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撑渡工”

有朋友问我：“见孙犁先生难不难？”我说不难，因为我做过十多次“撑渡工”，把一些想拜访先生的朋友带到先生家里。当然情景各异，现在简单说几个例子吧。

河南诗人A，要在天津出版一册诗集，由我牵线，请南开大学中文系李丽中教授写了序言。序言写好，A到天津，签订合同，取回序言，就去东站买火车票回河南。火车票难买，是第三天早上的车票，不得不多停留一天。晚上，他低头喝着闷酒，我一边陪着他，一边翻孙犁先生的《无为集》，是先生刚刚赠给我的。A把书拿过去，发现扉页有孙犁先生给我的题字，就来神了，问我：“明天你能不能带我拜访孙犁先生？我很崇拜他。”那时候我还年轻，没什么顾虑，已经领过一些人到孙犁先生那里，就痛快地答应了他。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我们到了蛇形楼，敲门进去，孙犁先生把A让到正对门的沙发上坐下来，我给A倒了杯开水。A那时候正在编一本地区文联的杂志，他送给孙犁先生最新的一期。谈话就从编刊物开始。孙犁先生先后三次强调，编杂志发稿件不能看面子，讲关系。聊过编刊物，又开始说写诗的事情。总之，这次拜访很愉快。十几分钟后离开，走到楼下，A还深情地回望孙犁先生家的窗户。这个细节，如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作家B到天津出差，和我相熟。提前和我联系，说想见见孙犁先生。离津那天，他特意买了晚间的火车票，让我带他去拜见孙犁先生。下午，大概五点钟，我们到达时，先生一个人在家。他把我们让进屋，坐在通常接待客人的沙发上。他照例坐在他的椅子上，背对窗户，开始交谈。那天天气不太好，谈话的时候屋里已经比较暗了，孙犁先生没有开灯。一直到保姆杨玉珍阿姨从外边买菜回来，要做晚饭了，我们还在谈着，不仅谈中国文学，还谈到亚非拉文学。谈话的内容，B后来也写进了文章，在天津一家报纸上发表。当我们就要告辞时，未料想B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掏出几本孙犁作品集，请先生签名。我看见先生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在书上一一签了名。

我觉得事情不妙，第二天上午，又到孙犁先生家里去。谈了几句闲话，先生就问我，B做什么工作。我回答了，并说他与著名作家某某很熟。先生说：“今后别带他来了。”我若有所思，点了点头。

北京搞摄影的C君本来和我并不太熟，他看到我另一个朋友李惠均拍摄的孙犁先生的照片在报纸上登出来，就通过朋友搭桥，央求我带他去给先生拍照。临行之前，我从北京给孙犁先生打了电话，电话是他本人接的，他同意了。那是1994年的初夏。当我们到达天津的时候，先生已经穿戴整齐，等着我们了。我们进去，先生坐在椅子上，让C君拍照。那时候，C君正在一家专业类的报纸做摄影记者，临行之前，领导给他布置了任务，一定要拍好孙犁先生的照片。也许是完成任务心切，为了取得良好的拍好效果，C君不时指挥孙犁先生摆出一些姿势。那时候孙犁先生刚刚做过大手术，出院后不久，身体还很虚弱。C君不知道这些情况，不停地要孙犁先生摆姿势。也许是体力不支了，也许是不高兴了，先生往椅子上一坐，坚决地对我说：“段华，不拍了！不拍了！”C君当时就尴尬地站在那里。

这是我十几次做“撑渡工”，带朋友到孙犁先生家里，客人的要求唯一一次被坚决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