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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鬧學”——《牡丹亭》創作藝術探索之一

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第3辑) 作者:黄仕忠


黄天驥

摘要:湯顯祖的《牡丹亭》,曾被人認爲非“場上之曲”,不適舞臺演出。本文通過剖析作爲全劇矛盾契機的《閨塾》一齣,説明它以喜劇化的手段,對封建教育進行入骨的諷刺;説明它在情節結構、細節處理、人物語言等方面,都具有强烈的戲劇性和動作性。它表面上是明寫春香在鬧學,實際上是處處暗寫杜麗娘在鬧學。它脱胎於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一段平淡的叙述,却做了全新的創造,從而深化了整部戲的題旨。這一切,表明湯顯祖已是純熟地掌握戲劇藝術的作家。

關鍵詞:閨塾 杜麗娘 春香 關關雎鳩 鬧學

湯顯祖的《牡丹亭》,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奇幻的情節,文采本色兼具的語言,意趣神色俱備的風格,一經問世,劇壇轟動。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有云:“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户誦,幾令《西厢》减價。”

不過,也有人認爲,《牡丹亭》雖然奇麗動人,“然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綿筆端”。戲曲家李漁,更是一方面指出《牡丹亭》在語言運用上有過人之處,一方面又認爲它“止可作文觀,不得作傳奇觀”,甚至還聲稱:《牡丹亭》等劇“得以偶登於場者,皆才人徼倖之事,非文至必傳之常理也。若據時優本念,則願秦皇復出,盡火文人已刻之書,止存優伶所撰諸抄本,以備家弦户誦而後已”。話説得很過分,意思是説湯顯祖的《牡丹亭》不適合演出,没有戲劇性,没有劇場效果;只有經過優伶改編,纔可以“家弦户誦”。顯然,李漁對《牡丹亭》的評價,有和沈德符對着幹的意味。考慮到李漁在劇壇的影響,他對湯顯祖的評價,有必要通過一些具體齣目的研究,予以澄清。

縱觀湯顯祖的戲劇創作,有一個從生疏到純熟的發展過程。從他最初所寫的《紫蕭記》看,確未諳戲曲創作之道,餖飣堆砌,陳詞濫調,不一而足。後來,他寫的《紫釵記》,就有了明顯的進步。不過,他也知道還須改正。在《紫釵記題詞》中,他接受好友帥惟審批評,説“此案頭之書,非臺上之曲也”。可見,他已懂得戲劇創作應重視舞臺性,要避免只成爲案頭之書。從《紫釵記》到《牡丹亭》,湯顯祖的戲劇創作技巧更不可同日而語。當然,我們也不能説《牡丹亭》没有腐草敗葉,個别場景確可以删芟,個别詞語也有艱深之處。但總體而言,湯顯祖是深諳“場上之曲”的藝術特性的。下面,我們僅就戲中《閨塾》一齣,作一剖析。

《閨塾》是《牡丹亭》全劇的矛盾契機。這齣戲,情節結構,有張有弛;細節處理,富有特色;戲劇語言,生動活潑;人物性格,鮮明突出。後世戲班在上演《閨塾》時,也多依照湯顯祖《牡丹亭》的原本。因此,通過探索《閨塾》的創作藝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湯顯祖對戲劇性的重視,説明湯顯祖已不是寫《紫蕭記》時的“吴下阿蒙”,而是成熟地掌握了“場上之曲”技巧的作者。

在《牡丹亭》裏,湯顯祖寫杜寶决定“延師”,陳最良應聘,負起用儒家經典管束青年身心的責任。接下來,便寫了戲的第七齣——《閨塾》(參圖1)。

圖1 明代版畫《閨塾》

如果説,在《閨塾》之前的六齣戲裏,湯顯祖只是讓戲的主要人物逐個出場,初步勾勒了不同人物輪廓的底色,戲劇的矛盾還没有開展,那麽,到了第七齣,纔開始有矛盾的交集,從戲劇矛盾中展開對人物形象的描寫。换言之,到了第七齣,《牡丹亭》纔開始入戲。

一般來説,戲劇藝術包括戲曲藝術,往往是會儘快展開戲劇衝突的。元代的喬夢符提出:“作樂府亦有法,鳳頭、豬肚、豹尾。”所謂“鳳頭”,即指文學作品的開始部分,應該寫得像鳳凰那樣美麗、精彩;在戲曲裏,指的應是儘快開展引人注意的矛盾衝突,像《西厢記》和《琵琶記》,戲的開始,便展開了鶯鶯和張生、蔡伯喈和父母的衝突,讓觀衆一下子便清晰地看到情節發展的趨勢。它們的寫法,都可説是屬於“鳳頭”。

上面説過,《牡丹亭》的前六齣,只是逐個展示人物的形象,初步揭示杜寶對女兒思想狀况的注意,微露矛盾的端倪。而湯顯祖緩緩地展示戲劇的發端,並不採取一開始便突現戲劇衝突的寫法,是由《牡丹亭》的題旨所决定的。湯顯祖要闡示的,是整個社會環境導致杜麗娘命運的悲歡離合,而不是以某一個特定人物和她産生嚴重對抗。因此,作者不必在戲的發端,立刻建構緊凑的情節、展示人物的矛盾,倒是通過幾個人物的先後亮相,讓觀衆首先感受戲劇矛盾將要展開的前景。

到了第七齣《閨塾》,湯顯祖纔第一次正面展示戲劇人物性格的衝突。他寫陳最良當了杜麗娘的教師,按照杜寶的安排進入書齋。於是,戲中便出現陳最良是怎樣教,杜麗娘又是怎樣學的問題。這教與學矛盾的交集,又涉及當時觀衆都很關切的教育問題。作者通過在閨房裏教學的規定情景,微妙地揄揶封建教育,並由此展開了對人物形象的描寫。

這齣戲,湯顯祖名之曰《閨塾》。但後來一些戲曲選本,像《怡春錦》《醉怡情》《最娱情》等,在選輯有關《牡丹亭》的劇目時,便没選録這一齣。看來,它們認爲這一齣在整部劇中,無關緊要。而像《綴白裘》《審音鑒古録》《集成曲譜》等重要戲曲選本,都選入這齣,不過,也都把它稱曰《學堂》。在清代中葉以後,許多戲班上演這一出,則慣稱爲《春香鬧學》。至於《綴白裘》等選本所輯這齣戲的内容,和湯顯祖原作,並没有很大的變化。不過,從對這齣戲不同的命名中,却可以看到人們對它有不同的理解。

《怡春錦》等選本不選《閨塾》,表示它們的興奮點只在於《牡丹亭》所描寫的愛情問題,或者,只是從文采優雅的角度欣賞湯顯祖的創作。到20世紀初,《夢園曲譜》則稱這齣爲《春香鬧學》,其後許多戲班也採用“鬧學”的名目。這樣做,則把戲的重點放在春香的身上。在演出時,觀衆們的注意力,也必然集中到春香的“鬧”上,反把杜麗娘置於次要的位置。其實,這並不符合湯顯祖創作的構想,也會給觀衆誤導。但是,强調“鬧”字,却讓場面顯得生動活潑。老實説,在《牡丹亭》的前六齣,作者以展開圖軸的手法,讓戲中的人物緩緩展現,雖然與劇本細膩婉曲的整體風格相吻合,畢竟有沉滯之嫌。而在觀衆稍感拖遝之際,湯顯祖不失時機地推出杜府教學的場景,讓矛盾碰出火花,使人笑不可抑,觀者精神爲之一振。《夢園曲譜》等臺本突出《閨塾》的“鬧”,甚至連這齣戲的名目,也改爲《鬧學》,這樣做,有助於提示演員注意營造喜劇的氣氛。

至於《綴白裘》等選本,把這一齣稱爲《學堂》,名目雖然與《閨塾》相近,含義却並不一樣。

在明清時代,“學堂”一般指鄉中或族中,延請儒生開辦的學塾。這些學塾,只由一名教師,給男孩子上課,女孩子是不能參加的。像《紅樓夢》第九回就寫到,賈府家族,是有“學堂”的。這學堂由賈代儒執教,賈府的子侄和親戚子弟,都可以在學堂上課。學堂裏的學生,常常無心聽講,或者胡天胡帝。《紅樓夢》寫《嗔頑童茗煙鬧書房》這一回,就是通過寫學堂的情景,揭示賈府的敗落。正如《紅樓夢》有正書局本在第九回總批寫道:“此篇寫賈氏學中非親即族,且學乃大衆之規範,人倫之根本,首先悖亂以至於此極,其賈家之氣數即此可知。”

在明代,封建統治階層十分注意女性的教育問題。明神宗還特地爲《女四書》寫序,説:“今人養女,多不教讀書認字,蓋亦杜漸防微之意。然女子貞淫,却不在此,果教之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經》《烈女傳》《女訓》《女誡》之類,不可不熟讀講明,使他心頭開朗,亦閫教之不可少也。”在《牡丹亭》裏,杜寶讓女兒讀書識字的初衷,和明神宗、吕坤之流的主張如出一轍。他採取延師教學的舉措,在封建家庭中頗具普遍的意義。

至於湯顯祖寫杜寶讓陳最良上課的地方,則是在府衙之内,它明顯和一般的學堂有所區别。作者强調,這是處於“閨”中之“塾”。在女性所居處的閨房裏,特别是在獨生女兒的閨中,本來是不宜設書塾的。但杜寶從女兒的“晝寢”,發現她有違家教,爲了杜漸防微,也爲了讓女兒“他日到人家,知書識禮,父母光輝”(《訓女》),便採取了這個特别的措施。還特意挑選老成的迂儒任教,命令丫頭春香陪讀,這一連串的做法,既體現杜寶對女兒管教之嚴,也顯現他對女兒深沉的愛。顯然,作者寫杜寶特意替女兒安排的,是一個温軟的牢籠。

如果説《牡丹亭》的開端,以顯示封建教育體制孕育出的三個儒生的形象,勾勒出明代既僵化又出現裂縫的社會大環境的話,那麽,《閨塾》一齣,則顯示杜麗娘生活在既被管束又被寵愛的小環境中。這相互關連的大、小環境,具有典型性意義,是産生並烘托杜麗娘這一典型形象的基礎。

我國古代戲曲演出,没有舞臺布景,一般只設置一桌兩椅之類的道具。戲劇所需要的環境氣氛,依靠人物角色在表演中傳出。

《閨塾》由陳最良最先上場,他念誦四句定場詩:

吟餘改抹前春句,飯後思尋午晌茶;

蟻上案頭沿硯水,蜂穿窗眼咂瓶花。

這時候,陳最良心境舒暢。他曾經“兩年失館,衣食單薄”,想不到竟然被杜寶相中,當了家庭教師,而且備受優容。他吃了茶飯,感恩知遇,心滿意足,便施施然來到書房。他記住了杜寶要讓杜麗娘學習《詩經》的吩咐,坐下來便首先備課,説“我且把毛注潛玩一遍”。

本來,像他那樣在書院和科場上混了幾十年的儒生,對《毛詩》早就爛熟於胸。所謂“潛玩”,也無非是在心裏對經文細細體會咀嚼。但是,劇本的舞臺提示,却明寫着“念介”。顯然,作者要求演員對着書本念出聲音來,這一下子便吸引了觀衆對“關關雎鳩”的注意。當人們看陳最良一唱三歎、摇頭晃脑的迂態,也感受到書房裏彌漫着酸腐的氣息。

陳最良開口詩云,閉口子曰,酸腐得可笑。此人飽受封建思想的荼毒,神經麻木,“從來不曉得個傷春”。當他念了幾句詩,正在興頭上時,又忽然想起時間不早了,還不見女學生來館,便一面歎息“却也嬌養的凶”,一面敲響雲板,呼喊“春香,請小姐解書”。别以爲陳最良只是迂腐,從他讓春香轉請小姐上課的做派看,他也懂得在官衙執教應如何對付千金小姐的規矩。

不過,從陳最良的“定場詩”裏,作者讓觀衆知道,書房外邊,却已春光明媚,生趣盎然。蟻沿硯水,蜂咂瓶花,連陳最良也感受到蟲兒、蟻兒正趁着春光喧喧哴哴。而從窗外,又不時傳進賣花聲,響起了春天的呼唤。後來,作者還讓觀衆知道,緊靠着書房,就有座偌大的花園,“繞的流觴曲水,面着太湖山石”,“花明柳緑,委實華麗”。一堵牆隔着一重天,書房内外的氣氛,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看過一幅名畫,畫面上有一位穿着全黑衣裙的寡婦,呆滯地凝望着一堆五顔六色的鮮花。氣氛的不協調,産生了奇妙的藝術效果。《閨塾》對氛圍的處理與此相類。不協調的場景,既推進戲劇衝突,又較好地襯托着人物内心的活動。

陳最良最先上場的這段獨角戲,可以説是《閨塾》的引子。明代的戲曲評論家王驥德指出:“引子,須以自己之腎腸,代他人之口吻。蓋一人登場,必有幾句緊要説話。我設以身處其地,模寫其似,却調停句法,點檢字面,使一折之事頭,先以數語該括盡之,勿晦勿泛,此是上諦。……近惟《還魂》《二夢》之引,時有最俏而最當行者,以從元人劇中打勘出來故也。”他認爲,戲曲作者在“引子”中,必須設身處地,根據角色的特點,以簡煉、明暢、富有特色的語言和戲劇動作表現人物的性格,並且把這齣戲所要呈示的規定情景概括地勾畫,以利於引出戲劇的矛盾衝突。他還特地指出,湯顯祖在《還魂記》亦即《牡丹亭》裏,就能寫出“最俏而最當行”的引子。王驥德的意見,是戲曲創作的經驗之談。《閨塾》寫陳最良“一人登場”的一段戲,簡明扼要,語言本色,寥寥數筆,情景宛然,人物栩栩如生,無疑是全劇中最俏而最當行的引子之一。

湯顯祖寫陳最良敲響雲板,杜麗娘便帶着春香出來了。

杜麗娘是一點兒也不知道老師嫌她遲到的,她唱道:“素妝纔罷,緩步書堂下,對净几明窗瀟灑。”在春日遲遲、春意闌珊的時刻,她是帶着惜春的心情,慢吞吞地上場的。這也難怪,本來她對上課並没有太大的興趣,只是逼於嚴命,“少不得去”(《延師》)(見圖2)。在這場戲裏,作者讓杜麗娘在老師的催促下,悠悠然走進書房。這樣的安排,雖似簡單,却很能表現杜麗娘無心上學、對父命虚與委蛇的心態。

圖2 明末茅暎刻朱墨套印本《牡丹亭記·延師》附圖

春香對老爺要她充當陪讀的角色,本來就十分厭煩,對陳最良這迂老頭也看不上眼。她一上場,便咒駡“《昔氏賢文》,把人禁殺”。這兩個女孩兒一個慢慢吞吞,一個大大咧咧,她們對上課的態度相映成趣。

這時候,陳最良來勁了,他首先擺出教師的派頭,劈頭就用大道理把她們教訓一番:“凡爲女子,雞初鳴,咸盥、漱、櫛、笄,問安於父母。”這幾句話,源出《禮記》。陳最良引經據典,口氣雖然不算嚴厲,但大帽子壓過來,有教養的杜麗娘,自然不得不表示“以後不敢了”。春香却不以爲然,她回嘴道:“知道了,今夜不睡,三更時分,請先生上書。”這話中帶刺,陳最良未必聽不懂,但也抓不住把柄,被弄得無言以對。而對春香的唐突老師,杜麗娘自然明白,但她没有表態,更没有責備春香。至於她心裏到底是怎樣想的?作者留給觀衆自己去領會。在這裏,劇本通過幾句簡單對話,便把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在衝突中予以展現。也可以説,這段戲,是劇本寫兩個年青輕人上課前的“鬧”,使籠罩在書房使人窒息的氣幕,也開始被潑辣尖利的春香和幾近默許她發作的杜麗娘挑開了缺口。

陳最良開始講解《詩經》了。起初,春香還算留心,她不懂就問:“那雎鳩是什麽聲音?”這時,劇本安排了一個絶妙的細節:

(末作鳩聲)。(貼學鳩聲諢介)

陳最良剛剛還擺出長輩的模樣,一旦忘乎所以,這迂老頭竟下意識地像孩子那樣,嘰嘰咕咕地叫了起來,實在可笑得很。春香一見老師的憨態,也樂不可支,乘機諢鬧。這時候,滿臺鳥叫,令人噴飯。劇本讓人物外表與内心節奏的不協調産生了頗爲滑稽的喜劇性效果,也把學習儒家經典的嚴肅性,從開始便冲洗得一乾二净。

面對着陳最良和春香諢鬧的場景,湯顯祖讓杜麗娘只在一旁瞧着,她既不可能也學一番鳩叫,也不可能干涉老師和丫頭的胡鬧。她没有什麽舉動,只在一邊旁觀,但她的内心,肯定在偷樂,在竊笑。在這裏,作者對杜麗娘的態度,乃是不寫之寫,也正好能够表現出她作爲小姐的身份和婉雅的素質。

春香見老師和她一起吱吱喳喳學着鳩叫,覺得很好玩,對學習倒認真起來了。老師講一句,她就問一句,並且還無師自通對“在河之洲”做了出人意料之外的詮釋。這詮釋,當然是曲解,讓觀衆聽得哄堂大笑。而春香越認真,問得越有趣、越深入,陳最良也就越來勁,不知不覺地説出了《關雎》的原義。當春香問到那些“幽閒女子”,君子們“爲什的好好求他”時,陳最良不覺語塞,這觸及男女婚戀的問題,讓腐儒狼狽不堪。所謂“君子好逑”,宋儒一般都解作“君子要好好地去求她”,陳最良確也没有解錯。至於少不更事的丫頭,不明緣故,天真地提出疑問,也不是故意讓老師爲難。但是,就是這一個最基本的有關男女自然本性的問題,涉及情感與欲望,却踩了程朱理學的紅線,這絶對不是道學先生所應觸及的。只是陳最良和春香説得高興,忘乎所以,説漏了嘴。這一來,他尷尬得很,只好喝住春香:“多嘴哩!”

“多嘴哩!”陳最良要堵住春香的口,但能堵住少女的心嗎?顯然,毛丫頭春香,不懂便問,問得很坦誠,很自然;陳最良則説又不是,不説又不是,這場面令人噴飯。

我想,戲演到這裏,陳最良的表情,該會是一怔、一愣。如果配合着一聲小鑼,演員一挫身,一抖袖,再顫顫巍巍地指斥春香。於是,學生天真,老師尷尬,會收到更好的戲劇效果。這一段戲,小丫頭很自然的發問,老學究很不自然的回應,兩者碰在一起,巧妙地構成了喜劇衝突。在觀衆的哄笑聲中,閨塾裏嚴肅聽講的氣氛,被“鬧”得煙消雲散。

如果説,春香在拜見老師時,是故意地“鬧”,是要給老師一點顔色看,那麽,這一回的“鬧”,却是無意的。她是真心實意地想弄清楚“君子好逑”的意思的,誰知反弄出連篇笑話。李漁曾經説:“我本無心説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斯爲科諢之妙境耳。”正是由於湯顯祖根據人物的性格,展示戲劇的衝突,從而達到水到渠成、天機自露的妙境。李漁這番話,恰好印證了湯顯祖藝術手法的高妙。

君子爲甚要好好地求淑女?男女雙方爲什麽要戀愛婚姻?這本來是十分簡單的問題,但它涉及人性、情欲,却是程朱理學最爲忌諱的。所以,道學先生竭力把《關雎》説成與“性”無關的“后妃之德”。這問題,春香不問猶可,一旦撩起,杜麗娘當然心裏明白,她這年方二八的窈窕淑女,“未逢折桂之夫”,不期然有所觸動。而陳最良越想堵住春香的嘴,越想回避掩蓋,反讓杜麗娘越明白問題的實質。但這讓她怦然心動的問題,却又説不出口,她只好趕緊給老師打圓場,請他不必回答春香,説“學生自會”,請他“依注解書”即可。

“學生自會”這句話,杜麗娘輕輕説來,却重重地敲打在觀衆的心上。春香的提問,《關雎》的詩意,讓杜麗娘情思繚亂。表面上,她不動聲色,甚至請老師不必理會春香,更不必理會《關雎》原詩的真實意涵,只須依照程朱理學去講什麽“后妃之德”。然而,被封建家長用作管束身心的《詩經》,它的第一首詩的第一章,反而掀動了年輕人感情的波瀾。這對封建道學實在是入骨的諷刺。

環繞着對《詩經》的講解,湯顯祖讓舞臺上的三個角色,表現出三種不同的態度。爲什麽“君子好逑”?春香不懂此説,老師不好解説,麗娘不用明説。請勿忽視“學生自會”這一句臺詞,它既是寫杜麗娘輕巧地讓陳最良下了臺階,也明白地宣告,她完全明白道學先生爲什麽説不出口。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學生自會”這委婉的道白,表明了杜麗娘寂寞的心泛起了波瀾。清代昆曲選本《審音鑑古録》,在這四字旁邊加注云“小旦低頭”。它是教戲師爺亦即導演給演員的舞臺提示,强調“低頭”,無非是提醒演飾杜麗娘的角色,要表現出沉思、羞澀的神態。顯然,這也表明清人對作者的創作意圖有比較深刻的理解。

爲甚的“君子好逑”?杜麗娘被詩章講動了情腸。蒙住心房的窗紙,一經捅破,她再不能自己騙自己了。後來她感歎:“關了的雎鳩,尚然有河洲之興,何以人而不如鳥乎?”(《肅苑》)這就是“學生自會”的注脚。發現“人不如鳥”,這是十分重要的。鳥比人强,是因爲鳥的心可以不受任何拘束,可以自由自在,可以自然而然。這一點,看來也是明代許多具有異端思想的人的共識。據説嘉靖年間徐昌齡的《如意君傳》,寫武則天和男寵薛敖曹一起遊園,聽到鳥叫,武則天很感慨,歎曰:“幽禽尚知相偶之樂,可以人不如鳥乎?”武則天的私房話,除薛敖曹外,誰聽到了?這只不過是明人想像之辭。有趣的是,湯顯祖寫杜麗娘的口吻,與武則天如出一轍。可見,這句話,實際上是明代許多感到不自由的人的創造,用以泄發心頭的鬱悶情結。更有意思的是,“可以人不如鳥乎”這話,原句出於《大學》所引孔子的話:“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明代人包括湯顯祖,竟喜歡用儒家的經典來説反話、開玩笑,在一定程度上説明人們對封建道學的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閨塾》中,湯顯祖對誦讀《詩經》的細節,做了意味深長的處理。

在這一齣中,講動了杜麗娘“情腸”的,是《關雎》一詩。湯顯祖讓它反復出現,讓它一次又一次地被誦讀,讓那關鍵性的話語在舞臺上迴旋,給觀衆留下深刻的印象。首先,陳最良一出場,便端出《關雎》吟哦一番,念到“君子好逑”,纔停住了嘴。按説,不寫這一細節,也是可以的。而先讓觀衆聽叫“君子好逑”的妙諦,看到陳最良的酸態,便留下深刻的印象。

等到上課時,陳最良要杜麗娘朗誦《關雎》一遍,念到“君子好逑”時,便讓停住,這是《關雎》的章句第二次在舞臺上迴響。接着,春香問爲什麽“君子好逑”?則是《關雎》第三次被提出來示衆。這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法,顯然是作者有意放大《關雎》“君子好逑”的作用。

在文藝創作中,細節最忌重復,若是處理不好,會顯得累贅拖遝。但必要的重復,却如同樂曲中反復呈現的旋律、電影中反復顯示的特寫,能够大大地加深人們對題旨的印象。在《閨塾》這齣戲裏,有關《關雎》的細節出現了三回,每次出現的方式,各有區别,却又都落到“君子好逑”這骨節眼上。這便不能不强烈地吸引觀衆對《關雎》的關注。

《關雎》是《詩經》的第一首詩,道學家把它説成是宣揚“后妃之德”,用以拘管人性的發展。湯顯祖過人之處,恰恰在於他選擇這本儒生必讀的經典,選擇它開卷的第一章,選擇在學堂上課時破題兒的第一遭,就出現了與封建家長和道學先生的意圖完全相反的效果:年輕人竟被詩章講動了情腸,開啓了心靈之鎖。於是,繫鈴人反作解鈴人,禁錮者竟成了啓發者,這樣的處理,是對封建家長、封建禮教的深刻的反諷!很明顯,在《閨塾》中,《關雎》一章被以不同形式反復念誦,不僅有藝術手法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表現出作者蔑視儒家經典的戰鬥精神。

其實,宋明以來被道學先生視爲規範封建禮教的《詩經》,其“國風”部分,多數是描述和抒發男女愛情的民歌。這一點,許多有識之士,心裏都是明白的。正如王思任在《落花詩序》中説:“《詩》三百,皆性也,而後之儒增塑一字,曰‘詩以道性情’,不知情即性之所來也。性之初,於食、色原近……而子輿氏出而訟之,遂令覆盆千載,此人世間一大冤獄也。”更早一點,魏晉時代的曹丕,在《列異傳》中,就記録了一個《詩經》與“性”有關的故事:“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年可十五六,姿顔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爲夫婦。”説穿了,這故事,不是與“爲詩章講動情腸”的旨趣,如出一轍嗎?但是,在湯顯祖之前,特别在高則誠高唱“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强調戲曲寫作要有關風化之後,還没有人像他那樣敢於在舞臺上,大膽辛辣地拿《詩經》開玩笑,敢於讓假道學的尊嚴掃地以盡。

湯顯祖對封建道學先生利用儒家壓抑人性的行爲,一貫是大膽嘲諷的。在寫了《牡丹亭》後,他在《南柯記》的第二十五齣《玩月》中,就借劇中人之口,表現孔孟之道其實没有什麽了不起。有一個扮演外國女子的角色説:“俺國裏從來没有孔子之道,一般立了君臣之義,俺和駙馬一般夫婦有别,孩子們一樣和你父子有親。”顯然,湯顯祖一直要人們認識到,所謂孔孟之道,並非如封建衛道先生們所説的那麽神聖。

圖3 明末茅暎刻朱墨套印本《牡丹亭記·閨塾》書影

在陳最良開講《詩經》之前,作者讓春香出場時唱了兩句:“《昔氏賢文》,把人禁殺。”《昔氏賢文》是在明代流行的啓蒙讀物。在明朝,從明太祖開始,歷朝的最高封建統治階層,一直極其重視推行儒家宣導的道德規範。一方面,建立書院,推動科舉,曲解四書五經以鞏固封建統治;另一方面,又大力以通俗讀物的形式,頒行各式各樣宣揚封建倫理的教材,連皇后也牽頭搞些什麽《内訓》之類的玩意,像《昔氏賢文》之類,便是當時理學家們普及儒學的頗有成效之作。這兩手,互相配合,在很大程度上收到愚化和僵化人民思想的效果。縱觀我國歷代的思想鬥争史,明代異端思想至爲活躍,封建統治政權對人民思想的掌控,也最爲週全、最爲嚴酷。

對於明代的教育政策以及推行的種種讀物,湯顯祖目光如炬,在《閨塾》這場戲裏(見圖3),他既讓道學先生講解《詩經》時出醜,又不忘捎帶朝那些烏七八糟的封建啓蒙讀物刺了一槍(後來還寫到石道姑歪説《千字文》,語言弄得猥瑣低俗,讓觀衆都笑成了滾地葫蘆)。這具有喜劇效果的手法,真可謂是“笑裏藏刀”,封建統治者推行的以及視爲神聖的教材,一下子被戮穿,淪爲滑稽的笑柄。

陳最良被春香問啞,杜麗娘給他解了圍,告訴他“學生自會”,建議他“依注解書”。陳最良便從“后妃之德”咿咿呀呀地講到“有風有化”“宜室宜家”的大道理。杜麗娘有點兒煩,輕輕説了句:“這經文偌多!”陳最良這呆子也不是全不知趣,豈不知道對小姐要好生伺候,便趕緊轉個話題,叫春香拿過筆墨,要學生摹學書法。而春香則興味索然,領了“出恭牌”,乘機溜之大吉。

關於摹寫練字這一段細節,可説是戲中的閒筆。假如去掉它,讓春香轉了個圈,便回來直接告知小姐外面有個大花園,也是可以的。而現在,湯顯祖却加上一段杜麗娘與陳最良似乎是無關緊要的對話。驟然看來,似屬多餘。但仔細一想,這“閒筆”其實不閒。首先,它寫陳最良不認識女性畫眉的筆,不喜歡與風流韻事有關的薛濤箋,不理解涉及兒女情懷的“鴛鴦硯”“淚眼”。並且當杜麗娘提出給師母繡對鞋兒上壽,向他討個花樣時,他甚麽也不懂,只能説“依《孟子》上樣兒,做個‘不知足而爲屨’罷了”。這回答,輪到讓杜麗娘無言以對了。作爲大家閨秀,懂得“師道尊嚴”,她當然不會當面訕笑陳最良的迂,也實在不知道怎樣對付這不懂情趣的獃子提出的難題。正在左右爲難間,她想起了剛纔請假小解的春香,便王顧左右而言他,説:“還不見春香來。”陳最良一聽,也趕緊問道:“要唤她麽?”這時候,作者的處理是:杜麗娘没有回應,她本來没有要找尋春香的意思。倒是作者在提示中强調,“(末叫三度介)”。這便表現出陳最良既要討好小姐,更要維護他作爲老師的尊嚴,所以要再三呼叫,非要把那遲到早退的丫頭喊回來不可。

這一段學堂寫字和閑拉家常的對話,有助於進一步表現出陳最良的迂腐拘謹。更重要的是,這比較和緩的細節安排,既與講解《詩經》滑稽的場景有所區别,又是爲即將出現的激烈衝突預作蓄勢。試想想,如果没有這段平静的過渡,讓陳最良喝斥春香“多嘴”之後,緊接着就寫春香揪打老師,這一來,雖然情節似乎緊凑,但如界没有起伏跌宕,反没法顯出戲劇衝突的變化激烈。

春香被陳最良叫了出來,她罵了一聲“害淋的”,根本没有搭理,倒是徑直告訴小姐:外面“原來有座大花園,花明柳緑,好耍子哩!”陳最良一聽,這還了得,立即取荆條要打。春香毫不客氣,針鋒相對,戲劇矛盾便一下子激化:

(末做打介)(貼閃介)(貼搶荆條投地介)

這場戲,雖然不像武戲的“開打”,但老師掄起荆條,丫頭東躲西閃,一連串大幅度的動作,却顯得十分火爆。特别是當春香繳了陳最良的械,把荆條擲之於地時,喜劇性的衝突進入了高潮。這一擲,充分體現出春香對陳最良的輕蔑,什麽封建禮法、師道尊嚴,統統被她擲到一邊。

湯顯祖在《閨塾》裏只安排了三個角色,他寫春香與陳最良,從頭到尾,鬧得不可開交。驟然看來,這齣戲是以表現春香的“鬧”爲主,以至後來許多選本都名爲《春香鬧學》。其實,作者的筆意,並不在此,他的着眼點,其實主要是刻畫那貌似旁觀者的杜麗娘。

表面看來,湯顯祖在《閨塾》中的前半部,對杜麗娘着墨不多。春香天真發問,她有時會心微笑;老師呆滯迂呆,她也會抿嘴一笑。當春香寫字時説“待俺學個奴婢學夫人”時,她竟也當着老師的面和丫頭打趣:“還早哩!”在戲中,春香的頑皮、陳最良的酸腐,襯托出杜麗娘性格的嫺静。當然,她没有捲入丫頭與老師的對立中,但她也絶不是局外人。從她的輕顰淺笑中,作者巧妙她讓人們覺察到她心情顫動和發展的軌跡。

杜麗娘在寫字前一直没有理會春香的諢鬧,甚至幾近默許。可是,後來春香委實鬧得太過分,她只好擺出小姐的姿態,出面干預。春香頂嘴不服,她發起狠來,扯着春香的頭髮説:“敢也怕些夫人堂上那些家法!”這回丫頭以爲小姐真的動怒,只好求饒,纔總算給陳最良挽回了面子。那陳最良也迂而不蠢,爲了保住飯碗,見好就收,也不敢在小姐面前動真格,便乘機擺譜,説要“和咱公相陪話”,摇摇擺擺地下了臺階。

湯顯祖寫杜麗娘一反優雅的常態,揪住了春香的頭髮,果真是要大發雷霆嗎?當然不是。由於春香鬧過了頭,萬一老師向父母告狀,後果則不堪設想。因此,她必須趕快拿出小姐的尊嚴,鎮一鎮丫頭。其實,春香也逐漸知道小姐是在“演戲”,所以老師前脚一走,她在背後“(指末罵介)村老牛,癡老狗,一些趣也不知!”杜麗娘則趕緊賠笑詢問:“那花園在哪裏?”

看到這裏,湯顯祖讓人們恍然大悟。原來,她最關注的,恰恰是春香爲之受責的那句話,是她既不知道更没有去過的大花園。剛纔她抖出小姐的威風,不過是裝模作樣。她“演”得那樣逼真,豈止誆了陳最良,連春香也被蒙住了。所以春香纔有點賭氣,要讓小姐一再央求。

不過,從當初縱容春香的喧哴無禮,把嚴肅的課堂攪得胡天胡帝,到後來又假裝痛責丫頭的種種行爲看,其實,杜麗娘也在“鬧學”。與春香相比,她不過是站在背後,鬧得含蓄,鬧得機巧。换言之,丫頭在“明鬧”,小姐是“暗鬧”,否則,丫頭何至於如此放肆?説穿了,“鬧學”的主角,是躲在春香背後的杜麗娘。

“那花園在哪裏?”一位在邸宅裏居住多時的姑娘,竟不知家裏有一個花園,這事情本身就相當可笑。湯顯祖以“鬧”的喜劇手法處理這一細節,正是要讓觀衆在哄笑中加深對這特定場景的印象,他要讓觀衆體會封建禮教對青年禁錮到什麽程度,體會滑稽背後的悲哀。當人們從杜麗娘拉着春香賠笑,追問花園在哪的神態中,發現她那寂寞的靈魂已經被從遠古傳來的雎鳩之聲唤醒,她開始憧憬春光,憧憬生命。正如吴吴山三婦指出:“此段大有關目,非科諢也。蓋春香不瞧園,麗娘何由遊春?不遊春,那得感夢?一段情緣,隱隱從微處逗起。”她們分明也意識到這關目的含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中,杜麗娘的遊園,與陳最良給她講解《詩經》,並没有什麽關係。話本只是説:“忽一日,正值季春三月中,景色融和,乍晴乍雨天氣,不寒不冷時光,這小姐帶一名侍婢,名唤春香,年十歲,同往本府後花園中遊賞,信步行至花園内。”這説明,第一,小姐顯然是知道府衙有後花園的;第二,她不過是一時心血來潮,逛進了花園。更重要的是,話本雖然也寫到杜寶曾給兒女延師教學,却一筆帶過,完全與題旨無關。

湯顯祖則心細如髮,目光如炬,他對“延師”的環節做了全新的改造,讓它成爲嘲諷封建教育以及道學經典犀利的投槍。

在《牡丹亭》裏,杜麗娘的遊園,被安排在陳最良講解詩經《關雎》之後。丫頭讀了詩章,提出了君子爲什麽求淑女的疑問,挑起了年輕少女的一縷情絲。正是當她們厭倦枯燥無味的教學之際,偶然發現府後有個大花園,這讓杜麗娘打開了心靈之窗。在這裏,湯顯祖改變了話本所寫的“遊園”的動因和背景,巧妙地給觀衆奏響了弦外之音,即:封建家長不讓女兒知道府衙裏有後花園,企圖禁錮年輕人的身心,企圖以傳統經典把青年誘向道學之路,企圖讓閨中的私塾作爲束縛青年思想的桎梏。誰知道,正是封建衛道者奉爲圭臬的經典,正是經過篩選找出來灌輸僵死觀念的老學究,正是這似乎是死氣沉沉的課堂,恰好是青年人突破封建關防的缺口。青年人追求愛情和人性自由的夢想,從這裏萌發,冲出了牢籠。湯顯祖這脱胎换骨的處理,對封建教育和禮教,具有深刻的反諷意義。

春色滿園關不住,月移花影上樓臺。從此,杜麗娘在人生道路上,踏上了新的階梯。

2016年11月5日於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文化中心

  1. 黄天驥,男,1935年生,廣東廣州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納蘭性德和他的詞》等。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明戲曲編纂及明代戲曲文獻研究”(10&ZD105)階段性成果。
  2.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華書局,1959,第643頁。
  3. 參見吕坤《閨範》,轉引自徐扶明編《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9頁。
  4. 李漁:《閒情偶寄》卷二“演習部·選劇第一”,載《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七),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第74頁。
  5. 王驥德:《曲律》卷三“論引子第三十一”,《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第138頁。
  6. 李漁:《閒情偶寄》卷一“詞曲部下·貴自然”,載《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七),第64頁。
  7. 王思任著,任遠校點《王季重十種》,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第13頁。
  8. 《列異傳等五種》,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第33頁。
  9. 湯顯祖著,陳同、談則、錢宜合評《吴吴山三婦合評牡丹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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