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乐章 大师初启，音乐情缘

蒋英回忆，她之所以能走上音乐道路，和父亲蒋百里的支持密不可分。她说：“他喜欢音乐，当他留学德国的时候，住的那家的主人是业余音乐家，凡是有大音乐会、大歌剧，主人都带着我父亲去，我父亲很欣赏……父亲就给我买了一架钢琴。由此我就走入音乐之道了。”

1.多彩花季

蒋英的四妹蒋华在《忆我的爸爸蒋百里》一文中写道：

父亲是年纪大些后才生育子女，因此，对我们极为宠爱，在家中，父亲是慈父，母亲就扮演着“严母”的角色。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采中西合璧的方式。放假时，他让我们游泳、骑马；他注重我们的功课，却不看重我们的分数，每次我考了第一名，或是拿到高分，父亲从来没有夸赞过。不过，他宠我们，爱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发怒，或是责备过。

1924年，蒋英五岁时，蒋百里全家由北京迁至上海，蒋英便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子学校。上海中西女子学校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女子学校，蒋百里夫妇送孩子上这所名校，为的就是能给孩子们最好的教育。

蒋百里一家迁往上海后，住在上海市国府路、唐孟潇为老师购买的一处宅院。国府路紧挨着江苏路的中西女子学校（今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蒋家五姐妹先后都进入上海中西女子学校读书。这所女子学校的学制实际上是从小学到高中，但世人习惯称其为“中西女中”。从1926年至1934年，蒋英就是在中西女中附小、附中学习，在中西女中度过了她快乐的青春岁月。

童年蒋英

中西女中的前身是中西女塾，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于1892年，旧址设在今黄浦区汉口路西藏中路口。英文名称“McTyeire School”得名于南方卫理公会的墨梯主教。中西女塾的创办人是美国卫理会驻沪传教士林乐知，首任校长是海淑德。1917年，中西女塾迁入沪西忆定盘路（今江苏路）占地八十九亩的经家花园。1929年，中西女塾向中国政府立案，聘请杨锡珍为首任华人校长。1930年，向国民政府立案，改名私立中西女子中学。中西女中是近代上海最著名的女子学校，专教中华女子中西书史与一切相关实用之学。前六任校长均为美国人，早期教材除了语文外均用英文教科书，学科中强调英文、算学、音乐、家政等，其中家政教育在上海最为出名。学制十年，主要招收当时的富家女子入学。

中西女塾时期，女校本着“以学辅教”的理念，希望通过启发民众的智慧进而改造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并且最终引导中国人民信仰基督教。而到了中西女中时期，女校在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上都做了大幅调整，开始华人治校。

曾担任校长的林乐知在《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的序中写到了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要把女性教养成才，这样才能真正振兴中华。他的观点在中西女中的办学过程中得到推崇，中西女中的创办符合了林乐知对于教养女性的要求。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西女中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女性，包含科学家、医学专家、艺术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等。中国现代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宋氏三姐妹——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都曾就读该校。教育家俞庆棠，外交家龚澎，曾任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的朱丽兰，中国科学院院士黄量，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亚珠、闻玉梅，文学家张爱玲，艺术家顾圣婴、黄蜀芹，著名企业家荣漱仁、吴舜文，美国俄勒冈州副议长邓稚风等，都毕业于此。建校伊始，中西女塾实行“通才教育”方针，其中西洋音乐教育成为其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著名女音乐家史凤珠、王瑞娴、李虞贞、邱贞蔼、周淑安、蒋英、姚锦新等都曾受教于此。学校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被誉为“女子人才的摇篮”。

中西女中校歌

扬子江滨兮歇浦旁，有女校兮世界光。春风和蔼兮读书堂，教人处世立身方。幼而学长为众所望，邦之英俊国之祥。积中发外兮端且庄，凭将学识整纪纲。更愿身心健与康，驰誉中西翰墨场。智圆行方柔且刚，转移风俗兮趋纯良。精神永兮岁月长，勤勤恳恳名显扬。中西女校兮百世芳，吾校万寿永无疆。

中西女中在不停地探索最合适的学制方式，寻找最适合学生的学制制度，由刚开始的十年制，到划分小学与中学，改革后的十二年学制又从“四四四”到“六三三”，这样的划分是不断实践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以后实施的“六三三”学制，即小学六年、中学三年、高中三年，一直沿用至今。因前身中西女塾为教会学校，所以英文课程的比重是最大的，进校直至毕业贯穿始终，这也是西方文化传播的最重要课程——语言。除此以外，学校中艺术类选修课，如音乐科、游艺科等课程全部采用西式教材和教学方法。每逢西方的文化节日，学校都会进行庆祝。无论开展什么活动，用英语交流是学校的一个重要特色，学校的音乐会节目单、期刊以及毕业证书，全部采用英文书写。

中西女塾

据校刊《墨梯》记录，学校特别重视对学生的音乐教育，音乐课程的安排非常精心。所有的学生必须要学习声乐，有专职音乐教师，并且教授不同的课程，有基础乐理、音乐史和视唱法等。器乐以钢琴和风琴为主，后又增设小提琴。琴科对于考试异常重视，认为这是学生学习成果的展示，只有能够出色完成考试的学生，才可以获得琴科毕业证书。注重音乐教育后来也成为中西女中的一个办学特色，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同时中西女中也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学校学生毕业以后大多数在各地的学校任教，这为传播新式的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近代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西女中的学生通过学习不断自立自强，解放思想，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拓宽了女性的眼界。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张元济先生的孙女张珑女士也毕业于中西女中。她在《中西女中教给我的……》一文中讲述，从入中西女中附小四年级开始，直到1947年高中毕业，没有经历过一次考试。没有受过“小升初”“初升高”的洗礼，甚至没有受过“期中考”“期末考”之类过五关斩六将的考验。成绩是平日分数的总和，包括小测验、做实验，写作文、周记、读书报告，上台演讲、演戏，品行、办事能力等，综合考量。

文中讲述：“一入学，就有高班的学姐告诉我，见了老师和同学都要礼貌地打招呼，上午说‘早’，下午说‘好’。于是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见了人总是愉快地打招呼。‘谢谢’和‘对不起’则是待人接物的基本口头语。曾经看过一部电影《最后的贵族》，影射的就是中西女中，把女学生们描述成娇滴滴的贵族小姐，穿着高跟鞋，挽着男友，翩翩起舞。殊不知学校不允许学生着装奢侈，更不准施脂粉。记得班上一个同学，星期一早上来上课时，涂着红指甲。被陈观裕老师发现，当堂令她回去把指甲油擦掉再来上课。

“学校教育之严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良好的习惯就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例如，出门时必须礼让他人先行；咳嗽打喷嚏时要用手帕捂住嘴鼻，不可出声；在教室或图书馆走动要踮起脚跟，更不可大声喧哗干扰别人。总之，要处处为别人着想，不可仅想到自己的方便或好恶。中国的古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一日三餐中都得以贯彻。任何浪费食物的行为，如扔掉半个馒头或倒掉饭菜，都要受到批评。从家里带来的零食不准带入寝室，一律由老师锁在‘吃食间’里，每天下课后四点到四点半是一天中唯一可以吃家里带来的零食的时间。那时我们都是住校的。对卫生的要求更是严格：每天早起必须把屋子打扫干净，书籍衣物摆放整齐，纸屑杂物不准乱扔。我们去上课后，训育主任都会逐间检查。发现有不整洁的屋子，是要被叫到她的办公室批评的，学生们称之为‘吃大菜’。这些说来都是小事。但良好的生活习惯反映的却是学生是否有教养。

“学校向以它的英语教学著称。今天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我们当年没有专为英语教学编制的教材，更没有英文语法书！我们读的是英文原版的古典文学小说。今天有些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如《简·爱》《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其原文著作都曾经是我们的课本。甚至莎士比亚的原著剧本也曾是我们高中的读本。老师挑重点的章节在堂上讲，其余部分留作课外阅读。语法、词法等都在讲授课文的过程中结合起来讲解。老师引导我们从文学角度来理解和欣赏课文，往往让我们听得出神。从这些经典作品中，我们不仅积累了对英语丰富的感性认识，更开阔了眼界，对西方世界的文化、历史和人文习俗也有了了解，从而学会如何用英语思考并用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写英文作文或读书报告。

“练习是多种多样的。模仿原著写自己的小故事，或将原著中的一段编成短剧便是练习之一种。老师往往让我们上台讲自己编写的故事。这种练习是经常性的，久而久之，上台讲话或演戏成了家常便饭，使所学到的词汇、语法，连同语音、语调都变成了活的知识，根本不需要死记硬背。学校里有非常好的开架图书馆，老师们都鼓励我们广泛阅读。

“回顾当年，母校从小培养我们有自信心，能独立思考，教导我们养成‘诚恳做人，踏实做事’的良好风范。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我们有强烈的责任感，勇于面对挑战。这种办学方针远非今天一味追求高升学率和索要高额赞助费的功利主义所能及。”

1952年7月，上海市教育局接管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并把两校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1935年，蒋英十六岁，转入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学习。

2.在父亲引导下走向音乐王国

蒋英的父亲蒋百里业余时间很喜欢音乐，1906年赴德国留学期间，曾住在德国的一位音乐家家中，备受音乐熏陶，非常喜欢贝多芬的曲子，一些著名的片段哼唱自如。

蒋英回忆，她之所以能走上音乐道路，和父亲蒋百里的支持密不可分。她说：“他喜欢音乐，当他留学德国的时候，住的那家的主人是业余音乐家，凡是有大音乐会、大歌剧，主人都带着我父亲去，我父亲很欣赏，很欣赏。我父亲最喜欢贝多芬，贝多芬曲子的主题他都能哼哼出来。他也教我，他看见我小时候喜欢蹦跳，也喜欢唱歌，就说，这个孩子将来学音乐吧！我学音乐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在上海上的中学是教会学校，他们有一个音乐组，有四个老师教钢琴，而且学校里有很多钢琴，我就报名学钢琴了。八点钟上课以前半个小时一定要去练琴。我练得很有乐趣，回来就告诉父亲，跟父亲说我天天练琴，练得很好、很有乐趣，你给我买一架钢琴吧，所以父亲就给我买了一架钢琴。由此我就走入音乐之道了。”

2009年9月7日，九十岁的蒋英做客央视《音乐人生》。她说，是父亲蒋百里将她带进了音乐王国。蒋英在凤凰卫视《中国记忆》栏目中也回忆了这段往事：“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家里来了一架钢琴。当时我才高小，五六年级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架钢琴，那时候我就与音乐分不开了。”

蒋百里文才很好，只是文名被将名所掩，诗名又为文名所掩。在日本时，他就主编了革命刊物《浙江潮》，并撰写了创刊词。在德国期间，他曾拜德文老师阿司特夫人为干娘。三十年后重游柏林时，这位老大娘向蒋百里的两位女儿述说蒋百里往年的生活：“柏林多得是橡树，秋天到了，橡树的叶子落下来铺在地面上，黄澄澄的，就像天公织成的地毯一样，淡淡的阳光从繁密的树丫里透出来，恍如一幅灿美的画图。树林的两旁直挺挺地躺着两条人行道，在谡谡的松风下，有人席地而坐，朗诵德国诗人歌德的作品，依稀如神仙中人。此人就是你们的父亲。”

这位“神仙中人”所购文史方面的书比军事方面的书更多，性又好游，曾畅游德国各地名胜，跟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在佛罗伦萨浏览雕刻及古画，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悠然神往，回国后著译过《欧洲文艺复兴史》《近世我之自觉史》等书，曾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与胡适、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其在文史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蒋百里多才多艺，通晓多种外语。他主张对女儿们因材施教，适合哪个方面发展就去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

蒋英的儿子钱永刚评价外公蒋百里对他的女儿们如何因材施教时说：“他对女儿的热爱一点都不逊色于对儿子，这在那个时代是很难做到的。他一点也不冷落女儿，观察女儿的成长。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告诉你适合干什么。”

“外公观察到我妈喜欢艺术，就说，小三，你去学艺术。后来我妈说，‘我觉得念艺术很顺很通，书也念完了，也成才了’。其实是外公把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二姨有营养学方面的爱好，外公就让她学营养，后来干得挺好。四姨有经商方面的才能，就去经商。记得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去比利时，就住我四姨开的那饭店。”

“五姨从小语言才能很好。到四川去，三个星期就学会了四川话。外公一看，啊，你去学语言。后来我五姨英语、德语都精通。”

蒋百里对女儿也从不疾言厉色。钱永刚讲了一个小故事：“我妈初中那会儿做作业，数学题。外公说，你做你的题，我看看。一看，看出问题来了。外公呵呵一笑，你这儿改一改。我妈被提醒后，果然就改对了。”

“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家，那肯定得除了武好，文也得好。要有文的基础才能当。外公从私塾到求是书院，都是打好文的基础，后来留学学军事，没有文，也不行。他对子女都是讲究言传身教，我从母亲对我的教养就可以看出来。”

说起外公的家教，周瑾和钱永刚都是一个观点，就是因材施教。她也说：“外公从小就教育女儿们要自立，要发挥长处。我妈妈因为最小，所以外公很宠爱她，工作的时候也要把我妈抱在他膝盖上。我妈妈有很深的印象，去欧洲的时候，比如坐船到苏伊士运河，在罗马，在巴黎……外公用他渊博的人文地理知识，一路走一路给女儿讲解。妈妈一直觉得外公真是一个好父亲。”

蒋百里年轻时有“善骑者”之称，他也喜欢领着女儿们骑马。关于骑马，他有很多窍门，像“第一要练胆”“不能怕跌”“善于临机应变”等。有一年，一家人到青岛避暑，他每天天未亮就把女儿们叫起来，每人一匹马，在海滨浅滩上散步。有时乘马到了山顶，他一声口令“当心”，鞭打着女儿们所骑的马，那些马就腾云驾雾般跳下山去。有时候女儿喊救命，蒋百里便笑着说：“这是第一课，你们要学会自己救自己的办法。”

有一次，蒋英偷偷跑到马房外试骑父亲那匹白马。白马发觉背上的不是主人，一气之下，在院子空地绕了两个圈子后突然奋身冲入马房。此时，蒋英从马上跳下来是不可能的，不跳又有撞破脑袋的危险，说时迟那时快，她急中生智用手攀住了马房的屋檐。但两脚悬空，手又抓不牢，她一下子跌在地下。蒋英觉得又疼又丢脸，一句话也不说，这时的她只有十三岁。看见女儿不说话，蒋百里心里很慌，生怕她受了重伤。发现女儿无恙后，他拍着她的肩膀安慰道：“别害臊，你今天才算毕业了。”

众所周知，蒋英出身名门，是一位大家闺秀。钱永刚说，母亲蒋英虽然有着十分优越的生活环境，但外祖父对这几个女儿却从来不惯养。他采取“中西合璧”的教育方式，让她们接受比较严格但却非常丰富的教育。从“中学”方面来说，母亲从小就背诵唐诗宋词，聆听历史故事，对传统文化了解很深，也因为生在将门，所以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尤其耳熟能详。而在“西学”方面，受到外祖父的影响，母亲很早就开始学习钢琴，她在中西女中就读时走上音乐之路，按外祖父的话来说就是“择其性之所近而辅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