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敬与感激

赵逵夫

袁行霈先生同我校乔先之老师、孙克恒老师是北大同学。1986年秋，袁先生与谢冕先生、中国社科院江枫先生一起应邀来我校讲学。袁先生主要讲《昭明文选》和唐诗，袁先生讲课从从容容，细声款语，同谢冕先生的激情奔放大不相同，但如清泉淙淙，沁人心脾。大家都觉得很受启发。受到中文系师生的热烈欢迎，有外系的学生也来听。期间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专门讲过一次古典诗词中的意境问题，所论多为人人眼中所见、心中所感而未能一二语以明之者；无奇异之说而令人耳目一新。讲学结束后，伏俊琏陪同几位先生到武威（古凉州）、张掖（甘州）、酒泉（肃州）、敦煌（沙州）和嘉峪关作了学术考察。伏俊琏回来说，袁先生参观了在河西几个军事重镇和大漠风光、烽火台遗址之后，也都联系当时形势有很多精彩的议论，对唐代边塞诗的解读，也有不少新见。那次袁先生来我校讲学，在老师、同学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在读的研究生有的留校工作，还有当时的中青年教师，此后也常言及。

袁先生录赵子贤先生词《鹊桥仙·忆旧》

2005年春，我应邀参加由袁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的编写工作，要我承担“先秦”部分的主编。7月中旬在北京开会，我于先一天到，按通知先至中华书局，被安排在银都酒家，住一个大套间。晚上中华书局总编李岩先生请客，当时的副总编兼语言文学室主任顾青先生、副主任俞国林同志、该书责编聂丽娟同志都参加，西北大学的阎琦先生也到了，他是第四分篇“隋唐五代”部分的主编。

第二天上午在中华书局开会，到会的除上面提到的中华书局的几位之外，有中华书局资深编审许逸民先生，他任这套书的副主编。此外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跃进先生（“秦汉”部分的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魏晋南北朝”部分的主编），刘勇强（“明代”的主编），清华大学的刘石（“宋辽金”部分的主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吴书荫（“元代”部分的主编）。京外人员除我和阎琦之外，还有苏州大学的马亚中（“近代”部分的主编），他因事未到。

袁先生到了之后，简单和大家亲切叙旧，就言归正题。他说，去年中华书局约请他主编一部《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他请中华书局资深编审许逸民先生合作，并约请国内在相关时段的文学上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共同合作，希望编出一部能被广泛认可的作品选。然后谈了他对编这部教材的设想。他认为一部作品的选集能否被社会认可，一看选目是否精当，二看是否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三看是否有文献价值。关于“精当”的理解，“精”是入选的作品确为自古传诵之作，可称为精品；“当”是入选的标准公允。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社会要求，我们要编一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精当而受读者欢迎的作品选。他尽力搞好选目，希望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也希望参加同仁努力作好“校注”、“作者简介”、“题解”、“集评”各个环节上的工作，吸收学术界研究的新的成果，也体现出自己的研究与鉴别取舍的眼光，做到又严谨，又体现了学术的发展。这次会上讨论了袁先生所作全书从先秦到近代的选目，还讨论了许先生所作编写体例和样稿。对这些，大家都觉得很好，真正作到了“精当”，又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大约包括两千多年中诗、文、词、赋、小说、戏剧等各种文体的作品选的选目，讨论中各段上的专家都表示赞同，而且认为选得很好，由此也可以看出袁先生的学问与学风。许逸民先生是1984年在全国第二次唐代文学会上认识的，学问好，又极为负责，热情而直爽，有在中华书局作了几十年编辑工作的经验。他们两位任正副主编，我相信一定能编得很好。

袁先生此前主编了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受到学术界和高校古代文学教师的好评，当时已出版了六年，使用这部教材的高校越来越多。袁先生早有意编一部作品选，以与之搭配。中华书局约请他主编这部教材，正好完成了这个心愿。高校教材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还要能引起学生思考；不但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材料、基本观点，还要让学生看到有些问题上还可以多角度观察，有些问题学术界的看法还不完全一致，哪些前沿性问题上还有探索的必要等。也就是说，高校教材就每本书来说应有一个科学的体例，有前后照应自成体系、一以贯之的思想，所论问题要有明确的结论，但并不要求一个学科中所有教材对一些问题的表述上要完全一致，教材与教材之间可以多反映一些学术信息，可以多侧面地反映文学史与文学史研究的事实，甚至表现出不同的观点，只要有充分依据，也为相当一些学者所认可。因为学术研究很难在一个时期内对所有的问题都达成一致的意见，勉强统一为一种说法不利于培养思维型人才，也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袁先生此次约请各部分的主编与《中国文学史》的不完全一致，正反映出他的这种思想。这一点也反映出袁先生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大家的胸怀。

在那次会上，我提出了这样几点建议：

第一，用繁体字，不用简体字，因为高校中文专业的学生应该认识繁体，以便以后阅读古籍。虽然各学校中文系都有古汉语课，古代文学课也应相应作一些训练。第二，篇幅尽可能大一些，供一般本科院校中文系用。因为这些年全国各高校招收学生人数不断上升，但图书馆建设明显跟不上。一些学生必读之书，学校图书馆采购复本也就是三五本，加上研究生借阅，大部分学生借不到。虽然老师也鼓励学生买书，但整个本科四年中应读的作品和研究论著太多，而且有些学生家庭困难，一些很重要的书也无钱买。所以，多选一些，老师可以选讲，其他的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材料。各学校选讲的不同，也利于教师间、学生间在古代文学作品的认识、理解上进行交流，可以避免学生知识的单一和知识面的狭窄。第三，最好再编一部简编，以供学制较短的师专、函授班和自学考试学生用。第四，是每一章之后列一些参考书，以利于学生在课外学习中扩大知识面。袁先生到来之前大家闲聊时我将几点想法谈了一下，袁先生到来后我又谈了一下。袁先生对我的意见很肯定。只是有的问题，如正本和简本同时出的问题，关系到出版社的计划等，难以确定，只能等以后看。用繁体字的问题当时就定了。全书的篇幅后来也有所增加。袁先生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亲切、和蔼，没有一点架子。

会后我们根据袁先生所定选目和许先生所作样稿进行注解。先秦一段除我之外，还有伏俊琏、韩高年教授。我们分头进行，期间也讨论过几次，完成后我看了一遍，改定后寄出版社。袁先生和许逸民先生认真审阅，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细心批于原稿上寄给我们，我们进行认真修改后寄去。整个编纂过程真可谓一丝不苟。2006年2月俞国林同志来信中也谈到两位先生认真审稿之事。这套书于2006年4月出版。十年来，用这部教材的高校越来越多。可以说我们随袁先生做成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考虑到教材的稳定性和一段时间中教学研究的方便等，暂未考虑作简本的事。但书出版之后发现的一些小的错误，又作过一次校订的工作。总之出版社和作为主编的袁行霈先生在这个工作的进行中都十分认真负责。

我是甘肃省西和县人。西和县其北部与礼县东北部相连的西汉水边上，正是秦人发祥之地。1990年以后在礼县大堡子山出土大批西周末至春秋早期的精美礼器等，有不少铜器上有铭文，可知为秦人早期王族墓葬。从古以来西和县与礼县的乞巧风俗是从农历的六月三十晚上开始至七月初七半夜，共七天八夜，按巷道或村庄供了织女像，未结婚的姑娘们聚集一起，又跳又唱。这在全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我父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到北京、天津，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回乡后曾于1936年搜集西和广泛流行的乞巧歌，编为一书。四十年代以前旧文人更将女孩子的乞巧活动看作不合礼法的淫祀陋俗。我因大堡子山秦早期文物的发现，想到《史记·秦本纪》开头说：“帝颛顼之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大业。”大业为秦人第一位男性祖先。女修在历史上的事迹只有一个字：“织”，而又称作“女修”，故我以为这以“织”而闻名于世的女修就是织女的原型。女修是古帝颛顼的裔孙女，和传说中织女为天帝的外孙女或孙女的说法也相合；织女星在天河（古称作“天汉”）边上，而秦人早期发祥于汉水边上，说明“织女”这个星名是秦人为纪念其“祖之所自出”而命名的。我从而断定西和、礼县一带七天八夜的乞巧节是秦人早期文化的遗留。我在1990年发表了两篇论文论此，2004年卸去文学院院长职务之后又写了一系列论文讨论相关问题。2006年西和县被全国民协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2008年“西和乞巧节”被补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市县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下，我父亲所编《西和乞巧歌》于2010年4月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了线装本。当时的省委书记陆浩同志书写了我父亲的七律《题乞巧歌二首》，市县领导希望请国内学术界大家能书写我父亲1931年在天津所作两首与乞巧风俗有关的《鹊桥仙》词，以便宣传。于是我给袁先生写信，恭请他能书写《忆旧》一首，恭请南开大学罗宗强先生书写《春节在天津忆内》一首。两位先生的墨宝都寄来了，不但我十分感激，市县领导也十分高兴。《西和乞巧歌》线装本重印和2014年简体横排本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英汉对照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时，袁先生手书和罗先生手书都附于书前，为这部书增色不少。其简体横排本第一次就印了四千多册。闻县上准备将袁先生和罗先生手书刻石立于新建的文化广场。袁先生不仅在工作上帮助我，使我受到很多教益，也支持了我家乡的文化建设，所以我和我的家乡人民也都感谢他。

袁先生担任了中央文史馆馆长之后，作了大量工作。前几年组织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每省一大本，60万字上下，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及台湾，共34卷，2000万字的巨大工程。他作为主编之一，业务上、学术上的事应是由他一人承担，七十多岁的人，亲自操劳，其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因为我和我校漆子扬教授承担这套书“甘肃卷”的执行副主编职责，故我也列入这套书的编委之中。袁先生为此书的编写亲至各省市了解组织与进展情况，进行指导。甘肃的初稿形成之后，袁先生来兰州一次，召集甘肃、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几个省区文史馆负责同志和编写主要人员在兰州宁卧庄宾馆开了一次会，他讲了编写、修改中应注意的方面，应有的要求，在组织工作等方面也谈了些指导性意见。袁先生和出版社都要求此书编写要“三上三下”，即三次将书稿交上去，中央文史馆和出版社组织人审阅之后提出具体意见，再退下来由省、区、市编写人员进行修改；第三次改过交上去，没有问题才交付出版。在“甘肃卷”第二次交上去之后，袁先生又到兰州来了一趟进行指导，并提出文史馆应将主要编写人员集中在一个地方，集中精力进行修改。此类建议和每次审阅后所提意见对这部书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编写、修改期间，责编柴剑虹、张元静两位也曾专程来兰州召集编辑人员座谈。

袁先生不仅学问好、人品好，而且待人谦和。至今，袁先生不仅还进行科学研究，写论文、出书，又负责中央文史馆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还主编《国学研究》这个刊物。2013年11月下旬在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高峰论坛上，袁先生第一个讲。袁先生要求作为一个学者应有开扩的学术视野，要有多种的研究手段，又要有严谨的学风，与他的作风完全一致。

袁先生八十华诞即将到来，我写此小文表示我对袁先生难以忘怀的感激之情，和深深的敬意。他一定还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很多贡献！

2015年9月25日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