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口口相传的舆论，市场价值的功利，都会严重影响审美的直觉性。我希望找到蓝眼睛对中国玉的审美直觉，尽可能去接近他们人生在世的原初的感受。手头有这样一个例子——

第一任(英国)使华大使马嘎尼勋爵和其他使节团团员，在热河觐见乾隆皇帝，乾隆送给英王乔治三世的礼物，内中包括一柄玉如意。对马嘎尼来说，玉如意这物件无论是形状还是材质，都是完全陌生的。(刘明倩：《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中国古玉珍藏》)

乾隆作为国礼的东西，在黑眼睛看来该是难得一见的极品，而马嘎尼却不为所动。

乾隆拿得出手的东西，而且作为国礼，在一众黑眼睛看来，无论工艺或材质，都该是难得一见的极品。但是，马嘎尼勋爵在日记中写道：“像白色玛瑙的石头，长约一尺半，有奇怪的雕刻，中国人视为珍宝，但物件本身看来并无多大价值。”(引文同上)这位勋爵显然第一次见到玉器，乾隆作为大国之君所赠的国礼，其仪式本身就有提示重大意义的意味，而马嘎尼仍然不为所动，只平淡地作了形式描述，更有不屑眷顾的感觉，当时或许接近“直觉”。

清　渚岸水禽扁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个马嘎尼就是历史上率领六百多人的庞大代表团，携带重金厚礼，要求中国开埠通商，并且因为见了乾隆不下跪而名留青史的那个马嘎尼。然而，接下去蓝眼睛对中国玉器的态度变化也颇富戏剧性。“圆明园浩劫，使中国玉器与英法帝国之间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凡是在伦敦出售的中国玉器，都声称是来自圆明园。如果那件玉器一度属于某某英国军官，它的可信性就更大，能卖出的价钱也就更高。”(引文同上)由“人眼看高低”的现象可见，人们对艺术品的价值判断是多么脆弱而闪烁不定，每当被利益驱动立即转向。

同时，黑眼睛又如何看待西方的宝石呢？“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已是近代商业炒作对审美的干扰了。我们仍然希望看到较早的评价或描述。

试看清代刘大同的《古玉辨》：

夫宝玉之可贵者，晶莹光洁，温润纯厚，结阴阳二气之精灵，受日月三光之陶熔。起色沁之妙，直同浮云遮日，鹤舞游天之奇致奇趣，令人不测。较之宝石，徒有光彩，而少神韵，能夺人之目，而不能动人之心者，则远胜于十倍矣！

俏色双面雕小山子　民间收藏

从上述文字可见，中国语言的弹性、张力和多义性。古人即使写论文也是诗的体裁，渲染而飘逸，缺少理性的淡定。这是在谈论“国学美学”时经常遇到的现象。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中西方美感差异之大，经刘氏激昂地扬抑褒贬，宝玉与宝石的美与不美，竟有十倍以上的落差。同时也看到中国与西方审美取向甚至生活态度的两极——中国人趋向温润与内敛，西方人趋向强悍与外射。

我们还能感到，刘氏之辨也大致出于美的直觉，且无关利害。在两相比较中，他并没有概念或理论化，只对光泽、神韵、沁色、趣致等形式美感加以描述，挑战夺目之美，强调动人之心。以中国宇宙观作为支点，透露出中国人爱玉心理之源的端倪。在黑眼睛与蓝眼睛之间，竟有天壤云泥、南辕北辙的差异。

中国与西方审美取向呈现两极——中国人趋向温润与内敛，西方人趋向强悍与外射。

如果马嘎尼和刘大同都出于美的直觉又无关利害，那么他们面对同一审美客体所得到截然不同的感觉，同是直觉而直觉不同，同似超然而并未超然，将会对“纯粹的超然而虚静的审美”提出质疑。

清　仙山楼阁山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里比较一下马嘎尼和刘大同两个人的差别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是西方商人式的政客，一个是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两个人最显著的差异是民族、社会、宗教、历史、习惯等差异。这些含义丰富的因素只有用一个更宽泛的概念总括，即“文化身份”。这里撇开了马嘎尼与刘大同的艺术修养差别，我们仍会发现“文化身份”的差异大于审美经验的差异。

本书即使姑且同意审美经验的直接性和非功利性，但在此之前，至少有一种以上的经验属性已植入人们的深层心理，即民族性与社会性和历史铸成的心理积淀，那是人们代代沿袭、耳濡目染而形成的心理定式，几乎等同于文化定义。尽管“文化身份”这种关键性因素并不被审美主体察觉，它已是审美活动的前置程序，被深深地、不落痕迹地潜藏下来，对审美主体来说并不那么“超然”，不那么“直接”，也不那么纯粹了。

只要我们承认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就无从否认人的“文化身份”，也就很难确认审美活动的纯粹性。离开这个前置属性去讨论审美心理活动，既无实际意义也无理论意义。人们代代沿袭、耳濡目染所形成的心理定式是审美活动的前置程序，被不落痕迹地潜藏下来。

金阁玉河对牌　民间收藏

人的文化身份发生于假设的“纯粹”和现实的“感性”之间，带来偏袒、偏爱与偏颇。就连康德自身也不能超越文化身份的天堑。这是一位具有悲天悯人色彩的哲学家，许多学者会记得他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那部才华横溢的散文式哲学论著，精短又精彩。不过，在幽默而细腻地比较了意大利人、法兰西人、德国人和西班牙人崇高或优美的品质之后，谈到中国的寥寥几行文字却充满了鄙夷。他说，中国文化只可用“愚昧”和“怪诞”相称，并将中国人打入“野蛮人”的行列，其观点显然不能被中国美学家和普通人所接受。这位强调公允审美的德国美学大家，一旦提到东方艺术，就好像戴上深度偏光眼镜，全然抛开他所说的“主观的合目的性”。但是这个涉及种族主义的敏感话题，鲜见有人批驳。

人的文化身份带来偏袒、偏爱与偏颇。就连康德自身也不能超越文化身份的天堑。

有学者认为康德的问题在于他过分追求学术完美主义，不偏不倚，照顾多方，以至失去理论的贯通性，这不无道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先是用大篇幅追求一种“纯粹又纯粹”的审美态度。他试图将人的审美活动与认知、思考，以及一切观念的与习惯性的因素全部剥离开来，从而忽略了人的社会性这一有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属性，致使他的先验论脱离人类的实践。而在同一著作中的其后，在谈到“依附美”和“理想美”时，我们看到前面被他严格剔除的东西如概念、知识、意义等又悄然归来，逐一复位。他并不是甘于停留在先验格局的学者，而是一直在主、客观的精见之间挣扎徘徊，从而为后世开辟了博大丰厚的美学体系，又因他的学术洁癖而在理论上磕磕绊绊。

瓜瓞连绵　民间收藏

若以文学的眼光看来，康德集天才与孤僻于一身，正所谓文如其人。从他的性格、命运、生活环境和积习来观察，他少谈实例而多谈假设的论著本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