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文学创作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与再现，也是对现实政治文化的反应，因此，对塑造一个国家的时代精神、树立其核心价值观、构建民族身份认同、传承民族文化传统，都具有重要作用。外国文学研究既是对异域文化的了解，更可以让本土文化得到借鉴，获得补充，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弘扬。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的成果，该项目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立足中国国情，旨在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出发去审视和研究战后外国文学，以促进对当代外国社会文化更深的理解，同时提升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总体水平，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时任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吴元迈研究员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大项目“20世纪外国文学史”，“描绘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1]，呈现百年来外国文学发展全貌及其文学格局。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于2004年出版，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20世纪外国文学史”课题研究的延续，但在项目的目标规划、总体设计、内容安排、工作思路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20世纪外国文学史”是“涵盖20世纪亚非国家和欧美国家文学即东方和西方文学的全景文学史”^[2]，“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则承担着新的使命和任务，即本书不是追求完整系统、面面俱到的国别文学史，而是聚焦某些重要方面，深入研究关乎全局的重要流派、思潮和现象，揭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进程和文学进程相互之间复杂多样的互动关系。

一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经济社会进步最为显著、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速、生活条件变化最为巨大的世纪。作为20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影响了随后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二战使美国得以建立以其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新秩序；二战后中国等一批欧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二战加速了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二战改变了资本主义以征服和掠夺的方式获得发展的旧模式，催生了以平等和互助求发展的新的和平发展模式，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二战后世界格局基本稳定，为科技革命提供了条件，也促进了世界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进入冷战状态。50年代初国际舞台出现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美国与苏联展开大规模军备竞赛，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导致国际冲突不断。60年代冷战达到巅峰，美国出兵越南，激起国内反战民众的愤怒，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1968年法国爆发左翼学生运动，彰显变革的要求，影响波及大部分西方国家。进入70年代后，社会思潮影响下的社会运动逐渐转到关注性别、族裔和多元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保守主义在美国重新崛起。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石油禁运，石油危机标志着以石油能源为武器的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开始成为被关注的对象。80年代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矛盾激化，导致90年代初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冷战宣告结束。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诞生后不断向东欧扩展，欧洲一体化进程向纵深推进。在世界范围内，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和平时代的到来，美国仍在不断干涉别国内政，成为世界不安宁的根源，90年代爆发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相继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全球经济缓慢地开始复苏。

战后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西方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根据丹尼尔·贝尔的理论，如果工业化社会是基于机械技术，资本和劳动是其主要结构特征，后工业化社会则是基于智能技术，信息和知识成为其主要结构特征。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使得整个世界的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资本、信息、技术、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经济呈现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态势，全球化成为时代特征。科技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发生变化，互联网几乎覆盖了地球每个角落，各国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相互联系更加紧密，地球俨然变成了“地球村”，人类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局部生态环境恶化，人员流动的便利自由在欧洲也带来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的扩散，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全球化受到来自部分国家本土的抵制，甚至出现逆全球化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3]一定时代的文学是在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战后世界进程既为20世纪下半叶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也给作家们提供了新的表现主题。文学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是对客观现实的能动性反映，而历史进程则是文学审美的基础，是推动文学进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战后外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力量对文学进程发生着影响，文学内部遵循着自身规律，呈现出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此起彼伏、交融交织、相互推动的态势。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事件”，是历史的参与者，又积极干预生活，促使社会发生变革和进步。战后外国文学具有与以往历史时期外国文学不同的艺术特征和时代风貌，要揭示战后外国文学的基本走向和特点，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具体情境，了解文学在当时是怎么产生的，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即把文学放在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和辨析。

本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勾勒战后世界历史进程，分析战后政治、经济背景及重要社会文化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解读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进而梳理和描述文学的产生、流通、变化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具体操作层面，本书采取两种内容呈现方式：一是按照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发生发展脉络，揭示其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深刻背景，分析外国文学的特点；二是按照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标志性事件的时间节点，阐述战后外国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两种方式既相互独立，又前后呼应，并有部分重合。“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超越国别文学边界，把战后外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将其划分为战后现实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全球化视域下的当代外国文学、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四个领域，整个项目按以上研究重点划分，分为四个子课题，点面结合，深入探讨当代外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及特点，阐述其演变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分析代表性作家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以及文艺思潮的嬗变，从而综合立体地展示战后外国文学演变的历程。

二

本书旨在从历史和审美的角度展示战后外国文学发展轨迹和变化趋势，以史带论，以论带史，一方面揭示社会历史进程对文学进程的影响，注重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以及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另一方面聚焦重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对重点作家作品典型个案加以深入研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论点，描述和分析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的复杂关系。

现实主义文学关注现实世界，以反映社会生活、追求真实为主要特征，因此，战后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审视战后外国文学进程最好的切入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文学存在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大主流。从西方文学流派变迁来看，现代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一度占据“20世纪文学的半壁江山”^[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世界历史的曲折进程和现实生活的巨变，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深刻变化。现实主义作家大都聚焦于人与环境，描写社会复杂关系，呈现生活的多彩画卷，广阔而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时代变迁、社会风俗、人情、国民性，揭示人的精神世界，具有现实穿透力和人物刻画的深度。对二战战争惨况的记忆和反思、西方富足社会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殖民主义斗争和去殖民化进程对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少数族裔的历史生活、多元文化时代的身份认同等，都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题材和内容。战后现实主义秉承以反映和再现现实生活为文学创作目的和宗旨的传统，同时自觉意识到文学作品的虚构本质和文本的建构性，面对后现代思潮，探索语言与真实世界之间的互动，对创作手法进行实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实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将美洲土著传说、欧美现代派创作技巧和对拉美社会现实的指涉熔于一炉，展现了“神奇现实”。战后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多种形态，“复数”的现实主义种类繁多，交相辉映。现实主义文学在与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互动中不断发展、充实、深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战后西方国家很快从战争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或信息社会时代。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后工业化社会应运而生。詹明信曾从历史的进程考察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将其视为晚近资本主义的产物，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生了一种断裂（break），后现代主义成为文化主导（cultural dominant）。^[5]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是解构中心、同一、总体和绝对，追求多元、差异和不确定性，其语言观切断了语言与现实的指涉关系，突显文本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学是这种思潮的一种表现和见证。体现后现代主义精神的文学在作品的内容、社会功用、读者作用、文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等方面都颠覆了传统的观念和实践。麦克黑尔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继承”和“反拨”，前者是“本体论”（ontological）主导，后者是“认识论”（epistemological）主导。^[6]后现代主义文学运用多种实验手法，解构现代主义的真实观和主体性。在欧美国家，后现代主义文学始于50年代末，六七十年代迎来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鼎盛时期。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写作风格表现出两种趋向：一种从现代主义文学那里继承了碎片化、非线性叙述、拼贴等手法，但具有更趋极端和激进的先锋实验性；另一种则摒弃现代主义文学艰深的文学探索，表现出与大众文化合流的一面。在60年代，人们抱怨文学已经“枯竭”，掀起形式实验高潮。进入80年代，许多作家借用、混用通俗文类以及改写经典作品，力图打破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注重创作通俗易懂、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作品。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并且因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带上特有的民族性印记，即使像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同属英语国家，其后现代主义文学也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面貌，而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受深厚的传统文化滋养，在解构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时，表现出独特的政治意识和反思精神。

全球化是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中一股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全球化进程的肇始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因资本主义扩张所导致的“世界市场”^[7]的形成，但是全球化时代在20世纪末才正式宣告到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加速，全球意识崛起，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及其两个平行市场的分野不复存在，世界真正进入了以全球化为时代特征的历史新时期。全球化“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8]，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在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民族/种族冲突、生态环境危机、贫富分化、走私等全球性问题超越了传统主权国家力所能及的范围，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作为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作为历史过程，对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接受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且渗透到文学文本中，如全球化语境下身份认同危机、跨国流动中移民群体所遭受的歧视和文化失根、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和调适等，都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折射出全球化对人类的精神世界造成的种种后果，全球化的文学叙事因而是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来实现一种全球化的世界的美学想象，其丰富的层面和多样的视角始终围绕着全球化进程对感知自我和世界方式的重新塑造而展开。同时，全球化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促使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及文化消费模式发生变化，一些普遍出现的问题和现象成为不同民族文学共同关注和反思的对象，其中包括：生态与环境危机、女权运动与女性生存状况、少数族裔的文化认同和政治意识、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文化身份建构等。全球化与文学交织在一起，形成文学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文学性。

进入21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继续对文学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而文学也以种种新的形式反映变化了的世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流变及其持续影响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新发展。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对西方国家造成强烈冲击，也让陶醉于后现代思维的作家从语言实验和文本狂欢中醒悟过来。虽然后现代主义随着世贸中心大楼的倒塌而退潮，但其印迹到处可见，如英美后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加拿大多媒体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欧洲大陆国家及澳大利亚的“自我虚构”文学等，而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拉丁美洲（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土耳其等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状态则表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衰是由历史进程决定的。当代作家将后现代常用的杂糅、碎片、拼贴、跨体裁等叙事策略融入创作中，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叙事格调。书写与重构历史的文学创作趋势不断增强，作家们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穿梭，对历史进行想象与再现，历史题材小说在选材、风格、主题上日益走向多元与个性化。21世纪社会呈现与20世纪不同的风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新的发展，诸如国际政治重大事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催生了“9·11”文学、都市文学和网络文学等。全球化的时代发展新特征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得到反映，同时，不少作家加入了反思科技文明的行列，他们描写生态环境灾难、核污染、水危机、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滥用、动物的生存困境，其作品具有生态预警性和启发性，推动了基于科技文明反思的生态文学的新形态“人类世文学”的繁荣。新世纪世界文坛的基本格局是一方面继承传统，在对20世纪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中展现新的现实和人类新的自我，另一方面显示了若干创新特点，表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开阔的文化视野，艺术表现空间进一步拓展。

三

南京大学陈骏院士在一篇探讨科技创新发展的文章中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校的科学研究大多是在追赶国际同行的基础上跟踪热点，研究别人提出的问题。这种“追踪研究在资源缺乏条件下对实现我国最初的科研跨越具有积极意义，但难以做出真正原创意义上的重大科学贡献”，他提出高校要“向以问题驱动的原创研究转型，积极研究全局性、基础性重大理论问题，积极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科技问题”。^[9]陈骏院士的文章虽然是在谈自然科学研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有启迪。我们国家外国文学研究大部分工作是在做“跟踪研究”，在现阶段这无疑有其必要性，是有价值的，但同时也应思考如何“向以问题驱动的原创研究转型”。“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注重问题意识，围绕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21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以问题驱动，本书对现实主义进行理论建构，分析现实主义“现实/虚构”的内在悖论，通过详尽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主体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道德现实主义、自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地域现实主义、后现代现实主义等，揭示战后现实主义的丰富内涵，获得了对现实主义新的理解和认识。同样，对何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时期划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政治性和审美特征、各国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进程等问题，本书做出中肯的判断，一一给出了答复。以问题驱动的专题探究，得以对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做出系统描述、分析和概括，总结出规律性认识。

“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涉及世界五大洲数十个国家的文学，需要发挥集体智慧，协同攻关。课题组成员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基于自己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不是人云亦云，如第三卷分析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全球化进程与文学、全球化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从理论概念原点出发，探讨全球化时代外国文学所内蕴的地域特征和跨国界文化交融，发现全球化不只是推动同一性，而且也催生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制造和扩散文化身份最重要的力量。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考察文学如何反映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全球化如何影响文学的创作、流通和接受，进行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得以实现在理论建构和文本解读方面的突破。对于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复杂的文学历史现象，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守自己的立场，充分肯定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不回避其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得出了与国外学者不同的评价，而这些客观中肯的评价是重视历史语境、坚持方向性原则的结果。本书内容阐述全面，知识结构系统完整，拓展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本书各章节撰稿人基本上均为掌握该国语言文字又从事该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老师，保证了课题研究的质量，同时充分发挥第一手资料充实准确的优势，研究成果内容丰富。如第一卷详细论述包括朝鲜主体现实主义在内各种形态的现实主义文学；对“9·11”文学，不仅仅局限于美国，还关注英国、爱尔兰、法国、挪威、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家的“9·11”题材文学书写。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也有意识地跳出“美国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把视角延展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拉丁美洲各国以及日本和韩国，呈现世界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真实全貌。本书按战后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视域下的当代外国文学、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四个领域开展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作品只属于一个领域，而是可以多层次、多维度观察分析。如现实主义文学卷视厄普代克为战后美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解读他的“兔子四部曲”，他的《恐怖分子》则在“‘9·11’文学的主题意蕴及其文化建构”章节中进行专门讨论。同样是扎迪·史密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流变与影响”一章聚焦她的后现代现实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发展与文学创作”一章则从全球化视域观照她的文学创作，关注移民文化身份建构等主题。研究视点的不同揭示了作家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超越了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单一视角的局限。

作为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我们以历史考察为经，以文学研究为纬，在仔细研读原著的基础上进行观察、探究，在分析归纳的同时，拉开批评距离，突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体性，力求对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外国文学发展态势形成自己的理解、认识和结论。通过研究战后外国文学进程，可以更好地把握外国文学发展内涵，加深对外国文学发展史的认识，推进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外国文学研究体系发现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发。基于此，本书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四

“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于2011年10月25日正式批准立项，课题组按照项目设计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经过六年多时间的不懈努力，顺利完成了既定目标任务。在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与帮助，对此课题组每位成员心存感激。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吴元迈研究员十分关心重大项目研究，在多个场合询问项目进展情况，并专程前来南京大学，针对项目的展开与实施提出指导意见。在研讨中他指出：对两个“进程”的理解与把握是重中之重，不要让文学进程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图解式说明、机械性反映，文学进程要体现出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特点。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提出“多形态、多类型”现实主义的观点。这些真知灼见对我们开展项目研究起到把关作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具有指导意义。

“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获得批准立项后不久，课题组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要求，召开了项目开题论证会，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耿幼壮教授、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罗国祥教授参加。两位专家就项目研究进行学术指导，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既有涉及宏观的设计思路和框架结构，如项目研究的重心要将进程凸显出来，各卷是从不同角度看整体，要加强项目的体系性和各子课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有针对各卷的具体内容，如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建议增加后现代主义政治的讨论等。专家们还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就如何组织项目实施等提出了富有建设性和针对性的建议。

参加“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的老师主要来自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苏州科技大学、淮海工学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河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等全国十多所高校。课题组成员均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术业有专攻，大家在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里，团结协作，交流切磋，相互启发，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课题组建立起良好的工作机制，共发工作简报十六期，召开各类学术研讨会和工作会十三次，特别是在无锡、扬州和高淳先后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就项目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了《战后历史进程中的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全球性·多样性·新趋势：当代外国文学研究》。论文集内容既有理论层面对文学的思考，也有具体的文本解读，同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记载了课题组开展项目研究的工作和收获。

“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是一个集体项目，课题组成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专门为开展项目研究去读书、思考、写作。作为项目主持人，我谨借此机会向项目所有的参与者致以诚挚的谢意，特别是感谢各个子课题负责人张新木教授、叶琳教授、胡全生教授、印芝虹教授、何成洲教授、杨金才教授的重要贡献，没有大家的辛勤投入和智慧付出，是无法完成这样一项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很高要求的研究项目的。南京大学校方、外国语学院和英语系领导十分重视项目的研究工作，为项目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译林出版社顾爱彬社长、外国文学出版中心姚燚副主任对于项目成果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王守仁

2018年12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