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童年

我的家乡湖南省浏阳县不仅山清水秀，还是人文荟萃之地，在中国近代史上出过许多知名人物。19世纪末，为变法维新救中国而先后英勇牺牲的谭嗣同、唐才常都是浏阳人。我父亲和谭嗣同、唐才常是当地名儒欧阳中鹄的得意门生。欧阳中鹄是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的祖父，他精于儒学，富有进取思想，对弟子们追求进步、勇于变革的思想形成，颇有积极影响。20世纪20年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浏阳更是中国革命的先进地区之一。1927年秋，毛泽东同志率领三湘子弟兵举行的著名的秋收起义，就发生在我们浏阳的文家市，那里已经成为重点革命文物的保护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浏阳人引以为豪的是，有许多浏阳人跟着毛泽东闹革命，几十年来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有一大批人成长为我国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如胡耀邦、王震、王首道以及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等等。无怪乎歌颂浏阳光荣革命传统的《浏阳河》，成为中国革命民歌中的优秀代表作之一，至今仍脍炙人口，并将永久流传下去。

浏阳不但是光荣的革命圣地，而且经济、文化的开发也比较早。一般的农副产品都很丰富，还以出产夏（麻）布、鞭炮和湘绣等著名，在清朝就是个经贸出超县份。这里民风淳朴，人民勤劳勇敢。湖南的手工湘绣是国际知名的手工艺品，女孩子长到九岁十岁时，就要学绣花。家家户户男人们下田劳作；妇女在家务之余，不是纺纱织布，就是绩麻、绣花。不少人家，男女老少人人动手，利用空闲时间，手工制造烟花鞭炮。即使在旧社会，也很少有不事生产劳动靠行乞要饭为生的叫花子。我们湖南省的民智开发也比较早，哪怕是拉人力车的，或是挑夫、码头干苦力活的工人，从小都要认字，读《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启蒙书。因为妇女都参加劳动，在家庭里不受歧视，所以重男轻女的陋习也要比其他地方少得多。

我的曾祖父瑞麟公是位医生，开了一家药铺。他一生乐善好施，对于穷苦的病人，不仅免费施行义诊和赠药，有时候还加赠几钱银子，嘱咐病人家属子女，回去要以孝心奉养生病的老人。那些贫苦病人，不仅得药治病，还能增加一些营养，往往病也好得快些。因此，四乡穷苦的病人家庭，对我曾祖父都非常感激。但对于富豪人家，曾祖父所收的出诊费却很昂贵。因为他的医道高明，有钱人家只怕请不动他，也不敢说贵。曾祖父去世的时候，各乡很多受过他恩惠的农民到我家哭丧吊孝。由于曾祖父一生乐善好施，使家中的积蓄耗费殆尽，传到我祖父时，家道就中落了。我祖父名焕吾，字懋梁，虽然家境已日益拮据，却仍继承了曾祖父的遗风，一生也有许多善行。我的祖母姓刘，是一位有教养的、典型的、旧社会的贤妻良母。祖母的娘家颇富有，嫁妆比较丰厚，这对缓解我家日益中落的贫困境况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她天天晚上纺纱织布直到深夜，以贴补家用。我父亲是独子，祖父、祖母对他十分钟爱。我父亲生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本名祖勋，民国以后，改名为黄徵，字颖初，笔名聿园。他生性聪颖，自幼就有“神童”之誉，在十二岁时就作了一首《促织诗》：

促织复促织，夜阑应噤声。母劳嗟可息，窗畔已鸡鸣。

大意是要促织（蟋蟀）不要再叫了，窗外已经快天明了，而母亲已经纺织了一整夜，十分劳累，应该让她安稳地休息了……这首诗一方面显示了父亲年少时的才华，同时也表达了他颂扬祖母慈爱勤劳的孝思。

我父亲十几岁时考中了秀才，之后，祖父曾想让他停学到店铺里去当学徒。幸好祖母舍不得，向娘家求助。外祖父和舅父们一向都很喜欢我父亲，就资助他继续上学。祖母为此卖掉了自己陪嫁的首饰。祖母因操劳过度，五十一岁便病逝了。

我父亲娶的第一位原配刘氏夫人，没有生育；第二位继配李氏夫人，亦无生养。祖父生怕黄家乏嗣无后，父亲守孝期满，即为父续弦，让父亲娶了第三位继配夫人，就是我们的生母。她姓李名婉，号琴湘，出身于中农家庭。我外祖父也是医生，我妈妈是他最小的女儿，因此外祖母对她非常宠爱。我妈妈嫁到黄家来的时候只有十八岁，我爸爸比她大十五岁，他对妈妈很好，看到新娘子缠了小脚，就立即把缠脚布割断丢掉，让我妈妈放脚，免受缠足之苦。我母入门即当家。父亲以课读为生，收入艰薄；母亲乃贤内助，工烹饪。父亲所结交者，均当时名士，喜好结社雅集，每逢春秋佳日，联袂郊游，步行往返。母亲备好食盒担子，有酒肴，有点心。他们席地而坐，豪饮畅谈，吟咏酬唱。父母均善弈，乐道安贫，相敬如宾，不以功名坎坷萦怀。

慕兰父亲画像

慕兰母亲画像

为了改变重男轻女的陋俗，我父亲曾和同乡兼同窗好友谭嗣同，以及浏阳的其他进步人士合办过一个育婴堂，专门收养被人抛弃的女婴。我们浏阳的乡风，女儿出嫁时不收男家的彩礼，还要陪送一份嫁妆过门，所以生了女儿就叫“赔钱货”。如果只生一个女儿并不会太为难。再生第二个女儿，也还可将就。等到生下第三个女儿，家里人就要叫“赔不起”了，往往就在产妇床前将女婴溺死，或者丢弃路边不管其死活。父亲和谭嗣同他们在家乡宣传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溺死女婴是一种犯罪行为。后来溺死女婴的风气逐渐改掉，但是丢弃女婴的事还是经常发生，因此他们就开办了专门收养女婴的育婴堂。育婴堂平时大门紧闭，对外只开一个窗口，窗口外放一个收弃婴的木箱，便于穷人家在夜间放弃婴。有的人家还把孩子的生辰八字写在红纸条子上，以便给人认养，但很少有已取了名字的。就这样，这所育婴堂曾陆陆续续收过几十名被丢弃的女婴，先后给没有女儿的人家抱养了去，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善举。谭嗣同欣赏父亲的才华，聘其为幕友。幕友早时俗称师爷，即今之秘书，聘金比课读为丰。当谭嗣同调往南京候补知府时，父亲与之一同前往，经长江乘船顺流而下，在舟中各有唱酬诗词多首。父亲将自己所作辑为“中路集”，后因避祸出走，这部分诗稿不知去向。现在出版的《聿园诗稿》中，仅有集名，内容缺失。近年见谭嗣同遗集中却有部分收录。父亲除处理日常文书外，还帮谭整理《仁学》；谭也为我父所著《传音抉字简法》一书撰序表扬。谭并嘱其爱子怀生，对家父执弟子礼，可见相知之深。

1897年春，即戊戌变法前一年，父亲孝思孺慕情深，在祖母逝世周年忌辰时，设位遥祭，伏地而哭，哀伤过度而精神失常。谭只得派人遣归，遂未能跟随谭入京。幸祖父乃世袭中医，悉心医治而愈。翌年，维新变法失败，谭等惨遭慈禧杀害。闻谭噩耗后，祖父警惕清廷文字之狱，虑受株连，而与父亲各赴他乡远游，以保安全。谭先烈对就义是有精神准备的。当时梁启超避入日本领事馆，大刀王五义士等劝谭走避，他慷慨激昂地说：“革命不可能不流血，我不牺牲谁牺牲？以流血唤起人民的觉醒，是值得的。”当时，谭的父亲任湖北巡抚，谭嗣同特地把父亲和夫人规劝他不要搞改革维新运动的家书放在桌上，从而使家属避免了株连。谭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斩，是历史上有名的六君子案。谭嗣同从容就义，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临刑绝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宣统元年（1909）开了恩科，这是当年科举中的一种异路功名，即由各行省提名，凡落第饱学秀才，可与举人一体进京，参加会试。被提名者必须是品学俱优的人士，父亲亦被提名，考取了优贡。优贡是二十四年一次，拔贡是十二年一次，此特殊学位亦非易得的。父亲考取了，黄家祠堂内树起了旗杆和优贡匾额，族中人都引以为荣。贫儒之家也升格为书香门第了。当时还发表了父亲为两广盐运使候补经历，但当时吏治腐败，无钱、无势、无后门者怎能由候补转为实任呢？出于对清王朝政治腐败、外交软弱屈辱的不满，他仍与同学唐才常秘密联络奔走，因谋事不密，唐又牺牲，家父受托孤之重任。此乃谭、唐先烈遗孤与先父有师生之谊和革命世交的渊源。

慕兰父亲的同乡兼同窗好友—谭嗣同

谭嗣同殉难后，离家远避的祖父在南昌遇见一位有道高僧，他不但会给人治病，还精通星象之学。祖父从高僧那里学了些医卜星象之学，回到浏阳家乡，就更加一心行善积德。我们浏阳以生产花炮出名，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放鞭炮，不少人家的小孩子被鞭炮炸灼受伤。祖父就按那高僧授他的偏方，把一种叫做刘寄奴的草药采集来洗净晒干，然后浸泡在茶油坛子里，遇有被鞭炮灼伤的人来讨药，祖父就按伤势的轻重，从坛子里取几勺药给他们，没几天伤口就会好。记得小时候，我常常帮着祖父做这种施药治伤的好事呢！

我妈妈也是位好行善事的人，自从嫁到黄家以后，虽然家境不富裕，但每年夏天，她总要把茶叶用开水冲泡到茶缸里，置放在我家大门口，免费提供给过往行人饮用解渴，这就是所谓“施茶水”的善举。从曾祖父、祖父祖母，到我母亲三代人都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是我们黄家一贯乐善好施的传统家风。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优良道德风尚。俗语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我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即1907年7月18日在浏阳北门外的黄家祠堂里出生的。在我出生的时候，我家田无一亩，房无一间，是个贫儒之家。在我之后，又陆续有了两个妹妹、六个弟弟，但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按照家谱里规定的辈分排列，我们这一辈人的名字里都有个“彰”字，给我取名彰定，字淑仪。大弟彰传，妹妹彰容，二弟彰任，三弟彰信，四弟彰健，五弟彰位。几代单传的黄家，到了我父母这一代，膝下竟然拥有二女五男，也可算是门庭兴旺了。

我是长女，父亲因为是三十多岁才有女儿，所以对我宠如掌上明珠。虽然我出生于贫儒家庭，但双亲都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父亲连妈妈已经缠了的小脚都给解放了，我自然更不会受缠足之苦。回忆我幼时在父母那儿所享受的宠爱，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忧啊、愁啊和令人难过伤心的事。

大弟弟彰传比我小三岁，两年后又有了彰容妹妹。妈妈在家里辛劳勤俭地操持着家务，因为忙不过来，请了一位保姆，负责烧饭、洗衣，还在房后小园子里种些蔬菜，饮用水是另外再请人挑的，每天也要好几担。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带我和弟弟回娘家去探亲的情景。外祖父家在浏阳东乡的乡下，那时中农人家住的房子还不错，有好多间，前面有一块大空地，是用来晒谷子的，庭院里养鸡养鸭，还种了几株桃树、梨树。乡下的妇女不论老少，都还是缠小脚的，按旧习惯，到六七岁时就要开始缠脚，那是非常痛苦的。把两只天然的脚掌，硬要用一层层的布裹成“三寸金莲”，脚掌、趾骨都要硬生生地被折断，怎么会不痛苦呢？我到外婆家去的时候，看到比我大几岁的姐姐们全都缠了小脚，只有我不但没有缠脚，还跟男孩子们一起跑来跑去自由地玩，她们看了都觉得很新奇。我妈妈就宣传我爸爸说的妇女放足的好处，说男女应当平等，妇女首先要解除缠脚之苦，这样不但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而且对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也有好处，可以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我这个不缠小脚的女孩子，又爱唱歌，又爱读书，这些也都是乡下姐妹们觉得我们这些“城里人”与她们不同的怪事，这也反映了当时城乡差距之大吧。

因为我们难得到乡下外婆家去一次，成了“稀客”，外祖母对我们分外热情，钟爱有加，天天给我们吃好菜，鸡呀，鱼呀，肉呀，都吃不完。我妈妈持家很节省，我家只有初一、十五才吃荤，家里来了客人才杀鸡，平常都只有素菜吃。我们浏阳人把牛当做耕田的主要工具，乡下是不许杀牛的，没有牛肉可吃。只有在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孔夫子的大典时，把牛作为祭祀的主品，叫“太牢”（羊是“少牢”），才可以杀牛。我父亲成了优贡之后，就有资格去参加祭孔典礼，祭孔完毕，与祭者可以分到一份牛肉。这牛肉就成了十分稀罕之物，也成了旧社会“书香门第”的一种引为自豪的标志，不是一般人家可以享受得到的。但对这十分珍贵的祭孔得的牛肉，我就是不能吃。我这个人有点奇怪，生下来就不吃牛肉，一吃就会呕吐。这是从小形成的一个习惯，倒不是后来父亲劝我信佛后才不吃牛肉的。在我们返城回家的时候，外祖母还让我们把喜欢吃的乡下土产带回家去，特别是我父亲最喜欢吃的笋干和茄子、冬瓜、豇豆等新鲜蔬菜晒成的干菜。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很快就篡夺了胜利果实，只是换了一块中华民国的牌子，政治上仍然十分黑暗腐败。这时父亲的思想转向信奉“实业救国论”。父亲在岳麓书院任主任教习两年，院长乃督军兼省长的谭延闿。父亲向谭建议开采锑矿和兴办铁路。兴办锑矿失败后，父亲受到排挤，愤而辞职。谭器重父亲才华，将他调入株萍铁路任文牍科长。株萍铁路局是三等局，科长每月的工资是六十块银元，那时候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父亲每两年才回家一次，每个月寄三十块钱回家。我家住在黄氏祠堂的公房里，不用付房钱。那时物价便宜，一担（石）大米一百五十斤，只要三块钱；保姆的工资也很低。妈妈空闲时还做些刺绣、剪花等精巧的女红，让保姆拿到街上去卖，也有些收入补贴家用。由于妈妈勤俭持家，精打细算，每月还能有些积余。

从小我的记忆力就特别强。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教我念唐诗，我很快就能背诵如流；上学后，老师在一堂课里教的书，我只要读上两三遍就能够背诵了。妈妈出嫁前没有读过书，婚后，我父亲教她读了“女四书”，她也能够背诵；只是由于操持家务劳累，无暇练习写字。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离家外出工作，就由妈妈口述，叫我替她给父亲写信，遇到不会写的字，那就只好画个圈圈代替。每次父亲在回信里就把这些不会写或是写错了的字，一一为我改正，还表扬我读书写字均认真呢！在浏阳，每年阴历七月十五，要举行追祭祖先的“烧包”（就是佛教的盂兰盆会），要在纸袋上写祖宗几代的名字，进行祭拜后焚化。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会照着字样描写了。想起小时候在父母堂前问字之乐，至今回味，犹有余甘！

我三年级以前，在附近火官庙前的小学校上学，早晨去，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后来进了西城迎佛寺内读高小，离家有一段距离，就带午饭在学校里吃。妈妈很疼爱我，虽然家里经常只吃素菜，却常在我的饭盒里放些很香的豆豉蒸腊肉，这可是我特别喜欢吃的。我上高小的这所小学是女校，名誉校长是谭嗣同的夫人，她聘请了几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女教师，思想很进步，而且是决心终身不嫁的独身主义者，以毕生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和争取妇女的平等自由权利为荣。这些老师都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她们献身于女子教育事业，很爱护学生，从来没有像私塾先生那样对学生进行打骂的。即使偶有同学犯了错误，也只是要求她当众承认错误，再罚她在课堂上笔直地站立五分钟，这已经叫人够难为情的了。这样一种教育方法，使学生都养成了自觉用功和自尊自重的良好心理，也使学生们更加敬爱老师。记得每次上课，班长都要喊：“起立，立正，鞠躬！”老师也向学生鞠躬还礼。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情。小学时，我的国文、体操以及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好，毕业时荣获第一名。学校的工友把文凭送到我家里的时候，放了长长一串鞭炮。我妈妈当然很高兴，给了工友一个红包，自己家里也放起了鞭炮。这一来又惊动了左邻右舍，他们都说我高小毕业考了第一名，就好比是科举时代中了秀才，纷纷前来我家祝贺。邻居们前来道喜，都给我家送一挂小鞭炮以示祝贺；妈妈则做了三席酒菜款待贺喜的乡邻们。这也说明那时我们这女子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非常荣幸，是受到邻里们尊重的。

我十一岁那年小学毕业，正逢南北两派军阀在湖南混战，湘军赵恒惕部赶走了北军张敬尧部。张敬尧部下的士兵非常之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们又恨又怕。当听说张敬尧的溃兵要路过浏阳北逃时，家家户户扶老携幼逃到乡下去避难。我曾祖母娘家有一周姓亲戚，住在南市对河的唐家洲，不在溃兵将要经过的大路上，妈妈就带全家人到周家去避难。周家是户半渔半农的中农人家，因为靠近河边，平时就捞些鱼虾，靠水吃水，同时也种些粮食、蔬菜，自家有房子，生活能自给有余，是一户非常忠厚的人家，对前去投亲避难的我们一家人，给予非常热情的接待。到了晚间，忽然听说有一些零星的张敬尧部溃兵可能会向这里流窜，我们只好跟着周家人连夜出走，躲在一个小山的后面。那时妈妈的奶水不足，为了怕三弟因饥饿啼哭，惊动溃兵寻声而来，我只好嚼了一点奶糕喂三弟。那天晚上紧张逃难的经历，以及听到人们所谈的军阀士兵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暴行，使我那小小的心灵中，对这个社会里压迫剥削人民的反动军阀势力有了模糊的认识，并萌发了将来长大后定要坚决反对和铲除军阀恶势力的抗暴意识。

那场逃难，总算有惊无险地平安过去，我们在辞谢了周家亲戚后，很快回到家里。妈妈平时勤俭持家，好不容易才积蓄了两百块银元，逃难离家前，匆匆忙忙地把银元装在陶瓷坛子里，埋放在家里养鸡的鸡笼底下。回家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查看埋在鸡笼下的坛子，直到看见所藏的银元仍原样未动，才放下心。因为这番经历，我家对周家亲戚是很感激的，逢年过节，我祖父总要到周家去拜年送礼。他们家有人上门到我家来，我祖父和爸爸妈妈对他们都很恭敬，热情相待，大家相互间的感情一直都很好。躲溃兵的事过后不久，湖南水灾泛滥，这时已在武昌粤汉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就派了人来，接我们全家人到武昌徐家棚粤汉铁路的公寓居住。祖父年老恋乡，不肯离开浏阳，暂时留在老家；其他人就此告别了美丽可爱的故乡浏阳。

粤汉铁路局要修建从武昌到长沙间的铁路，在路局任督办的詹天佑，就将我父亲调到设在武昌徐家棚的粤汉铁路局来工作。詹天佑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工程专家，他曾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今京包线北京至张家口段），在修建八达岭坡线中，他因地制宜运用“人”字形线路，减少工程数量，并利用“竖井施工法”开挖隧道，缩短了工期，至今在那里还有纪念他的铜像。父亲在株萍铁路局时工作就很出色，曾起草了铁路管理的规章制度和人事奖惩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由粤汉铁路局局长颜德庆和詹天佑报送到交通部，获批准后在全国执行了几十年。父亲还写了一个《全国铁路建设意见书》，并由此获得交通部颁发的五百块钱的奖金和一枚“文虎奖章”。但后来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这个意见书的许多计划都无法实现。詹天佑很欣赏父亲的才干，就把他提升到粤汉铁路局来当文牍课长。粤汉铁路局是一等大局，父亲的工资也从每月六十元增加到一百二十元。他在铁路局前后共工作了十八年，工资从六十元起步，最后增长到一百八十元。当时铁路局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和银行一样，比其他部门要优厚得多，除了工资高外，年终还要发奖金，所以在社会上该局的工作被叫做“金饭碗”。我家由贫儒而变为小康之家，全赖父亲工资增加与母亲勤俭节约。父亲的“实业救国”思想，是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热情的一种表现。父亲在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旧中国的社会条件并不能使他的才华得到充分的施展，他的“实业救国”理想自然也无法实现。父亲后半生成为铁路员工，终身是笔耕墨耘的脑力劳动的开明爱国人士。

詹天佑（1861～1919），近代著名铁路工程师

我家在武昌一住就是十几年，先住在粤汉铁路公寓五十号，后迁至十二号。我除了1919年上半年到长沙周南女校去读过半年书外，也一直住在武昌，到1927年才离开，算是住得比较长的一个地方。我很善于学各地的方言，特别是小时候，学起来很快，很容易。到长沙学会了长沙话，到武昌又很快学会了讲湖北话。粤汉铁路局徐家棚的宿舍区里，住着好些赴美留学回国的职员，原籍各不相同，我又向这些邻居们学会了上海话、苏州话和广东话。妈妈始终不善于学方言，与邻居们打交道，因为语言不通，每次都要我在旁边替她做翻译。我讲的各地方言虽然也不很标准，但后来参加革命，去的地方很多，能懂多种南北方言，这点本事对联系工作倒是很方便、很有利的。在这些与父亲同事的邻居中，有一位姓萧的车务处长，也是回国的留学生，他和詹天佑、颜德庆都是与我父亲友谊很深的好朋友。他有七个女儿，都很聪明，受过很好的教育。其中一位比我小十来岁的叫萧淑芳，后来成为著名画家吴作人的夫人。她自己也是位名画家，但是因为那时她的年龄还小，我们彼此都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父亲在粤汉铁路局任职期间，虽然还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所长，但工作是很稳定的。他每天去上班，原先是坐铁道上用人力推动的“摇车”，后来自己买了一辆人力车（私家用的叫“包车”）。恰好我的一位表兄潘炳文到粤汉铁路局来找工作，一时尚未就业，就由他拉车送父亲去铁路局，还负责给父亲送午饭。后来父亲就把他介绍进粤汉铁路局去工作了。那时家里还请了位保姆，主要是做些洗衣、清扫等家庭杂务；至于烧菜则由妈妈亲自下厨掌勺，因为她的烹调手艺非常好。曾在我们家里帮忙干过活的几位雇工，为人都很朴实，爸爸妈妈待他们也都很亲切关心，虽然是雇佣关系，但日常相待亲如家人一般，几乎没有什么主仆之分。

我们迁居武昌一年以后，潘炳文表哥回浏阳把祖父也接来了，一家人团聚，共叙天伦之乐。祖父七十八岁去世，那时我已十七岁了，印象很深。祖父精于医卜星象之学，他常说要传授给我，但因为我已经接受了新思想，认为那些东西都是迷信，我不要学，他也没有勉强。祖父逝世前早已给自己算过命，他把我叫到床前说：“你是我的长孙女，我最喜欢你，你是生不愿来，死不愿去（因为妈妈生我时三天三夜都生不下来，所以祖父说我‘生不愿来’；‘死不愿去’就是说我一定会长寿）。但你的一生很坎坷，不过晚年却会很幸福。你妈妈现在怀孕，不能料理我的后事，那就只能让你这个长孙女来帮助料理我的身后之事了。”我把祖父的吩咐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只能遵命了。他把祖父临终前所要换的衣服等东西都交由我来管理，并叫表哥他们也都来帮忙。我坐在祖父身边，一点也不害怕。父亲也没有去睡，大家都含着泪陪着祖父，祖父自己也含泪不语。父亲点了香，默念观世音菩萨的《心经》和《往生咒》，按祖父的说法，这都比哭好。祖父临终前，令我献他三杯起身酒，就这样送走了他老人家。追念当年祖父对我的祝福，正如他所预言的一样，我一生经历无数风雨坎坷，现在已经活到九十多岁，也算是长寿了。

祖父五十多岁即因念念不忘祖母的深情贤德而守义未续娶。他与人为善，从不宣传自己。唯一的嗜好是杯中物，自号酒仙。父亲性孝，为之准备五十斤一坛的黄酒，无须菜肴佳馔，随时随兴，自由自在、自得其乐地取饮。他说，暴饮、豪饮伤胃，亦会失去对好酒的品鉴力，微醺最佳。酒可助兴，借酒浇愁愁更愁，是名士派的自苦。父亲欣赏永不消沉的太白遗风，并具有乐天平淡的胸怀；我亦深喜吟诵李白的《将进酒》，一生应酬亦未大醉过，从未失仪，能处逆境虽苦亦乐，可能都是来自祖父的遗传。对他老人家慈祥的音容，至今犹存怀念之思。

父亲工余嗜好吟咏，与当时名儒樊樊山、易实甫、袁炼人等时有唱和，发表在交通部主办的《扶轮》月刊上。又按音韵手辑历代名词，数易其稿，定名为《词林韵准》。我记得小时候还帮他抄写过，但最后定稿全是父亲自己的手笔，足见父亲治学的认真与辛劳。在多年的战火中，多亏母亲和四弟多方保护父亲的手稿。三弟发达后，由他出资，四弟、五弟参与整理，先在台湾出版；我平反后，又由中华书局再版，并赠送给国内有中文系的著名大学图书馆，作为爱好古典音韵、诗词者的参考书。五弟回浏阳时，将此书献给故乡，置于谭先烈故居大夫第，既珍惜上代友谊，亦希望后人继承传统，日益兴旺发达。

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培养了我对诗词的爱好。但父亲并未对我讲解诗词入门的基础知识，他说即使如朱淑真、李清照这样的一代女词人，也只是用诗词记述其红颜薄命的凄凉。他鼓励我读史，读《列女传》。他对秋瑾先烈非常崇敬，是支持我走向革命的一位开明的父亲。我在家时，忙于补习功课，还要辅导弟妹，无暇问津诗词。后来得以拜俞陛云（阶青）老师、冒广生（鹤亭）老师为师，才学习了诗词的入门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