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该怎么进入世界

我有时会这么问，特别是人在中国大陆时，故意的，也以为是必要的——如果你生在比方说荷兰或者爱尔兰这样的国家，你说事情会怎样？你的人生会怎样？你的世界图像、你的生命态度和选择、你看待别人的方式，会有什么不同和转动？

想象自己是个小国之人。

是理应有这种可能才是，或至少应该试着让这一疑问在人心里、在思维中成为可能。毕竟，人生在哪里，并不由我们决定，更不会是一种成就或一个功劳（子产在郑，孔子在鲁，叔向在晋，所以说，因为生为某个大型国家的国民而感到很骄傲，不论怎么说都是很好笑的，也是很懦弱的，而且极不礼貌）。也因此，我们往往不说人“生”在哪里，而是人被命运莫名其妙“抛掷”在哪里，这没得争论。

大国和小国，我第一时间想着的是托克维尔和他那本《论美国的民主》，一个最会看世界变化的人和一本几乎是永恒的书。托克维尔告诉我们，这是很不一样的两种眼前世界，打从根本处就不同，小国的自然状态是某种平坦的、接近透明的，而且事事具体的素朴民主样式，而大国家的自然状态则是层级的神秘的专制的，两者一开始就有如此不同的基本限制，这带来了不同的盲点、困难以及危险，也由此各自生长出不一样的好东西和坏东西；两者就连残酷都是不同的。小国家也许本来更宜于人居一些，但托克维尔指出来，小国家难以遁逃的麻烦正是灭亡，这样一种朝不保夕的现实意识，是小国之人最沉重的负担，但如果时间延迟下来，这却也是小国之人更深沉思维的开始，逼人去想那些大国家不必或压根不会去想的事，在各种不可能处看出机会、希望和喘息空间，以及最终某种让人不免意气消沉的不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子产这样的人，有乔伊斯和昆德拉那样的书写者及其思维。知道才多大、才生养多少人的小小爱尔兰光是近代三百年里出来多少伟大的书写者思维者吗？

托克维尔当时想的当然是某种既是大国又是小国的新东西、某种类似于兼有萧伯纳（又是个爱尔兰人）脑子和邓肯美貌身材的新东西，有没有呢？他以此来观看来一一分析检查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由各小殖民区块（新英格兰十三州及其他，美国星条旗上曾经只有十五颗星）黏起来的全新形式大国，也为着人类历史某一种美好可能，审慎地期盼这个全新大国。我大胆地猜，托克维尔内心最深处，也许只是持续想着一种（可不可能呢？）不会灭亡的小国家吧。

美利坚合众国这往后两百五十年，知道宪政史和美国联邦大法官史的人都晓得，正因为兼有联邦（大国家）和州（小国家），两种国家，两组法律，美国于是有一部人类世界最复杂的宪法，还有更富意义的不断讨论和修补方式。美国著名的宪法修正案，几乎每一条都标示了人类历史（不只是美国自身）思维的一次重大进展和由此确认，成为人类的共同资产。对于这个通常又乏味又浅薄粗俗的大国，这是美国最精彩、也让人难以驳斥的历史表现。

大国家有合适于它长时间想、长期发展的思维，它最根本的优势，我以为是从容稳定，时间是可信的，世界是坚实的，思维不必铤而走险不必省略跳动，能够把想的东西发展完整，如长成一株株大树。然而，总的来说，人类思维的复杂多样丰硕样貌，更多是小国家的思维成果，若我们一一回溯，最原初那一个点的突破、那一个点的发现和发明，总是生于小国生于边缘。就像中国这边，思维若能用繁花绽放来说，最后的时刻是战国，紧接着春秋这两百年后；也就是，紧接于最后一次犹是小国家林立的这样一种世界。战国的繁花般思维，是这样一种世界的结果，在这样一种世界消逝之后的结晶、返景和余响，是这样活过的人的遗言。我不以为此一时间的紧紧联结只是偶然巧合，我们可以试着这么逆向检视，这些思维成果日后证实有多少是不宜于单一大国、对大国必要的垂直体系建构是危险的、得一个一个剔除掉的？这里，我们指的不只是一把火试图烧掉全部的秦始皇一人而已，一个人做出什么可以只因为他是疯子，事实上，往后这两千年，这些思维成果有极高的比例被视为异端邪说，但被后代诋毁谩骂不是最糟（其实挨骂的程度并不算严重），真正糟糕的是当它没发生过以及遗忘，这才是彻底的关闭。于是，应该感觉可惜还是不可思议？某些思维，或者说某一块思维领域的开发，在中国，其最高峰居然是两千多年前的某一个人，这今天想起来让人不大好意思是吧。

大国家的思维限制，我们可经由各种路径去探视它（比方层级系统森严的共容/排斥问题云云，韦伯讲出来的就不少），但如果只选一个聚焦地来说，我自己以为，在于国家只剩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像马克思讲只剩一个阶级时就等于再没有阶级存在了、阶级已消灭一样；惟一一个国家，也差不多就等于再没有国家这个东西存在，国家不再被想，只有没边没界无限延伸出去的“一团”现实。人没有一个外部世界、一个自身世界以外的思维支点，没有一个远方牢牢站定可以回望、反思、检查并想象，可以把“国家”当一个完整的东西、当一件事来想；更无从比较，要比较至少得有两个或两种以上的国家，而且真心相信两者（以上）是完全成立的、对等的才行，“想要了解，就得比较”，这是布洛赫的名言，可也是基本常识，接近真理。

只有一个国家，大国家的尽头模样，这在中国长段的历史时间里，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意识通常比现实更顽强更紧抓不放，现实不再，意识依然，这几乎是通则。随着现实的不断打开来，日后中国仍不断遇见其他国族，有些甚至“暂时”比中国强大如汉初的匈奴和今天的美国，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暂时”，这是一种意识判定而不是现实认知，或直接说，不承认现实（现实是，人家这样的生存方式和形式，极可能远自于太古悠悠岁月，而且和此一方土地紧密黏着，并非你的王土）。现实里，对此中国发展出很多样甚至足够世故的策略，温和的蛮横的、人道的残忍的、耐心的鲁莽的（用五十年消化你或当下就挥兵消灭你吞下你），但这些都包含于此一意识之中，是此一意识的执行，而非动摇改变此一意识（当然，怀疑是滋生的、静悄悄生长的）。也因此，几代人对抗周旋下来，动用的可能是倾国资源，但中国对于这些国族的好奇和理解，事实证明，很少高出于、深刻于战略意义及其所需。苏武整整蹲点了北国匈奴十九年之久（十九年可以看到、可以认识并体会非常非常多，尽职的人类学者都做不到这样，但史书把苏武描述为一个不屈的、石像般彻底封闭自己的人，据说他甚至连羊肉都不肯吃，义不食周粟那样，只嚼冰雪和毡毛维持生命之最低限度热量。是十九年而不是十九天！），李陵显然也很愿意对话并努力寻求说明自己的机会，但就像昆德拉讲的这些故国之人“没有人对他说，讲给我们听吧”，也许事实上他们后来有多说出来什么，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读到，在这样高悬不动不疑的意识底下，就算有这些“多余”的话语，大概也不被认真聆听，只能删除和遗忘，就像后代把子产琥珀也似的封存在《左传》里一样。

意识比现实顽强而且持久，甚至相当程度无视现实，这有很吊诡有很奇怪吗？其实也不会。我们直接这么说吧，这极可能更接近某种所谓的人性必然，如果人不勉强自己、不更积极地设法提升起自己的话，以至于最后得靠一次比一次更暴烈的事实真相，才能粉碎此一意识如同死亡或重生（到那时已是粉碎而非调整了）——我指的是，我们都可以从他人、从自身的成长过程一再看到此一普遍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早早看到他人确确实实的存在，跟自己一样半点也没少的就活在那里，也看到一个外于自己还远大于自己的世界，坚实、有物质厚度和硬度，会让自己撞起来鼻青眼肿，但某种“惟我”的意识仍可以保持，有时、有些人还保持得更久甚至一辈子。现实世界摆在眼前，但进入它不是一个跨步而是一个过程，并不容易并不舒服，多的是挫折、苦闷和茫然无依，还会失败，就像昆德拉《生活在别处》小说里写那个直到死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进入世界”的年轻诗人。这一过程的加长和延迟，我们也可称之为人意识和思维的“幼态持续”，人走不出他的幼年期，不知道该如何较正确地缩小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把自己恰当地置放在大世界里。

中国是个历史经历丰硕的国族，老于世故而且事事不乏睿智，这一处的幼态持续，这上头的停滞不前，于是想起来更让人扼腕，事实上，最终也零存整付地多付出巨大而悲伤的不必要代价——一直到两千年后的近代，尤其清末民初，中国面对沧海之阔轮船之奇的扑面而来更大世界，基本上仍和汉代当年面对匈奴相去不远，相较于同时期比方说日本（一个锁国心态出了名、高度神经质自怜自哀的国家），这个被迫才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如此跌跌撞撞、如此不顺利而且偏颇，别说是更深刻的思维引入和发生（出版工作的人最知道，太多西学中国还是辗转从日本习得的，包括一堆翻译名词），就连建构一支舰队都处理得如此荒唐。关于这段难堪的历史，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五千年的苍老和朽坏，但我以为这是中国这两千年的此一幼态持续，两千多年悠悠时光，不调整不预备，所以陌生、猝不及防、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犯的错多是幼稚的错误。

这段历史的反省很多也很沉恸，可有人因此怀念子产吗？或怀念认出子产、并认真记录下子产的某个或某些鲁国人吗？好像并没有。我们会说这太远了吧，的确是，那些人、那些思维和作为、那种曾经有过的人的处境，已忘得一干二净仿佛连回忆都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