和当地人打招呼。

当时日军打了胜仗，我们激动得到处分享这个消息。在当地，只要帽子上镶着一颗日本星章，你就是个大人物。我的车技很烂，所以我开车总是沿“之”字形行驶，人们纷纷避让我。当时我穿着狱警的制服，乍看上去与正规军服一样，但我们没有军衔。我负责监管战俘并协助野外营地的运转，并不是上前线打仗。像我这样的朝鲜战俘监管员有大约30人，我们的上级是一名日本准伍长、一名小队副和另一名军官，后者通常是一名中尉或少尉。我们要对他们的命令绝对服从。他们总是说，命令来自他们的天皇陛下，不服从他们的命令，就是忤逆天皇陛下本人。

我们从爪哇岛出发，将大约2000名战俘押送往新几内亚，并将他们分散到安汶岛、哈鲁古岛等地，我被派到哈鲁古岛。我觉得他们这是为了建造用于攻击澳大利亚的飞机场和军事基地。抵达哈鲁古岛后，我发现那里没有房屋，没有营房，什么都没有。我们用随身携带的毯子取暖。只要3分钟，你就会浑身湿透。几个小时内，你就会感冒腹泻。那里没有煮饭用的柴火。我们砍下树枝，浇上仅有的一点汽油点燃。我们用竹子搭建房屋的框架和地基，然后用干燥的棕榈树造墙和天花板。我们一点点地改善生活环境。我们管它叫营地，但那里甚至连一道篱笆也没有。因为四周都是大海，我们根本无从逃跑。每个长方形的小屋里关着约100名战俘，屋子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过道。战俘就睡在过道的地板上，我们管那叫“床”。他们仅有的衣服，就是自己的军装。

我所在的营地有荷兰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以及几个美国人和一些东印度人，2000多人混杂在一起，其中大多数是东印度人和荷兰人。荷兰人中，有一些是军官和医生，军官另有单独居所。与荷兰人相比，英国人相当傲慢。战俘中，一些人专门担任日本人的口译员。

日军在每个监管部队里都安排有15～20名军官或军士。虽然这些军官中有些是从军事学院毕业的，但他们几乎都不会讲英语。由于我在汉城的基督教青年会那里学过一点单词和语法，并且和美国传教士交流过，所以我会讲一点英语。我祖父的朝鲜古玩商店就开在朝鲜大酒店的对面，专门做游客的生意，所以英语至关重要。

每天早晨，各工作单位会来领取战俘。我的职责是将所需数量的战俘交给他们。除了生病的战俘留在所谓的医院里，其他人都必须去工作。谁留在医院由战俘群中的医生决定。有时候，日本医生会过来检查。如果战俘医生允许工作的战俘数量太少，日本医生就会说：“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是可以去工作的，他病得没那么严重。”战俘的工作时间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各休息一次。岛上有个大“厨房”，战俘们在那里做饭，我们也自己做饭。

修建飞机场的施工队拥有更多的工具，包括从荷兰军队处缴获的推土机。日本士兵不懂如何操作推土机，但英军中的印度人懂，所以他们负责开推土机，将机场推平整。日军花了4个月，用1000名劳动力建起了一座机场。当然，为了让战俘工作，我们免不了对他们又打又踢，但他们就是要尽可能地少干活。强壮一些的战俘会以最快速度干完活，然后坐在那里看。这时候我们就会出面，暴脾气的日本兵会扇他们耳光。战俘有时候也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比如偷窃，甚至偷施工队的东西。在施工队的人眼里，那些失踪的工具就像天皇陛下亲授的武器一样贵重。战俘们偷的东西中有一部分是消耗品，比如纸张和食物。我们的衣服对战俘来说太小，所以他们不偷。一旦被我们抓住，偷窃者就会遭到痛打。

我主管办公室的文书工作，也经常负责采购事宜。我到村子里去采购，顺便也给自己买点东西。我不抽烟，配发给我的香烟被我拿去换食物了。我把换来的食物藏在库房，饿了再拿出来吃。当地人都很合作，至少表面如此。他们还能怎么办？我们会指定，哪些商人可以和军队进行交易，而我是军队杂货商店和村庄商人之间的中间人。我从战俘处收集采购清单，检查一遍后交上去。我们会以国际法的标准，为战俘支付工作报酬。战俘军官的薪水和日本军官一样，但只能拿基本工资，没有家庭津贴或风险补贴。如果你将工资一次性支付，他们会利用那笔钱逃跑，所以我们强制他们存钱。战俘每个月到手的零花钱只够买水果、糖等物品，剩下的全都被我们强制存进储蓄账户。我们用军用钞票发工资。

监管人员的工资也用军用钞票支付，我们大多数钱都寄回家存了起来。日本人也不希望我们手里有太多钱，我们只能拿到10日元。如果你能拿到现金，你就会去找女人、买醉。岛上有“慰安妇”，日本人、朝鲜人和当地人都有。但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让战俘也去找那些女人。

战俘需要食物和医药用品，我们也没有什么大餐，只有大米和木薯的叶子。我们用木薯叶，加上少许大蒜、盐和一点黄油煮汤。我们上级的生活条件也一样。食物是匮乏的，日本陆军规定必须让日本人先吃饱，然后是当地人，最后剩下的食物才留给战俘。

战俘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痢疾。有时候就算他们挺过痢疾的折磨，我们也没法为其提供足够的食物，所以营养不良就接踵而来。战俘们变得非常消瘦，嘴唇都是干的，视力浑浊不清。战俘用彩色明胶纸发明了一种眼镜，保护眼睛不受阳光直射。病人情况日益恶化，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和药品，很多人都不会死。但我们甚至连足够的盐都没有，战俘的医生恳求：“多给我们一点盐，每天的标准至少应该是5克。”但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没有盐，人根本活不了。倒霉的战俘被送到了可怕的地方，而幸运的战俘则留在基础设施齐全的城市，那里也许会有好一点的医院。

每天都有战俘死去，我们连挖坟墓的时间都没有。我们挖不了深坑，因为当地的土壤沙化严重，坑的边缘容易坍塌。我们也没有其他工具，只有铲子和斧子。因此，我们搭建了一座小屋，取名“安息所”。当然，这活得由战俘来干，不然谁还会做？数百具尸体堆放在同一个地方后，整个岛上都开始弥漫尸体腐败的味道，那是死亡的恶臭。战俘当中，士兵死得比军官快，因为军官只负责监督，不需要干“重活”。如你所知，这是国际法所禁止的。

日军的战争局势日益恶化。本来就稀缺的补给品变得更加匮乏，送达的时间也越来越不稳定。我们尝试从主岛的印度尼西亚人手里购买药品，但货船也被盟军的潜艇击沉。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依靠每天摄入1500卡路里活下去，维持人类生存的每天最低卡路里摄入量是2000大卡。我负责将日本陆军和各级军官的命令传达给战俘，告诉他们每天该干什么。由于战俘军官是从朝鲜监护员笠山口中得到命令，而不是从日本军官那里；所以他们认为，至少有一半的命令是我私自下达的。战争结束后，这个证词在审判中出现了。

如果我没学过英语，下场可能会好很多。就因为我懂英语，所以我不得不担任战俘和日本陆军之间的口译员，并为别人的罪行承担责任。是的，因为懂外语，我的工作比别人更轻松一些。在办公室里，我经常以“有很多文书工作要忙”为借口逃避了许多繁重的训练。我们雇用了口译员，但很多日本“马来语口译员”根本无法和当地人交流，一点也不行。我们这些“平民职员”共计有3000人，全部来自朝鲜半岛，并全部被分配到南方。我们学习马来语的速度很快。如果你想有所作为，这就是唯一的出路。此外，因为我需要和战俘对话，所以我也从他们那里学习语言。

营地禁止使用收音机，但他们还是设法搞到收音机。他们把收音机拆解，每个战俘拿一个部件藏起来。每次他们搬地方，我们都会搜身找他们的收音机，但从来没成功过。再次安顿下来后，他们就会把收音机拼凑起来。战俘里有技术专家，可以在森林里完成收音机的拼凑，而日本陆军中只有特种部队才掌握这种技能。战俘们可以安全地和外界交流，并且知道战况正在向自己这方倾斜，作为战俘监护员的我们却对这些一无所知。我有时候会和他们的军官聊天。我们几乎会开玩笑，谈论谁会赢得这场战争。

在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飞机在我们上空咆哮。我往上看到每架飞机都安装了2个探照灯。经常和我聊天的英国皇家空军上校就说：“笠山，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日本人的水上飞机。”我回答。“你真是一无所知。”他说。我感觉受到了冒犯，大声吼回去：“你什么意思？”“那是洛克希德P-38，有两个尾翼，它们是来这儿找我们的。如果是日本海军的飞机，它们怎么可能大晚上飞过来呢？”我让他继续说。“你最好听清楚了！”他说，“很快，不超过2个星期，轰炸就会开始。”

10天后的上午10点左右，我们遭到了轰炸。奇怪的是，他们避开了营地，炸弹只落在营地防御带之外，大约500名当地居民在那次突袭中丧生。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大轰炸。我必须去查看在机场劳动的战俘的情况。于是我骑着自行车穿过燃烧的树林，我紧闭双眼，在路中间猛踩踏板。当到达机场后，我发现他们毫发无损地聚集在那里，神色淡定，甚至连一点慌乱之色都没有。

最后一段时间，问题不再是我们给不给战俘食物，因为连日本士兵也断粮了。真是悲惨！有时候，一些从被击沉的运输船上下来的日本士兵会来到岛上，他们几乎是裸着身子的，连野营餐具和刀剑都没有。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你真的没法为战俘做什么。我们靠喝米粥度日，几乎没有任何下粥菜。蔬菜有一些，但非常少。此外，还有一些水牛肉和鱼肉。

当机场差不多建完后，我们奉命返回爪哇岛。日本的飞机从来没有使用过那座机场。离开哈鲁古岛回去的途中，我们再次遭到轰炸。我们是随一支小船组成的护航队离开的，我所在的船只挤了大约400人。敌军飞机直接从空中俯冲下来，机关枪吐着火舌。我当时坐在两个朋友中间，事故发生后我跳到海里，其他人也跟着跳海，然后船就翻了。我不会游泳，只能紧紧抓住船体外侧，看着飞机在头顶上空盘旋。然后又是一阵开火。当然，战俘也跳到了海里。如果英国人手里有旗帜表明自己身份的话，飞机或许会停止扫射。那次轰炸中，大约有两三个战俘丧命，我的两个朋友也死了。

尽管泗水近在眼前，但我们还是花了近60天才抵达。我们的船只破烂不堪，速度最多只能达到5～7节。如果风向是逆风，我们根本无法前行。我们就驾驶这艘破船，藏身在岛屿的小海湾，沿海岸偷偷前行。在那60天里，很多战俘因病去世。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海葬。在他们的脚上绑上沙袋，把尸体放到担架上，沉到海里。一开始，尸体会沉下去，但几天后尸体往往会浮出水面。接下来，尸体会散发恶臭，所以你必须再多绑一个沙袋，让尸体沉下去。航行中，我们无法获取任何淡水，只能从受到污染的海水里提取淡水，用来洗澡做饭。所以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身体健康的，营养不良非常普遍，很多人还得了脚气病。一双脚就像是灌了铅，肌肉肿胀，失去弹性。1943年11月，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离开时，我们一共有2000人，但抵达目的地的只有800人。

3抵达泗水后，我们又去了万隆。在那里，我们终于享受到良好的基础设施，那是荷兰军队留下的一处军事基地。食物充足，你可以一直吃到饱，甚至连战俘的待遇和营地也很好。那里气候很好。现在的战俘中有许多是前殖民地官员，所以他们知道什么药品能派上用场，也知道放在哪里。我们大概过了一年多的太平生活，工作不再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我们四处找女人、饮酒，主要兴趣是为找乐子而寻衅滋事。即便扣除我们寄回家的储蓄，在万隆的时候，我们手里依然有余钱。我们通过黑市，从战俘手中低价购买手表等物品，然后高价卖出。赚取的“佣金”被我们大肆挥霍。如果你最终难逃一死，那今朝有酒就今朝醉了，我们都已经放弃回家的希望。

我没有给家里写信，反正这是没有意义的。哪怕你失去了一条胳膊，你也必须在家书中写：“我很好，我要将生命献给国家。天皇万岁！天皇万岁！”日本的战况越来越严峻，我们受到了至少80架美国战斗机的突袭。日本人开始担心我们这些朝鲜人会叛乱，所以他们把我们分成30人的小队，每个队又分成三四个人的小组。我们的身体比日本人强壮，头脑也比他们聪明。毕竟我们是日本人从三四千万人中甄选出来的，是沙子里面淘出来的金子。我从未有过叛乱的想法，但有同伴确实有。日本人甚至尝试对我们进行“再教育”。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教育小组，尝试向我们灌输“朝鲜人应该忠于日本”的思想，但情况已急剧恶化，我们彼此甚至拔枪相向。最初几年过后，我们不再掩饰自己的感受。当日本人违背约定，拒绝放我们回家时，我们没理由再继续忍让下去。“你们以为，我们一直到死都会任由你们在我们头上拉屎吗？”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从剩余的日子里，尽可能榨取一些乐趣。“把一切献给军队！”“把一切献给国家！”真恶心！“我们不能再继续沉沦下去。来吧！如果你想战斗，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我们现在也有步枪了。

我们偶尔会在餐厅遇到日本士兵。他们会说：“你们是朝鲜人，不是吗？我们是官方应征人员，有红色的征兵通知书。”我们回击：“那又怎样？我们有白色通知书，我们是志愿者！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都一样，不是吗？别在这跟我们废话！”我们曾把一名士兵拖进厕所痛殴一顿，在他晕过去之后，我们把他丢在厕所里关上门，急匆匆付了账单逃离。事后，他们也没法确定究竟是谁干的。在监狱里，我们又干了一次同样的事。当手里没有枪的时候，日本人就会下跪道歉。

在官方宣布前3天，我们就已得知投降的消息。万隆营地里的所有战俘都走出了监狱。他们每个人的口袋上，都戴着一条象征胜利的丝带。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食物，直到盟军军队过来解散营地。我们给他们的食物配给量突然猛增，所有的食物优先发放给战俘，而不是日本人，因为盟军才是胜利者。他们全都知道《波茨坦公告》和无条件投降的情况。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战俘们说，现在我们得向他们敬礼了，因为他们赢了。我们不得不如此，因为我们是战败的一方。

我想，我马上就能回家了。可战争结束4天后，一名中佐宣布我作为战犯被捕。两名廓尔喀士兵扭着我的双臂押我离开监狱警卫室。我接受了审判，并被定罪。一开始，我被判无期徒刑，在新加坡的樟宜监狱服刑。1951年，我被转到东京的巢鸭监狱——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日本本土。1955年，我假释出狱，但必须定期向日本警方报告。从此，我就留在了日本生活。

1. 即今日的雅加达，又名椰城，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城市和首都，位于爪哇岛的西北海岸。
2. 世界著名的苏格兰威士忌品牌，由帝亚吉欧在英国基尔马诺克的酿酒厂酿造。
3. 瓜哇语苏腊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