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谕中的历史轮回
——论《白鹿原》

董之林

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批判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飞速旋转的文坛令人再也无暇更多地驻足于文化反叛的内容；引人注目的反叛行为本身似乎可以说明一切。因此，重新关注反叛旗帜下包含的内容，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有意义的话题。

从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扬起文化批判的旗帜，到长篇小说《白鹿原》的问世，历史仿佛正经历某种轮回。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终于听到久违了的来自本土的呼唤，而且竟然与“先锋”意味的思潮分享着反叛者的角色。从反叛到复归意义上的对反叛的反叛，文学似乎陷入了永动难返的怪圈。如果说，对文坛现状进行宏观角度的文化分析比较抽象；那么，《白鹿原》恰恰将这种历史的轮回浓缩在具体的本文叙事中，建立起某种本土与外界相互交错，却又循环往复的话语空间。

一、叙事反叛性的契约

读《白鹿原》的感受，是那段发生在本世纪初年渭河平原农村的历史相距现实并不遥远。的确，发生在中国农村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过建国后无数教科书的大书特书，已构成规定性的指令，并输入这类题材的文学写作。《白鹿原》的叙述表明，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已经意识到教科书式的结构框架束缚了文学创作固有的活力，成为与读者的文学接受相悖的因素。因此，作品对历史事件的重新编码，对这段模式化的历史重新言说，就使自身能够在现实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与重述历史的阅读期待发生共鸣。

作为一部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小说，这种写作是符合既定规范的。现实主义的叙事必然将改换历史形态的责任肩于一身。真实性的效果，实际上不过是本文的叙述策略开启了与以往叙事不同的新的、陌生化的功能，而且这种功能本身能够与现实对历史的思索发生暗合。就一般社会心理而言，人们既不会对司空见惯的事，也不会对完全与己无关的事感兴趣。正是在陌生化与似曾相识的疆界之间，才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运用写实表现手法的屏幕之下。这是当今小说叙事学对现实主义的一种解析。这种解析，也可以说是对以往作家与读者视为神圣的“真实性”的一种亵渎，因为“历史”变得“不具备特有的主题；历史总是我们猜测过去也许是某种样子而使用的诗歌构筑的一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白鹿原》与叙事的反叛性达成某种契约。

作品中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的化解便是突出的一例。主人公白嘉轩与长工鹿三的关系情同手足。阶级的差异完全消融在春种秋收，主仆共赴稼穑之劳：田头舍下，扯不完的儿女家务的话题。阶级对立的消隐，通过黑娃的渭北帮工之行，构成带有普遍性的农村历史生活背景。例如郭举人“很豪爽，对长工不抠小节，活由你干，饭由你吃”，直到他的两个侄儿暗地“来拾掇”因“通奸”而辞工的黑娃，黑娃才消除了对郭举人的“负疚感”。在这里，传统伦理与个人之间的情仇恩怨，远远胜过阶级矛盾对人际关系的决定因素。

顺沿黑娃的足迹，读者可以充分领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带来的安宁的乡村生活景象。一方面是庄户人从自然耕耘中攫取更多的收获；另一方面是他们娶妻生子，繁衍后代，以保证家庭的香火世代绵延。作品通过这两条线索，表现一种自在的、未加附累的乡村原生状态。与此同时，以往教科书中地主与农民那种如干柴烈火的紧张关系，化作一种真正的虚构与天方夜谭。封闭的小农经济显示出无限生机，正如白嘉轩为父亲迁坟后一帆风顺的光景，以至将一切构成乡土内在的破败与反抗的因素消解其间。例如，即使让黑娃最不堪忍受的吝啬的黄老五“其实也是个粗笨的庄稼汉，凭着勤劳节俭，一亩半亩购置土地成了小财东”，他完全可以得到同是在一样的生活轨道上运行的黑娃的理解。乡村在小说的前半部分真正成为一个自在的生命整体，尽管乡下人也有磨难。但饥渴时，总能凭劳动挣得“蒸馍”，等而下之，还可以“循着甜瓜的气味摸到沙滩岸上的一个瓜园里，摸了几个半生不熟的甜瓜”……

在历史上，把那些身着破衣烂衫，被乡绅称为“痞子”的农民视为依靠力量与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既是对文化传统的反叛，也是带有实际政治意义的反叛。《白鹿原》则是通过重新书写那段历史，构成阅读期待中对原有的话语模式的反叛，这种现实性因素不容忽视，因为历史不可能重新经历，却可以重新言说。当历史跨入本世纪的门槛，战争、流血、动荡不定的生活构成的“残阳如血”、战马嘶鸣的人生景观逐渐退入背景，人们以不同的视角反观历史便势所必然。而且，《白鹿原》构筑的这个消解了阶级矛盾的内部的话语空间，不仅只是为了顺应阶级矛盾已不再成为现实生活的基本线索的流行趋势，而更强调的是为现实的这一结论寻找历史的依据。换言之，它试图在昨天向今天转换之间，构成一条个性化的逻辑线索，从而与叙事的反叛性效果达成契约。

然而，尽管《白鹿原》建构的话语的反叛性可以赢得读者，但是如果将其内容放在20世纪的人文背景来看，却是向传统的复归。因此，我们与其盛赞作品在话语反叛上的胆识，不如去认真分析叙事本身为现实展现的是怎样的历史空间。

二、“秘史”在衰败中永存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是《白鹿原》开篇引述的巴尔扎克的话。从《白鹿原》讲述的近乎跨越大半个世纪的白、鹿两姓的家族史来看，这里也包含作家指涉整个民族生命力的隐喻。

从作品的表层叙述来看，一旦外力与他者闯入了白鹿原这块小农经济的乐土，固有的内部的整体和谐在数次政治斗争的矛盾激化下，便无可挽回地衰败与破碎了。从本文的叙述意向来看，它的确对历史上那片未经外力侵扰的土地，怀有无限的留恋之情。无论白嘉轩还是朱先生，作为一种封闭的小农经济的代表与文化偶像，他们都无法抵挡自国民革命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在白鹿原搅起的一场接一场的“风搅雪”。如果说，在小说的开始部分，朱先生能把白嘉轩“正在开花的罂粟苗连根撬起，埋进土里”，维护县令“查禁烟苗”的指令；冷先生能说和白嘉轩与鹿子霖不再为李家寡妇的六分水地大打出手，使白、鹿两家化干戈为玉帛，迎来“仁义白鹿村”的石碑与名分：如果说，由白嘉轩起事的“交农事件”，最终罢免了滋水县长史维华；那么，自“交农事件”之后，黑娃在鹿兆鹏的带领下，先以“白狼”为掩护烧粮台，后又在白鹿原搅起农民革命的“风搅雪”，随着国共两党的分歧加剧，以白嘉轩为族长、鹿子霖为“乡约”的白鹿祠堂，不仅禁不住黑娃与田小娥的婚事，也解决不了鹿、冷两家徒具其名的婚约，而且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与各自的日渐破败也愈加明显。当作品结尾，鹿子霖说着疯话冻死在他家的柴火房；白嘉轩用拐杖支撑着被土匪砸断的腰，用唯一的左眼对鹿子霖悲惨的结局做内心忏悔的时刻，本文似乎在做无言的阐释：随着现代革命思想的传播，随着村社以外的势力渗透到白、鹿两姓家族，以“仁义”为纲常的这片乐土就再也无法抑制衰败的命运了。

然而，衰落与破败仅仅是故事的表层结构，作为这一乡土社会的内在结构，历经纷争的劫难却未被时代的浪潮裹挟而去，而是沉淀下来，固守着它的领地，而且悄无声息地把握着人物的命运，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例如，尽管白嘉轩、鹿子霖都曾采用不同手段显示自身的力量，在家族争斗中各有胜负。但是，白嘉轩作为叙事褒扬的对象却是无可置疑的。他们的区别在于，白嘉轩对外来势力始终采取从内心到行动的排斥与抵制。从白嘉轩对“乌鸦兵”犹如“眼里钻进了砂粒儿一样别扭”，到他因白孝文处死黑娃而“气血蒙目”栽倒在地，他既没有屈服过史维华、岳维山、田福贤之流的淫威，也没有顺应过鹿兆鹏、黑娃和白孝文等人造成的时势，而是在白鹿原念着他的仁义经、循着他的庄稼人的本分，享有他的那一份人生。

于是，屈从外力与固守本土就通过人物的命运结局展示出来。白嘉轩在作品结尾得到了这样的承认与赞许：“他的气色滋润柔和，脸上的皮肤和所有器官不再绷紧，全都现出世事洞达者的平和与超脱，骤然增多的白发和那副眼镜更添加了哲人的气度。”喻示着本文通过白嘉轩这个代表人物对小农经济生活模式所具有的生命力的展示。同时，这种展示在本文中又是随处可见、俯拾皆是的。例如，白嘉轩购置轧花机一节虽然占篇幅很短，却决非虚设。它意味着小农经济的土地所有者，在开发生产力的过程中所具有的见识。而且作品中白嘉轩在村里率先剪去发辫，反对仙草给白灵缠足，似乎都在阐释本文的意向，这位本土的代表人物并非食古不化，或者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通达、顺应时势的生命力远未达到自我囿制、奄奄一息的地步。因此，白家的中落固然由于无法抗拒的外力的侵入，令人产生“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叹喟，但就这种经济与文化方式自身而言，它并未丧失存在的活力。只是由于外力与他者的气势嚣张，才使它不得不偃旗息鼓。因此，只要白嘉轩固守的那片土地尚在，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他代表的那种文化观念就不会动摇；而一切影响过这片土地，甚至使它发生过震颤的外来势力，终究无非是过眼烟云，而不会成为这片土地的真正持有者。

正是出于对这种本土的生命力的坚信，人物的命运在本文叙述中便展开了周而复始的轮回，黑娃（即鹿光谦）无疑是本文着力抒写的人物。他给郭举人帮工时与田小娥相识相爱，结果他们婚姻得不到家族的承认。他本想做上辈人那样的殷实农户，但受鹿兆鹏的鼓动参加农运，在白鹿原掀起一场阶级斗争“风搅雪”，斗争失败后他当了土匪。黑娃的前半生经历与白鹿原的“仁义”之风相悖相逆，因此他闯荡半生的结局是浪子回头。他与高玉凤成婚时对自己前半生忏悔：思绪像“潮水一波又一波漫过的尽是污血与浊水”，“我以前不是人，是个……”本文至此不仅完成了一个浪子回头的形象，而且证实了白嘉轩这个“腰杆挺得太直”的族长的感慨：“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的。”

白孝文是白嘉轩的长子，他在白、鹿两姓的家族争斗中遭鹿子霖暗算，抽大烟成瘾，造成白嘉轩在家族势力纷争中的一次惨败。然而，惨败的过程本身是耐人寻味的。白孝文作为这场阴谋的受害人，意外从中获得性满足，使他与妻子的关系竟成了现代人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同时，这的确也构成本文对现代人生的隐喻。因为白孝文此时内心闪过的那一丝追逐人性的火花，伴随他日后衣锦荣归、携新妇拜谒祖宗引起的轰动而永远地淡漠了。本文似乎展示出人对人性极致的追求，与本土的生命存在方式难以兼容。于是，白孝文的精神最终导向对后者的臣服：“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与黑娃和白孝文相比更游离本土的生活轨迹，而与革命的历史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有时是家族延续的载体，但更多是作为某种外部力量的符码，而不与家族的纷争发生直接的联系。他们之间的三角恋情，似乎也暗示他们对本土人生的疏离。然而，他们又都以不同的表现方式最终获得家族的认可或接纳。鹿兆海是本文中少有非议的人物，尽管对他的死因存在歧义，但是隆重的丧葬仪式，已将他为国捐躯的精神推崇为本土最高的境界。鹿兆鹏是本文叙述中形象比较苍白的一个无可挑剔的正面角色。但在此，他的革命生涯忽隐忽现，本人行踪不定，与白嘉轩在“交农事件”中的表现相比，他似乎是一个很难为自己引发的事件承担责任的人。特别是鹿光谦解放后被枪毙的冤案关键缺少他的证明材料，使本文在对鹿兆谦的同情中不乏对鹿兆鹏贬抑。然而他的失踪，也为白孝文的结局留下伏笔，预示着白、鹿的家族之战将会以新的方式在历史进程中复萌。作品对白灵的描写更像是一个家族的寓言。她出生时，“一只百灵子正在庭院的梧桐树上叫着”，预示一个白鹿般的精灵的降生，待她后来投身革命，似乎扯断了与家族的联系。但她在陕北根据地受诬陷被活埋时，白嘉轩梦见：“咱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哭着叫了一声‘爸’。”她最终魂归白鹿原，在家族生息的乡土找到归宿。

特别意味深长的是作家鹿鸣的形象，他在作品中出现已是80年代中期，白嘉轩已不在人世。但是，冥冥中仿佛血缘的纽带最终要把他和家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他终于发现他是白灵与鹿兆鹏之子的身世。这简短而富有深意的一笔并不仅在于表现家族的延续，而更在于本文表述后代误读或者根本不了解历史的意图。正如鹿鸣在长篇小说《春风化雨》中把他的外公白嘉轩作为“顽固落后势力的一个典型人物的原型”来描写。本文借对鹿鸣的描写，进一步认定白鹿原的历史生活将始终构筑着后代的人生，它像基因、梦魇一般使人看到历史轮回中的足迹。因此，鹿鸣对他后来知道的一切“没有惊诧而陷入深沉的思考，更令他悲哀的是，在他年过五十的今天，他才弄清楚，白灵是他的亲生母亲……”与其说，这是鹿鸣的不幸，不如说这显示了本文重构历史的初衷：尽管历史经过大的阶段性跳跃，但它终究要回归到故土人生的现实。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并且揭示出个人与家族、故土相系的纽带，它都将永存于我们命运的路途之中。

三、神谕中的“文化保守主义”

《白鹿原》的确时时传递出历史对现实发出的回声。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本文构筑的历史空间是否是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超稳定系统，而且历史的轮回究竟是一定之规还是本文一厢情愿的假想。如果说，白鹿原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农经济的梦想，已然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与战争击得粉碎；那么，无论白嘉轩还是朱先生以及他们的后人，都不可能再顺沿传统的“耕读之家”的模式继续生活下去。既然历史不可能按照个人或家族的意愿发展，那么家族带给个人的宿命感，或者始终在白鹿村上空回旋着的“仁义”之声又意义何在呢？

历史是现实的历史，任何本文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的人文语境去构筑所谓纯粹客观的历史。如前所述，就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而言，《白鹿原》的叙事需要完成写实规范所需要的反叛性内容，但是就内容自身而言，它倾向一种传统的保守心态。以作品中的性描写为例，《白鹿原》中每一对青年男女的性生活几乎都有大段的铺衍，但这种描写的文化内涵与近几年文坛有关性描写的题目迥然相异。与8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突破性描写的禁区，提倡个性解放，反对束缚个人的题旨相比较，它所形成的是在大段性描写中提倡节制甚至压抑欲望的悖论。比如白孝文的奶奶与父亲白嘉轩对他的性生活的干涉，并没引起本文叙述的强烈不满，反而是以“孝文脸上的气色果然好了”，众人皆大欢喜为结果。

与此种文化内涵的性描写相辅相成的是对女性的贬抑。《白鹿原》中的女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白嘉轩的妻子吴仙草为代表，对男人一味温柔顺从，在传统女性规定的角色中不敢越雷池一步；另一类是以黑娃的前妻田小娥为代表，是勾引男人的“祸水”。阅读中稍不留意就会产生这样的错觉：田小娥敢于冲破封建婚姻的束缚，最终被封建势力摧残至死。然而，本文的叙事并没依照这样的思路演进，鹿兆谦后来“浪子回头”的形象，彻底否定了他的前半生，而那正是他因田小娥起，逐渐成为传统生活的叛逆的经历。甚至鹿兆谦最终成为白孝文手下的冤魂，都令人不能不考虑到田小娥在他们二者之间扮演的角色。田小娥显然是白嘉轩所憧憬的乡村牧歌中的不和谐音，是威胁祠堂戒律与道德准则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任何出自本文对白嘉轩精神的褒扬，都可以说是对田小娥的贬抑。因为作为秩序化与反秩序化的两种象征，他们注定会成为对立的双方。

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总体倾向是打破旧有的规范、消除束缚人的个性的种种禁忌。伴随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文坛相继兴起，“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非人格化的社会，还是一个日益自由的社会”，已经成为知识界越来越关注的问题。《白鹿原》似乎正在从事这样的选择，而且不惜牺牲以往人文主义的命题来确定传统规范的价值体系。本文看来，由于外力与他者的介入，白鹿原这块自耕自食、仁义传家的净土，正在成为一个“日益非人格化的社会”，像“勺勺客”起家的鹿子霖这一脉有发展起来的机会，就是一个明证。

当代著名的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针对现代主义对秩序的反抗造成的世上“没有任何神圣”的文化断裂，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整个社会“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这种新的宗教或文化崇拜包含“对人类巨大灾难的预感和提醒，以及对现代人无限制的扩张和实现自我所持的怀疑和克制态度。很难说《白鹿原》是否受到这种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但是显然它们都对人所关注的自我救赎以及突破禁忌的行为持怀疑态度，而且在《白鹿原》，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借一种非现实性的神谕的力量来完成的。它不仅为作品染上一层浓重的宿命色彩，构成这部写实性小说格外引人注目的一笔，而且也是将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与富于传统迷信色彩的村社文化胶合为一体，使其成为在大众场合更具有诱惑力兼说服力的一种策略。

作品中朱先生是秉承神谕的代表者。当然，与朱先生恪守同一规范且性格底蕴近似的还有冷先生、徐先生等这一班乡间懂医术、通文墨的人。但他们大抵像冷先生那样可救眼前一时之急，却不知天命，从而衬托出朱先生对时事洞若观火，了似神明。譬如，他三言两语为白嘉轩解开白鹿之谜；预言镇嵩军残部“见雪即见开交”也果然灵验；从白嘉轩说梦推算出白灵的死……朱先生的诗文来看，他倒不像是才华横溢、诗书传家的一介书生，却像是深谙民俗民风，并采取秘而不宣的方式博得民众喝彩的巫医神算。如果他真正是一个身处乱世的旧式读书人，也许就不会活得如此潇洒超脱，否则旧中国无以计数的知识分子的苦闷与苦难又做何解释呢？更值得深思的是他获得白鹿原实际上的“精神天子”的最高礼遇，其实质性内容在本文中表现为：他是以孝悌为纲常的家族势力的第一维护者。例如，他收下迷途知返的黑娃做学生，并亲自带领黑娃回白鹿原进祠堂祭祖；他是对外力和他者的绝不兼容者，例如，甚至他死后，只有当朱白氏换下灵灵送给他的“白洋红袜子”，他弯曲的双膝才“立时不再打弯，平展展地自动放平了”；他又是镇压家族叛逆的主谋，例如，他建议白嘉轩将田小娥的骨灰“封严封死”，“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从而完成了白嘉轩设计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笔。

至此。由朱先生代表的封建文化的神谕，已将外来者杀得一败涂地，从而本文能够为完成人物精神上的轮回做有力的铺垫，构成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但是，正如历史是现实的历史，本土与他者不可能永远运行在界限分明的轨道，所以本文叙述中那种彻底的轮回也就令人质疑。日本学者曾把日本比作“保存亚洲思想与文化的宝库”，认为它既“生活在昔日理想的空间，同时也生活在新旧并存充满活力的岛国意识中……东洋（指亚洲）思想不断掀起的每一阵浪潮，都在这里的海滩留下一层沙粒，都在这个民族的意识中留下它们的痕迹”（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当然这是仅就日本与亚洲文化关系而言，但是它表明，即使本土的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当外力以不可避免的方式进入本土的生活，或者说，它们在本土的生活中获得了生成的理由，难道我们还可能，或有必要再将它们一一剔除，将本土海滩上的沙粒一一分捡，将那些外来的“妖孽”统统镇压在“六棱塔”下，以维护原有的“净土’吗？

《白鹿原》构筑的、在神谕笼罩下的历史轮回的话语空间，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自推翻皇帝到国共纷争，世事变迁，由于这些外力强加在这片小农经济的乐土，造成了“礼崩乐坏”的结果。但这种损坏不过是过眼烟云，正如白鹿家族的存在，他们后代的忏悔已表明他们修复乐土的愿望。然而，后人是否还会相信朱先生富于传奇色彩的神谕？家族的命运随着历史的发展，是否还会出现从黑娃到鹿兆谦的精神轮回？在现实的条件下，强调不现实的轮回，《白鹿原》由此显露出某种虚妄的色泽。

但无论如何，《白鹿原》还是向我们展示了一段家族的或民族的历史，而且它或许还会从一个曲折的角度向世人宣告，本文所憧憬的挂有“仁义白鹿村”匾额、水深土厚、民风淳朴的封闭的乐土已一去不复返。无论梦想还是现实中的历史轮回，都不会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转世，而将汇入外来者的不和谐音，化为新的本土的现实。

原载《文艺评论》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