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梭罗一起采野果

梭罗的生平、主要成就、思想体系等，人们知道得很多，就不在这里多说了。这里只想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是如何成书，又如何在作者去世一百多年后得以出版的。当然，作为本书的译者，还希望能为广大读者中并非梭罗研究者的这一部分人士提供必要的资料，有助更好欣赏、理解、利用这本书，还能更好解读梭罗，如果可能的话。

梭罗一八六二年五月六日早上逝世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市缅因街他母亲的家中。结核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梭罗因患此病身亡，时年四十四岁，可谓英年早逝。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包括许多手稿，其中就有这本一百三十多年后才出版的《野果》。

梭罗提笔写《野果》是在一八五九年秋，但该书的构思和资料收集始于九年前。一八五零年夏，他搬进父母家里顶层刚装修过的小阁楼（他和父母及妹妹住在一起），从此，每天从早到晚除了写作阅读，他还总会进行长时间散步。这时的他正好一下多了许多闲暇——此前五年里，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一八四九年刚出版的《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的一周时光》（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另一本是一八五四年出版的《瓦尔登湖》（Walden，or Life in the Woods）。一八五零年十一月六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心里有种想法成熟了，但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权且放到一边不管。”同年，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天职就是不断在大自然中发现上帝的存在……”

已经出版的那两本书当时销路并不好，所以他还得为别人做些田野调查以补贴生活，也就是在这时，他开始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植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帽顶做了个小储物架（他风趣地称作“Scaffold”），这一来就能把感到有趣的植物标本采集后带回家。散步时，他还常常带一本介绍植物的书，可以随时查阅。到了一八五零年十一月中旬，他不但频频记下观察结果，不再像以往那样经常从日记本扯掉一些写过的东西，甚至还索性把一些笔记和书上相关部分剪贴到日记上，省得抄起来麻烦。十二月，他当选为波士顿自然史学会通讯员，这一来他可以利用该学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了，为他的素材整理提供了方便。六年后，回忆自己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这一戏剧性变化时，梭罗写道：

记得当时我看着湿地，心想：要是我能认识这里所有的植物该多好！要是我能叫得出这里一草一木该多好！……我甚至想到要进行系统学习，从而能了解这里的一切……真没想到两年以后我就轻轻松松做到了……我很快就开始对植物进行密切观察，记下何时长出第一片叶子，何时开了第一朵花，不论早晚，不计远近，都认真观察记录，就这样有好几年……就这样，我跑遍家乡方圆三十英里的地方。有的特殊植物长在离家四五英里远的地方，而我半个月里会去观察十余次，就为了能确切知道它的开花结果，这同时还要去不同方向的一些地方观察另一些植物……

一八五一年春天，对梭罗将兴趣转向自然科学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当时他已经开始读一些自然史的著作，并买了一个笔记本（他自称为“普通笔记”）做读书笔记。虽然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的那个“成熟想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实际上这将是一个多么宏大的项目，仍着手从自己日记中整理出一篇演讲稿，即《行走，或者去野外》（Walking，or the Wild），并于当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家乡对大家进行了演讲。（“演讲结束时，掌声大作，经久不息”——据他日记记载。）后来的几个月里，他着手画了表格，列出目录，标出每一季要注意观察的植物和自然现象。正好这年春天，史密斯学会向全国发出公开信，号召“所有能记录下不同季节自然现象的人记录时令观察结果”。这封信中列了一百二十七种植物，即标出了它们的拉丁名字，也标出了英文名字，要求观察它们的开花日期等等。

史密斯学会列的目录和梭罗自己列的惊人地相似。这极大鼓舞了梭罗，也为《野果》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为此，他还阅读了许多植物学家的著作，学习植物学者的观察记录方法。就这样开始了为期近十年的观察记录，为后来《野果》成书准备了翔实丰富的素材。而这一准备工作也使梭罗的思想产生了变化……近十年的认真观察和仔细记录，梭罗对自然的认识也深化并升华。一八五一年，在一次演讲中他介绍自己对大自然的观点是：“整个世界都在大自然中得到保存养护。”十年后，他进一步意识到大自然促使我们改变了对自身和生存环境的看法，并因此促使我们动手保存养护这个世界。在《野果》的《欧洲酸蔓橘》一章里，他写道：“于我，大自然就像位圣女。落下的流星陨石，或别的坠落天体，世世代代都受人膜拜，是啊，跳出日常生活束缚，放开目光，就会把整个地球也看做一块巨大陨石，就会虔诚地跋山涉水去朝拜它、供奉它。”他在本书结语中还提出应当尽可能保持原生态森林，这不仅有利于教育人们认识自然，还能进行有益身心的休闲娱乐。

尽管梭罗花了很多时间，但临终前仍未能完成《野果》。去世之前，他将《野果》的手稿用一张厚厚的纸包起来，仔细捆好，和其他数千页别的手稿一起放进一个小柜子（这些都是他多年花心血精力写就，其中就包括《野苹果》）。在梭罗的葬礼上，他的恩师兼好友爱默生称这本书是“未完成的任务”，并对此作了这样高的评价：“该著作的工作量非常大，但作者早逝使其无法完成……我们的国家痛失一位了不起的儿子，损失无法估量。这一未完成的任务无人能胜任续写工作，令人扼腕。但也唯其如此，我们更感到作者的高尚灵魂，尽管作者在世时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

一八六二年五月，梭罗去世。当时这些手稿应该是有条有理的。但七十八年后，也就是一九四零年，那些手稿被送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后，那只柜子不见了，《野果》手稿的纸包也被打开了。原来，在被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贝格（A．Berg）专馆收藏之前的七十八年间，《野果》连同梭罗的其他手稿已转手多次，最早是一八七六年由作者妹妹索菲娅转交给梭罗生前好友布莱克，此人二十年后（1898）又交给梭罗生前认识的一位哈洛·罗赛尔，这以后就被书商收入（1904—1905），又经过两道珍本收藏机构（William Bixby Collection，1905-1934；W．T．H．Howe Collection，1934-1940），才由纽约公众图书馆贝格（A．Berg）馆一九四零年收入；收入时在目录上登记为“果子的笔记”（Notes of Fruits）。这一来许多页手稿就放乱了，为日后整理造成很大困扰。不过，《野果》一书所以直到一九九九年才出版还有许多不得已，手稿被放乱了难以整理固然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梭罗的笔迹难辨识（是出了名的）也是一个原因，尤其在他生命最后的一些年里，他写后都不曾好生誊抄整理，好像随想随写，信手涂改，非常凌乱潦草，研究梭罗的专家、学者也感到难以解读整理。一九九三年由岛屿出版社（Island Press）整理出版了梭罗另一部著作《种子的传播》（The Dispersion of Seeds），事情发生转机，使人们看到只要下工夫，梭罗晚年的手稿是可以整理的。另一方面，出版商也看到梭罗的读者是一块多大的市场，值得开发。更重要的是，《种子的传播》一书还得到许多科学家、环境学家、艺术家和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梭罗晚年作品的意义重大，而且文笔优美。于是出版商开始考虑这本《野果》，而学者也有了信心愿意整理，就这样在梭罗去世一百三十多年后，《野果》的手稿得以整理出版。

这本书堪称梭罗的最后遗作，它不仅充分展现出梭罗对大自然的热爱、观察和神圣感，还是研究梭罗的重要资料。今天读者能读到这本书，要感谢的第一人就是马萨诸塞州梭罗学会媒体中心负责人布兰德利·P．迪先生，是他花了几年时光，不辞辛劳破译梭罗的笔迹，仔细查阅了梭罗的日记、笔记及梭罗提到的那些著作，才终于将这本因页码凌乱难以成章、字迹潦草难以卒读而未见天日的手稿整理成书。做这样一项工作，需要过人学识，需要敬业专注，还需要对梭罗的尊重和敬爱，以及愿意默默付出而让大师思想惠及天下人的奉献精神。当然也要感谢纽约公众图书馆的贝格馆。布兰德利·P．迪先生和贝格馆可谓功德无量。

即使在美国，梭罗的举止也很不容易让人理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无论写什么都是自己切身体验加上精密思索。曾经有很长的时间里，他在瓦尔登湖旁搭建小屋独自生活；又有很长时间他把自己“囚禁”起来，以示对当局不公正行为的抗议，并为废奴运动和人权疾呼奔走。这本《野果》标志着梭罗生命的第三阶段：转向对自然科学进行研究的阶段。他一如既往，倾其心血和时间来做这件事，本书也是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梭罗固然希望我们后人读这本《野果》时能从更多更广的角度进行思考对比，但他当时更是怀着一种对家乡、对祖国的热情来写这本书的。一八五九年，他开始整理《野果》初稿。十月十六日那天的日记里，他写道，当天看到河边有一处麝鼠的洞穴，他认为这正是“每年都会看到的现象”，应当“用寓言或别的方式写进我写的美国《新约》里”。他还痛感美国在当时被欧洲和英国人的轻视，决心要借这本书证明美国的地饶物丰，美洲人早在欧洲人到来前已有了先进的文明和文化。这本书中洋溢着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和自豪，想必读者今天仍能感觉得到。

即使在美国，梭罗的著作也不是那么容易让人理解，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人们喜爱、尊敬的作家。诚如研究梭罗的学者布兰德利·P．迪所言：从他的著作里，学生可以学到妙语生花的比喻，历史学者可以审视到他对废奴倡导者约翰·布朗的态度，哲学家可以理解他改良主义的真知卓识，植物学家会联想到当今全球变暖的利害。

新英格兰人文风情和梭罗的思想成长之关系，聪明的读者自然明白。我们的中学历史教材就讲过美国独立战争的发源地就在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新英格兰当年在北美地区最早表现出要从英国统治下独立的意志，十九世纪又在美国废奴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北美工业化最早的地方。还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是美国最早建立义务教育的地区，人文思想始终走在前面，大家非常熟悉的哈佛、耶鲁也都在新英格兰（哈佛就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这样的大环境，加上爱默生等人做良师密友，更兼自身的悟性、聪慧和良知，成就了梭罗，这说法应不唐突。但我国大多地区的读者，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和华南一带的读者读到《野果》中八月霜冻、六月才春暖花开，不免会有些意外；所以了解一点新英格兰的气候有助于理解这本书里谈到的自然现象：

新英格兰位处美国东北部，濒临大西洋、毗邻加拿大的部分区域。十七世纪初，英格兰的清教徒为了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来到这里，属美国最早开发的地区，故得名如许。这个地区包括康涅狄格、马萨诸塞、罗得岛、佛蒙特（青山州）、新罕布什尔和缅因州，通常人们在地域概念上还将加拿大东北大西洋一部分也算在这个区域里。由于地理位置，新英格兰的气候复杂多变，难以预测，但总的来说春季潮湿多云，夏季短促，秋天来得早，冬季漫长。冬天不但走得迟，还有大量降雪（年降雪量多在2500mm左右）。由于夏天短促，这里的树叶变色也早于美国其他地区，以致成为美国著名的旅游风景地。

一开始我并不敢译这本书，除了深知自己学识根基浅，译不好大师的著作会有负疚感，还怕文字太多理性、太多引经据典而译得费神，所以很坚决地拒绝。最后转了个圈这本书又到我手上，不料这反倒成为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本译得很快乐的书。作者的热情和叙事的朴素感染了我，借翻译此书，不仅有机会再读大师，更重要的是被作者对生命中美好事物的敏感而感动、启发。这本书的翻译随春天来临开始，译稿和春天的脚步一起走，在翻译中我常常会心而笑，不被作者感染还真难。前面说到不同的人读这本书会有不同收获，而我就好像一直和梭罗一起在湿地、山间、树林游走，顶着烈日或冷雨，兴冲冲地采摘野果，装进衣服口袋或帽子里，乐在其中。

这本书还有助于读者更理解梭罗。大多数人因为《瓦尔登湖》知道梭罗，加之了解他与先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的师生兼好友关系，容易误读梭罗，以为他是个隐士，抬头只看星空，低头只看湖水，平视眼里只有瓦尔登树林。这一来反而忽略了《瓦尔登湖》记录的是如何更好观察分析研究从自然界里得来的音讯、阅历和经验，从而探索人生、思考人生、批判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并用更积极的方式展开人生，超越人生。这种忽略和误解，还使我们往往把他在瓦尔登的生活当成世外桃源的生活，逃避压力的样本，还觉得他讲得再好，也很难效仿（如果不是友人爱默生买下那块地让他去盖房居住，他本人也很难身体力行），所以更自惭形秽。《野果》能让我们更明白他多么热爱生命，而他的学养、天赋和明达又使他在热情拥抱欣赏自然时能深刻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可以会意到：每个人心中有盏灯，如果愿意点亮，就能有从平凡生活中获取更多喜悦，也会有更多经验，生命于是得以扩展。

我们中大多数人不专门研究历史、不穷其一生思考哲学、不能理解有机化学和二氧化碳及臭氧，也许还缺乏精英们那种批判反思意识，不能明确意识到梭罗也对工业化和后现代文明作了多么富于远见的批判，但这不妨碍我们享受梭罗的思想成果，仍能从这本书里读到生命、生活和自然，分享作者在自然里的喜悦和充实，唤醒对自然和生命的感恩。读一本好书犹如行一段美妙旅程，旅行结束后，虽然你的空间看起来还是那样，但微妙的变化却从而产生，你的思考和行动也多少会有些变化。读这本书也有如走上一段旅程，不会有波澜壮阔、惊险曲折，却会令人回味，还会有无数小小乐趣和收获，因为我们的导游和同伴是梭罗。这本书里的梭罗与《瓦尔登湖》的哲人相比，更像个可亲可爱的游伴和植物学老师，听他娓娓道来，觉得身边一切草木这样可爱和谐宝贵，原来生命就是这样相互依赖、相互扶持。这本《野果》除了读着轻松，想实践也不难。带上这本书同行，它还可以成为野果词典或采摘指南。

我生怕将一些植物名称译错，所以特别将原文标示的拉丁名字或英文保留，诚恳希望专家能指正，以后再版时能改正。另外原版中对非英文的拼写一律斜体化，译文也同样处理。

最后向梭罗的忠实读者发布一个信息：如果你喜爱梭罗的人和文字，不妨考虑加入梭罗学会（Thoreau Society）和瓦尔登林工程（Walden Woods Project），二者皆为非盈利性组织，旨在保护继承大师精神遗产。梭罗学会是研究梭罗的组织中可谓历史最悠久、成员最多的一个，旨在鼓励人们研究梭罗的生平、作品、哲学、征集手稿等。学会有期刊，发表相关整理和研究成果。瓦尔登森利工程则为慈善公益机构，目的主要是：一、保护瓦尔登一带生态和历史文物；二、支持梭罗研究中心（Thoreau Institute，位于瓦尔登湖半英里处，为一研究教育机构）。欲了解更多详情，可登录网站、电话或去信。网址是：www.walden.org；通信地址：44 Baker Farm，Lincoln，MA01773-3004 U．S．A．；电话：（800）554-3569。

拿起这本书，再拿起一只篮子，走，和梭罗去采野果。

石定乐地山书房

2009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