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美学？

高建平

在古代，中国没有一门叫作“美学”的学科。“美学”这个词，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才在中国确立的。

1873年，德国来华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著《大德国学校论略》，开始用“美学”两个字翻译aesthetics。大致同一时间，这个学科也传到了日本。1872年，一位名为西周的日本启蒙思想家写了御前演说稿《美妙学说》。此后，中江兆民翻译法国情感主义美学家欧仁·维隆（Eugene Véron）的《美学》（L’Esthétique，1878）一书，使用了“美学”这两个汉字。中国文学和美学研究界接受并普遍采用这个词，应该是20世纪初年王国维在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所写的文章开始的。此后，北京大学开始设立“美学”这个课程，标志着这门学科在中国的确立。“美学”这个词，日语发音为bigaku，汉语拼音（发音）为meixue，用的都是“美学”这两个汉字。

“美学”的这一从欧洲引进的史实，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中国美学没有一个自身的历史。一部西方美学史应该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而不是从鲍姆加登（Baumgarden）讲起；同样，一部中国美学史，也应该从孔子、老子而不是从20世纪初讲起。那么，在20世纪初，中国美学界引进的，仅仅是一个“美学”的名称，还是一个新的学科？“美学”这个名称来到中国，“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对于中国的相关方面的研究，带来了什么变化？是否由于从学科起源上讲，“美学”来自西方，就可以否定中国特有的“美学”问题的研究？我感到，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什么是中国美学”谈起。

一 “美学在中国”的不同形式

对于中国美学的最初理解是美学在中国（Aesthetics in China），更为确切地说，是西方美学在中国（Western Aesthetics in China）。

现代中国的最早一批美学研究者，以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者为主。在20世纪，中国出现了众多的著名的美学家，他们做了许多翻译和译述的工作，对于现代中国美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重要的人名。

朱光潜先生是一位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典型代表。他翻译了从柏拉图、维柯、黑格尔直到克罗齐的许多西方美学的经典著作。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文艺心理学》和《诗论》这两部著作。在前一部著作中，朱光潜将克罗齐的直觉说、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等人的移情说，以及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一些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学说结合在一起，用来解说文艺现象，并在书中举了大量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例子。他的著作显示出巨大的对于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解释力量，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他的后一部著作《诗论》中，则运用一些西方的诗学理论来解释中国诗歌。

宗白华与朱光潜不完全一样。宗白华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中译者，但是，他在美学研究中，却努力寻找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不同点。例如，他坚持认为，西方绘画源于建筑，渗透着科学意味，而中国绘画源于书法，是一种类似音乐与舞蹈的节奏艺术（《美学散步》第114～118页）；西方绘画是团块造型，而中国绘画是以线造型（《美学散步》第41页）；西方美学具有一种主客二分的空间与时间意识，而中国美学具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空间与时间意识。当然，这种不同点的寻求，仍是依据西方美学的框架来进行的，具有运用西方的美学概念来整理和总结某一个非西方美学的特点。

蔡仪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当时的左翼思潮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回国以后，他就致力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他的美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努力在美学研究中贯彻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强调美是客观的；二是建立一种“美是典型”的思想。对于蔡仪来说，“典型”这个词来源于法国古典主义美学以及恩格斯的一些书信，但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某种对黑格尔式美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观点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特点。

在一些并非在西方受教育的学者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西方美学的深厚影响。这方面的一位突出的代表是李泽厚。李泽厚的美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这种理论最早可以看出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的影响，后来经过他的一系列的改造和发展，成为一种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生活观念和实践观念改造康德认识论体系的美学理论。这一理论在50～60年代建立并产生影响，在80年代的中国被许多美学研究者所接受。

在这一系列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并没有被中国学者意识到，这就是，研究者是在提出一种美学理论呢，还是提出一种中国美学理论。实际上，在当时，这个问题并没有被学者们意识到，在这些学者的心目中，还没有形成一种建立中国美学的强烈意识，对于他们来说，“西方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是同义词。

二 传统美学的整理和发展

在中国的美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美学本来就是外来的，没有必要发展一种独特的、被称作中国美学的理论。正像没有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学一样，不应有一种中国美学。在许多关于什么是美学的介绍性文章中，人们都在重复着一个美学怎样在西方建立，又怎样传到中国的历史。但是，在西方美学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认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学艺术传统和独特的审美传统，应该对这些传统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中国文化具有独特解释力的中国美学。

对于中国美学的研究，20世纪前期，特别是王国维和前面说到的宗白华就做出了尝试。这两位学者都致力于运用西方美学的基本框架，对中国美学进行研究，并在这个理论框架所提供的可能性之中寻找中国美学的独特之处。尽管从思想谱系上看，这两个人都应属于“西方美学在中国”，但他们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独特特征的研究，对于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的研究，使他们成为超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框架的重要的先驱。80年代的后期，出现了一种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的热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泽厚的《华夏美学》、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刘纲纪等人的《中国美学史》、聂振斌先生对于近代的一些重要美学家的专题研究，等等。这种历史研究，对于建立中国美学，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在一些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理论研究者之中出现了一种极端的观点。这些研究者认为，在20世纪，在西方影响下进行的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建设，基本上是失败的。中国文学艺术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独有的特征，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学艺术批评也具有自身的范畴体系。运用西方的文学艺术批评概念来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其结果只能造成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扭曲，形成文学艺术中的失语症。这些人认为，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回到古代去，从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理论中汲取营养，直接发展出一种适合中国文学艺术的理论来。在持这种理论的人中，一部分运用西方后殖民理论为自己辩护，另一部分则坚持一种古老的中华中心论，是两种思想线索20世纪末在中国的一种奇怪的合流。

这种思想在文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实际上，这些文学理论研究者们所从事的也是美学问题的研究，但是，在中国，他们属于与严格的美学研究群体稍有不同的一些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群体。当然，在这些群体中，研究者们对于传统的态度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围绕着怎样建立现代中国美学，研究者们有着许多不同的意见。

与此相反，在美学界中，绝大多数学者都持有一种相对温和的立场。他们努力整理一些传统的中国美学概念，例如“气”“韵”“骨”等等，并将之与一些西方美学概念并置在一起，形成一种中国传统概念与西方美学概念并置而混合的状态。这种并置状态实际上并不能构成理论的体系，而只是一些美学的教学体系而已。这些学者们并不寻求体系的完整性。他们所关注的只是以一个可接受的篇幅，为接受一定课程教育的学生提供一个适用的、可以提供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的教材。这种类型的教材，当然有着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种教材所造成的体系的错觉，却对于中国美学的建立，实际上起着阻碍作用。

三 一般与特殊观念批判和在对话中形成的不同美学间的张力关系

在这一系列的争论中，怎样才能建立中国美学，什么是中国美学，这本身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在这里，我想进行一个概念上的澄清。在回答什么是中国美学时，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预设，既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学问，叫做“美学”，它回答关于美学的一般性问题；也存在着一系列的，以国家、地区、民族、文化来命名的美学，如印度美学、日本美学、东南亚美学、拉丁美洲美学、东欧美学，也包括中国美学，它们回答各区域所独有的美学问题。这种预设是存在问题的。在美学上，我们不能断定，在某些国家中产生的美学，是一般性的美学，而在另一些国家中产生的美学，是特殊性的美学。其实，即使在一些传统的所谓美学大国，即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之间，我们也无法确定某个国家的美学是一般性的美学，而另一些国家的美学是特殊性的美学。

从另一个方面看，美学与数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学科与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一定的文化可能会有利于像数学这样的学科发展，因此，一些数学定理最早由一些民族发现，后来传到其他的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只是数学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数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一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所发现的原理可以相互通用。美学则不同，美学存在于社会和文化之中，有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美学。这时，社会与文化状况不仅仅是美学原理产生的前提条件，后者正是前者的反映。产生于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美学之间，只存在着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的关系，而绝不能相互通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或文化的美学，并不是一种普遍美学的一个分支，不是某种普遍的美学原理在这个民族的实际运用。一个民族和文化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传统，这个民族和文化的美学，应该植根于这种审美观念和艺术传统，成为这种民族和文化审美观念的理论表现。

更进一步讲，那种一般的美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逻辑学中，一般并不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它只是从特殊中抽象出来的，这是一个古老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对此，我持一个唯名论的立场，认为名称只是名称而已。我们面前的桌子，只是一张桌子。一般的桌子并不存在，它只是桌子的共名而已。在美学中，一般的美学则更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任何一种美学理论，都与产生这种理论的民族、社会、文化和时代条件，与这种理论与其他理论所处的对话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一种具体的美学，而不是抽象的一般的美学。这种美学所发现的真理，都是具体的，在一定范围内有着适用性的真理，而不是一种普遍的真理。

但是，美学的这种性质，绝不等于美学可以封闭地发展，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的。不同民族和文化间的美学对话，对于美学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在不同美学的交界处，常常特别活跃。在20世纪的中国，曾经出现过美学的发展时期，也出现过美学的停滞时期。只要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美学的发展，总是与美学界的对外交往联系在一起。发展美学对话，美学研究就发展，而停止对话，美学的发展就停滞。

四 发展国际的美学对话

在不同的美学之间，存在一种对话的关系。这种对话的关系，是一种具体的，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关系。20世纪，西方美学，特别是一些美学大国的美学，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发展中国美学，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应该感谢这些思想的引入，而不是对这些影响持排斥的态度。那种幻想中国美学可以退回到传统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从中直接发展出一种现代中国美学的思路，是错误的。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叙述20世纪中国与国外美学对话的发展：

第一，美学对话从接受西方经典到与当代国外美学的直接对话。中国美学的发展是从翻译西方经典开始的。康德、席勒、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克罗齐、立普斯和布洛这些名字，早已为中国美学界所熟悉。在80年代，在李泽厚和滕守尧先生的主持下，翻译了苏珊·朗格、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的著作。但是，中国美学家直接加入到国际美学界，与国际美学界对话的局面，则是到了90年代才出现。

第二，从将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实例，到努力发掘中国自身的理论资源。从20世纪前期开始，在中国美学界流行的做法是，运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艺术现象。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有争议的做法。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学者的这些做法，是有着巨大成就的。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功绩，只有这么做，现代中国美学才能建立起来。从传统的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直接建立一种现代中国美学，是不可能的。中国美学必须经历这样一段借助外来影响，使中国美学现代化的道路。但是，怎样对待外来影响，这有着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理论和审美理论中，有着丰富的美学理论资源。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也有着一些独特的特点。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时，常常发现，这些理论，并不完全切合中国的艺术和审美的实际。我们过去的理论，采用的是一种将西方理论概念与传统中国理论并置和混合的做法。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与国外美学的对话中，立足于中国人审美与艺术的实际，建立独特的中国美学理论的要求，会被提出来。

第三，从只注重西方美学，到与其他非西方美学的对话。20世纪的中国美学，是从西方影响开始的。在一开始，日本成为西方美学向中国开放的重要窗口，但很快中国美学家就转向了对欧洲美学，特别是德国美学的注意。从20年代，特别是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发展、美学翻译热潮的兴起，更多的20世纪西方美学著作为中国人所了解和阅读。然而，我们对于中国以外的其他非西方美学，例如印度、东欧、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美学就了解很少。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会议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改变这个状况的重要契机。

五 建立中国美学的思路

让我们重新回到“什么是中国美学？”这个问题上来。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在新世纪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美学”？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

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美学研究的成熟，与中国语法学研究的成熟有相似之处。古代中国没有语法著作，最早的中国语法学是运用西方的语法理论研究汉语写成的。在20世纪，中国学者努力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追踪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二是研究中国语言材料。他们发现，根据西方的语言材料研究出来的语法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汉语中的一些语言现象。于是，他们开始努力依据汉语实际来创立汉语语法理论。在这种努力中，他们离不开国外的语言学理论，但同时，这种理论不能取代他们自己的理论创造。更进一步说，他们的理论创造会进一步丰富这种现代语言学理论。

中国美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中国美学研究要更多地介绍当代国外美学的研究，要更多地研究中国美学传统，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理论传统和中国现代美学传统。但是，中国美学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这就是研究当代中国审美与艺术的实际，让美学理论在这种对实际的研究之中成长起来。这种实际，就是各个门类的艺术。过去，中国美学研究有着一种浓厚的概念化的倾向。这种纯粹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同时，这种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由于脱离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只有来自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能够为这种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的活动提供解释和指导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美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美学找到了自己的真正根基。它与国外的美学的关系，是一种对话的关系。维持和发展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们还将继续努力做下去，为促进中国美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努力。同时，我们也将努力开展一个关注中国文学艺术实际的活动，希望更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参加到我们中来。

在我们摆脱了前面所述的一般与特殊的思路以后，我们应以另一种思路来代替它。不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但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发展。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来自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美学的对话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发展各民族和各文化的美学，发展民族和文化间的美学对话，就是为这种共同的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我们可以通过对话来达到相互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差异形成的张力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

1. 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