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1930年代“南來文人”的角色和貢獻
從香港《大公報·文藝》編輯策略的本地面向檢討南來文人在香港的“實績”説[1]
一、引言
1935年1月6日，胡適在香港華僑教育會向二百多位華文學校的教師演講，勉勵他們“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轉移守舊勢力，使香港成爲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由於記録者疏忽，登在報紙上的講詞漏去了“一個”兩字，“引起廣州人士不少的醋意”。[2]三年後，上海暢銷小型報《立報》在香港復刊，總編輯薩空了卻寫了一篇《建立新文化中心》，以更確定的語氣預言“今後中國文化的中心，至少將有一個時期要屬香港”。[3]即使二人所説的“新文化中心”内涵不盡相同，發言位置也有分别，[4]香港在短短幾年間的變化還是不容置疑的。
香港雖然在19世紀中已被英國强佔，政治體制與内地不同，但1949年前兩地之間没有設置正式海關，居民大體上自由往來，香港的移民政策也是來者不拒，[5]廣東和香港在文化上儼然一體。自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繼失陷，香港以從屬英國的關係暫保和平。這時從北方和江浙等地南下避亂或負有其他任務的人紛紛湧至，在1938年裏就有五十萬人之多，香港也取代了上海成爲中國的匯兑銀行中心、交通樞紐等。[6]不僅如此，由於英國在中日戰争裏居於中立，不同政權陣營的人表面上都允許在香港活動，香港進一步成爲各方面蒐集情報、展開宣傳的基地，大批文化人和作家在此居留過境，一時之間充滿“文化”氣息。細察胡適和薩空了所言，建設新文化中心的主體力量並不相同。薩氏在預言之前有一個條件：“只要加上‘人力’”，意謂外省人和本地人“共同努力”。[7]胡氏則期望“香港的教育家”——香港本地及來自廣東的教師”——承擔這一任務。[8]兩者的差異正源於最近幾年廣東省外——特别是上海——人才大量到港。
薩空了説“共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客氣話，好讓《立報》的粤籍讀者看得舒服點。實際上薩氏“希望逃亡來香港的人能刺激起來在港同胞‘祖國在危難中’的感覺”，一起“爲中國的生存奮鬥”，而刺激他們的辦法是提供“精神的糧食”。[9]日後中國内地的論者認爲這種期望成爲了事實：
内地作家的南來，對於香港新文學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以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學，宣傳抗日等實績性行爲，爲香港正在興起的新文學注入了新鮮的思想和藝術養料，掀起香港文學史上第一次文學創作高潮。[10]
具體而言，“南來作家對香港新文學的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創辦或接辦了文藝刊物和報紙副刊，……活躍了香港文壇，把香港新文學從最初的興起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次，南來作家以自己積極參與現實鬥争的憂國憂民的作品，培植並影響了香港本地的青年作家，從思想和藝術兩個方面，提高了香港新文學的水準”。[11]
這種看法意謂南來作家啟蒙了香港青年作者的社會和民族意識，並以社會和民族意識作爲評價文學水準的重要標準，其是非容後再議，但論者提到的一個現象——創辦或接辦了文藝刊物和報紙副刊——卻毋庸争論。不止是南來作家創辦或接辦報刊，有些報刊根本就從内地移來，本文的研究對象《大公報》即爲其一。
《大公報》在1902年創辦於天津，原是維新變法的喉舌，1920年代中由張季鸞、胡政之等改組後，樹立了文人論政的楷模，並設立上海分社，發行範圍遍及全國。抗日戰争爆發，天津、上海相繼失守，兩社自行停業。幸而在上海陷落前，漢口分社已開始營運。1938年8月，胡政之親率人員另辦香港分社，與漢口同時出版。[12]張、胡改組以來，《大公報》的社評和報道備受國際注目，文學副刊也深爲報社所重視，歷來主事者如吴宓、沈從文、楊振聲，都是文學界的頭面人物。香港《大公報》“文藝”版首任編者蕭乾（1910—1999）本是報社舊人，在天津《大公報》時期獲沈從文加意栽培，由胡政之親自邀來香港，主持“文藝”版約一年後，轉由上海南下的楊剛（1905—1957）接手，直至1941年底香港淪陷前夕，香港《大公報》停刊爲止。[13]前述論者提到南來作家的“實績性行爲”，與出刊三年多的《大公報·文藝》關係密不可分。[14]
盧瑋鑾梳理了1930至1980年代從内地到香港作家的情況，指出其心態的異同，呼籲不要濫用“南來作家”一詞，以免名實不副。不過“名實不副”主要是指1940年代末以後、迫於政治原因來到香港並久客不返的作家，盧氏認爲“三十、四十年代，有一群因種種因素而南來的作家，例如茅盾、夏衍、蕭乾、戴望舒、聶紺弩、黄谷柳等等，稱他們爲‘南來作家’，是很合理的，因爲他們有如候鳥，一俟逼使他們南遷的問題解決了，就會北返”。[15]用這標準看，蕭乾和楊剛都是南來文人，甚至他們任職的《大公報》也可説是“南來報社”，其資金、高層人員、人脈關係都從外地移入。蕭、楊較之以個人身份進入香港報界的南來文人，更能強而有力地把在内地形成的理念帶到香港。然而這些理念和香港的關係該怎樣理解？在“香港意識”出現之前的這些事件，[16]在香港文學史裏可有怎樣的位置？下文通過考察蕭、楊二人編輯策略的本地面向，檢討某些文學史研究者用以肯定“南來文人”貢獻的“實績”説。另外，同是南來又北返的文人，他們“來”與“返”的機緣與心境也不盡相同，在《大公報·文藝》就有鮮明的例子，適可供本文借來反思“南來”現象對香港文學以至中國現代文學可有其他意義。
二、“後方煩悶”的驅除
1937年張季鸞邀請著名文人陳紀瀅主編漢口《大公報》副刊，親自命名爲“戰綫”，並説“現在是抗戰了，咱們得改改方向，今後副刊不一定非純文藝性的稿件才要，所有文章不能與時代脱節”。[17]蕭乾在一篇回憶文章裏也説：
作爲抗戰時期的報紙文藝副刊的編輯，我強烈地意識到刊物不能像和平時期那樣率由舊章，它需要更直接地反映戰争，更充分地宣傳抗戰並産生鼓舞前後方士氣的號角作用。
而他“打破以往純文藝的框框，以非常方式來編”副刊的舉措，是得到胡政之默許的。[18]《大公報》一直以極大的力量來支持抗戰，不獨見諸言論，天津、上海失守後，報社也都是斷然停刊，拒絶和日本合作，站在民族立場堅決抗日確是《大公報》上下的共同理念。
在蕭乾的回憶裏，抗日更是香港時期工作的主題。他藉副刊支援抗戰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刊登各種關於抗戰的文學作品；通過徵求、預告、組織特輯等鼓勵戰地和後方來稿；設立“作家行蹤”欄，報告作家動向，兼介紹作家所在地點的情況；蕭乾也親自到過潮汕和滇西採訪，撰成特寫。二是引入純文藝範圍以外的文章，尤其著重日本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分析，“凡是足以揭露敵人，鼓勵自己的，不論文章性質，一律歡迎”，每星期撥出兩天集中刊登，當天的“文藝”也改稱爲“文藝綜合版”（簡稱“綜合版”）。[19]本文無意逐一列舉“文藝”版的内容，以佐證蕭乾的説法，[20]這裏想要探討的是促使蕭乾用上述方式支援抗戰的“後方煩悶”，以及支持的效果。
香港《大公報·文藝》創刊第一天，蕭乾以編者名義發表的《這個刊物——代復刊詞》説：
目前，許多作家——特别是深居後方的，正流行著一種煩悶，認爲自從大時代到臨，東亞幌起真刀真槍，凡是不曾上前綫的作家們，都算落了伍。對這感覺的反應有不同的兩種：不甘落伍的，不免要參照種種材料，憑想象寫“趕上去”的戰争作品。……但更普遍的，是索性沉默了下去。[21]
不願意憑空虚構，又不甘心停止寫作，作家還是有路可走的。蕭乾認爲，“文學如果真是時代的圖畫，它應是全幅的。如果戰争是掛在樹梢的果實，它必須還有枝幹——那是整個社會的機構”，因此“在抗戰時期的文藝的總和中，必須包括社會的一般動態。這中間，儘管有性質的差别，卻没有價值的高低”。把抗戰看作全國全民的事，不僅發生在前綫，這本是當時普遍的想法。[22]但落實到文學創作上，蕭乾提出兩個新的標準來取代必須寫“戰場經驗”的題材決定論。這兩個標準是“實地的”和“反省的”。關於前者，蕭乾指出“不曾去前綫的朋友們，還是在可靠的圈子裏找題材妥當。將來，在整理戰時文藝的收穫時，如果發見作品零星瑣碎，只要是‘實地的’，那不可惜。相反地，如果發見很整齊，很一律，成爲戰地術語的搬運，那可真是一大痛心事了”。至於後者，“在戰争爆發之初，作家們唯恐同胞信念不堅，寫了許多歌頌戰争的文章，原極自然。但眼看這戰争是一個悠長艱苦的的，僅僅歌頌是不够了。……祖國期待我們智識分子的不止是嘴，還得用眼睛——更得用思索”。“實地”和“反省”都不受限於地域，寫戰場的作品没有優勢，用這兩個標準來評價，後方的條件並不會令它的文學必然地屈居次等。[23]
復刊日的三篇散文正好印證蕭乾的主張。沈從文《湘西》寫後方，巴金《在轟炸中過的日子》寫在日軍攻擊下的廣州，靳以《“八一三”》寫一年前的淞滬之戰，而此時上海已經淪陷。前綫和後方都是國家的一部分，都可以寫出抗戰文學。沈從文《湘西》的文首有一段編者按語：
我們鑒於湘西在抗戰期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爲使國人對這後方重鎮獲得一份親切認識，特請沈先生爲我們寫一篇關於湘西各方面的介紹，逐日發表。
蕭乾企圖通過“文藝”版營造一種全國休斥與共的整體感，傳播民族認同，[24]正符合當時在抗戰中建國（簡稱爲“抗建”）的主流想法。[25]
不久“文藝”版以“來自戰地”的名義刊出多篇前綫寄來的報告文學，以“孤島通訊”名義刊出楊剛從上海的來信，[26]1939年2月整個月的篇幅都用來刊登“來自戰地”和“我們的後方”兩個特輯的作品，每篇作品除了題目，還用方框標出所寫的地方，如“山西五台”、“山西垣曲”、“雲南勝越”、“福建武彝”，另新設“作家行蹤”欄，[27]通過版面設計和内容組織，務求讓讀者打開副刊即有全國各地展現眼前的直觀感受。
一位在香港的作者陳畸在國慶日發表了一篇文章，談論文藝與國家民族的關係，與蕭乾的説法呼應：
有一些人以爲文藝在這個時代根本是無用的。就作算[引者按：當爲“算作”]有，在戰争的面前也將被否決，上海的失落，出版物的消沉，作家找不到用武之地，都被用做這種見解的根據。可是我們雖然承認這些現象，我們卻不以爲這種見解是對的。事實上，我們的若干文藝作者在前綫和漢口，廣州（這應該包括香港）等幾個後方主要城市努力的結果，就證明瞭[了]我們的工作在戰争裏也有一個重要的地位。除非它是離開抗日戰綫的，否則，文藝和文藝作者仍然可以繼[續]在戰争裏存在，並且取得一個更廣大更豐富的發展。
下面這幾句更直接指出“後方”的重要：
前方的軍事和後方開發是有著同等重要意義的。這就是説，我們現在可以預見到我們的文藝作品的内容，同時還應該有一個新的方向：作家們除了注意戰場上的偉大鬥争之外，不能忽略了後方群衆的偉大的活動。[28]
然而在一個月後，《大公報·文藝》宣佈推出三個特輯，其中之一是“不打仗的作家們寫甚麼”，似乎“後方煩悶”在一些人心中還是驅之不散，徵稿啟事説“這是一個當前很急切的問題，多少文藝朋友們正爲之焦灼著”。[29]“不打仗”特輯的作者都是專業作家或蕭乾的友好，[30]但一般讀者也有同感嗎？
也許從蕭乾支援抗戰的第二種方式可以看到跡象。1939年1月份“文藝”版推出“結算”特輯，“我們這一年”、“世界這一年”、“日本這一年”三個專題輪流發刊。這是本版首次大規模地刊登超出純文藝範圍的文章。[31]2月12日蕭乾在《綜合版徵稿》裏説，以往的“文藝”副刊，專家批評學術氣息不够，興趣不在純文藝的讀者怪刊物不多“談點現實”，1月份的“結算”特輯“現實而且專門化了，我們博得了一部分師友的稱許，同時，也就開罪了另一部分”。因此蕭乾下了決定：
好在編者手邊這幾篇辛辛苦苦寄來的“戰地”與“後方”登完之後，刊物即恢復原狀。今後，編者當努力在專門與通俗，現實與純文藝間尋一平衡。
蕭乾打破“文藝”版的純文藝傳統，刊登分析敵我和世界形勢的文章，讓後方國民有支持國家作戰的知識準備，本來是直接服務於抗戰的好辦法，無奈讀者不接受，他只好退後一點。[32]此外，這段文字也隱約透露，蕭乾支持抗戰的第一種方式並没有收到預期效果。在“結算”特輯告終後，2月份登場的是“來自戰地”、“我們的後方”兩特輯。這兩個特輯在“文藝”版的正常日子刊登，與“綜合版”並行不悖，要待文章登完之後才能恢復原狀的，毋寧是“文藝”版。2月以後“來自戰地”、“我們的後方”特輯没有再出現，類似内容的文章卻仍舊刊登，這與蕭乾支援抗戰的決心和稿源兩者大抵都有關係，但讀者不感興趣已經很明確了。
香港《大公報》的銷量並不理想，論者認爲是因爲不適合在地讀者的口味，[33]“文藝”版也有這樣的問題。據蕭乾説，該版一直不缺來稿，[34]從版面所見，大部分是外地寄來的，由創刊到1939年8月31日蕭乾離職，可以辨認寫於香港的只有七篇。[35]而在這七篇中，有三篇的内容與香港無關。[36]同一期間的外地來稿中，則只有楊剛的兩篇通信提到香港。[37]蕭乾強調後方和前綫對抗戰建國同樣重要，刊登全國的作品意在營造共同體的親密感，但這個副刊卻和所在地這樣疏離，例如“我們這一年”特輯，只有許地山《一年來的香港教育及其展望》與當地有關，其他文章都把香港排除於“我們”之外，共同感如何能够建立呢？[38]
蕭乾承認不熟悉香港，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經常回到内地採訪，没有時間——或許更由於没有興趣——發掘本地的問題，[39]這未免和他在香港《大公報》復刊日提倡的“實地的”脱節了。在本版復刊之初，蕭乾首先想到的是他過去的文壇網絡，所以在漢口《大公報》的“戰綫”版上寫公開信，呼籲散落於各地的文友投稿，[40]對在地的新進作者卻鼓勵不多，有别於天津《大公報·文藝》的傳統。[41]更明顯地表現蕭乾態度的，是他居港後期一篇罕見的署名文章《門前雪總得掃掃——給旅港的文藝朋友們》。從題目可見，他認定“文藝”版的主要作者是“旅港”的文友：
是的，這些朋友們[引者案：指赴前綫的作家]英勇的行蹤的確都使我們聽了奮亢，羨慕，禁不住嘆息説：“他們是活著哪！”或者頓足抱怨香港離晉冀太遠。然而那就可以交卸我們的責任，掩飾我們的懶惰嗎？我們有優裕的物質條件，我們有便暢的交通，而且我們是住在一個國際的“接觸點”上，難道我們不能在那些愉快的節目外，再來點别的嗎？……並不是説大家全應去參加遊擊戰。“投筆從戎”那豪語是滬戰初發時文化人的一陣“戰時幼稚病”。筆者也是患者之一。不，立在每個人的崗位上，可做的事都太多了。我們曾否盡全力裁制猖獗在我們身邊的漢奸的言論？我們曾否用筆幫國家争取點國際的瞭解？我們除了應時點景外，不能看看就近還有甚麼可做的嗎？[42]
這段話裏掩不住的前綫嚮往，表明蕭乾的“後方煩悶”終究未能驅除。此外，從蕭乾看來，香港只是一個“接觸點”，用來收發國際和内地的訊息，它本身——例如香港和其他後方地區的分别、香港本地的實況——都没有甚麼值得注意。[43]在1930年代固然没有完整的“香港意識”，但“文藝”版連體現在香港大部分居民日常生活上的廣東文化也没有觸及，蕭乾邀請參與“抗建”大業的，只是從廣東省外“旅港”的文友罷了。
三、“挑戰”香港文藝青年
1939年9月1日，蕭乾前赴英國接受倫敦大學的教席，[44]《大公報·文藝》由從上海聘來的楊剛接手。楊剛是蕭乾向胡政之力薦的繼任人，[45]但他們對介入香港本地的態度截然不同。上任前楊剛的上海通訊已在“文藝”版出現過，是少數談到香港的作者，到香港後更積極參與文藝活動，如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簡稱“文協香港分會”）理事，組織“魯迅紀念座談會”，發動“反新式風花雪月”討論，範圍甚至超出了“文藝”版以外。有論者特别重視“魯迅紀念座談會”上的“民族文藝”討論和翌年的“反新式風花雪月”論争，認爲楊剛藉此“拉近了《大公報·文藝》與香港作者和讀者的距離，擴大了在香港本地的影響力。……在這一點上説，楊剛做到了蕭乾没有做的事”，並指“楊剛另一樣超越蕭乾之處，是這兩次論争都是圍繞香港問題、邀請香港專家和香港媒體共同參與。各方反響激烈，一方面説明《大公報》這張外來的報紙開始在香港扎下根，有了‘江湖地位’，一方面也説明楊剛推動《文藝》‘本土化’策略，初見成效”。[46]
“民族文藝”和“反新式風花雪月”討論涉及的文章和人物很多，幸而已有學者把主要材料匯聚一起，並作了扼要平允的説明，[47]本文可以直接聚焦於上述論者所説的“‘本土化’策略”。
《大公報·文藝》在1939年10月25日刊出李馳記録的《“文藝”魯迅紀念座談會記録——民族文藝的内容與技術問題》。這個座談會由楊剛主持及總結，其結論大致是：“民族文藝是現階段和中國文藝的將來所必要的一條路”，“它的内容是抗戰的現實，大衆的生活”，可以“利用各種舊形式和外來形式，創造新的民族形式”，這可説是從總綱到内容和形式全面確定了當前文藝的方向。鄭樹森、黄繼持、盧瑋鑾合編的《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年）》把此文收進“抗戰文藝的形式與内容”一輯裏，同一話題最早的文章則是1937年的《抗戰時期中需要甚麼文藝？》。[48]抗戰開始後，文學怎樣支持抗戰成爲作家切身的問題，從形式和内容兩方面開展討論正是順理成章，“民族文藝”雖然是楊剛創造的新名詞，[49]但並没有超出形式和内容的範圍，何況“民族形式”還是1938年毛澤東先提出來，然後延安文藝界舉行座談會討論過的。[50]所以黄繼持和鄭樹森認爲，這是“内地討論的延伸”，“不一定是香港的問題”。[51]
劉淑玲對此有不同看法：
在“《文藝》魯迅紀念座談會”上，黄鼎就提出討論“民族文藝”的運用應該“就地説法”，與香港文壇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作爲會議主持的楊剛也認爲“它將成爲我們座談會發展下去時的重要問題之一。”所以，一年之後，她在這篇文章中[引者按：指《反新式風花雪月——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嚴厲批評了香港青年作者創作中的“軟弱抒情”。雖然楊剛這篇文章發表在《文藝青年》上，但是對這篇文章的反映很快見於《大公報》的“學生界”和“文藝”，……這場討論不但有利於提高香港青年的創作水準，使得他們在遠離戰争、相對安逸的環境中的文學活動與抗戰文學的大潮交融在一起，真正成爲抗戰文學的一部分，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把“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具體化了。[52]
劉氏把一年後的“反新式風花雪月”視爲“民族文藝”“就地説法”的結果，這是變相承認“民族文藝”討論還未開始探究香港的情況。[53]但“反新式風花雪月”又怎樣“本土化”？
鄭樹森等《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年）》“反新式風化雪月”一輯選録了十六篇文章，包括楊剛一方和兩個反對陣營。[54]更早的時候，盧瑋鑾《統一戰綫中的暗湧——抗戰初期香港文藝界的分歧》，對“反新式風花雪月”争論的來龍去脈有深刻的洞察。[55]此一論争始於楊剛在《文藝青年》月刊上發表的《反新式風花雪月——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56]其後她又邀請了黄繩、許地山、喬木等在《大公報·文藝》撰文支持。[57]所謂“新式風花雪月”是指楊剛所讀到“香港文藝青年”的抒情散文，“通常有眼淚，通常有向故鄉的凝望，有流亡的心。還有，就是幾聲天真的對鬼子的怨恨和咒罵。最後的結束似乎是一致的，那是回家的願望”，“寫者在動筆挖掘感情以外，似乎没作其他的事。……其中除了對祖國的呼唤在某方面能够引起相當的共鳴而比較有意義以外，别的都可以風花雪月式的自我娱樂概盡。風花雪月，憐我憐卿正是這類文章的酒底。不過改了個新的樣子，故統名之曰新式風花雪月”。[58]
“反新式風花雪月”表面上是“挑戰”香港文藝青年，盧瑋鑾指出，實際上是與右派和汪精衛派争奪青年領導權，因此國民黨的《國民日報》和汪精衛的《南華日報》都正面還擊。而論争的結果，“除了‘新民主主義的現實主義’正式在香港提出外，更使由左翼指導下的青年文藝運動，在理論及實踐兩方面，有進一步的發展”。[59]劉淑玲卻認爲“不能全然以‘政治行爲’來解釋”，因爲：
楊剛所説的那種“軟弱抒情”的“新式風花雪月”的文章，並不只對《南華日報》而言，早在1939年7月3日，蕭乾就寫過《門前雪總得掃掃——給旅港的文藝朋友們》，站在“文藝”編者的立場上針對香港文化界中“力度”的缺乏提出批評，……楊剛的觀點和這篇文章是一致的，也體現了這一時期“文藝”辦刊的一貫宗旨，是基於香港青年的創作弊病而言……“軟弱”並不是由“抒情”而引發，民族意識也並不拒斥個人情感。但是如何把個人與民族和時代交融起來，才是問題的本質。[60]
劉氏把楊剛和蕭乾的兩篇文章看成觀點一致，恐怕是有問題的。蕭文的對像是“文藝朋友”，楊文則是“香港文藝青年”，有平視和俯視之别。但劉氏説“把個人與民族和時代交融起來”卻切中楊剛的用意。她的目標是把個人融進意識形態集體裏，要求個人的感情符合正在建構的民族感情，藉此改造香港的青年。
在上海的時候，楊剛就特别注意到香港受殖民管治這一事實：
我[引者按：指上海]是半殖民地，你[引者按：指香港]是殖民地，你在一個主人的腳下睡覺，我在幾個半主人的手下撑持。我苦得很，我也精神得利害。現在那個變成了明夥[引者按：原文如此]的日本半主人，整天夢想將我變成它獨自一個的奴隸，我卻利用我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它拚命鬥争。……我和我母親中國是一個命運，不到解放就不會有安逸。刺激，勞苦，困乏，興奮，憤激天天换著花樣鞭策我，我看我似乎比你有福氣一點，對嗎？不過，有了由我家裏去麻煩你的那些又忙又沉重的人和心，只怕你也要活得鮮明結壯一些了。我們究竟是親戚，你得多活起來幫我的忙……[61]
這段文字流露出一種民族主義的優越感，隱然要負起啟蒙香港的責任。這種對香港的觀感，在内地作家中並不特殊。約莫同一時期，居於上海的劉西渭在香港《星島日報·星座》發表了一篇短論，批評香港和上海同樣荒淫，但上海曾奮勇抵抗外敵，香港卻“没有這顆良心”，所以終究是上海勝一籌。[62]文末説“你想要一顆良心嗎？近的很。一水之隔而已”，意思不大清晰，[63]不過把民族身份和道德（良心）看成同一件事情的用意，倒是非常明顯。劉氏的文章刊於“星座”版的頭條位置，可見時爲編者的戴望舒——同樣來自上海——也有同感。無論是楊剛的委婉，或劉西渭的直接，都意味香港居民安然棲身租借地上是一種罪惡。[64]
楊剛《反新式風花雪月》指名挑戰“香港的文藝青年”，這些又是怎樣的人？楊氏説未到過香港或到了不久的知識分子，一般覺得這裏的人不脱“籬下人”或“圓頭圓腦”、“天真未鑿”的味道，她因爲編一個青年副刊，有機會讀到很多青年的文章，才“曉得用公子態或殖民地人物這些看法來概括香港的青年是有問題的”，一小群青少年已呈現超出這兩個類型的跡象了，[65]但楊剛對他們的作品還未滿意，上文引述的“通常有眼淚，通常有向故鄉的凝望，有流亡的心”云云，就是她對這些青年作品的批評。從“故鄉”、“流亡”等詞語可見，這些青年大部分都是南來者，至於香港本地人，恐怕只佔很少數。但其他人的討論很快就把評論對象的背景淡化了，擴大爲反對個人主義的寫作傾向。[66]這仍符合楊剛對當前文藝的要求，因爲她本來就希望趁著抗戰的時機，革除“困於個人情緒和感覺”的五四流風。[67]
儘管楊剛是蕭乾心目中理想的接任人，他們文學觀的差異顯然不小。蕭乾對廣義的抗戰文學提出“實地的”、“反省的”兩個要求，前者在他本人香港時期的作品和編輯實踐裏没有體現，但這兩個畢竟是蕭乾認定的文學評價準則。楊剛上任後，以編者身份宣示“文藝”版的方針，説“重申”，即一仍舊貫之意，但下面這幾句話與蕭乾的“反省”精神是不能調和的：
好在中國現在是面臨著一個大時代。這個涵蓋了現在與未來，社會和文化，物質與精神，東方同西方乃至色人與無色人的廣厚名辭無條件的要求中國各方面行爲大統一，文化既不是例外，小小文藝更無所謂改作。抗戰是中國全面生活的骨幹，它是一切社會活動的鹽，它支柱了中國各方面的行爲，同樣也支柱了中國全部文藝界。[68]
蕭乾期待作者有各自“人性的體驗”，並不預設思想的統一，[69]楊剛卻樂於充當吹鼓手，不介意把文學變成宣傳工具。[70]她甚至想把茅盾提出的暴露諷刺移用到香港：
單是香港，那些叉在幾條順海大道中的横街曲巷就是一大片處女地。人們不知道在各種小門小户裏有些甚麼網掛在那裏那滿臉坑陷的面孔經的是些甚麼山高水低。壯烈的背後永遠會包藏更抺鼻的苦難黑暗，閉著眼邁開大步子踢過一堆堆苦難向前走的人是有的，以心以情爲人類打算的作家們卻不應該那樣作。多少少男少女散到了鄉村市鎮，多少作家編進了後方或避難工作層，那裏都不是亭子間或圖書館，然而也正是税取心力的地方，它們不是地下煤層一樣的生活材料之庫麼？……今後暴露的工夫似乎還得加緊。[71]
楊剛抵達香港只是本年夏天的事，[72]這些句子想象的成份也許要超過觀察，但也可以看到她比蕭乾更主動面對香港的環境，要把香港納入抗戰的中國之中。
在香港，“暴露的工夫”能够怎樣加緊？不妨參考《時代風景》的例子。1935年1月該刊在香港發行的第1卷第1期，有些批評英國的文字被塗去，但在上海發行的同一期則保留下來，[73]黄康顯認爲是出於香港政府的政治審查。如果黄氏推測正確，則可見批評英國比反日更難在香港公開表達，[74]楊剛最初的構想即使包含了對殖民統治的批判，但她大概從實際工作裏很快就明白辦不到。楊剛任内香港的來稿比例上雖有增加，以本地爲題材的創作或議論卻仍舊絶少，“横街曲巷”裏的材料終究没有見於“文藝”版。[75]“反新式風花雪月”雖然説是挑戰香港文藝青年，其實只是反對青年的個人主義生活傾向，[76]要求他們對現實不能停留在一己感受的層次上，而應該有“正確”的認識。而這個“正確”認識的要求在内地的現實主義討論裏，早就有了結論，[77]喬木指“生活和對於生活的態度（在當前重要的尤其後者）不正確，是絶不能把握現實主義的”，正是那些結論的回音。至於喬木鼓勵青年“跑出去看那些比我更苦痛的人民的生活！——只有這樣我才能征服我自己”，[78]“征服”就是改造的意思，讓自己從裏到外接受那種新的民族精神。不過既然無法把揭露諷刺的鋒刃試用於香港的現實，這只能算是一種口號，楊剛時期的“文藝”版與香港本地終不免也是錯身而過。[79]
四、結語：香港的可能
本文通過蕭乾、楊剛兩任《大公報·文藝》編者，編輯方針裏和香港本地有關的面向，來瞭解該版和香港本地的關係。選擇這一切入點，意在檢討後來文學史研究者論述南來文人對香港文學貢獻的一個根據，從而對“南來”現象提出新的觀察。本文無意、也無法全面討論《大公報·文藝》的内容，更不可能評價每一位“南來文人”的文學活動。换言之，本文並不是通盤否定南來文人對香港文學的貢獻，而是質疑後來論者所認定的“貢獻”及其與香港文學的關係。
刊物和所在地關連的緊密程度，可以用三個準則來衡量：有多少居於該地的作者，有多少關於該地的題材，有多少見於該地的影響。根據上文的分析，就第一個準則而言，蕭乾時期香港的來稿與外地來稿相比，數量甚少，楊剛時期數量有所增加，但就第二個準則而言，兩個階段都不顯著。影響方面，目前未見有重要的香港作家表示受到《大公報·文藝》的啟迪、栽培。也許可以把《文藝青年》上本地年輕作者的表現，也算作該版的影響，但數量和成績仍舊有限。[80]
然則這一與香港社會疏離的媒體，怎麼能够説承載了南來作家的“實績性行爲”，而啟蒙了本地作者？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説：
在南來作家創作的潛移默化影響下，香港第一代本土作家如侣倫、李育中、阿寧、夏易、舒巷城等的創作也積極關注現實人生，以寫實主義的手法，表現了香港市民空前高漲的愛國熱情。[81]
此論並非就香港《大公報·文藝》而發，但其中隱含的問題與探討“文藝”版在香港文學的位置頗有關係。這段話與本文第一節所引用的“南來作家以自己積極參與現實鬥争的憂國憂民的作品，培植並影響了香港本地的青年作家，從思想和藝術兩個方面，提高了香港新文學的水準”，在原書中前後緊接，並觀之可見論者視民族意識和寫實主義爲追溯影響關係的綫索，以此連結南來作家和香港第一代本土作家，並作爲給予相關作家好評的理由。
就出道的時間而論，侣倫、李育中在抗戰開始之前已經嶄露頭角，不待南下的上海作家群培植，因此上面這段話當解作南來文人帶來的民族意識，以及相應的寫實主義寫作技巧，把侣倫和李育中引上“正途”。[82]但據黄康顯的考察，“自一九三三年起，以至七七事變爲止的四年半内，差不多所有創刊的文藝期刊，都有強烈的民族意識”。[83]歷史學者也指出，從1925年6月開始，持續一年多的省港大罷工，“在本質上是一次反英、反殖的政治性罷工”。[84]可見香港本土作家的民族意識未必需要由抗戰以後南來的文人啟蒙。更關鍵的問題是，在不少香港人心中民族意識和本地歸屬感同時並存，正如蔡榮芳所説：
歷史顯示，港人認同香港，支持或默認英國的殖民統治，利用其統治對外争取權益，依賴其保護。但是，另一方面，港英政府的民族歧視政策，也引起港人的不滿，促成港人産生認同中國的民族主義國家意識。然而，香港意識往往制約（conditions）港人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港人既然認同英國殖民體制下之香港，亦認同中國；兩個認同混合，而形成“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85]
國家民族認同本是個人衆多身份認同的一種，上文提到的某些“南來文人”和後來的論者，卻獨尊民族而排斥其他，以此指導文學創作的方向或連綴文學發展的綫索，從本文的立場看來都是有問題的。
如果同意民族意識毋須和文學評價連結，香港的其他可能性即能顯現。本文在結束之前，且以一個“南來文人”的例子來闡釋這點。1938年，年輕的現代詩人徐遲與戴望舒由上海來到香港，並因爲與戴望舒和其他上海來港文人相識的關係，在各報刊上發表了不少作品，其中最爲後人記得的是一篇宣示個人世界觀轉變的文章《抒情的放逐》。[86]徐遲在這篇短文裏説，詩本來與抒情是分不開的，但時代轉變，“人類生活已開始放逐了抒情，這個放逐而且並不見得困難，於是詩跟著走，這自然也是没有甚麼稀奇的事了”。[87]此文迅速引起香港和内地論者的非議，紛紛反對他把詩和抒情分離。[88]但徐遲不是要永久地放逐抒情，“我們自然依舊肯相信，抒情是很美好的，但是在我們召回這放逐在外的公爵之前，這世界這時代還必需有一個改造”。[89]這是國家民族危機壓力下，一種“近乎粗暴”的反應，在改造世界之前，徐遲首先下決心改造自己。[90]徐遲有一首與《抒情的放逐》同時發表在《頂點》詩刊的詩，陳國球認爲呈現了“抒情的衝動”，這首《述語》“結合理性的巧喻而構成一篇發人深省的佳作”，不過這已是作者“‘現代主義’末期”的作品了。[91]
徐遲在“放逐抒情”後一年，寫了一篇《最後的玫瑰》，是讀了葉靈鳯《喬伊斯的守屍禮》的感想，文中表達了在理性上相信這些作家走向没落，是世界政治經濟發展必然的結果，在感情上卻“戀戀不捨”。“我們僑居在香港的人，居然還能够常常看到這些歐美試驗派（Experimentalism）的作品。所以有幾個内地的朋友，甚至表示了羨艷之意”，[92]其實徐遲在幾個月前剛跟隨一個從事抗日救國宣傳活動的畫家，到過桂林、柳州等地，目的是瞭解戰區情況。令人深思的是，那位畫家被他香港朋友的生活所吸引，差點就留下來了，“看我把我的素描荒蕪得這個樣子了，這樣荒蕪怎麼行啊！……我並不在乎那物質的生活，但我羨慕他們有何等樣豐富的精神生活！”如果留下來，“他必然會成爲一個精湛地反映出内地的抗戰生活來的很出色的畫家，馳譽於中國畫壇，並揚名到海外，定能起到良好作用”，五十多年後徐遲這樣説。但1942年初，因爲香港淪陷，徐遲也被逼離開了。[93]
在國家危難之際，高揚民族精神以作抵抗可以理解，我們尊重蕭乾胸懷前綫後方、楊剛蔑視殖民體制。但重述歷史時，我們有更多餘裕思考問題，因此我們也可以同情徐遲猶豫於對現代主義的拒絶與擁抱，更有興趣尋索香港這地方提供的可能性。既然未來是開放的，重述的過去也應該是開放的，被歷史束縛的群體也就有了脱困的可能。
[1] 本文原刊於《台灣文學研究》，第6期（2014年6月），頁281-316。
[2] 胡適《南遊雜憶》，《胡適文存》第4集第2卷（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203。天津《大公報》1935年1月16日轉載了胡適的演講記録，文前有該報編者按語：“北大文學院長胡適氏此次到港，接受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6日應華僑教育會之請，在港僑中學講演，演詞引起粤人反響，以致預定在廣州中山大學之講演日程，臨時被取消，故胡氏到廣州未多留，即飛往廣西矣。”轉引自曹伯言編《胡適學術文集——教育》（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131。又，那個引起争議的句子，演講記録作：“各位應該把他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連“新”字也漏掉了。見曹伯言所編書頁134。
[3] 了了（薩空了）《建立新文化中心》，香港《立報·小茶館》，1938年4月2日。
[4] 胡適説的是“新文化”中心，薩空了説的是“新的”文化中心。胡適到香港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應邀爲此地中文教育建言，薩空了則是香港《立報》的主事人。
[5] 參鄭宏泰、黄紹倫《香港身份證透視》（香港：三聯書店，2004），頁7。
[6] 高馬可（John M.Carroll）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2013），頁147。又，了了《建立新文化中心》：“在交通的關係上講，現在香港已代替上海來作全國的中心了。”
[7] 了了《建立新文化中心》的下文説：“所以現在到香港來的‘外江佬’和本地的同胞，大家用不著再記憶著那地域給我們劃出來的種種區别，而應爲中國的將來想，在這裏共同努力樹立起來中國的新文化中心。”案：“外江佬”指廣東省以外的人。
[8] 胡適説他在香港華僑教育會用“官話”的演講，在座教師只是勉強聽得懂，又説香港教育界對小學的白話文教育有疑慮，因爲廣東兒童不會説國語，見胡適《南遊雜憶》，頁202—203。可見當時的中小學師生以廣東人爲多。另參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3），第五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教育的類别”，頁75—105。
[9] 了了《建立新文化中心》：“逃亡來港的同胞，也不要想這是世外桃源而應像下面寫‘這裏需要精神糧食’的上海客君一樣，從新振作起精神來”。案：上海客《這裏需要精神的糧食》刊於同一天的“小茶館”。
[10]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頁83。此書是目前以“香港文學史”命名著作中，内容最詳贍的一部，大致上可以代表出版時中國内地學術界對相關議題的主流看法，此處論述“南來作家”對香港文學的貢獻，至今仍爲不少論者（不限於中國内地）所沿用。
[11]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頁83—84。
[12] 《大公報》在1902年6月17日由屬於維新保皇派的英斂之在天津創立，1916年10月股東王郅隆接手經營，1923年王郅隆意外去世，影響該報運作，延至1925年11月27日停刊。1926年吴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是年9月《大公報》恢復出版。1936年4月1日《大公報》在上海設立分社，津滬兩版同時發行。及後天津社在1937年8月5日、上海社在同年12月14日停業，但較早時已創辦漢口版（1937年9月18日—1938年10月17日），稍後又創辦香港版（1938年8月13日—1941年12月13日）、重慶版（1938年12月1日—1952年8月4日）、桂林版（1941年3月15日—1944年9月12日），在整個抗戰期間，未嘗停止出版。
[13] 《大公報》此後還有曲折的變化，但與本文所論没有直接關係，不詳述。1942至1949年的情況可參周雨《大公報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1949年至今的情況未有專書介紹，但可參考該報主編的“大公報一百周年報慶叢書”，如《大公報歷史人物》（香港：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2002）、《我與大公報》（出版資料同前書）等。
[14]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第三章“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分爲七節：1.抗戰局勢與作家南下對香港文壇的影響；2.悼念和紀念魯迅的幾次重要活動；3.“言林”、“星座”、“文藝”副刊與《文藝陣地》雜誌；4.“文協香港分會”與“中國文化協進會”；5.“民族形式”論争與“新風花雪月”之辯；6.南來作家的文學活動和創作；7.“文通”與香港青年作家的創作。《大公報·文藝》雖然只是第三節標題的一部分，但其餘六節也離不開該刊和它的編者、作者，詳見下文。
[15] 盧瑋鑾《“南來作家”淺説》，盧瑋鑾《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頁118—128。引文見頁119。該文是作者提交給“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的論文，會議1993年在台北舉行。
[16] 這裏所説的“香港意識”是指香港社會以整個中國内地爲他者的本地文化身份認同。大多數論者認爲“香港意識”形成於1960至1970年代，參鄭宏泰、黄紹倫《香港身份證透視》，頁140—143。
[17] 陳紀瀅《胡政之與大公報》（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頁246。
[18]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母——七年報紙文藝副刊編輯的甘與苦》，蕭乾《蕭乾文學回憶録》（台北：業強出版社，1991），頁138、140。本文原刊於香港《明報月刊》1991年9月至11月號。在此以前還有兩篇《大公報》回憶：《魚餌·論壇·陣地——記〈大公報·文藝〉，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原載《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2期，收入蕭乾《一本褪色的相册》（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1）；《我與〈大公報〉（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原載香港《大公報》1988年3月1至15日，收入蕭乾《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回憶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三文提到的事件大致相同，但《魚餌》對《大公報》和胡政之評價最低，顯然因爲寫作該文時内地仍視1949年前的《大公報》爲“具有反動政治背景及傾向的報紙”（《一本褪色的相册》頁147）。後來兩篇回憶的評價則大大提高。
[19]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母》，頁140。蕭文第四節“脱了馬褂，换上戎裝”的命名，正表示香港時期《大公報·文藝》和戰争的關係。
[20] 這方面的説明可參劉淑玲《〈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114—170，或嶺南大學鍾藴晴未出版的博士論文《〈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1933年—1949年）》，頁162—184。鍾文可在嶺南大學圖書館網頁閲讀：http://commons.ln.edu.hk/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9&context=chi_etd（2013年7月5日檢索）。
[21] 香港《大公報·文藝》，1938年8月13日。“香港文學資料庫”提供香港《大公報·文藝》的全文圖像，網址：http://hklitpub.lib.cuhk.edu.hk/newspapers/dgbwy1938/。
[22] 例如雷震《長期抗戰與全面抗戰》：“全面抗戰是要使每個國民都加入戰争，無所謂前綫與後方。”載《湖北省政府公報》第345期（1937年11月22日），頁26。
[23] 1938年12月1日梁實秋在他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平明”上提出：“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爲歡迎，但是於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没有益處的。”引發了著名的“與抗戰無關”論争。轉引自劉炎生《中國現代文學論争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452。蕭乾否定“戰地術語的搬運”，他對公式化作品、“抗戰八股”的不滿與梁實秋原無二致，幸而没有惹來批評。
[24] 這裏當然參考了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名的“想象的共同體”理論，見安德森著，吴叡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5] 據孫文提出的中華民國建國大綱，建國須經歷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北伐成功後，軍政時期結束，進入訓政時期，1937年本該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但因抗日戰争爆發，國民大會無法召開。1938年3月國民黨在武漢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會上通過“抗戰建國綱領”。參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頁625。
[26] “來自戰地”：柯華《川口鎮之役》（1938年8月27日）、陳毅《最近的山西》（1938年8月27至29日）、劉白羽《西北綫上》（1938年8月29日）、烈群《羅王血戰記》（1938年8月31日）；“孤島通訊”：楊剛《上海寫給香港》（1938年9月6日）。
[27] “作家行蹤”欄始自1938年10月12日，節録内地友人寄給蕭乾的信，其前身是天津《大公報·文藝》的“文藝新聞”。蕭乾《我當過文學保母》：“從一開始我就聲明，這一欄中要摒除作家的私事，只報導與文藝有關的活動。”（頁122）但《作家行蹤》首次刊出時，編者即予説明：“‘文藝’向以不重‘私人’爲原則，惟在這非常時期，一切都得重新適應。爲便利大家[瞭解作家行蹤]，編者今後擬節録一些文藝朋友們的來書。惟内容仍以‘公多私少’爲原則。”
[28] 香港《大公報·文藝》，1938年10月10日。
[29] 香港《大公報·文藝》，1938年11月18日。
[30] 共刊出三篇文章：李勵文《不打仗的作家寫甚麼？》（1939年3月16日）、楊剛《向不參戰的作家們要甚麼？》、適夷《後方作家寫甚麼？》（以上1939年3月17日）。
[31] 這裏舉出一些例子，“世界這一年”有連士升《一九三八年國際關係的回顧》（1939年1月3日），“我們這一年”有大衛《一年來之抗戰》（1939年1月4日），“日本這一年”有宋斐如《日本戰時政治機構的轉變過程》，（1939年1月7至8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文藝的内容，如“日本這一年”有張風《衰萎期的日本文壇》（1939年1月5日）、譚英《一九三八年的日本影壇》，（1939年1月30日），“我們這一年”更是絶大部分和文學、藝術有關。
[32] 1939年2月12日當天，“綜合版”有John Gunther著，天虹譯自Pearson’s Magazine的《新加坡——太平洋未來的決戰場》，許桐《美國農民在阿拉斯加—好一片新天地！》，2月13日有愛因斯坦著，譚子濃譯自Collier’s週刊的《論猶太人》，S.J.Woolf著，天虹譯《湯馬斯·曼訪問記》，景冬《關於拜倫的新史料》，大概可代表蕭乾心目中專門與通俗、現實與純文藝的平衡。又，蕭乾《我當過文學保母》説，反對“結算”特輯的只是“個别老先生”，他“還是得到報館内外更多朋友的支持”（頁140）。如果真是這樣，“綜合版”就不必重回舊轍了。
[33] 吴廷俊《新記大公報史稿》（武漢：武漢出版社，1994）：“香港是一個商業城市，中外人士在這裏穿梭往來，他們出於生意上的需要，對各種新聞，尤其是商業新聞感興趣，所以《大公報》這張文人辦的報紙在這樣的環境中難以發揮它的優勢，尤其是它的社評在這裏打不開局面。”（頁230）加上“香港報界情況特殊，報紙的售價和廣告刊登費都很低廉，……發行收入既不足以抵償白報紙價，廣告收入也不足以應付各項開支，因此，營業始終虧損。”（同上）曾虚白主編《中國新聞史（上册）》（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66）：“享譽國内的‘大公報’香港版創刊，幾乎是上海版的全班人馬，初出版時，聲勢很大。但是香港人不喜歡看社論，張季鸞英雄無用武之地。不久該報的‘重慶版’和‘桂林版’相繼成立，高階層人物去了内地，‘香港大公報’就顯得很軟弱了。”（頁431）這可能由於香港《大公報》設定的目標讀者原來不限於香港一地，周雨《大公報史》：“港版發行，國内達粤、桂、閩、滇以及湘南、贛南；國外遍及南洋各島及暹羅（今泰國）、越南。中國駐外使領館，國外各地中華會館和中華學校，幾乎都是港版的直接訂户。日銷5萬多。”（頁50）但這些外地訂户似乎不足以支撑香港《大公報》的營運。
[34] 蕭乾《我與〈大公報〉》，頁30。
[35] 曾家樞《關於“文章下鄉”》（1938年9月4日）、陳畸《血的標幟》（1938年9月11日）、許地山《關於魯迅先生紀念會底“不守時刻”》（1938年10月28日）、落華生（許地山）《女國士》（1938年11月11日）、許地山《一年來的香港教育及其展望》（1939年1月1日）、樓棲《島上謡》（1939年8月7日），以及蕭乾自己的《門前雪總得掃掃——給旅港的文藝朋友們》（1939年7月3日）。曾家樞文末注明寫於香港，其餘四篇的作者有資料證明當時居於香港。
[36] 曾家樞、陳畸、落華生三篇。
[37] 楊剛《上海寫給香港——孤島通訊》（1938年9月6日）、翹首《孤島文化通訊》（1938年11月9日）。蕭乾《我當過文藝保母》：“仍滯留在上海孤島的楊剛則寫了《翹首》”（頁140），似指此文，但把筆名誤記爲篇名。
[38] 這裏可以和來自延安的作品作一比較，蕭乾主編期間，共刊登延安作品44篇。據穆紫《延安文學在香港〈大公報〉》，周雨《大公報史》“附録”，頁411—425。
[39] 《大公報·文藝》《啟事》：“編者因常離港旅行内地，對出版界時感隔閡。”（1939年7月19日）。蕭乾《我與〈大公報〉》提出另一個經常離港的原因，是希望阻止一段出軌的感情，見頁118—119。
[40] 《尋朋友——並爲“文藝”索文》，漢口《大公報·戰綫》，1938年8月15日。轉引自李輝《蕭乾的一篇佚文》，香港《大公報》，1991年7月15日，頁16。
[41] 蕭乾自喻爲“文學保母”，是因爲他從接任天津《大公報·文藝》編輯開始，“思想就很明確：自己的主要職責是爲新人新作提供園地”。見蕭乾《我當過文學保母》，頁116。
[42] 香港《大公報·文藝》，1939年7月3日。
[43] 唯一注意到的可能是香港政府的出版審查，見蕭乾《我當過文學保母》，頁142。
[44] 蕭乾《我當過文學保母》，頁119。
[45] 蕭乾《魚餌·論壇·陣地》，頁152。“文藝”向來是蕭乾一手一腳編的，楊剛走馬上任，是否有其他人協助，目前未見相關資料。
[46] 鍾藴晴《〈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藝〉（1933年—1949年）》，頁199—200。中國内地學者劉淑玲也有類似的看法，雖然她没有用上“本土化”的名目。見下文。
[47] 鄭樹森、黄繼持、盧瑋鑾合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詳見下文。
[48] 此文以編輯部名義發表於1937年9月2日《大衆日報·海燕》文藝週刊第一期。“抗戰文藝的形式與内容”收録了5份報刊的15篇文章。篇目見鄭樹森等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年）》，頁28—29。
[49] 楊剛在“座談會”開始時就説：“民族文藝這個名詞也許不大醒目。[，]請大家討論加以修改。”見李馳的記録。
[50] 見毛澤東《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争中的地位》，毛澤東《毛澤東選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卷，頁519—536。這是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報告的一部分。未經删改本題目爲《抗日民族戰争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發展的新階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頁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 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381012aa.htm（2013年9月16日檢索）。另參劉炎生《中國現代文學論争史》，頁480—481。
[51] 鄭樹森、黄繼持、盧瑋鑾《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三人談》，鄭樹森等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年）》，頁9。
[52] 劉淑玲《〈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頁124。
[53] 據李馳的記録，黄鼎在“座談會”上説：“我以爲現在談的都是些很大很遠的題目。我們眼前是在香港，頂好就地説法，想想怎樣把民族文藝應用在香港，香港有許多雜報，小報，讀者多到數不清。他們都利用舊章回小説的形式吸收市民。最好研究研究他們這種技術。”又説：“要[學]會利用香港的形式。”但楊剛接著説：“問題一邊是原則，一邊是具體。香港又是具體問題中的地方問題，恐怕今天短時間以内談不到把它怎樣解決，但它將成爲我們座談會發展下去時的重要問題之一，眼前我們最好還是將目前討論中這題目得一個結論，諸位看呢？”
[54] 兩個反對陣營是國民黨的《國民日報》和汪精衛的《南華日報》，篇目見鄭樹森等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年）》，頁30—32。楊剛陣營的文章原刊於《文藝青年》雜誌、香港《大公報·文藝》。
[55] 載盧瑋鑾《香港文縱——内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87），頁41—52。
[56] 載《文藝青年》第2期（1940年10月1日），頁3—5。本文又收録於鄭樹森等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年）》，以下引述楊文皆據此書。
[57] 黄繩等的文章依次刊於1940年11月13、14、20日。此外還有林焕平、爍（以上1940年11月16日）、陳畸、羅慕華（以上1940年11月18日）的文章，不知道是約稿還是投稿。除了爍和羅慕華兩篇，其餘都選入鄭樹森等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年）》。據1940年11月20日編輯部的《啟事》，有數十篇來稿未及刊出。又，楊剛與黄繩、許地山、林焕平、喬木是文協香港分會的1940年度理事和候補理事，陳畸是宣傳部附設編輯委員會的該年度委員。《文藝青年》則是“文協香港分會”屬下“文藝通訊部”的刊物，由一群青年主持。參盧瑋鑾《“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一九三八—一九四一）組織及活動》，盧瑋鑾《香港文縱》，頁59—60。
[58] 楊剛《反新式風花雪月》，頁4—5。
[59] 盧瑋鑾《統一戰綫中的暗湧》，頁46—48。
[60] 劉淑玲《〈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頁124。
[61] 楊剛《上海寫給香港——孤島通訊》，香港《大公報·文藝》，1938年9月6日。
[62] 劉西渭《難兄難弟》，《星島日報·星座》，1938年8月22日。
[63] 是鼓勵香港居民回到内地，還是呼籲發起抗争脱離英國統治？
[64] 不少外地來客都反感於香港局面的平静、經濟的繁榮，如蕭乾《門前雪總得掃掃——給旅港的文藝朋友們》：“究竟香文化界和内地的在氣質上，態度上有甚麼不同呢？每一次我由内地回到香港，我這樣盤問自己。也許這分歧是命定的，因爲内地和香港的生活根本是兩種味道。”載香港《大公報·文藝》1939年7月3日。他舉出的例子是一個文化界的聚會上有明星唱歌助興。又如温功義《悠閒的香港》：“很多偶然路過香港的人都對住在香港的人批評説：住在這兒的人都過得太悠閒了，簡直不像是祖國正在竭力抗戰中的樣子。太悠閒了，是的。來到這兒來，彷彿到了‘天國’裏，這兒受不到内地一切戰時的苦處，聽不見前方的可怕的槍砲聲，更不必擔心著飛機來轟炸。”載《星島日報·星座》，1939年3月16日。
[65] 楊剛《反新式風花雪月》，頁3。楊剛所編的青年副刊是香港《大公報·學生界》，也是從蕭乾手上接過來的。“學生界”由1939年7月4日起出版，接受全國學生投稿。每星期出版三次，佔用“文藝”版的位置，“文藝”版相應縮減爲出版四次，其中一次爲“綜合版”。
[66] 《文藝青年》第4期（1940年11月1日）有一個編輯部的《新式風花雪月討論大綱》，“甚麼是“新式風花雪月”，開列了“懷鄉的”、“個人抒情的”、“空虚地呼喊的”、“堆砌詞藻的”、“其他……”五項内容。見頁6。本文又收於鄭樹森等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年）》。
[67] 楊剛《反新式風花雪月》，頁5。
[68] 編者《重申“文藝”意旨》，香港《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4日。
[69] 編者（蕭乾）《這個刊物——代復刊詞》：“‘反省’可以在兩個意義下解釋：第一，我們必須擺脱形式主義的木枷。寫的儘管是一個觀念，稜角，光影，人性的體驗依然不可忽略。其次，爲了支援這戰争，確握最後的勝利，一個文藝者的任務應比‘描寫’再深一層。我們甚麼都掩蓋，掩蓋了千百年。開仗以來，中國人臨危終能團結禦侮的長處雖已充分表現出來，但暴露的弱點爲數必也不少。這次可説是一個全民族的大會考。”見香港《大公報·文藝》，1938年8月13日。
[70] 編者（楊剛）《重申“文藝”意旨》：“人要問：那麼‘文藝’就要把自己變成一個吹鼓手了吧，……我的答覆是：好的，作一名吹鼓手，可是一位懂得紅白喜事，有著真實的樂與悲的吹鼓能手。……精緻的宣傳莫過於文藝。……凡是動筆出來的東西，没有無意和有意的分别，……‘文藝’一向在抗戰上没有躲閉[避]宣傳，今天也無所謂標榜。”見香港《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4日。
[71] 見香港《大公報·文藝》，1939年9月4日。茅盾《暴露與諷刺》：“現在我們仍舊需要‘暴露’與‘諷刺’。暴露的對象應該是貪污土劣，以及隱藏在各式各樣僞裝下的漢奸……諷刺的對象應該是一些醉生夢死，冥頑麻木的富豪公子，小姐……”見《文藝陣地》第1卷第12期（1938年10月1日），頁349。
[72] 據楊剛《楊剛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附《楊剛年表》，頁581。
[73] 這是楊國雄找到的例子。轉録較短的兩段被删文字：“‘不，這樣的國家，她的恐怖感悟我不少’，‘你是否像這些人所想的，英國真糟到極點嗎？’”（《開花的荒地》，第155頁）“‘好運的，霉的，統不見得英國是使人滿意的。’”（同上，第156頁）見楊國雄《清末至七七事變中的香港文藝期刊》，楊國雄編著《香港身世文字本拼圖》（香港：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2009），頁224。
[74] 黄康顯《抗戰前夕的香港文藝期刊》：“由此可見香港在英國殖民地政府下，除了不能批評英國，搞政治活動，或煽動種族矛盾外，大致上享有相當程度的言論自由。且可利用這種自由，去發揮民族意識，因此抗日的工作，在香港並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擾，且在危急關頭，殖民地政府且和居港的左右兩派接觸，阻止日本對香港的侵略。”見黄康顯《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香港：秋海棠文化企業，1996），頁58。
[75] 以下列出能够辨認在楊剛任内曾居於香港的作者及發表數量（括號裏第一個數字是發表總數，第二個數字是内容涉及香港的作品數量）：莊約（6）、盧黔（1）、許地山（7）、李馳（1，1）、黄鼎（3，1）、劉火子（9）、陳畸（13，2）、文俞（6）、宗玨（7，1）、思慕（2）、林焕平（9，1）、袁水拍（19）、唐英偉（7）、徐遲（7，2）、唐瑯（5，案：徐遲筆名）、柳木下（1）、馬御風（1，案：柳木下另一筆名）、陳君葆（1，案：原文未見）、李明（5，1）、蕭紅（4）、魯衡（1）、喬木（3，1）、黄繩（9，1）、羊棗（1）。這些作者有長期在港的，也有暫居或過境的，資料所限，無法逐一考得出入的時間。但從總數129篇中，内容涉及香港的只有11篇，不到十分之一，可見香港並非這些作者關注的對象。更懸殊的比例是本版同期發表作品共1240篇，香港題材少於百分之一。
[76] 黄繩《論“新式風花雪月”》：“反對‘新式風花雪月’，不單反對那樣寫作傾向，更要的是反對一部分青年的個人主義的生活傾向。”香港《大公報·文藝》，1940年11月13日。
[77] 在1920年代後期的“革命文學”論争中，創造社和太陽社批判五四以來“‘觀照’人生社會的現實主義文學”，貶之爲“静的現實主義”、“表面的瑣屑的現實主義”，鼓吹“動的現實主義”，以文學“當做組織的、鬥争的工具去使用”，1930年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從蘇聯引入後，接受了此理論的作家，更明確地意識到要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來觀察和表現生活。參温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二章“第二個十年（1928—1937）”，頁78—146，引文見頁91、107、90。
[78] 喬木《題材·方法·傾向·態度——關於新式風花雪月的論争》，香港《大公報·文藝》，1940年11月20日。
[79] 胡政之在1948年3月15日《大公報港版復刊詞》説：“我們還是本著書生以文章報國的本心，恢復港版，想要利用經濟比較安定的環境，加強我們爲國家民族服務。……民國二十七年的大公報香港版，只是爲了應付抗戰的臨時組織，這次復刊卻是希望在香港長期努力，只是限於人力物力，規模簡陋，諸待改進，還望愛護本報諸君子多多指教。”可見抗戰時期該報只是以香港爲暫時的出版地，而無論抗戰時期或戰後復刊之初，《大公報》關注的都是全中國，不獨“文藝”版如此。胡文見香港《大公報》，1948年3月15日。
[80] 鄭樹森認爲《文藝青年》是“香港年輕人參與極深的一份刊物”，“從左翼的文藝觀來處理香港的素材”，“本地色彩很濃厚”。見鄭樹森等，《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三人談》，頁15。但《文藝青年》只出了十一期，每期的創作通常不超過篇幅的一半，也没有非常出色的作品。
[81]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頁84。
[82] 在同書中有這些説明：“早在1930年，他[侣倫]寫的小説《伏爾加船夫曲》就獲得了上海《北新雜誌》‘新進作家特號’徵文第二名。1935年，他又在上海《中華日報》發表短篇小説《超吻甘》。”“他[李育中]在1933年香港《今日詩歌》創刊號上發表的詩歌《都市的五月》，被看作在技巧上受到戴望舒現代派詩風深刻影響的作品”。見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頁136。侣倫早年的小説充滿異國風情，李育中則承接現代派詩風，本來都不接近寫實主義。
[83] 黄康顯《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頁52。
[84]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册）》（香港：三聯書店，1997），頁121。注意，丁新豹認爲省港大罷工是“中國共産黨策劃的一次運動”，並非完全由工人自發。但這不影響本文的論點。
[85] 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頁284。蔡氏分析“省港大罷工”的九大因素，參同書頁129—131。高馬可分析“省港大罷工”也有類似的觀點：“周壽臣和羅旭龢因在大罷工期間支持政府，在廣州被斥以英帝國主義者‘走狗’的惡名。如同其他在港華裔和歐亞混血裔商人，兩人協助港府結束罷工的原因之一，當然是爲保護自己的利益。然而，這不只是保護階級利益的問題，因爲在他們眼中，這場罷工是廣州爲對付香港而發動的意識形態和經濟戰争。打擊這場罷工，是爲保護這個曾是傳説中的荒島，經他們共同開拓而成的殖民地，並維護他們共同塑造的新生活方式。這些人並不覺得與英國人合作是出賣中國。因爲他們視廣州政府爲激進左派份子，他們認爲與殖民地政府合作結束罷工，既是對香港盡忠，也顯示他們對中國的愛心。”見高馬可（John M.Carroll）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頁132。
[86] 刊於《星島日報·星座》1939年5月13日及戴望舒、艾青合編的《頂點》詩刊第1期（1939年7月10日）。本文又收入陳智德編《三四○年代香港新詩論集》（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2004），以下引述該文皆據此書。
[87] 徐遲《抒情的放逐》，頁67。
[88] 陳殘雲、胡風、穆旦等都以詩文反對徐遲的論點。參陳國球《論徐遲的放逐抒情——“抒情精神”與香港文學初探之一》，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主編《一九四九以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頁290—300。
[89] 徐遲《抒情的放逐》，頁68。
[90] 陳國球《論徐遲的放逐抒情》指“徐遲本文對‘抒情’的排斥近乎粗暴”（頁294），又：“在徐遲筆下，抒情既是詩的一種表現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態度。……生活早已擺脱了‘抒情’，但詩還只是伺機而動。”（頁293）如果把徐遲這篇文章視爲宣言，他正是同時宣佈要改變自己的生活和詩風。
[91] 陳國球《論徐遲的放逐抒情》，頁299—300。
[92] 徐遲《最後的玫瑰》，香港《大公報·文藝》，1940年6月22日。
[93] 徐遲在香港的生活可參考他的自傳《江南小鎮》（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第11至19節，頁225—405，那位畫家的事見頁3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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