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一个熄灭中的小国家

郑是中型国家，大致和鲁国尺寸相近，类似的还有宋和卫——春秋这两百四十二年时间（即《左传》时间），对这些国家而言，是无可阻止的一个由中而小、一直熄灭下去的缓缓过程，一个挣扎过程，“只能活在死亡的长廊里”。

真的拉住、减缓这一过程的，其实是彼时人们心中残存的、已说不清楚是主张还只是记忆、但多多少少还相信的所谓周天子封国图像，这是一个基础，或至少是个多出来的依据和游戏规则，让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游戏方式变得稍稍复杂一点，还因此有使用脑子和话语来讲理辩论、乃至于援引某种价值信念力量的些许空间，不至于马上只剩武力一途。若只是武力，这两百四十二年时间里这几个国家已都分别灭亡过不止一回，其中卫还真的彻底亡过国再重建。应该亡国而实际上没有亡国，招式几乎只一种，那就是无力战斗之后，国君带着重臣把自己绑起来跪那里请罪，拿出传国重宝，说是无条件双手奉送，其实是这一套仪式性说词的道具，收了宝物等于收了我们国家——我们是兄弟之邦，都是周天子分封，让您这么生气当然都是我们错，灭亡不足惜，但想当年你们太公和我们太公不是一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吗……

真正纯武力相向的那样一种世界，最精彩的那部分子产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看到的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批人，我自己至迟三十岁以后就不怎么瞧得起的那另一批人——号称无义战的春秋其实并不生产名将，这两百四十二年里只有名臣、勇士和天生神力的力士。名将要到稍后的战国才出现，孙子理论上是春秋吴将，名将史的第一人，但在整部《左传》中我们从没看到这个人。

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这么说，春秋这两百四十二年同时也是人们既有世界图像的缓缓瓦解杳逝过程，中国的历史向着某一个人们并没预备也没足够经验细节的未知世界不回头而去；中国的历史走过去了，往后有它不尽相同的工作和想象，这里有个历史断点，这些攀挂于昔日世界图像才得以存活的国家暨其命运、才得以成立的人的作为，帮我们证实此事。

郑和鲁的国家尺寸以及根本处境很相似，但郑国明显的不幸多了，原因就只是地理位置，这真叫人沮丧，人的自主自为有效空间再再被证实真的并不大，人的自由意志是真的吗？如博尔赫斯怀疑的。鲁国躲在远远东边，真正经常性应付的只有还不算真正强大起来的姜姓齐国，很长一段时间，齐鲁的冲突还是因为一连串的联姻乱伦引发的，是情欲问题惹祸；登泰山而小天下，鲁国的确拥有春秋诸国最好的旁观者位置和角度这没错，这个国家好像是正为着负责记住这段历史而存在的。郑国则一整个被曝现在中央四战之地，尤其从鲁文公之后，持续南下的强晋和持续北上的强楚在此相遇纠缠，你的国家就是人家的战场（两千年后的日俄战争在中国重演了此事），郑国原有的那一点点从容空间几乎完全消失，所有稍微有意义的目标都显得太远也太奢华了，这正是子产上台时的既成状态及森严限制。

子产执政中后期（那一年孔子是十六岁左右的才抬头看世界的年轻人）铸刑书，意思是把郑国刑法（显然没几条）明文铸于大鼎上，让人皆得见，有成文法的味道，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认为这有何不妥，应该有所谓的“进步性”吧。但这马上引来他晋国的好朋友、也是当时最重要国际政论家叔向的一番严厉批判。我们说，这本来是一个可以好好讨论的问题，包括会不会如叔向所担心的，把一整个社会的根本规范往下降一大阶，人们从此只要懂得在具体行为上避开就这几条明文刑法即可，从而，那些长时间才得以缓缓获取并习成的、归属于价值信念的、既是整个社会的自律也是整个社会自我向上寻求的更高尚美好东西，那些区区一个鼎装不下写不完的东西，很可能就不再被人认真讲究了，整个社会是否会变得就那么现实而且粗糙荒凉云云；只剩法律没有道德，或至少法律挤压了、夺去了道德价值的生长空间。但子产只这样简短而且谦卑地回复：“侨（子产名）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如果说这并非场面话，那就意味着子产基本上同意叔向，他很可能也看出来叔向所看到的东西，担忧叔向所担忧的东西，只是叔向在晋他在郑，这个不幸的国家并不给他这样奢侈的空间，生命中某些他或者也相信的、心向往之的、源自于某种年轻干净心志的东西，他一样也拥有的某一幅世界应然图像，这在他上台执政的那一刻起，都只能狠心戒掉，像人戒烟或戒酒那样，生命只此一回，你的生命却无法完全归自己所用，这感觉很寂寞。

日后，我们都知道了不是？法律，中国以及世界的，这上头走的是子产之路而非叔向之路，法律不仅明文书写而且愈来愈厚，也可以说他们的共同忧虑成为遍在的事实（还生长出律师这种东西），是非得失，一言难尽。

但真的还是很可惜不是吗？子产多少该辩护几句的，某些他实际上已察觉的不得不尔理由，乃至于他隐隐已察觉的历史不由人走向，说得破碎、不完整都没关系，人类历史的某些变异都是从这样一点点霜、一点点沁人的寒意开始的，从说不清楚或不像有道理的话语开始的。这至少是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一次有意思（尽管当下可能令人难受）碰撞，其实很有机会打开人往后百年千年的不懈思索和讨论，想想西欧这几世纪的思维成果，但这个已确实触摸到的问题就停在这里，后代也不见有人真的捡拾起来。中国的律法，在往后两千年的实务层面，并非没进展、没丰硕的经验自然积累；但人的经验没有再思省再说明，没有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的“伴随着遗言”，人珍罕历史经验里最好的那部分因此总是遗忘消失，人也因此只是贴着现实、离不开这惟一的无边无界现实、困在这个现实经验里。铸刑书这事，后代很多读《左传》的人顺着叔向责备子产（以某种和遗忘意义相去不远的不认真指责方式），但这里，有个该说话的人却始终没发言或说没留下意见，那就是孔子——没不尊敬的意思，“狗为什么没有叫呢？”

除了《左传》这本书或说其作者，孔子极其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或说敬重子产的人，远远超过他自己任何一名学生以及后代奉他之名的读书人（孔子于管仲也类似这样但多几句微词，子产远比管仲全面而且深刻，也做更困难的事；还有，子产在人格、性情和行为上较少弱点）；孔子不是个孔子主义者，他复杂太多有意思太多了。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左传》的书写者必定听过孔子谈论子产的更多话语、那些孔子自己修订鲁史春秋放不进去的津津话语，或许直接听到，或者辗转听来。我指的并不仅仅是《左传》讲完某一段子产动人事迹之后引用的孔子赞词而已（次数和强度明显超过孔子说其他任何人），而是在这句、这小段赞词之前，以及何以得出这赞词。我们说，结论不会凭空地、没前言后语地、人神经病突发也似的说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孔子对他的学生谈论列国和其人物的乐呵呵景况，这是他一直关心而且很喜爱的话题，还是他的亲身经历，他一一走到事发现场，是他生命中几乎可称浪漫的一场大冒险旅程，他是某种意义的堂吉诃德还带着一群桑丘·潘沙。他会告诉后来的学生比传闻更正确更清晰的事实真相，也会告诉他们应该看什么以及应该怎么看才对。师徒制事实上就是时时刻刻的、绵密的、随时触动的话语进行。

还有，记史的赞词本来该由书写者自己来讲，在日后成为一种体例之前，这本来是自然而然的，是重新记忆某一段历史如远地归来的人他无可遏止的感想和感慨，他只有这一处直接讲话的空间，也是一种权利。但《左传》的书写者把这惟一的位置让给孔子，仿佛并不以为自己是作者，或者直接说，他心里认定真正的作者是孔子才对。

也正是说，我以为《左传》如此讲述子产正是孔子的意思，或者说是孔子这一部分思维的记述和保存。也许有日后多补满和发挥的部分，来自于回忆时的必要贯穿和衔接，好较为完整地说出事实；也可能包含某种后来的省悟，常常会这样，有些当时听到的话沉落到记忆深处里，要很久很久以后才忽然听懂，这也才看出某些关键处的跳过和空白，当时并不知道要追问下去，如今只能自己奋力去回答去补满。

在读书人、书写者的世界，一直有所谓薄今厚古之类的说法，但这不全然是正确的，也通常只是浮泛的。较深刻的是，我们对同代人常有一种自自然然的重视和宽容，这来自于一种站在共同处境的体认，我们一起承受着同一个沉甸甸的时代，以及对这个当下看不到边界大世界的种种疑惧和茫然。也因此，由于某个难以言喻的但恰恰好的机缘，我们会认准同一时代同一历史命运里某些年岁稍长的、先行一步的、我们可依循他的路走进这个令人畏怯世界的秀异之人，并对他油然生出一份极特殊的、他人难解的钦慕感激之情，这尤其多发生于我们世路多歧的年少启蒙时日。此事无关日后总的历史评价，这是个人当时一个私密的、准准如击中一个点的确确实实需要。我们寸心自知，这是一个帮你开门的人，一个领路的人和陪伴的人，也许就只能是那么一截一段路而且几年后仍得告别，但就像《神曲》里但丁靠维吉尔引着才得以走进去并走出来地狱和净界这趟不可能再有的旅程一样，稍后，但丁自己（换另一个引路人，贝亚特丽斯）仍得上升到天堂并看向最高天，那是维吉尔因为历史命运注定（不是能力限制）去不了的地方。我们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许是更好的小说家，但这无改于也不妨碍当时豁然打开《百年孤独》、教他懂了怎么处理时间的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此一事实，这事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年后亲口说出，是他一生难忘那正正好的一刻。日后不再年轻的孔子，也许这里那里都越过了子产并且有能力批评他至少质疑某句话某些事，但孔子没这么做，他只赞誉子产（所以说人成长哪里非弒父不可，那其实是程度蛮差的人才坚持做的事）；我们看着的是日后“完成”的孔子，只有孔子深深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

启蒙，真正的形状是一个针尖也似的点；启蒙者，也因此不必是一整个人，更多时候他只是几句话、一次作为、一个判断或一个选择，乃至于只是一个正确无误的表情和身姿，或仅仅就是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出现在那里、存在于那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