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刘跃进^[1]

摘要：《四库全书》及其所代表的四库学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本文就四库学体系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三个重要特征，以及“四库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四库学”研究意义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为《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张本。

关键词：《四库全书》；“四库学”；世界记忆遗产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n the Study of Si Ku

Liu Yuejin

Abstract：It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that Si Ku Quan Shu and the Four Libraries Systems represented by them.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problem what three important periods and thre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i ku syetem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tudy of Imperial lear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Si Ku. It is ready to apply for the world memory heritage of the Si Ku Quan Shu.

Key words：Si Ku Quan Shu；The Study of Si Ku；Memory of the World

一

《四库全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唯其如此，有关《四库全书》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显学，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并形成专门学问——“四库学”。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通过对《四库全书》价值和地位的充分研究和宣传，加快申请该书进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工作，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四库学”发展，彰显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体系价值，确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目标。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值得学界同人共同努力。

在谈及《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充分认识《四库全书》及“四库学”体系的价值和意义。四库学，就其狭义而言，主要是指《四库全书》所使用的经史子集目录学分类方法。如果扩大开来说，四库学的本质，实际涉及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大致经历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两汉之交。此前的文字载体主要是钟鼎、石刻与简帛，两汉之际，纸张开始出现，文字的变化加速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升级。经历了西汉武、宣、元、成等王朝倡导提携，儒家学说逐渐发展昌盛，蔚为大宗。石渠阁会议后，儒者开始关心先秦以来的典籍整理工作。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先生投入这项工作。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是我国最早的两部目录学奠基性的专著，由此初步形成我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折衷六艺，宣明大道”^[3]的悠久传统，也是读书人治学问道的津梁。东汉初年，班固以这两部著作为基础，完成《汉书·艺文志》的编写工作，系统总结了先秦、秦汉的学术文化发展成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经过整理的可以信任的目录学资料。这是中华文化典籍最有意义的一次系统整理，也是一次最有深度的专题研究。今天，我们讨论先秦、秦汉文化，离不开《汉书·艺文志》。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唐宋之交。从秦汉到隋唐，这是中国文化的抄本时代。这个时期，文化载体已由烦琐沉重的钟鼎、石刻、简帛文字变为轻便快捷的纸质文本。造纸术的发明让文化传播更加迅捷而深入，传播方式途径也多样有效，促使中华文化开始酝酿巨大的历史变革。就典籍整理而言，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经典化进程的加速。唐代初年编纂《五经正义》，中期校刻《开成石经》、整理历史资料等，都是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我们知道，汉末以来的中国，一直处于动荡时期，儒家经典散佚严重，文理乖离。在此背景下，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梳理儒家经典，统一章句师说，为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提供统一的文本。“五经”包括：《周易正义》14卷，用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正义》20卷，用梅赜本伪孔安国传；《毛诗正义》40卷，用汉毛亨传、郑玄笺；《礼记正义》70卷，用郑玄注；《春秋正义》37卷，用晋杜预注。这无疑是唐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当然，由于是纸质文本的抄写，其传播终究受到很大制约。唐代咸通九年（868）印制的《金刚经》，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此后，随着宋代雕版印刷业的高度发达，文化经典走进千家万户，经典化工作也相应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第三个历史时期是清代前期，也就是历史俗称的康乾盛世。康熙、乾隆两位有远见的帝王特别重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文化建设。乾隆二十九年（1764）《御制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敕谕礼官增祀”历代帝王庙。乾隆五十年所撰《御制仲春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碑称：“昨岁阅《四库全书》，内《大清通礼》所列历代帝王庙位号有弗惬于心者。敬忆《皇祖实录》敕议增祀谕旨，凡帝王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此外尽应宜人如庙。”《御制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记曰：“《会典》载，康熙六十一年，皇祖谕旨：凡帝王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在这篇记文中，乾隆皇帝特别提出：“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正统必有所系，故予于《通鉴辑览》之书，大书特书，一遵《春秋》，不敢有所轩轾于其间。”他最终将入祀帝王增加到188位，文臣武将增加到80位。共同祭祀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三皇五帝，因此，主殿名“景德崇圣殿”，中间供奉的就是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三皇神位和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五帝神位。两边是夏、商、周三代以下至明代愍帝神位。在东、西配殿，供奉着79位文臣武将，同时在西南隅单辟关帝庙，祭祀关羽。与此同时，他们积极策划对历代典籍的整理。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就是《四库全书》的编纂。就文献辑录本身而言，《四库全书》可能还有续补的空间（参见刘跃进《〈续修四库全书补编〉刍议》，《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年第4期），但作为一项文献整理工程，《四库全书》是整个封建社会古籍文献整理的一项集大成业绩，已经成为时代标杆，迄今依然有着启迪意义。

二

编纂《四库全书》，不仅是乾隆皇帝政治统治的需要，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四库全书》及其所代表的“四库学”体系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华文化传承的一种成功范式。这种成功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系统性。《四库全书》收书3000余种（《四库全书总目》著录3461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书6000余种（陈乃乾统计6739种），加上编纂《四库全书》时禁毁的书籍约3000种（陈乃乾统计：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总计编辑成书的在1万种左右。可以说，《四库全书》以独特的编纂方式，囊括了中国18世纪以前大部分典籍。^[4]《四库全书》的整个编纂流程均是在乾隆皇帝以及学者大臣的逐步讨论下完成的，自上而下，井井有条，是我国古代最具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以抄本的形式对中国古代学术作了系统的总结。首先，《四库全书》有独立的四库馆，并有一套完整的采进图书的工程。其次，编纂人员都是当时学界的精英，他们共同讨论确定篇目。再次，在确定篇目的基础上，四库馆臣再组织誊校工作。总之，整个程序环环相扣，一丝不苟，有严密的系统性。

第二是珍稀性。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珍稀文献）往往通过类书、丛书方式得以保存，但是随着王朝更替，图书也伴随着战乱纷争而散佚。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图书散佚、焚毁。如秦朝的焚书、汉末的黄巾战乱、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南朝梁末的侯景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等，就连明代编成的《永乐大典》，至《四库全书》编修时，就已散佚了两千多卷。因此，乾隆时期，重新整理典籍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四库全书》的编纂完成，不仅对传世文献作了系统整理，而且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大量的文献。我们知道，《永乐大典》毁于八国联军的战火，幸亏有四库馆臣的辑录，才使很多重要典籍得以留存，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还有很多孤本秘本，也由于四库馆臣的辑录，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第三是独特性。《四库全书》采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用以统摄全部中国典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图书分类方法可以取代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这是因为，以《四库全书总目》所代表的四部分类法，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典范之作。这种分类方法起源很早。刘向《别录》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刘歆继之而成《七略》，初步形成条分缕析的六分法目录学体系。章学诚《校雠通义·叙》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5]刘向、刘歆父子创造的目录分类方法，直接影响到史志目录的编写。班固编写《汉书·艺文志》即大体继承《七略》的体例。此后，图书分类方法虽历经变化，但大体沿袭相同相近的理路，逐渐归类，最终定型于《隋书·经籍志》，确立了我国特有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四部分类法和世界各国的图书分类方法都不一样，因为它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基本覆盖了我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虽然这种分类方法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譬如对佛教和道教的图书就多有排斥，这是时代的局限，但这并不影响这种分类在我国图书编纂事业中无法替代的历史地位。《四库全书》在编写时也采用了这一方法，分为“著录”书和“存目”书两大部分，并对两个部分的书籍均著录提要，内容包括作者简介、成书过程、内容评述、常见版本等。其体例大致如下：“每书先列作者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详为订辨；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6]

三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及其文献价值已如上述。由此而来的“四库学”问题自然也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四库全书》只是一部丛书，而“四库学”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巨大的应用价值。台北东吴大学刘兆祐在《民国以来的四库学》中指出：“到了民国，从事《四库全书》有关问题研究的风气很盛，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有的从事版本的探讨，有的订正提要的错误，有的论述《四库全书》纂修的经过，有的则呼吁续修或影印《四库全书》。这些研究，不仅超越了清代对《四库全书》的讨论范围，更引发了中外学者对《四库全书》的重视。事实上，《四库全书》有关问题，还有许多待大家研究，为了使这门研究工作，成为有系统的学识，我称之为‘四库学’。”^[7]几乎与此同时，台湾学者昌彼得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一册收录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意义》一文中也发出同样的呼吁。他说“因为《四库全书》收录的繁富，修纂的过程又极度复杂，故近代颇有专门研究其书的。或研究《四库》纂修的经过，或辑录有关《四库全书》的档案，或研究《四库》焚毁的情形，或研究《四库》著录图书的版本，或考证《四库提要》的谬误，故有四库学之名”。20世纪80年代所说的“四库学”主要是针对《四库全书》研究而提出的，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四库全书》的研究。此后，有关“四库学”的学术会议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召开，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也不断地发表，特别是《四库全书》数据库的研发，更为学术界带来极大的便利。所有这些学术工作，都极大地推动了“四库学”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四库学”，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四库全书》本身，还要扩大视野，从《四库全书》的目录分类、古籍校订，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并从中探寻传统学术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首先，“四库学”所体现的学科知识和分类系统对今天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近代的学科分类体系受西方影响很深，传统的以经史子集为依据的分类方法几乎被废弃。其实，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并不仅仅是文史哲三者的表面合一。“四库学”目录分类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学科理论给我国当今学科体系建设造成的不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回归本原，提高民族文化自信。

其次，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四库学”，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鲜明标签。就如同京剧、餐饮等，“四库学”也是中国的文化名片。在世界文明全球化过程中，让“四库学”走出国门，是弘扬光大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最佳途径。

今天，我们在充分讨论并肯定《四库全书》的价值以及“四库学”的意义基础上，应当可以形成这样的共识，即，积极为《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项目，不仅可以使《四库全书》、“四库学”研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展示中国文化的平台。重视“四库学”研究，推进《四库全书》申遗，是我们将《四库全书》推向世界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是一项迫不及待的工作。

如何做好这项推广工作，至少应先从两个方面做起，一要走向民众，二要走向世界。走向民众，具体说来，就是要关照社会，做好普及工作，在基础教育上加强“四库学”教育，让青少年对古代中国的藏书、编书等文化事业有一个基础的了解。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四库全书》推向世界，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了解我国的经史子集。这不仅有利于从新的角度发掘“四库学”研究价值，更有利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2]章学诚：《校雠通义》，《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第95页。

[3]章学诚：《校雠通义》，《章学诚遗书》，第95页。

[4]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就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

[5]章学诚：《校雠通义》，《章学诚遗书》，第95页。

[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中华书局，1965，第18页。

[7]刘兆祐：《民国以来的四库学》，《汉学研究通讯》1983年第2卷第3期，第146～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