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月亮般荒凉的地方

没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穆旦

一、伊宁的灯光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清光绪二年（1876）的一个午夜，黛色天幕上白云依稀可见，小叶白蜡树影矗立成端庄的剪影，远处传来几声清晰的犬吠，窄窄的街道空无一人——今晚斑驳的月光、恍惚的油灯连同新疆（Sinkiang）北部小城伊宁（Kulja），属于一名俄国人。

他叫尼科莱·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时年37岁，一头卷发，一身戎装，留着俄式胡须，两道浓眉下镶嵌着一双桀骜不驯的眼睛。他出生于白俄罗斯（Belarus）贵族家庭，16岁应征入伍，22岁考入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因爱好地理考察被推荐为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会员，24岁担任中尉，退役后来到波兰华沙军事学院教授地理。

他之所以成为俄罗斯19世纪最著名的探险家，主要基于两点品质：一是勇敢无畏。他认定，探险家必须拥有亡命徒的气概，否则只能像一介书生那样待在古籍里。前往青海湖途中，探险队遭遇了近百名全副武装的匪徒，向导建议赶快回头，但他对六名探险队员说：“我们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战死，要么前进。眼下的处境很危险，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土匪的怯懦上。”探险队持枪前行，土匪果然退却。二是心无旁骛。他把一生奉献给了中亚（Central Asia）探险事业，终身未娶。他宣称：“我要重新奔向荒漠，在那里，有绝对的自由和我热爱的事业；在那里，比结婚住在华丽的殿堂里要幸福一百倍。”

普尔热瓦尔斯基像

世上许多事情即便是亲眼所见，也未必就是真相。尽管他头戴探险家桂冠，说得比唱得还动听，但我不得不披露一个残酷的事实：作为一名退役军官，他来新疆探险的主要目的，是受俄国陆军总参谋部的委托，绘制军事地图。俄国对积贫积弱的大清一直虎视眈眈，同治三年（1864），已经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占了巴尔喀什湖（Balkhash Lake）^[1]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而新疆的其他部分无疑也在其侵吞计划之内。俄国的一贯做法是，在占领任何觊觎已久的土地之前，派遣商业间谍和探险者以双重身份进行踏勘。据说，他们画的地图精确度极高，不放过每一条细小的河流，每一处移动的沙丘，每一个几户人家的村落。普尔热瓦尔斯基多次深入大清的蒙古^[2]、青海^[3]、西藏^[4]，尤其是新疆，广泛考察上述地区的地形、气候、矿藏，还提出过一份对大清作战以及在喀什噶尔（Kashgar）^[5]展开军事行动的报告——《关于对华战争新设想》。总而言之，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间谍。

不知为什么，这名“间谍”对西藏分外痴迷，历次“探险”都把拉萨（Lhasa）^[6]作为目的地。但极具宿命色彩的是，除一次受阻于距拉萨230公里的小镇，只得直接派信使向达赖喇嘛^[7]陈情，并被对方坚拒外，他的一切探险成就都与西藏毫不相干。他在探险界的名声主要与罗布泊（Lop Nor）^[8]的位置有关，其次就是发现了后来被俄国沙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野马——普尔热瓦尔斯基马。

说起来，这是他第二次闯入大清了。六年前，他从恰克图（Kyakhta）^[9]出发，经库伦（Kulun）^[10]来到北京，为紫禁城的东方气度所深深陶醉。离开北京后，他经呼伦湖（Hulun Lake）^[11]、包头（Baotou）^[12]、鄂尔多斯（Ordos）^[13]，辗转抵达“鸟的天堂”——青海湖。那触目可及的大雁、天鹅、丹顶鹤，那不绝于耳的鸟鸣，那随处可捡的鸟蛋，让自称“业余生物学家”的他流连忘返。此后，他向南深入柴达木盆地（Qaidam Basin）^[14]，继而登上了巴颜喀拉山（Bayan Har Mountains）^[15]，成为向黄河和长江上游挺进的欧洲第一人。他本想前往魂牵梦萦的拉萨，但是不仅经费所剩无几，而且时令进入冬季，雪域高原已经大雪封山，他只得带着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回国后，他将这次探险整理成游记《蒙古，党项人的国家，以及北西藏的荒漠之地》。游记的出版在欧洲引发轰动，他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名人。

这一次，他没有舍近求远，而是从中亚直接进入天山北麓的伊宁。入夜后，客舍的油灯仍未熄灭，他一心一意地研究起500年前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他此行的目的地仍是西藏，但他准备先去塔里木河（Tarim River）^[16]、丝绸之路（Silk Roads）古城以及烟波浩渺的罗布泊。

他清楚，如果顺利抵达那里，他将是马可·波罗之后第一个考察罗布泊的西方人，一个崭新的记录就将诞生。想到这里，他那疲惫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寂寞难耐的长夜顿时也变得可堪玩味起来。那恍惚迷蒙的灯光，如盛开的昙花。

第二天，他和考察队员带着20名全副武装的哥萨克（Ataman）^[17]护卫，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危险而艰辛的途程。他们沿伊犁河（Ili River）^[18]谷地前行，翻越天山，进入了新疆南部小城库尔勒（Korla）^[19]。

但是，一进南疆，他就遇到了麻烦。

二、“大清地图有误”

许多人自以为在思考，其实只是安排自己的偏见。

——希腊谚语

按说他最不该在这个时候踏进新疆，因为此时，已经占领了大半个新疆的阿古柏^[20]与大清西征军前敌总指挥、湘军统领刘锦棠激战正酣。而且，刘锦棠率湘军刚刚攻陷了阿古柏在天山以北最后的堡垒——玛纳斯（Manas）^[21]南城，吐鲁番（Turpan）^[22]危在旦夕，塔里木的门户库尔勒已经从阿古柏的陪都，变成了战线纵深的防御枢纽。

心大到“用半只蚯蚓就能钓起整条塔里木河来”的阿古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亚狂人。作为原中亚浩罕汗国（Khanate of Kokand）官员，阿古柏一直在打亲英与亲俄两张牌，他在新疆立足的基础，就是背靠英俄，对抗大清。考虑到最近战局不利，阿古柏随时有可能请躲在背后的俄国人出面调停。所以，他此时肯定不能冒犯普尔热瓦尔斯基，可他也绝不放心让这支全副武装的所谓考察队，接近自己空虚混乱的战区。于是，闻听普尔热瓦尔斯基进入南疆，他便派出精通俄语的亲信扎曼伯克，前往“陪同”俄国考察队。阿古柏给扎曼伯克交代的任务是：一直陪着他，不能让他接近我们的防区，最好把他引到偏僻荒凉的罗布泊周边去。

扎曼伯克带领几十名随从一到，普尔热瓦尔斯基就失去了自由，不但考察路线需征得“陪同者”同意，就连与当地居民交谈，都要由“陪同者”亲自翻译。

对此，普尔热瓦尔斯基只能耸耸肩，表示接受。好在，这位“陪同”精力充沛得吓人，他在陪同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几个月里，竟然在罗布荒原里一连娶了四次亲，其中最稚嫩的“妻子”才九十公分高，年仅十岁。除了自己忙活，“陪同”也看出，普尔热瓦尔斯基对战争毫无兴趣，也就给了他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这样一来，普尔热瓦尔斯基渐渐摆脱了对方的纠缠，开始一心一意地从事自己钟情的考察事业。

这支庞大的考察队伍，从库尔勒涉过塔里木河，对塔里木河下游地区进行了认真而细致地考察。塔克拉玛干（Taklimakan Desert）^[23]沙漠东南的许多古城，是他首先标注在地图上的，如且末的阔那沙尔古城、若羌的瓦石峡古城等。他还推测，米兰遗址（Minlan）^[24]就是马可·波罗到访过的罗布城。后来，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否定了他的这一浪漫假说，因为米兰遗址根本没有元代文物，最晚的遗存属于唐代。

期间，他在罗布荒漠里闯入了“一座极大的城市”，但他是一个动物学家，对考古学兴趣不大。他继续走他自认为重要的路，从而把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权拱手让给了下一个探险者。

一天，他在阿尔金山（A-erh-chin Mountains）^[25]北麓60公里的区域，见到了两处湖泊，当地人称“喀喇布朗”^[26]和“喀拉库顺”（Kalakuxun）^[27]。

他躺在苇草上，眯着双眼，耳边仿佛能听到蚂蚁排队行走的脚步声，脑子却在不停地回旋：古史中的罗布泊，是一片碧波荡漾、群鸟翔集的巨大湖泊，可眼前的喀拉库顺深度只有一到两米，有的地方已经露出湖底。而塔里木河最终注入的，明明就是眼前的淡水湖——喀拉库顺。这里到底是不是罗布泊呢？

你可以怀疑一切，但总不能怀疑自己的眼睛吧？最终，探险家的直觉告诉他，眼前的喀拉库顺，就是自己孜孜追寻的罗布泊。

随后，考察队对“罗布泊”进行了地理测绘，结果发现，这座湖在阿尔金山北麓，其地理位置比《大清一统舆图》^[28]上标注的纬度偏南大概一度，相差400公里。

回国后，普尔热瓦尔斯基出版了《从伊犁经天山到罗布泊》一书，声称找到了罗布泊，提出塔里木河的终点湖就是喀拉库顺。并且，他凭着俄国人一贯的自负和对大清的不屑，公开断言：“大清地图有误！”

他的“地理新发现”，在国际地理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欧洲地图上，从罗布泊向南直到昆仑山（Mt.Kunlun）^[29]都覆盖着沙漠，根本没有什么阿尔金山。再加上他对罗布泊位置的“准确”测绘，等于纠正了地图上的一大错误。于是，欧洲地理学界颂声迭起。德国地理学家贝姆（Ernest Behm）博士在东方学杂志《通报》上撰文说：“笼罩在罗布泊上空的乌云终于被驱散，我们不久将看到地图上这个湖的位置和它的实际位置相一致了。谁曾料想到，这个湖泊的南边竟然是高耸入云的山脉？我们关于戈壁沙漠的概念也将随之改变。”

由于他对塔里木盆地的测绘符合俄军要求，加上他在地理学上的新发现，俄国给了他极高的荣誉——彼得堡科学院聘请他为名誉院士，甚至俄军竟然将他由一名退役中尉破格晋升为少将。这相当于一名因得不到晋升而退役的老连长，直接晋升为军长。这恐怕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个案了。

就在他被丛丛鲜花包围的时候，有人扔来了一颗臭鸡蛋。

三、唱反调的人

人人手持心中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伏尔泰（Voltaire）

扔臭鸡蛋的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无赖，而是一位蜚声全球的地理学家，他叫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生于普鲁士王国（Kingdom of Prussia）^[30]。留着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一般的大胡子，秃脑门，眼里透着不可一世的光。

道光二十年（1840）之后，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长期闭关锁国的大清无奈地打开了国门。1854年，日本也被迫开放门户，与美国签订了贸易协议。

不久，英国、俄国、荷兰等国援例而至，纷纷进入东亚^[31]。

普鲁士政府坐不住了。它于咸丰十年（1860）派出庞大的外交使团前往东方，试图与大清、日本、泰国等建立外交关系，缔结商约。使团中，一位年仅27岁的地理学者接受了秘密勘测选址的任务，他就是毕业于柏林大学地质学专业的李希霍芬。期间，由于英法联军入侵大清、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加上原先承诺资助他的汉堡银行家突然变卦毁约，他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乘船横穿太平洋到了北美。1862年至1868年，李希霍芬对加利福尼亚的地理学考察和采矿业研究，竟带来了两个意外的惊喜：一是间接导致了美国西部的“淘金热”（Gold rush），并使他在同行和投资者中赢得了巨大声誉；二是加利福尼亚的银行家们慧眼识珠，表示愿意资助这个“能猜透西部秘密的普鲁士人”，开展一项旨在发现商业机会的对华考察活动。这就好比一个人刚要打瞌睡，就有人送来了枕头。

李希霍芬不禁大喜过望，因为他很早就意识到大清“具有巨大的科学考察价值”，还认定“对它的考察有望在学术上和现实中获取广泛的成就”。按照约定，加利福尼亚银行控制的上海欧美商会给他提供旅华四年的经费，条件是：他必须把获取的地理和地质资料，以及物产、人口、交通、风土人情等社会经济概况，用英文及时向商会作专题报告。

李希霍芬像

同治七年（1868）秋，李希霍芬初次踏上了大清国土。为了入乡随俗，他特意在护照上加了个“李”字，这不仅更为中国化，还与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攀上了亲戚”。此后四年，他对大清18个行省中的13个做了地理、地质考察，足迹遍布大半个局势动荡的华夏大地。考察途中，他脖子上总是用绳子挂着一支铅笔，以便随手以绘画的形式将见闻记录下来。他一一画下路过的山脉和平原，并从地质学角度潜心研究。

他重点考察了胶州湾（kiaochow bay）^[32]的地理优势和山东的资源状况，发现“潍县（今潍坊市）煤矿有着更重要的意义，这里蕴藏的煤矿非常丰富。如果考虑到附近不太远的胶州湾金家口港，潍县煤田的价值便会提升。据我所知，从胶州到潍县的路很平坦，人们可以在那里，而不是在芝罘（今烟台市）找到一条铁路的起点”。可以说，是他最早勾画了未来的胶济铁路，为日后德国割占山东半岛与胶州湾提供了地理与资源依据。他到访过江西景德镇，并将景德镇东北高岭山的陶瓷原料命名为高岭土（kaolin），以至于如今世界各地的瓷土都被称为高岭土。他到过四川都江堰，还将这个中国最长寿的水利工程详尽介绍给了世界，称都江堰浇灌方法之完美，无与伦比。他三次进入山西，根据当时世界消耗煤的水平，测算出山西的煤炭储量可供世界几千年的消费。

尽管李希霍芬的“游历”是合法的，但他进行的国土调查从未依法向大清官方报备。更不够意思的是，李希霍芬虽然大把花着上海欧美商会的银子，但在向“东家”汇报工作时却不露声色地留了一手——隐瞒了他认为事关普鲁士利益的重要信息或观点，比如山东胶州湾、浙江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等。作为普鲁士人，李希霍芬始终把本国的强大视为最高理想，即便在艰苦的大清乡村，即便必须将行装节减到最低限度，他也一直坚持着“如果还有一张桌子的话，就铺一面德意志国旗在上面”的做法。为此，李希霍芬曾秘密致函普鲁士首相俾斯麦（Bismarck），提出普鲁士“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普鲁士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后者一个加煤站。”来到大清的第二年，李希霍芬就迫不及待地向普鲁士政府提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将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这样一来，不但可就此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而且又拥有了广大的中国腹地。

回国后，他受到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嘉奖和赏识，先后出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校长、波恩大学地质学教授、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等。他用后半生大部分精力撰写了一部五卷本并带有附图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把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河中（Transoxiana）^[33]以及印度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有几分随意地称作Seidenstrassen（德文意为“丝绸之路”），并在地图上做了标注。然而，他对“丝绸之路”的使用相当有限，只是保守地将它运用在汉代贯穿东西大陆的一条道路上，并不打算把这个概念扩展到其他历史时期，以及欧亚间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无限广泛的范畴中。但正是这一随意之举，使他在“丝绸之路先驱者”的众神殿中占据了一个显著的神龛。英语的Silk Roads，法语的La Route de la soie，日语的娟の路，汉语的丝绸之路，都是从他定名的Seidenstrassen翻译而来。此后，“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受到世人青睐。1948年，《泰晤士报》的“炉边家庭问答：常识测验”栏目曾经刊载这样的问题：“丝绸之路从哪到哪？”标准答案是：“从中国边境到欧洲的诸多道路。”

除了命名“丝绸之路”，他还最早提出了中国黄土的“风成论”和五台系（Wutai system）、震旦系（Sinian System）等地层术语；在中国北方构造图上，画了一条从兴安岭经太行山到宜昌的推断构造线——“兴安线”；确定了罗布泊的具体位置，并指出这是一座咸水湖，旁边有楼兰（Kroraina）^[34]遗址；命名了许多空白地带，中国祁连山（Qilian Mountain）^[35]的德文名甚至采用了他的名字——Richthofen-Gebirge（李希霍芬山脉）。中国近代地质学家翁文灏甚至夸张地称其为“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

长达4年的大清之行，不仅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而且奠定了他在东方地理学上不容挑战的地位。这也就不难理解，当看到“小字辈”（比自己小6岁）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关于罗布泊的“荒唐结论”时，他为何沉不住气了。

他通过报刊发出了公开质疑，指出，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见的，并非中国史书上所说的罗布泊，而是塔里木河下游紊乱水系的一个新湖泽，真正的罗布泊应该在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的湖泊以北，只是流入罗布泊的河流最近改道了。再说，中国史册上称罗布泊为“盐泽”，是个咸水湖，而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见到的是一个淡水湖，两者怎么可能是同一湖泊呢？在质疑的基础上，李希霍芬提出了三大假说和五个论点，每一个推论都针针见血。

考虑到对方的承受力，他在论文最后说：“尽管我们应该高度评价普尔热瓦尔斯基对罗布泊的探险考察，尽管普尔热瓦尔斯基为此曾经受了如此多的艰难困苦。但是，我们却不能认为罗布泊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读到李希霍芬的论文，普尔热瓦尔斯基如同挨了当头一棒，用“恼怒”二字表达毫不过分。同一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就对李希霍芬的质疑给予了“答复”，答复的言辞毫不客气：“为了解决中国人的看法和我的调查之间的差异，李希霍芬男爵推断在相对而言比较近的时期里，塔里木河的下游河段改道了。像塔里木河这样一条流速很快的河流，由于其在松软的淤积土地上流过，因而很容易改变河道。但我的观点是，在相对而言比较近的时期里，塔里木河下游河段并没有发生过如此重大的改道现象。李希霍芬男爵的推论，并没有得到迄今为止所获悉的事实的支持，更不用说有这样一条河道当地居民肯定会知道，有这样一个大湖也会或迟或早地告诉我。”对于湖水咸与淡的问题，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回答是：“流动的水是淡的，在这一片沼泽地和一片片盐碱沼泽滩中，即离东北方向较远的地方，不流动的水无疑都是咸的。”他最后强调：“总而言之，我认为我的责任使我应再一次重申，所有的当地人都说，除了他们居住的地方的那些湖泊外，在周围的沙漠地区中不存在其他任何湖泊。”

就在两人之间的口水战愈演愈烈的时候，欧洲探险家也“一窝蜂”加入了这场世界级争论，其中一部分人还作别亲朋，背起行囊，匆匆赶赴普尔热瓦尔斯基到过的地方。

1885年一伙慕名而来的英国旅行家，1889年法国亲王亨利·奥尔良（Prince Henri d’Orleans）、法国探险家加布里埃尔·邦瓦洛特（Pierre Gabrielédouard Bonvalot）等人，先后沿着普尔热瓦尔斯基走过的路线抵达了罗布荒漠。但这些旅行家们只是领略了茫茫沙海的粗犷线条和“罗布泊”的原始风光，并未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也就没有为罗布泊周边地理增添新的材料，只是异口同声地证明，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观察是正确的，河水的确注入了喀拉库顺——罗布泊。

俄国人的下巴越抬越高，德国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似乎，这场争论可以鸣金收兵了，因为学界的舆论与新的考察结果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俄国人。

但脸色难看不代表已经就范。在同行们的记忆里，李希霍芬从来就没有低过头，这一次焉能例外？不过，人们倒要看看，这个生性倔强的老头儿接下来还有什么新招数。

的确，如果把这场争论比作一场戏剧的话，此前的争论还只是序幕，戏剧的主角还没有登场，一场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大戏即将开演。可以说，正是俄国人与德国人对罗布泊位置的争执，引发了一场国际地理学大战，进而引发了持续至今的罗布泊热、楼兰热、丝绸之路热。

在幕后，李希霍芬絮絮叨叨地说：“大清朝廷比较荒唐，并不代表他们的地图同样荒唐。经验与直觉告诉我，我是对的，事实也将证明这一点。我将马上派人前往罗布泊取证。”

那么，派谁前往呢？李希霍芬眉头一皱，想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

四、徒弟们的对决

唯有味道和颜色无可争辩。

——法国谚语

李希霍芬的得意门生，名叫斯文·赫定（Sven Hedin）比李希霍芬小32岁，1865年生于瑞典（Sweden）。他身材矮小，着装讲究，留着八字胡，鹰钩鼻上架着眼镜，一副学究气。仅看小巧而文弱的外表，人们很难把他与一个百折不挠的探险家联系起来。

他茁壮成长的19世纪下半叶，是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整个欧洲陷入了向地图上的空白点进军的狂潮，征服极地的船队一支接一支驶出波澜不惊的港湾，前往充满凶险与刺激的海角天涯，一个个无名之辈，有可能因为测绘了某条河流，发现了某座遗址，标明了某座处女峰的高度，在一夜之间蜚声天下。斯文·赫定15岁时，目睹了极地探险家诺登瑟德（Nordellskiold）从北冰洋（Arctic Ocean）凯旋的盛况，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从此决心成为一名世界级探险家。随后，他师从李希霍芬，对中亚那片无人走过的未知区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获得博士学位，学习了多种语言和方言之后，他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通过继续学习熟练掌握地理学研究方法，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实地考察上，结果造成后来他不得不将探险收获交给其他科学家进行评估。尽管“不太听话”，李希霍芬还是没有减少对这位弟子的宠爱，甚至评价他“具有科学探险家的全部素质”。因此，在弟子前往中亚时，李希霍芬把对罗布泊进行实地勘测的重任毫不犹豫地交给了他。

斯文·赫定像

事实上，这或许应该是李希霍芬一生最后悔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他的弟子将逐渐超越他，并最终遮盖他。

由于信息闭塞的原因，李希霍芬与斯文·赫定所不知道的是，在这期间，也就是1888年11月1日，他们的对手普尔热瓦尔斯基已经在前往中亚考察途中感染伤寒，病死在伊塞克湖（Issyk-Kul Lake）湖畔小城卡拉库尔（Karakol）^[36]，死时年仅49岁，正当经验最为丰富的壮年。据同伴回忆，临死前，高烧不退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呻吟道：“好啦，这回我要躺下了……我死以后，一定要把我埋在伊塞克湖湖畔水波打不到的地方，墓碑上只需简单地写上‘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刚刚在皇家专列出轨事件中受了风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Tsar Alexander III）一边咳嗽，一边叹息，随后下令将卡拉库尔更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克（Przhevalsk）。对此，沙皇手下那些不太听话的大臣们无人表示异议，因为奖励为领土扩张做出贡献的人，是俄国人始终如一的共识。

从1890年开始，带着老师赋予的使命，斯文·赫定先后六次前往中亚。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三十一日，他的驼队离开库尔勒，前往罗布荒原。他决意“到普尔热瓦尔斯基未曾到过的地方去”，做一次超越前人的探险，希望在下游东岸错综复杂的古今河道中，找到老师假设的流向罗布泊的分支。

在罗布人^[37]向导陪同下，他对塔里木河、孔雀河（Konqi River）^[38]下游河湖做了调查。通过20多天的调查证明，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谓的“罗布泊”，是150多年前形成的新湖。而《武昌府地图》依据的是大清初年的测绘资料，那时的喀拉库顺正在聚水过程中，它北部的罗布泊——《史记》记载的蒲昌海，尚未完全干涸。大清地图没有错，错的是俄国人“刻舟求剑”，忽略了塔里木河下游水系的变迁。与此相印证，他还在若羌县铁干里克^[39]东南方向找到了一个湖群——阿拉干湖，并把这个湖当作中国地图上的罗布泊西部湖区。

此时，西方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普尔热瓦尔斯基之说。斯文·赫定的调查成果，对已趋平息的罗布泊位置之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是釜底抽薪，还是火上浇油？

当徒弟把发现阿拉干湖——古罗布泊的消息传回德国，李希霍芬兴奋得彻夜难眠，很快就在柏林《地学杂志》上宣布了徒弟的发现，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斯文·赫定一回欧洲，便受到了德国地理学界的热烈欢迎，德国、英国、法国、瑞士（Switzerland）以及他的故乡瑞典的国家地理学会都授予他勋章，不少国家邀请他前往访问，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日本明治天皇（Mutsuhito the Great）、意大利（Italy）国王翁贝托一世（Umberto I）、罗马教皇（Pontiff）利奥十三世（LeoⅫ）、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都以见到这位探险奇人为荣。1897年4月，他把历时4年的中亚探险成果以通俗读物的形式用瑞典文出版，书名叫《穿越亚洲》。很快，这本书就被翻译成了英文、德文、俄文。

如被公开扇了一记耳光，俄国人羞愤交加。为此，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专门邀请斯文·赫定到圣彼得堡（St.Petersburg）发表演讲，名义上是让他介绍罗布泊考察成果，实际上是为俄国人的反击寻找靶子。就在斯文·赫定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唾沫横飞的时候，台下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俄国人，正轻蔑地盯着他。

科兹洛夫像

这个人名叫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Pyotr Kuzmich Kozlov），俄国探险家、考古学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学生，头发三七分，眉毛上扬，一眼圆睁，一眼微瞄，恰似一只猫头鹰。

他生于1863年，21岁就跟随老师在中国探险。老师意外病逝后，他继承了老师的衣钵，坚信老师关于罗布泊位置的结论是正确的，并于1893年开始独立率队，先后三次到罗布泊进行实地调查论证，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库姆河（Kumeu River）^[40]，就是他命名的。这是一个在中国近代考古史上名气很大的人。不过，他的名气不在于对罗布泊的考证，而在于他对中国西夏文物的疯狂掠夺。

一个偶然的机会，科兹洛夫从蒙古著作中知道了黑城遗址^[41]，并且知道在那儿“拨开沙土可以找到银质的东西”。他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派，于1908年3月来到大清。这位俄国人知道怎样俘获大清士官的心，他向巴登札萨克^[42]王爷和土尔扈特（Torgod）^[43]达希贝勒（Beiler）^[44]送上了留声机、左轮手枪、步枪等珍稀礼物，然后由王爷的向导带领，到达了朝思暮想的黑城遗址。13天中，他将发掘出的佛像、书籍通过蒙古驿站，大摇大摆地运回了圣彼得堡。面对这些无人能识的文字，俄国的史学家们惊呆了：这是不是尘封已久的西夏文（Tangut，唐古特语）？西夏王朝的神秘面纱能否因此被揭开？

很快，皇家地理学会做出决议：立即派科兹洛夫重返黑水^[45]，“不惜人力、物力、时间进一步发掘”。1909年5月，科兹洛夫二抵黑城，雇用当地民工进行大范围发掘，从一座高10米的佛塔中挖出大量藏书、经卷、佛画、簿册。他用40峰骆驼将举世罕见的文献和艺术品运回俄国，以至于俄国声称运回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些“破烂”一经展出，立即轰动了西方世界，西夏学（tangutology）在俄国随之兴起。以至于现代中国学者研究西夏史时，不得不去俄国查阅资料。在如今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艾尔米塔什（Hermitage）^[46]内，存有无数从黑城盗来的西夏文献，其中包括目前仅存的西夏文、汉文双语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1190年由党项人骨勒茂才所编）。

这是后话，我们还是把视线拉回1897年10月15日的圣彼得堡皇家地理学会演讲现场吧。

听完斯文·赫定的演讲，科兹洛夫嘴角泛起自信的微笑，因为他清楚，斯文·赫定只是一个醉心游历的探险家，在考古学上有着明显的短板，在演讲中出现了不少漏洞，而自己拥有探险家与考古学家的双重头衔，完全能够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不久，他就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极具挑战性的论文《1897年10月15日斯文·赫定先生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演讲中的罗布泊》，对斯文·赫定的论据做了逐条反驳。这篇论文先是提出了一个设问：“斯文·赫定仅用20多天，连走马观花都算不上，能得出科学的论断吗？”然后，他用大量实地考察材料论证了罗布泊的位置，认为只有喀拉库顺才是“古代的、历史的、真正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罗布泊，因为，这座湖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并将永远如此”。

看到科兹洛夫的论文，斯文·赫定明明不服气但却苦于理论水平不足，只有回到德国组织地理学家予以反驳。

1899年，在圣彼得堡俄国总参谋部地形测绘局会议室，斯文·赫定再次受到包括科兹洛夫在内的多位地理学家的围攻。这次，科兹洛夫手上的武器，是他刚刚出版的一本装帧精美的小册子，其中一章专门讲述罗布泊，对斯文·赫定极尽挖苦之能事。

双方各执一词，德国与俄国两大地理学派的学术大战硝烟再起，惊涛不断。

期间，英国人也不甘寂寞地加入了争论。曾经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著作翻译为英文的一位英国学者，对斯文·赫定的结论给予了无情的批驳。

在圣彼得堡两次稍显尴尬的遭遇以及英国同行的批驳，使得斯文·赫定深深认识到，要战胜“论敌”，必须取得更为充分、更为有力的论据，必须再次前往罗布泊，用充分的时间，对罗布泊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考察。而且，李希霍芬也督促学生再次前往罗布泊：“一定要拿出令人信服的实证！”

五、石破天惊

想要有魅力，就要成为一个谜。

——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一个没有记忆疲劳的年份。但对于大清来说，却是一个既无艳阳又无皎月的岁月。在八国联军从东部沿海的天津杀进北京，慈禧皇太后挟持光绪皇帝仓皇西逃的同时，一支由西方探险者组织的驼队也从西部边陲的喀什出发，大摇大摆地走向“荒凉得如同月亮上一样”的罗布荒漠。

骑在头驼上的斯文·赫定，头戴毡帽，嘴上叼着烟斗，向空中悠闲地吐着烟圈。他年方35岁，已经具有三次中亚考察经历。他此行得到了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Oscar II）和化学家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的资助，可谓经费十足、准备充分、计划周全。而他冠冕堂皇的任务，仍然是实地测量传说中的“中亚地中海”——罗布泊的准确位置，为老师李希霍芬与俄国人关于罗布泊位置的争论提供实证。

就像此前他不听老师的规劝学习理论一样，这一次，他没有按照老师的嘱托直接前往罗布泊，因为在他心目中，有着比打赢口水战更重要的东西。此前，他已在新疆和阗发现了两座沙埋遗址——丹丹乌里克（Dandan oilik）^[47]古城和喀拉墩（karadong）^[48]古城，收获了一批价值连城的文物。寻找民间传说中的大漠古城与财富，应该是他此次新疆之行难以言传的目的。

正是他的特立独行，使他走近了一个秘密——一个令世界目瞪口呆，并给他带来无上荣誉的秘密。

为了确保行程顺利，斯文·赫定在驼队组成人员上煞费苦心。驼队里，有吃苦而精明的罗布人向导奥尔得克，有富于野外生存经验的罗布猎人阿不都热依木，有老实可靠的维吾尔族驮夫帕皮巴依，还有机警勇武的哥萨克警卫切尔诺夫。

3月下旬，驼队从库鲁克塔格山（Kuluketage Mountain）南麓的阿提米西布拉克（Ati Misi Burak，今称阿斯廷布拉克）启程，由北向南进入土丘密布的罗布荒漠。

28日，罗布荒漠里一个难耐的日子。下午三时，他们经过一片黏土台地，见到了两间木屋子遗址（后来证实这是一座佛寺），发现了许多黏土祭祀钵、陶器碎片、古中国铜币和一种铜针，还有一些木雕。其中一块是头戴王冠的国王，另一块是戴着花圈的男子，还有一块是工整的莲花。对此，斯文·赫定没有在意，只是感到这是一处东去敦煌（Tunhuang）^[49]古道上的驿站。又前行了20公里，斯文·赫定和队员们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处长着几棵柽柳的低洼地。有植物生长的地方必定有水，斯文·赫定决定停下来挖水并在此宿营，但考察队仅有的一把坎土曼^[50]被37岁的向导奥尔得克遗忘在刚才经过的废墟了。没等斯文·赫定埋怨，向导便在晚饭后，骑上一匹驽马匆匆北返，主动回去寻找铁铲。

东北季风，总会在每年的3月底、4月初光临罗布荒原。后半夜，一场暴风如期而至，向导在风中迷了路。似乎是一种天意，他为了避风，闯入了另一个遗址，这个遗址里有一座塔，还有一片比白天路经的废墟规格更高的房屋遗址，而且遍地散落着木板、古钱和雕刻品。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但找到了铁铲，还特意带回了两块精美的木板。

向导回去寻找铁铲的那段时间，斯文·赫定一次次翘首企盼着，形同热锅上的蚂蚁。他并不知道，如雅典娜暗中助推着阿尔戈英雄们的船只，幸运女神正悄然向他走来。第二天黄昏，当向导带着意外收获——两块木板赶上南行的队伍时，苦苦等待的斯文·赫定惊呆了：面前的涡卷纹、树叶纹装饰木板具有典型的希腊艺术风格！探险家的直觉告诉他，这些精美的木雕，属于上一个千年的佛教（Buddhism）^[51]文明，是某个来去无踪的神秘古国邀请探险家来访的国书。向导发现的一定是一座沙埋古城，自己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揭开塔克拉玛干沙漠文明之谜的人。但只够维持两天的饮用水，使他控制住了激动的情绪，把对这片遗址的强烈悬念，留到了第二年冬天。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初的新疆，山寒水瘦，天寂地寥。瑞典人果然又来了。但是，寻找遍地木雕的遗址的过程并不顺利，他几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骆驼在超负荷运作，人也到了承受的极限。

3月3日，数字整齐好记，又意味着吉祥，像是精心挑选的“黄道吉日”。这一天，驼队意外踏上了一条依稀可辨的古道。突然，一直在反刍的头驼停了下来，一个硕大的土堆挡住了去路。经验丰富的斯文·赫定认出，那不是千年强风雕琢而成的突兀土堆，而是一座印度式佛塔的遗迹。

他快步走上土堆，放眼望去，一座被沙漠掩埋已久的古城出现在视野中：一道人工河反射着夕阳的余晖，成片的古建筑分布在佛塔与运河之间。细沙之下的官署、寺庙、僧舍、马棚、街市、瞭望塔、生活用具、纸本汉文文书、汉文木简、佉卢文（Kharosthi）^[52]文书静静地躺在那里。古城如同中了魔法一般沉睡着，异样的沉静使得他心潮涌动，惊诧莫名。似乎，城中居民刚刚离去，他们就接踵而至了。一辆马车的巨大木轮刚刚修补完好等待重装，一栋房舍柴扉半掩似乎主人知道有远客将临……那一刻，他仿佛听到了干涸已久的人工河最新的脉动，也似乎听到了千年前的绿洲古国鼓翼而过的声响。

楼兰佛塔

除了佛塔，古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物是由四堵厚实的墙壁分割成的三间房屋。后来，佛塔成为楼兰古城的象征。那座建筑物——东汉西域长史府故址则被称为“三间房”，古城出土的重要文物大都出自“三间房”墙角下一处有两千年历史的垃圾堆。

命运女神既是无影无踪的虚无，也是有声有色的存在。虽然谁也没有见过她的倩影与芳容，但人们又仿佛时时能感受到她的足音、脉搏与呼吸。她是一般人难以接近的玄妙，也是只有强者与智者才能偶遇的奇迹。

有感于命运女神的眷顾，他先是面向澄明的蓝天做了一次虔诚的祈祷，然后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兴致勃勃地写道：“我们将那城的每一所房屋都掘开，最后只剩下一间土盖的房屋。我们在那屋里找到了36张有中国文字的纸，有文字的小木板。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些破衣、鱼骨、印有花纹的毛毡等。我相信这些毛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接着我们考察一座泥塔，但它却是实心的。我们只在它的旁边找到两管中国毛笔，两个瓦罐和无数的小钱……这就是当年繁盛一时的古城。古城以及我在那废址中极幸运所得的发现足足可以编成一整部书。”

透过考察资料，他认定这座古城是4世纪初失守的。在日记中，他想象的翅膀开始翔舞：“当城中战云密布时，官吏们并没有忘记公家的责任，他们仍尽心尽责，在战鼓与烽火中写完他们的报告。这些中国人的品行和勇敢精神令人感动。由此可知这个非凡的民族如何能统治半壁亚洲——这并非幻想力的创造物，也不是诗，这是赤裸裸的真实。那些信札在埋了1650年后，现在又给我们一个音信。它们的灾祸、忧患和喜乐终见天日。”

楼兰古城三间房遗址

对于沉埋于遗址中的大量文书，作为探险家的他当然知道它们在历史地理研究中无法估量的价值，所以对临时雇来的民工宣布，凡找到文书资料的，一定在工资之外另加奖励，并立刻兑现。这一措施，使得既贫困透顶又毫无文物保护意识的民工们为了寻找文物，几乎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后来的斯坦因，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当然同样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奇效。这也是西域大量古城遗址被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和见钱眼开的中国人一起盗掘得面目全非的一大原因。

在难以言表的激动中，斯文·赫定将发掘出的文物运回西方。随他一道到达斯德哥尔摩的，除了157件汉文纸简、文书外，还有56枚五铢钱，许多佉卢文书，大量箭镞、铁斧、铜镜、甲片、珠饰、海贝、乐器、丝绢、锦、木雕饰、毛织物等。

考虑到自己没有熟练掌握地理学研究方法，所以他听从老师李希霍芬的建议，把全部材料与勘测数据交给了住在德国西部城市威斯巴登的汉学家卡尔·希姆莱（Karl Himly），并由希姆莱向世界宣布：“那城名叫楼兰，位于东经89°50′53″、北纬40°31′34″，占地10.8万平方米，在第三世纪极一时之盛。”

希姆莱去世后，材料转交到了住在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的中亚文字研究家康拉第（August Conrady，中文名孔好古）手上。他将这些文件译成德文，还写成了《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中国文书与其他发现》一书。他在书中介绍，纸片中有古籍《三国志》的残片，中国人在公元前105年发明造纸，那片文字是公元前150年至220年间所写，因此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纸张和纸上文字，比欧洲纸上文字早了700年；文书中有军事机关、粮局、驿站所发的信件、报告、告示和收据，有简单的习字帖和孩子们练习乘法表“二乘八得十六，九乘九得八十一”的拙书，还有署名超济的私人信件，信件字里行间弥漫着戍边将士对家乡亲人的深深眷念；物件中有魏晋钱币，有猎箭、战箭、火箭，有贝壳做的货币，有项链、耳坠、刻着赫尔墨斯（Hermes）^[53]像的宝石，有衣绸、床单、毛毡、麻线、鞋子，还有来自叙利亚、古罗马的铜器、木器、铁链、玻璃杯。康拉第断言：“具有现代性的中国西域与西方的混合文化在楼兰很发达，因为那城是边境的锁钥，是亚洲中间古代大道——尤其是东方至中国和西方至波斯、叙利亚和罗马间往来运丝的大道的门户。”他还兴奋地说：“楼兰文件是一种叙事诗，是用世界历史的重大、狂暴、黑暗的背景描写的世情画。”

可惜，就在他埋头研究楼兰时，死神就叩开康拉第的门了。

于是，全面叙述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的重任，落在了第三位德国汉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身上。赫尔曼不但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而且精心创作了名为《楼兰》的小册子，对楼兰的发现史、楼兰的历史与地位、楼兰与罗布泊的变迁、楼兰一名的来历、楼兰古城以及在楼兰发现的文物做了精辟的概述，成为向世界宣告楼兰再现的“白皮书”。

1600年前的丝路重镇——楼兰重现人间！

六、“游移湖”

人，全都是为“发现”而航行的探寻者。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见到满载文物归来的斯文·赫定，老师李希霍芬问：“我交代你的任务呢？”

“当然不会忘。”学生满脸堆笑地回答，“不过，老师和俄国佬似乎都没有错。”

“何以见得？”那一刻，一向自信的老师呆住了，他那蜘蛛网般的皱纹不自觉地抖动起来，像遇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

学生慢条斯理地说：“发现楼兰是我的意外收获，我的主要任务还是按照您的要求，勘察罗布泊的准确位置。当我这次进入塔里木河下游考察时，在孔雀河古河床有了意外的发现。这条古河道宽90米，深6米，如此巨大的河床足以证明塔里木河在历史上曾向东注入孔雀河。我们在古楼兰城南的罗布荒原进行水准测量时，发现那里地势低洼，从而推断出塔里木河是经过这片洼地，最终注入古罗布泊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塔里木河下游改为东南流向，注入了俄国佬所说的喀拉库顺。”

稍加停顿，学生接着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断，位于罗布荒原南方的喀拉库顺是一个新的终端湖，而古老的、真正的罗布泊位于罗布荒原的东北部；罗布泊在楼兰城南的河湖与喀拉库顺之间南北游移，它是个‘游移湖’，游移周期大约1500年。”

听到这里，老师摇摇头，口里嘟囔着：“怎么可能呢？”

学生又说，我预测，喀拉库顺很快就会干涸，塔里木河必将重返北方的古老湖盆——古罗布泊。

老师再也无话可说，尽管他心中有一万个不甘，但自己毕竟年近70，实在没有能力前往罗布泊进行实地考察了。而斯文·赫定归来后，将自己深入探察的实践上升为严谨踏实的理论，形成了一部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巨著——《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他还趁机痛打落水狗，对科兹洛夫进行了随心所欲的鞭挞。

如千流归入了大海，如群鸟飞进了巢穴，一场硝烟弥漫的口水战就这样骤然停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全线后撤了。1902年1月，斯文·赫定应邀前往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就罗布泊最新考察成果发表了演讲。会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会长谢苗诺夫-天山斯基（Petr Semonov Tian-Shanskii）设家宴款待了他，多名俄国地理学家作陪，宴会气氛轻松而热烈，再也无人质疑他的结论。同年12月，他又应邀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做了一次演讲，演讲内容仍是罗布泊考察的新进展。他分明看见，那位曾经质疑过自己的英国学者，在台下洗耳恭听。

殊不知，他的预言居然在数年后变成了现实。1921年，塔里木河在尉犁县穷买里村突然改道，使得原来向东南流入喀拉库顺的河流，改道东去，突破铁门堡一带的堤岸，汇入孔雀河，最终注入了罗布洼地，形成了现代的罗布泊。

七年后，正率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考察的斯文·赫定得到了这一消息，欣喜若狂，认定自己的“游移湖”理论已被证实，立即派出瑞典方队员赫默尔（David Hummel）和中方队员陈宗器勘测塔里木河改道后形成的罗布泊。据他们于1931年完成的实测地图显示，当时的罗布泊平面呈葫芦状，西岸位于东经90°以东20公里处，东岸位于90°45′附近，湖泊总面积达1900平方公里。

必须指出的是，斯文·赫定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正确，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塔里木河改道后的罗布泊上，从而忽视了塔里木河改道的原因。原来，沙雅县的女巴依（bay，维吾尔语意为“财主”）阿西罕·阿吉，为了给自家的12000头羊兴建草场，在穷买里村附近的塔里木河拦河筑坝，结果造成河水改向东流，冲入了干枯的孔雀河古河床。显然，这次河流改道是人为因素。

尽管斯文·赫定的“游移湖”理论没有得到所有专家的认可，反对者认为无论塔里木河如何变迁，终点湖都在罗布洼地，罗布泊从未变迁；但毕竟，“游移湖”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推断，因为塔里木河下游流向不稳，南北摆动而造成下游湖泊游移的现象，是不争的事实。更不容置疑的是，汉代的盐泽、元代的罗布泊和大清地图标注的罗布泊不在同一位置。汉代的盐泽相当于今天的罗布泊，元代的罗布泊相当于唐代的蒲昌海，大清地图上的罗布泊应该是若羌县北部的阿拉干湖。

如两声平地惊雷在耳边炸响，令此前埋头旧纸堆的东方学者们震惊不已。被认为“没有新闻的”“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从此吸引了无数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目光。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方学家代表大会在汉堡召开，由各国东方学家组成的“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正式成立。各成员国也相继成立了国家西域考察委员会。西域迅速升温为世界考古与探险的热点，成为一个世界性考古话题，并幻化为许多探险家永远不变的地平线。

同一年，他被推举为瑞典最后一个无冕贵族。他还是瑞典两个科学学院的成员，因此他在诺贝尔奖的科学和文学两项评选中拥有发言权。

从此，斯文·赫定——这个在瑞典几乎与诺贝尔齐名的人，为广袤的亚洲腹地深深吸引，将人生的目标全部倾注在对中国的探险事业上，以至于终生无暇娶妻。他曾无比骄傲地宣称：“我已和中国结婚了！”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和沉醉的宣言，但每一个听到这句宣言的中国人反而感到脸红。因为早在光绪十五年（1889），新疆省第二任巡抚魏光焘，为强化新疆与河西的联系，派副将军郝永刚、参将贺焕汀、都司刘清和，对敦煌经罗布泊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线进行了探察，绘制了《敦煌县西北至罗布淖尔南境之图》。这幅在极其原始的条件下绘制的地图，不仅标明了玉门关、阳关通向罗布泊的路线，而且在罗布泊西岸清楚地标明了一座古代城址。可惜，郝永刚等人不是考古学家，并不知道也不会深究这座古城是历史上的哪座城市，有怎样的考古与学术价值，自然也就没有为这座古城命名。更遗憾的是，这幅珍贵的地图，一直沉睡在清宫高墙之内。大清统治集团现代地理、考古知识的极度贫乏，使得他们十分缺乏对国内文物古迹的保护意识。清末时局的混乱所导致的信息闭塞，又使得中国学术界被完全隔离在这场学术竞争之外。就这样，楼兰——大漠深处的“梦幻之都”，错过了与中国学术界邂逅的机遇，中国随之也与楼兰冠名权失之交臂。

于是，楼兰古城的发现权，只能属于外国人——斯文·赫定，这也成为中国考古人心中永远难以抹去的耻辱记忆。

七、远道而来的美国人

最大的事物都是没有阴影的，比如大海和天空。

——冯骥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四个人、五峰骆驼组成的科学考察队，从卡尔克里克（Charkilik）^[54]启程，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向米兰行进。带队者名叫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是一位秃脑门、小眼睛、学究气十足的美国气象学家。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亚洲腹地了。两年前，他作为美国卡耐基学院探险队成员，对帕米尔高原（Pamirs）^[55]的气候与地理条件进行了野外实地考察。在那里，他不但学会了柯尔克孜语与维吾尔语，而且与柯尔克孜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这一次，当他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资助，再次深入亚洲心脏——塔里木盆地，便被眼前开阔的视野、壮观的景色、奇特的地貌深深吸引。他在出行前，就确定了此行的重点任务，那就是研究新疆地区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显然，他也受到了德、俄两国地理学会关于罗布泊位置之争的影响。

他在笔记中毫不掩饰出行的原因：“事实是，在中国古代地图上，罗布淖尔位于它现在位置的北面。这引起了不少争论，争论的一方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及其他俄国人，他们坚持现在的湖——喀拉库顺一定是中国的大湖罗布淖尔。争论的另一方，李希霍芬和斯文·赫定则认为，这绝不可能。一个罗布淖尔在古代是不断扩大，还是在楼兰灭亡前就已消失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为了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我打算穿越罗布沙漠最宽阔的地段，去这个古代湖泊还没人探察过的部分做一次环绕旅行。”

圣诞节当天，本是西方的公共假日，也就是休闲、聚餐、欢庆的日子，他却不辞辛苦地进入了鄯善国陪都——米兰遗址。“遗址不仅大，而且建筑工艺已相当发达。主要构架建筑在以晒干的砖块为基座的坚实地基上，高达10英尺或20英尺……它只不过是一个镇，从那些沟渠到陶器窑址，占地面积至少有5平方英里。所有泥土筑成的房屋均已消失，其中只有两所房屋遗迹尚存。留下的13座建筑物，其中一个就是城堡，有400平方英尺；一座是寺庙，外墙上饰有黏土制成的佛像浮雕；两座是佛塔；另九座是土坯砌筑的矩形物，其屋顶通常是以类似墙的东西覆盖着，也许曾是僧侣的住所，或是佛教庙堂。从这些遗存不难看出昔日的繁荣。我们可以从古老坚实的城堡废墟中辨别出用轻薄脆弱的材料雕刻的各种栩栩如生的小物件。”

即使巨船已经锈迹斑斑，仍有三千铁钉诉说着昔日辉煌。显然，这是一座珍贵的城镇废墟，其中有无数价值连城的文物。后来专家们考证，它是世界上37个叫米兰的地名中最具历史与文化气息的古城。可以设想，如果亨廷顿是一个文物大盗，米兰将经历一场多么残酷的浩劫啊！

但亨廷顿是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他知道这些文物属于当地人，因此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探索气候与人类的关系上，对专事文物掠夺的西方同行不屑一顾。此后，他拜访了罗布人村庄阿不旦^[56]，考察了楼兰遗址，利用4天时间从东南向西北穿越了罗布盆地，然后北上焉耆^[57]、吐鲁番，继而结束考察返程。

亨廷顿像

回国后，他进入耶鲁大学执教，于1907年出版了《亚洲的脉搏》一书。当时，人称塔里木为“亚洲的心脏”，他则称这些河流为“亚洲的脉搏”。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结论：罗布泊是一个变化中的“盈亏湖”。他认为“干燥在罗布盆地并不是一个不变的过程。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干燥曾经间断或不间断地出现，有时覆盖面大，持续时间长”。2000年前罗布泊面积很大，占据古今干河床，后来因气候变得干燥，湖面才逐渐收缩成如今的样子。他的“盈亏湖”之说，对于斯文·赫定的“游移湖”之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后来中外专家经大量地理考察证明，罗布泊不论如何“游移”，都从未离开那个巨大的湖盆，它的确是一个“盈亏湖”。

他还从气象学角度指出，公元6世纪之后，“似乎出现过一次极度干旱，这次干旱使许多古城，包括热瓦克^[58]、喀拉墩、睹货逻^[59]、楼兰以及其他我们迄今尚未知其存在年代的古城都遭到废弃，经过楼兰的商路也在这时被废弃，使得另一条更长的商路取而代之”。

算起来，他是为数极少的不以盗掘文物为目的的外国人。为此，我应该向这位科学家深深地鞠上一躬。

八、文物大盗

金钱是能让我们去除了天堂以外的任何地区的一份护照。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

但亨廷顿前脚刚走，一个文物大盗便接踵而至。

他叫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习惯于西装革履，嘴唇紧闭，一双深邃的眼睛透着狡黠与坚毅。他于1862年11月26日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考虑到孩子的发展前途，他的父母让他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他从小就无限向往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60]对亚洲的远征，加上受匈牙利人是匈奴后裔这一观念的影响，亚洲，特别是中国，对他有着无形而非凡的吸引力。

长大后，他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期间，他通过各种渠道接触能帮他实现目标的人，并幸运地遇到了两个恩主：亨利·罗林森（Sir Henry Rawlison）和亨利·玉尔（Sir Henry Yule）爵士。其中的罗林森曾把自己吊在悬崖上，荡来荡去地临摹大流士一世（Darius I the Great）^[61]留下的1200平方英尺碑铭上的楔形文字（Cuneiform），并释读了那些文字；玉尔则跑遍了欧洲各大图书馆，精心研读马可·波罗关于东方的记述，出版了《前往契丹之路：中世纪有关中国资料辑录》和《威尼斯人、先知马可·波罗之书涉及的东方奇闻和王国》。对斯坦因来说，这两位导师不仅慷慨亲切，而且大权在握。斯坦因的学业一结束，两位导师就促成了他前往印度任职的计划。

1888年，斯坦因出任英属印度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

之后的十年，他读到了公元5世纪的《鲍尔古本》，翻阅了赫文·斯定首次考察西域后写成的《穿过亚洲》，也获知了俄国正组织探险队赴新疆探险的消息……这些信息极大地刺激了斯坦因，一个赴新疆探险的计划在他胸中生成。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在呈报给英属印度旁遮普政府的探险计划书中写道：“我申请的项目是，要求地方政府和最高当局支持由我计划的一次对中国新疆和阗地区及其周围古代遗址的考古考察旅行。”英属印度中央政府内务与财政部批准了这一申请。

这是一个极具殖民主义倾向的人，他在同一年给友人的信中谈起了此次考察的目的：“我敢肯定，和阗和中国新疆南部，是英国考察的适当范围。用现代术语来说，它按理是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且我们也不该让外人夺去本应属于我们的荣誉。”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底，斯坦因从克什米尔（Kashmir）^[62]启程，于7月20日抵达喀什。这个在考古专业上堪称世界一流的学者，精通匈牙利语、德语、法语、英语、希腊语、拉丁语、梵文、波斯语、突厥语等数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急需一个翻译。

聚集在喀什的外国考古学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一到文物所有权等关键问题上，中国学者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