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投军黄埔，寻找靠山

考入黄埔

经毛人凤一说，戴笠有了去广东报考黄埔军校的念头。

可是母亲会同意吗？自己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实在有点愧对老母，如今再跟母亲说要外出，估计母亲怎么都不会相信自己了。想来想去，戴笠都不敢向母亲禀告自己的想法。

愁闷间，戴笠想起了好友柴鹿鸣。柴鹿鸣是江山县政府保卫团的什长，带领10多名团丁驻扎保安乡，与戴氏一族很熟。他为人忠厚，又有侠义心肠，平日没少接济贫困潦倒的戴笠。柴鹿鸣认为戴笠是个人物，将来一定能有所作为。眼下见他有赴外发展的想法，也十分支持，便给他出主意，让他先说服太太毛秀丛，筹得钱粮上路之后再告诉老太太，来一个“先斩后奏”。

戴笠回到家里依计行事，毛氏听说丈夫的打算之后果然支持，还拿来自己的金簪给他做盘缠。柴鹿鸣也为戴笠准备了行李，在村口接应。临别时戴笠感慨万千：“今日春风得贤妻好友相助，此去定当发愤图强，绝不半途而废，一定要混出个模样来，再回来报答你们的恩情！”说罢转身离去，消失在夜色中。

投身黄埔的确是戴笠命运转变的关键点，否则，他就不会有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也就不会有后期的飞黄腾达了。在蒋介石心目中，黄埔就是他的后院，黄埔学生就是他最信任的徒子徒孙。虽然只是黄埔的六期生，但这已经足够了。当然，除了黄埔学生的身份之外，戴笠还有一个先天的优势，那就是浙江人的出身。

护法战争的失败和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军阀是靠不住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创立了一所新型军事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因学校位于广州黄埔的长洲岛，故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诞生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军校创办后，国共两党都选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职。孙中山先生亲自兼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国民党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熊雄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军校以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的影响十分深远。

蒋介石之所以对黄埔军校有一种特殊感情，不仅仅因为军校的深远影响，还因为自他成为校长之后，黄埔军校基本上成了他发家的基础，他的一生业绩也是建立在黄埔军校这一基础之上的。对蒋介石来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是他政治生涯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契机。正是以黄埔军校校长为跳板，蒋介石才得以飞黄腾达，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戴笠来到广州的时候已经是5月份了，羊城繁花似锦，比起素雅含蓄的杭州又多了几分活跃和激情。广州的革命气氛十分浓郁：大街小巷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身着学生装和军装的青年比比皆是，随处可见激情的演讲者和有组织的游行队伍。戴笠站在热闹的街头，十多年的坎坷和阴霾仿佛都被广州的阳光驱散，这里才是我戴笠安身立命之所啊。他心情格外舒畅，脚下的步伐也轻快起来，旅途的困乏眨眼间烟消云散。

戴笠找了一家还算干净宽敞的旅馆住下，痛快地洗了个澡，稍事休息后穿戴整齐出了门。戴笠按照毛人凤给他的地址前去拜访周念行，结果周念行带领第一、二、三期毕业的黄埔生前往野外训练，为北伐做准备去了，姜超越也没在，戴笠只好悻悻而归。

更让他扫兴的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招考刚刚结束，第六期招考时间又没有确定，如果时间太长，自己手里的盘缠怕是难以维持生计。想到临行前对妻子朋友发下的重誓，戴笠决定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底。第二天，他从旅馆搬出，住进了专供穷学生居住的宏兴客栈。宏兴客栈阴暗潮湿，房间也十分简陋，但是食宿费用便宜，戴笠就终日与舍友们缩在狭小的客房里埋头苦学。

3个月过去了，转眼到了考试的日子。戴笠和备考期间结识的好友徐亮和王孔安一同来到惠爱东路的中山大学。考试分为口试和笔试两部分，戴笠在口试阶段的表现出色，然而在笔试一关却遇到了难题。尽管做了3个月的精心准备，但是他的数理化基础还是不够扎实，发挥一般。戴笠觉得这一次是凶多吉少。

他的担心很快得到证实，3个月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怎么向家人交代呢？就在他郁郁寡欢的时候，徐亮和王孔安带来一个好消息。北伐军最近连连告捷，引发了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和支持，各地报考军校的热学青年倍增，黄埔军校决定9月底再招一批学员。“老兄，你可以再考一次，我们帮你复习，一定能考上的！”

第二次投考，戴春风的名字被正式改为戴笠。

黄埔六期第二批招生考试放榜时，戴笠果然名列前茅，顺利成为黄埔第六期学员。

在戴笠心目中，成为黄埔六期生既是他的机会，也是他的遗憾。没有黄埔经历，也不会有日后的荣耀，所以，成为黄埔六期生对他命运的转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也很遗憾没有早进入黄埔，如果自己是黄埔一期生或二期生的话，仕途肯定会相当顺利的，哪里还会有接下来的那么许多坎坷。

混迹黄埔军校

黄埔六期共招收学员4400余人，戴笠被编入入伍生部直属团十七连。看着镜中的自己，戴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久违的喜悦并没有让他飘飘然。戴笠深知这仅仅是个开始，在这个局势动荡的年代和复杂的环境中，自己必须处处小心、步步留意，一旦有些许差错，势必影响日后的前程。半个多月，从官到兵他熟悉了个遍。他不吸烟，身上却带着火柴盒和纸烟，作为搭讪和拉拢关系的手段。喝酒是他的拿手本领，自然也被他用来和老师同学来往应酬。晚间自修的时候，他常常偷偷溜出学校买些老酒和小菜回来请人吃喝。大家见他为人热情豪爽，待人亲切，因而也都愿意和他相处。戴笠也善于借用他人之力为自己谋划，他游走于师生中间，借用自己的人脉为大家帮忙，很快便赢得了大家的拥戴。

戴笠没有像前几次一样得意忘形，他知道如今的身份已不同于往日军队里的小兵，周围处处是比自己强的人，如果不勤奋学习，仅仅靠一些小聪明小伎俩，即使毕业了也难有出头之日，因此比以往更加发奋，闲暇之余总是手不释卷。当然，聪明绝顶的他也从不错过走捷径的机会。他四处打听，闻得校长最佩服曾国藩、胡林翼和18世纪普鲁士的宰相俾斯麦，便在这些人身上下足了功夫。在反复研读《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语录》和《俾斯麦传》之后，他从中揣摩出蒋介石的一些执政思想，受益匪浅。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青年学生更是满怀激情，为祖国的前途寻找光明之路。戴笠周围的同学都有各自支持的派系，尽管表面保持中立，实际上戴笠早已做过权衡，他决心站在国民党一边。这一方面与当初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戴季陶先生有关系，另一方面，在读了那些书以后，他渐渐对蒋介石有了了解。他发现蒋介石是有大野心的人，他开办军校，东征北伐，完全是为了推行铁血政策，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结束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此番千秋大业让同样深负野心的戴笠佩服不已，很快把蒋介石视为当时的英雄，也更加坚定了追随他的决心。戴笠从老师嘴里探听到，其实无论学生们在哪里，如何开展活动，总会有一双眼睛暗中监视。

负责监察的长官叫胡靖安，是黄埔二期的毕业生。此人冷漠无情，心狠手辣，因为效忠于蒋介石而深受器重。他被安插到这里来，就是专门监视共产党员的言行举止，所得情报无需中转，直接呈交蒋介石。如果能够和此人攀上关系，以后不愁没有机会面见校长。于是戴笠想方设法在胡靖安面前表示对校长的忠诚。

一天中午饭毕，同学们在宿舍里讨论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理想。戴笠不想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政治的热情，便歪在床上静静地听。就在他准备翻身合眼的时候，无意中眼角的余光瞥见胡靖安悄无声息地站在门外偷听。他马上来了精神，突然起身下床，大声地说：“各位宏图大志，戴笠十分佩服，不过有点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了。要是毕业后能留在校长身边当一名警卫，那才是人生一大幸事。”

他话音刚落，同学们便哈哈大笑起来，有人指着他对身边的人说：“雨农兄果然是有‘大志向’啊，校长培养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精忠报国，他却甘愿缩在深宅大院里给校长端茶倒水，扫地听差？”

“此言差矣！”戴笠一边厉声反驳，一边用眼角余光看了看胡靖安，发现他正立在那里静静地听，便清了清嗓子，说道：“校长为国家大事日理万机，学生才学浅薄，不能为他分忧，但求做一名警卫，日夜保卫他的安全，保卫校长的安全，自然就是保卫祖国了，这有什么不好的，又何来‘志短’之言呢？”

戴笠的一番申辩并没有让同学们服气。大家七嘴八舌地正要反驳，却听得门口一个人在大声地拍着巴掌，回头一看，原来胡靖安已经走了进来，顿时都闭口不言了。戴笠内心狂喜，表面仍不动声色。

胡靖安看了看戴笠：“小伙子，你对校长的忠诚可畏可敬，但是年轻人还是要成就自己啊。”

“报告长官，个人的功绩比起国家的兴亡微不足道，如果需要，戴笠愿为祖国献出一切！”

胡靖安又上下打量了戴笠几眼，却没再说话，只用右手拍了拍戴笠的肩膀，点了点头转身离去。胡靖安平淡的反应让戴笠心中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他原本以为此番话定能获得赞赏，没想到一星期过去了，却没有任何动静。他也不便追问，只好耐住性子等待。

又过了几天，胡靖安终于联络了戴笠，送给他一本戴季陶写的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叮嘱他注意保密，不要让其他学生发现，同时安排他暗中监视周围共产党员的活动，定期向他汇报。

“长官，戴季陶不是反新三民主义的吗？校长也知道的啊！”

“傻小子，学机灵点！谢持、邹鲁都被开除党籍了，凭什么戴先生还能留在党内任职？你以为校长派我来就为了当一个监察员吗？眼下就是光明大道，你可得把握好机会啊！”

听了这话，戴笠只好先口头答应。回到宿舍，他仔细看了戴季陶的小册子，书中对于共产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它不适合中国国情，是一种“空想症”，如海市蜃楼般可望不可即。这些观点让戴笠更加坚信国民党走的道路才是人间正道。但是他依然没有轻举妄动，虽然暗中整理了部分情报，却一直握在手里。他准备等到时局明朗的那一天。

那一天很快便来了。

密查组清洗黄埔

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之约濒临崩溃。蒋介石率北伐军挥戈北上，心里却始终担心合作伙伴共产党乘机控制他的大本营——黄埔军校。为了防止思想左倾的教育长邓演达违背他的意志，他特别用方鼎英将他替下。方鼎英是军人出身，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他生性忠厚，对待学生不分党派，一视同仁。为了防止意外，蒋介石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对学校进行“清洗”。胡靖安、陈超等人接到命令便暗中着手组织突袭。

4月15日早晨，清脆嘹亮的起床号如往常一样划破寂静的清晨，学生们争先恐后地下床、穿衣、叠被，不到5分钟便整理好内务，跑步到操场集合。戴笠和同学们到了操场后，发现周围的山头和公路都布满了武装哨兵，个个手持武器，面无表情，把做早操的学生们团团围住，操场边上的连长的脸更是沉得像块铁板。戴笠心知有变故，他假装毫不知情，一脸慌张地和同学们一边站队一边悄悄议论。连长目光犀利地扫过队列，操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各位学员，奉校长命令，现进行党派调查，以便分别安排不同课程。请共产党员立即出列！”

人群中有人低下了头。

“各位学员，你们处于一个团体已经这么久了，想必大家都知道彼此的政治立场，如果没有人站出来，那么我就得要求各位指认了！”

连长的这番话顿时引起了一片惊慌。就在此时，几个人从人群中走出，昂首挺胸地站在操场前面。边上的士兵立即冲过来将他们制服，并押解离开学校。

队伍解散后，学员们各自回到寝室。戴笠躺在床上，一声不吭地听周围同学议论。戴笠心想：连长训话时讲到此次行动是奉了蒋校长的命令“清党”，八成是国共两党闹翻了，自己保持中立果然没错。过了一日，消息灵通的同学打听到这次被捕的共产党师生有数百人，都被押到中山舰、珠江船及烂石头牢房，还有一部分被杀；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的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代理政治部主任，主持清党活动，入伍生政治部主任则由胡靖安接替。

胡靖安的高升证实了之前他说的话。如今云开雾散，水落石出，戴笠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他马上把整理好的共产党员学生名单及活动情况悄悄呈报胡靖安。胡靖安得到这份名单喜出望外，亲自带领士兵进行抓捕，甚至直接枪杀。短短一个月里，戴笠陆续揭发了20余名共产党员学生。胡靖安又顺藤摸瓜继续搜捕，共计扣留第一团、第二团师生近300名，整个黄埔军校更是关押了不下数千人，剩下的老师和学生个个心惊胆战，言行谨慎，生怕沾染上嫌疑。

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之一就是戴笠了，他以出色的表现顺利成为胡靖安的亲信。戴笠得到了好处，自然不肯收手。他陆续向胡靖安提供了关于学生思想活动情况、共产党嫌疑分子活动情况以及校官思想活动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情报，一些情报还被胡靖安直接转报蒋介石。

胡靖安等人自恃有校长撑腰，日渐张狂起来，不仅滥抓学员，连教育长方鼎英也不放在眼里。他们组织自己人在《黄埔日刊》上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进行言论攻击，指责教育长袒护共产党，故意放走原政治总教官并任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破坏清党工作。方鼎英虽然恼火，却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胡靖安是蒋介石眼前的红人。随着活动范围扩大，不断有学生惨遭陷害，看到学生们如履薄冰的生活和完全被打乱的教学秩序，方鼎英忍无可忍。他亲自跑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采取措施抵制胡靖安胡作非为，并以军纪惩处。此时蒋介石已经因为清党遭到党内许多进步人士的反对，南京、武汉的分裂之势已经不可弥补，权衡之下，只得牺牲胡靖安来换取缓和的局面。胡靖安无法继续在学校待下去，不得不离开黄埔奔赴南京。

胡靖安走后，学校逐渐恢复了平静。第五期学员顺利毕业，第六期入伍生训练期满，调回校本部考试后分科学习。最初的4400名学员经过筛选后只剩下了1500多人。尽管竞争激烈，但是学生们的生活经过一阵折腾后也都变了模样，除了在清党中被捕的以外，还有的学生办了病退，有的开小差琢磨别的出路，有的资质太差考试不及格被淘汰……如此一来，戴笠便凭着卓越的记忆力和小聪明勉强过关升学。就在此时，蒋介石考虑中原作战需要骑兵，便电令黄埔军校督办此事，经过一番选拔，戴笠等300名体魄强壮的学员被选入骑兵营，驻于广州郊区沙河燕塘。

戴笠自以为受蒋介石偏爱，将来必受重用，便抓紧机会展示自己。他一改过去不谈政治的态度，主动进取，将自己从书中看到的观点加以润色修饰，成为自己的思想，并发挥自己压抑已久的演说才能，公开大谈对局势的看法，大谈清党的必要性。这一做法果然奏效，一部分同学被他的卓越口才和领袖风采所吸引，就连由国民党右派把持的校党部也对他颇为赏识，不久后便提拔他为骑兵营的党部执行委员。虽然仅仅是个委员，戴笠依然十分兴奋，在他心中，这是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得到的，是他通向梦想的第一级台阶。

1927年6月，骑兵营奉命北上助战。行进至陇海路一段时，闻战事暂息，便驻扎于苏州待命。恰逢此时蒋介石从前线徐州返回南京，消息传到骑兵营，大家都很兴奋，经过商议，决定每人捐出两块银洋采办礼品送至南京，表达对校长的崇敬和慰问，戴笠对此事特别热衷，做了不少工作，自然被推举为代表之一。谁知临出发前，他突然又提出前往上海，因为“闻讯校长已在那里”，代表们不知就里，信以为真，揣着几百大洋随戴笠来到了十里洋场。

安顿好住处之后，戴笠关心地对大家说：“各位都是初次来上海，不妨出去转转，见识见识。我在这里闯荡多年，各处都很熟悉，几位若是放心，此事就交由在下督办，保证让大家满意。明日我们就一起去见校长，到那时各位可别忘了齐力要求校长给骑兵些特殊待遇啊。”一席话说得大家春风满面，放心地把这笔钱悉数交给他，便三五成群出去闲逛了。

到了晚上，代表们陆续回到旅社，却不见戴笠踪影。他们知道戴笠在这一带打流多年，想必有些老朋友相见，便都没在意，各自洗洗睡了。第二天起来，依然不见戴笠回来。第三天，戴笠依然音讯全无，代表们这下慌了神儿，身边的盘缠所剩无几，眼看着无法脱身。他们急忙写信向沈振亚、陈继承报告，二人得信后立即派人到上海，一行人这才脱身回到苏州。

又过了半个月，戴笠灰头土脸地回到苏州。全营学生都指责他的恶劣行径，要求长官用军法处置。在营长沈振亚和教官陈继承面前，戴笠老老实实地交代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揣着钱出了门，本打算借此机会捞些油水，没想到一回到这灯红酒绿的都市，看着比往昔更繁华的街道，想起腰间白花花的大洋，手里禁不住又痒痒起来，正在他琢磨着先去哪享受一番的时候，几个昔日的朋友路过，兄弟多年不见，分外高兴，戴笠一激动，加上朋友的吹捧，便起了炫耀之心，当下带着众人上了酒楼。他本想大快朵颐之后就此收手，谁知酒后竟一发不可收拾，不到两日，采买礼品的钱竟然花了将近一半。眼看无法向大家交代，戴笠索性心一横，躲起来不回旅社了。直到把最后一点钱全部花光，才找到姐夫张冠夫借钱买火车票回到骑兵营。

听了戴笠的话，沈振亚、陈继承也十分生气。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原本在兵营里表现出色的学生怎么一到社会上就成了混混模样。他们当即下令将他关禁闭，以平众怒。几天之后，沈振亚、陈继承再次商议，觉得戴笠一是初犯，二是身处故地，又是个不安分的地方，有些贪念也可以理解，二人主张宽大为怀，于是把戴笠放了出来。

事隔不久，戴笠在一次伙食采买中故伎重施，贪污了三块多的伙食费，虽然他自以为滴水不露，但最终还是败露。戴笠自知继续待下去难逃重责，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连夜逃离苏州胥营，赶往南京投奔胡靖安。胡靖安见昔日得意的手下前来投靠，便收留了他。虽然黄埔军校的毕业证没拿到手，但是戴笠离蒋介石的距离却又近了一步。

寻找靠山

戴笠在胡靖安手下开始从事情报工作。由于没有任何军职，他的工作比较自由，只是每日自动搜集情报，以晚生的身份呈报给胡靖安，所以，戴笠被戏称为“编外情报员”。这个编外身份让戴笠始终得不到重视。他没有经过特殊训练，又不了解高层的意图，只是凭过去打流积累的经验和直觉摸索，搜集来的也多是社会花边新闻之类不痛不痒的消息。偶尔歪打正着碰到有价值的情报资料，经过胡靖安传递，功劳自然也就落不到他头上了。戴笠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又寄人篱下，只得处处忍让，还常常到胡靖安家帮忙听差，讨好胡家。

戴笠中途脱离黄埔军校，按规定应视为自动放弃学籍，经由胡靖安帮忙疏通，最终得以保留学籍，但是还不能获得毕业资格。戴笠一方面对胡靖安的帮助十分感激，另一方面也希望继续通过胡获得更多的好处。当时，蒋介石身边另一位负责情报工作的老牌特务蔡劲军也是黄埔二期毕业，戴笠每每见了他，总是毕恭毕敬，谨言慎行。蔡劲军见戴笠谦卑有礼，又机警敏捷，也就常常给予关照。

虽然蒋介石依然是戴笠理想中的靠山，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蒋介石的处境也愈发艰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对峙。7月15日，汪精卫抛出橄榄枝，提出宁汉合作，但是蒋介石认为汪精卫此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联手合作，实际上无非是与他争夺国民党第一把交椅罢了，因此拒绝了汪的提议。此举引起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不满，蒋介石十分被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与武汉政府的抗衡还没解决，南京政府内部先乱了套。蒋介石与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加剧。作为平定广西和北伐战争中的功臣，加上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政府，新桂系以劳苦功高自居，不肯乖乖俯首称臣，反而日渐坐大，难以控制。为了稳固政权，蒋介石密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剿灭桂系。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交颇深，又见蒋白双方力量相当，胜负难定，便故意拖延，想等时局明朗再说。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蒋介石决定暗中开展情报工作，以便随时掌握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旗下嫡系部队的思想情况。1927年7月底，联络组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了，胡靖安担任组长，戴笠和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被推荐加入该组。联络组以调查各级部队的军容风纪为掩护，成为蒋介石最早的准特务组织。

戴笠在联络组里所做的事情跟之前大同小异，无非是从大街小巷转移到正规军或杂牌军中，他依靠自己卓越的交际手段很快便结识了一大批中下层官兵，从闲谈中探听他们的动态和军队中的情况，然后整理成材料交给胡靖安。不得不承认，戴笠在这方面确实拥有天赋。他的情报又多又快，可靠程度也比较高。特别是关于反蒋言论的，戴笠每隔两天就有一份材料上报。看着自己的工作成果日渐积累，却因为身份这道障碍不能直接面呈蒋介石，只能眼睁睁地看胡靖安得便宜，戴笠很不甘心，他岂是那种甘愿为别人做嫁衣的人？他私下对自己每日的情报进行分析整理，遇到重要的材料，就想方设法绕过胡靖安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中。为此他还特别收买了蒋介石的侍卫，让他们帮自己传送消息，可是侍卫并没有行政职务，传递的情报也大多不被重视，无奈之下，戴笠只好守候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或中央军校官邸门口，等蒋介石的车子出现时，他立刻远远地在正前方立正行礼，等车子停到面前便双手将情报送进车窗，再立正行礼，目送车子离去。

戴笠的殷勤在蒋介石看来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他开始不露声色，每次照例接过戴笠的情报，草草看过便丢在一边，下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也闭口不提之前的事，他想看看这个人能坚持多久。没想到戴笠也是个颇有心机的人，他也只是传递情报，从来不过问蒋介石的处理意见。时间长了，蒋介石也觉得戴笠精神可嘉，绝非浅薄之人，况且他收集的情报大多是第一手资料，真实程度高，因此也就逐渐重视起来。一次在府邸门口，蒋介石接过戴笠的情报后沉默了几秒，然后抬起头和蔼地说：“你的情报我看过了，很好，继续努力，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戴笠听罢，激动地直点头：“请校长放心，戴笠一定不辜负校长的期望！”自此之后，戴笠比以往更加努力。在联络组工作的这那段时间里，他一个人收集的情报比其余所有成员情报的总和还要多。

这也和戴笠善于多方联络有关。刚一加入联络组，戴笠就和杨虎取得了联系。杨虎，字啸天，1889年出生，安徽省宁国县杨山乡人，先后就读于武弁学堂和两江讲武学堂，曾做过江苏军总司令、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参军。1927年4月12日，杨虎与陈群一起，在白崇禧指挥下，具体执行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因为他与陈群、黄金荣、杜月笙沆瀣一气，被上海人民斥为“养（杨）虎成（陈）群”。戴笠去找他的时候，杨虎正任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听说戴笠是蒋介石的心腹，自然是高看一眼，热情接待，并表示会对戴笠的情报工作寄予大力的支持。

除了杨虎，戴笠还特意去拜访了杜月笙。杜月笙也没忘记他这个小弟，对他依然热情，并且在听到戴笠的请求后，也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他：“好说，只要有事你就打电话，我要是不在，你就找万墨林。”杜月笙尊重戴笠，一方面觉得他不是凡人，将来定会有出头之日，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机联络一下蒋介石。他心里很明白，帮助戴笠其实就是帮助蒋介石。

就在戴笠为自己的情报之路做铺垫的地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不知从何处得知了蒋介石的“剿桂”计划。二人遂加紧联合各方势力，伺机造反。

1927年8月8日，蒋介石在徐州前线指挥军事失败，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不得已决定弃车保帅，处决了前线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李宗仁、白崇禧看出蒋的心狠手辣，担心自己迟早会成为刀下冤魂，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串通何应钦控制了南京周边地区。蒋介石见局势已定，只好于8月12日辞去总司令一职，第二天发布下野宣言后便返回奉化溪口老家。

临行前，蒋介石命令胡靖安的联络组不要停止活动，继续搜集情报直接交给他审阅。胡靖安考虑到戴笠工作积极，大部分情报都出自他手，又吃苦耐劳，熟悉地形，因此多次指派他秘密来往于南京、上海、杭州、溪口之间，向蒋介石递送情报。眼看有了与蒋介石接触的机会，戴笠自然欣喜若狂。

其实，戴笠是在蒋介石这里押了一个宝。戴笠看得很清楚，蒋介石此次下野一定是暂时的，以蒋介石的实力，他怎么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了呢？正因为坚信这一点，戴笠才没有像联络组其他成员那样另寻出路。

正像戴笠所想，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打算。他一手建立的黄埔军校中许多毕业生都在军中任职，对于这场变动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只要掌握他们的动向，让他们联合起来，自己复出不愁没有机会。当戴笠把这方面的信息呈递到自己面前时，蒋介石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翻身了。戴笠自然也看出了端倪，更是跑前跑后抓紧收集情报，为校长效犬马之劳。

1927年9月20日，蒋介石根据手中掌握的情报以及各地黄埔学生的来人来函，发表了《告黄埔同学书》，义正词严地指责军内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局面，要求黄埔同学认真反省失败的原因，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之后他去了日本，一方面前往神户向宋家求婚，另一方面则是故意对南京政府的复职提议置之不理，以扭转自己的被动局面。

去日本前，蒋介石下令暂时停止联络组工作，并发给该组一笔钱以维持生计。胡靖安见钱起了贪心，他将戴笠、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人带到上海的家中，拿出一小部分经费供他们每日伙食生活，然后带着家眷悄悄回江西赣北靖安度假游玩。一个月后伙食费花光了，胡靖安却不见踪影。

许忠五突然两眼放光地看着戴笠：“你和杜月笙不是拜把兄弟吗，为啥不去找他帮忙？”

“落魄成这样去找人家，也太让人笑话了吧。”戴笠很不情愿。可是，眼下也实在没有办法了，戴笠只好硬着头皮去了杜公馆。

看着昔日的小老弟落魄到如此地步，已成上海滩大亨的杜月笙非常慷慨，二话不说就让手下给他拿了50块。戴笠谢过杜月笙后回到胡府。几个人饱餐一顿后商议让许忠五为大家经办伙食，好歹用这笔钱维持到胡靖安归来。可是，没想到许忠五拿了这笔钱竟然也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几个人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又央求戴笠去找杜月笙借，杜月笙二话没说又给了他50元。戴笠受此捉弄，对许忠五怀恨在心。

就在蒋介石远赴日本之际，国民党内部由矛盾斗争演变成了互相火并，先是唐生智被迫流亡日本，之后汪精卫在广州主持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计划破产，继而于11月7日发动“护党救国”运动，想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却遭到胡汉民和吴稚晖这些元老的鄙视。相较之下，之前大声呼吁“团结”，现在又“退出”纷争的蒋介石地位相对上升。11月下旬，国民党要员在法租界的蒋公馆会谈，汪精卫被迫邀请蒋介石重新担任总司令。会谈结束后，广州公社于12月11日爆发了起义。最终汪精卫竹篮打水一场空，蒋介石则于1928年1月4日回到南京，5天后重新坐到最高统帅的位置上。

踏入情报之门

蒋介石此番归来不仅是重操大权，他还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与宋家联姻使得蒋介石的财力和声望大增，更获得了与宋氏关系密切的英美国家的支持。

蒋介石成为总司令后，决定利用这个新机会尽可能铲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利用矛盾，挑拨是非，很快赶走了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对自己领袖地位威胁最大的人物。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提出所有的宣传均以孙中山的“全国重建计划”为基础，重新整理党内政务，地方党组织解散后重新登记党员，撤销在北伐中为统一战线设置的部门。整理后的新国民党只建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和党训部，而蒋介石则集大权于一身，先后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收入囊中。他还特别在军队内部重新设置一个政治训练部，交与戴季陶掌管。

经历了此番变故，蒋介石深深体会到掌握情报的重要性。情报不仅是军队作战的需要，更是坐稳交椅的政治手段。于是，他决定建立正式的情报组织，加强特工活动。

经过一番考察，蒋介石决定在自己管辖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设一个调查科，与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总务科等并列。调查科是国民党成立以来设置的第一个专职情报机构，后来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即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组织，与戴笠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特务组织并称“两统”。调查科第一任科长由陈立夫担任。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20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科，曾留学美国，学业结束后，当陈立夫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其兄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在电报中，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陈立夫从此踏入政坛。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陈其美和蒋介石是结拜兄弟，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还是蒋介石给他收的尸。陈家的下一辈称蒋介石为“蒋三叔”，蒋介石也对陈家后辈照顾有加。

除了名正言顺的机构外，蒋介石还着力加强军事方面的情报工作，先后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挑选了黄埔毕业的数十名可靠的下属担任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为自己搜集各部队的情况，包括长官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动态等。这支特别队伍由原黄埔军校教育长王伯龄主持负责，蔡劲军、胡靖安都被选中，戴笠也如愿成了一名上尉联络参谋，与郑介民共同为校长效力。

郑介民，1897年9月11日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幼年丧父。1915年，郑介民考入广东省立琼崖中学，秘密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琼崖民军，任书记，后赴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任吉隆坡《益群日报》编辑，著文拥护中国国民党革命救国主张。1924年4月，郑介民与黄珍吾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未被录取，只好投入大本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军士队当学兵。8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招生，郑介民考入步科，并在黄埔军校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开始从事情报工作。1925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毕业回国后，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总队队部政治教官，不久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秘书。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郑介民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专门从事特务工作。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成为戴笠的首席助手，二人合作长达15年之久。

在办理进入军队的手续时，王伯龄发现戴笠没有从黄埔军校正式毕业，便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大笔一挥，批了个条子，宣称戴笠“虽未修完全部课业，但表现卓越，实际经验丰富，具备军队高级人才的资格，特准予毕业”。就这样，戴笠终于正式从黄埔军校“毕业”。

戴笠得知后立即面见校长，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蒋介石微微一笑，嘱咐道：“让你毕业是你的表现优秀。不过接下来的工作可能更加艰苦，希望你不要骄傲才是。”戴笠激动地说：“学生一定不辜负校长的期望和栽培！”此刻的他已经认定自己的前途是和蒋介石的政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协助蒋公的事业，自己的大好前途指日可待。

1927年11月，戴笠被任命为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前往前线调查和掌握第一军的内部情况。原来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何应钦这个内患，在他眼里，何应钦见风使舵的滑头和背叛自己的行为可恶至极。第一军是以黄埔学生组建的，是自己当家的本钱，此刻绝对不能再放在何应饮手里了。戴笠擅于揣摩校长的心思，早把事情看了个通透，他此行的重点定是收集关于第一军师、旅长以上高级将领忠诚程度的情报，提供给校长参阅。

1928年2月9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立即带领少数亲信悄悄从南京出发前往徐州前线，趁何应钦在郊外打猎之际进入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宣布撤销何应钦的总指挥职务，将第一路军整编为第一集团军，由自己亲自指挥。

作为随行成员，戴笠经历了蒋介石重整第一军的全过程。他对校长的凌厉和果断佩服不已。为了防止余党作祟犯上，戴笠继续留在徐州任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从事情报活动，调查整编后的效果和何应钦亲信将领的动向。何应钦失宠后，黄埔系里再也无人敢起异心，第一集团军也服服帖帖地交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1928年2月的一天，天气晴朗，蒋介石派人请戴笠到自己的府邸。

闻得校长召见，戴笠受宠若惊。以往与校长见面不是在外面就是在办公室，而且都是谈论公事，校长时间有限，三言两语也就结束了。此番前往府邸，还是蒋介石召见，这是何等的荣幸！

戴笠急忙穿戴整齐，坐上接他的汽车来到蒋府。侍从把他带到书房后退去。戴笠准备了一肚子的豪言壮志一进门便忘了个精光。他极力控制微微发抖的双腿，强作镇静地走到蒋介石的书桌前，静静地站着，等待校长发话。

蒋介石此刻正坐在椅子上专心磨墨，并未注意到戴笠就站在眼前。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见：“啊，雨农，原来你早到了，也不说话。”

“学生看校长正在兴致上，不敢冒然打扰。”

听得戴笠自称“学生”，蒋介石不由得微微一笑：“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得校长栽培，雨农不敢怠慢。”

“哎，工作之余也需要休息嘛。”

“是，校长教诲，学生谨记在心。只是学生才疏学浅，工作之余也不敢怠慢，时常读书写字，准备随时为党国献身。”

听到这里，蒋介石又笑了。

“雨农啊，第一路军的事你办得不错，吃了不少苦，也颇费了些力气。我这幅小字送给你，算是鼓励吧。”

戴笠顺着校长的手指看过去，原来桌上早摆好了一幅刚写完的字：艰苦卓绝。戴笠一见，高兴得差点蹦起来。他克制住激动的情绪，小心翼翼地低头俯身，仔细端详一番，然后起身立正，行了个端正的军礼：“谢校长抬爱，学生定当不忘嘱托，铭记在心！”

“雨农客气了，”蒋介石走到戴笠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眼下就给你个精忠报国的机会。如今党内派系争斗还没有终止，桂系、冯玉祥、阎锡山，还有东北的奉系，都虎视眈眈地找机会发难。我们得好好整理一下。郑介民去了广东，北上的任务就交给你吧。此事务必要详细周全，别落掉重要的信息。”

“是！学生定当尽职尽责，完成任务！”

几天之后，戴笠从徐州出发，先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解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各集团军的动态。之后又前往山东考察奉系的情况。他沿济南、保定、天津、北平一路北上，依次了解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等各军阀集团的虚实，并在第一时间将情报呈报蒋介石。他原本准备大显身手，展示一下自己高超的本事的，谁知道奉系军阀和北洋军阀残余的各级将领大多都没有文化，也没有政治头脑，带兵打仗也不过是硬抗，不懂策略；还有一些人疑心很重，轻信谣言，又贪图便宜，江湖义气重。戴笠在他们中间游刃有余，探听消息犹如探囊取物，只需送些礼物和钱财，有价值的情报如雪片般轻松地落入他的腰包，成为他仕途之路的垫脚石。

蒋介石在徐州重整第一军完毕后，提出了“二次北伐”的口号，主张消灭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集团。1928年3月，第一军被改编为4个军团，蒋介石率领整编后的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率领的军队分路北上，讨伐张作霖。4月7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第一集团军9日占领郯城，10日克台儿庄，中旬占临城、滕县、兖州、曲阜，下旬占莱芜、泰安，5月1日克济南。第二、三、四集团军也一鼓作气攻克了邯郸、济宁、石家庄等地。5月19日，蒋介石调整部署，以第一、二集团军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线，兵分三路，进逼京津。大同、张家口、保定、沧州先后失守。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4日在退往沈阳途中，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6月8日和12日，阎锡山商震部与傅作义部分别进入北京和天津。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并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本消除了新旧军阀间的矛盾和斗争。

苦心经营，崭露头角

戴笠终于能够近距离为蒋介石服务了，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的实现，他付出了很多努力，也遭受了许多常人无法忍受的辛酸。

首先，戴笠担负的是一份没有衙门的苦差，不但一切都要自己打理，而且安危也没有保障，是死是活根本没人在乎。这其实也不算什么，最难的是不知道上司到底中意什么样的情报，没人指点，一切全凭自己猜测揣摩。所以，戴笠要想拿出出色的业绩，就要付出更多的辛苦，最大限度地掌握材料，为此，他常常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因为没有地位，人微言轻，就算戴笠弄到了有价值的消息，也得不到重视。最让戴笠不甘心的是，他卖命弄来的情报往往还成了别人讨好主子的资本。

鉴于以上两点，戴笠不得不挖空心思地接近蒋介石。可是，以他的身份，别说见校长一面，就是靠近他的官邸或办公场所都会马上招来别人的白眼与非议。面对黄埔前几期的学长，戴笠终归是很没有底气的，但他有韧劲。他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他听到蒋介石身边的仆役都对自己说“小瘪三又来了”的话时，他一点都不动怒，一如既往地低声下气地讨好巴结他们，上至警卫、勤务兵、司机，下至门房、厨师、娘姨，戴笠点头哈腰，奉承了个遍。甚至他发迹之后也不敢对这些人有所怠慢，还经常暗中好礼相送，维系关系。戴笠深知，这些人是他的通道，有了他们，自己的情报就有机会放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了。

在蒋介石身边的侍从里，戴笠巴结得最用力的要数机要秘书毛庆祥了，一方面因为毛的工作性质可以为自己行方便，凡军政大员的任命、作战命令的颁发，以及蒋介石的对外联络、情报递送都要经他之手；另一方面，还因为毛家和蒋家的关系非比寻常，自己真的巴结好了毛庆祥，还是大有利可图的。毛庆祥的父亲毛绍遂，号颖甫，是溪口“毛太昌”商号的老板，与蒋家的“玉泰盐铺”相邻，两家关系颇好。蒋介石尤其尊重毛颖甫，每次回乡，总要会会这位世交长者。毛庆祥是毛颖甫的长子，留法期间，因世交关系，与蒋介石一直有书信来往。回国后先在浙江水产学校任教，1926年转入蒋介石幕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1932年，主管侍从室的机要工作后，权力逐渐扩大，地位逐步上升，经过10余年经营，最后成为国民党统管密码、译电的头目。

为了拉拢这个“关键人物”，戴笠下足了功夫，但凡毛庆祥有所暗示，他都不遗余力地办理。开始毛庆祥对戴笠还不以为然，认为他无非就是个阿谀奉承的草包，对他的情报也是高兴了就递上去，不高兴就扔在一边。经过几次接触，他发觉戴笠十分谦卑，做事也认真勤奋，有股子锲而不舍的劲头，心中有所感动。他找出之前没有送出去的情报研读，发现确实有些价值，此后便肯代为转呈，遇到紧急或时机适宜甚至打破常规程序，随接随呈。这样戴笠的情报总是最先出现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久而久之，蒋介石也就记住了这个名字，有时没有他的消息，还会向毛庆祥查问。毛庆祥将这番情形描述给戴笠，戴笠听说蒋介石对自己的情报如此重视十分兴奋，也暗暗告诫自己要更踏实地做事，不能有半点闪失。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庆祥算得上戴笠的一个贵人。戴笠也是这样认为，所以，多年后他发迹了，还常常把毛庆祥给自己行的方便挂在嘴上。

除了毛庆祥，还有一个人也是戴笠刻意想巴结的，那就是王世和。

王世和与毛庆祥一样都是奉化溪口人，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六期、中央训练团将校班毕业。王世和、毛庆祥、蒋孝先、蒋和畅并称为溪口的四小家族。1924年春到广州，任广州大元帅府警卫队卫士。同年4月由戴季陶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王世和的父亲王良鹤早年在蒋介石身边当过贴身勤务兵，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王良鹤举荐王世和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毕业后子承父业留在蒋介石身边当了随身侍卫，负责警卫、接待、传令等。王世和为人不如毛庆祥，借着与蒋介石的这一层关系，往往在外人面前趾高气扬，给人非常不好接触的感觉。尤其在戴笠面前，更是不可一世的样子。后来他见戴笠打起毛庆祥和仆人的主意，企图绕过他这一关，更是怒不可遏，每每相见便恶言相加，张口闭口地叫他“小瘪三”，还命令仆人将他赶走。

有一天，戴笠又带着情报来到官邸门前等候。没多久，蒋介石的车队远远地过来了，王世和坐在前面一辆车子里，一眼看见戴笠站在老地方，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跳下车子，几步上前冲着戴笠就是一脚，恶狠狠地骂道：“小瘪三，你在这里阴魂不散地站着，想要校长的命吗？老子今天就办了你！”

戴笠早就对王世和心存戒备，见王世和对自己动粗，便机灵地一闪身，躲过了这一脚。但是他仍然不肯离开，而是伸着脖子望着后面的车子大喊：“校长，戴笠是来送信的！”

王世和大怒，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戴笠的印堂咆哮：“你还不滚？”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个副官从车中下来，跑到王世和面前小声说：“校长让戴笠过去。”

戴笠如同得了圣旨，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车前，双手恭恭敬敬地把情报递进车窗。

蒋介石伸手接过情报，点了点头，交代了几句便乘车离去。

傍晚时分，王世和见蒋介石在庭院散步，便上前听差。蒋介石想了想，说：“以后戴笠要见我，你不要拦着了，他和你都是黄埔的学生，不会有什么事的。”

“可他是越级上报，不符合规定。我看他就是一个献媚的小人！”

“他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得到我的重视，我对他重视了，他自然对我更加尊敬，也会更加卖命。为了党国的利益，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况且，他也不像你说的无所是处，他精明能干，如果真有造化，我也不会舍弃这样的人才的。”

“校长英明，王世和听从校长吩咐。”

从此之后，王世和虽然对戴笠仍然耿耿于怀，却不敢再横加阻拦了。之后的日子里，戴笠果然愈发受到蒋介石的器重，最终成为心腹。但是戴笠一直对王世和怀恨在心，多年之后，他终于想方设法把王世和赶下了侍卫长的宝座，报了当日之辱。

除了应付这些人际关系，戴笠还得经营他的情报工作。他知道，要想出人头地，让别人对他刮目相看，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任务完成得好，才会受到器重，也就有了出路。在这方面戴笠表现出了很强的敬业精神，他起早贪晚不辞辛苦地搜集情报，还会耐心细致地连夜把情报誊写校对清楚，然后再送到中山陵蒋介石的官邸。赶上天气不好，手上又没闲钱时，他往往要步行而去。后来，戴笠的情报逐渐受到蒋介石的重视，有时蒋介石还直接分派任务给戴笠，一方面为搜集情况，一方面也是有意考验他的能力。蒋介石还批给他一笔钱作为奖励和调查的经费。戴笠用这笔钱雇了几个精明能干的人做帮手。这样一来，他可以同时跟踪几条线索，情报也越来越充实、丰富。对于手下，戴笠也是毫不吝啬，一有闲钱便分给弟兄们，嘉奖也从不自居，口口声声说是大伙的功劳，笼络他们为自己卖命。

戴笠得蒋宠信

北伐结束后，全国局势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260余万的军队逐渐成为政府财力负担。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准备裁军。谁都知道这是一个难捅的马蜂窝，军队是军阀们的命根子，一旦激怒了他们，使他们联合起来造反，局面就不好收拾了。几经讨论之后，确定了全国共设立八个编遣区，中央直辖各军编遣区、海军编遣区、第一编遣区由蒋介石直接管辖，第二编遣区属西北军，第三编遣区属晋军，第四编遣区属桂军，第五编遣区属东北军，第六编遣区则囊括了云、贵、川等各处军队。这样一来，蒋介石一共控制了三个编遣区，此举引起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的不满。他们纷纷提出抗议，蒋介石见难以得逞，只得同意暂时不编遣。1929年1月26日，编遣会议在一片吵闹声中草草收场。

编遣会议上蒋介石的企图昭然若揭。他是借裁军逼实力派就范，要冯、阎、李交出兵权，他自己则把军队作为实施军事独裁的本钱。这样一来，各派新军与蒋介石的矛盾再次激化，并引发混战。

桂系首先发难，暗中策划倒蒋活动。蒋介石便派侍从参谋郑介民潜入武汉，利用其与李宗仁之弟李宗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在桂系内部进行策反活动，结果桂军土崩瓦解。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搞垮了桂系，新军阀实力派出现了蒋、阎、冯三强争霸的局面。他们之间虎视眈眈，各怀鬼胎，势必要争个鱼死网破。

蒋介石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冯玉祥，但是冯玉祥与阎锡山之前有联盟关系。为了孤立西北军，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北平说服阎锡山联手搞垮冯玉祥。戴笠奉命以参谋名义随行，实际上是调查掌握北方实力派的情报。在北平，戴笠使出浑身解数，与阎锡山的幕僚频繁接触，企图寻找突破口，策反他们做自己的内应，然而，整个山西竟像铁板一块，外人根本接触插不进去，下不了手。戴笠上上下下忙碌了多日，竟然无功而返。

山西下不了手，蒋介石就又把矛头指向了唐生智。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驱逐白崇禧就起用了前湘军将领唐生智，委任他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冲锋陷阵帮蒋介石搞垮桂系之后，却被收回了兵权，只得了一个他不稀罕的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职务。唐生智焉能不气？1929年冬，唐生智在郑州宣布与蒋决裂，并参加了反蒋拥汪的“护党救国军”，出任第四路军总司令。为了摆平唐生智，蒋介石一面与阎锡山商讨联合围剿唐生智事宜，一面派戴笠潜入河南，打探唐生智的兵力和军内动向，伺机策反。

1929年12月的一天清晨，河南信阳城门刚刚打开不久，一辆马车在冰天雪地中奔来，在守城警卫面前停住。一个仆人从车上跳下来，满脸赔笑地说：“老总，这位是城内安泰钱庄的大少爷。前日接到家书说老爷病了，少爷心急，非要连夜赶回来看看，怕迟了给耽误了。您看能否行个方便？”边说边掏出几块银元塞在警卫手中。警卫接了钱，又看了看车里坐着的人，那人带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模样，皮帽子把耳朵护得严严实实，围巾口罩一应俱全，还哆哆嗦嗦的，一看就是赶了夜路受了冻的人，便挥挥手放了行。戴笠和他的副官贾金南就这样混进了信阳。

戴笠他们在城内潜伏下来后不久，唐生智便召集干部开会，部署悬赏缉拿戴笠的工作。原来他已得知戴笠要来河南搞特务工作，于是立即下令在全省搜捕，并在各城门和主要街道张贴通缉令，悬赏10万元缉拿戴笠。

参加会议军官中有一个叫周伟龙的，一听戴笠进了信阳城不禁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周伟龙，1901年生于湖南湘乡十三都的三迁谭家湾（今湘乡市仁厚乡桃丰村），字道三，20年代初，周伟龙在湘军谢国光部当译电员，因深得谢国光的青睐被保送进黄埔军校第四期。1927年，周伟龙在唐生智所部任宪兵营长。

散会后，周伟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发呆。他是黄埔第四期的学员，和戴笠有过几次接触。如今却要各为其主，反目成仇。傍晚时分，他刚回到家，侍从就递过来一张名片。他接过来一看，是一位叫东方白的人，他立刻明白，戴笠已经来了，这次是躲不过去了。既来之，则安之，周伟龙热情地接待了戴笠，还在戴笠的鼓动下，下了追随蒋介石的决心。

经过周伟龙一番活动，唐生智军队中不少高级将领纷纷倒戈。在戴笠的指派下，周伟龙偷偷和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师第一旅接上头，强强联手，唐生智的队伍很快就溃不成军，兵败人散。1930年1月9日，唐生智被迫通电下野。蒋介石给予戴笠和周伟龙厚赏，并提拔戴笠为中校联络参谋。周伟龙成了戴笠的生死之交，也成了戴笠手下资深的大特务之一。

同年4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免去阎锡山所有职务，“严拿归案讯办”，并以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讨伐阎、冯。蒋、冯、阎大战在中原大地爆发，双方投入军队近130万人。这次蒋介石依然采用军事打击和策反瓦解双管齐下的办法，反蒋联军很快就撑不下去了，他们决定与汪精卫合作，共同讨伐蒋介石。8月，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戴笠派出自己的情报助手王孔安参会，探听各派的态度和情势发展，并密报蒋介石，制定了安抚收买的策略。

就在双方摩拳擦掌，准备恶战一场的时候，东北奉军首领张学良于9月18日宣布拥蒋立场。12万东北军的主力随即入关，与反蒋联军对峙沙场。张学良的加入使得战势豁然明朗，原本观战的西北军率先投靠蒋介石，陆续又有杂牌军加入，面对愈来愈明显的悬殊差距，反蒋战线终于全线崩溃。1932年4月，中原大战结束，阎锡山、冯玉祥惨败下野，桂系的人马退守老家广西。

新老军阀的混战在东北易帜之后渐渐平息下来，内部纷争的缓和给国家的和平统一带来了一丝希望。张学良趁势进驻平津，收编晋军，主持华北地区政事。蒋介石见此机会立即派戴笠前往北平公关，想进一步拉拢张学良。

戴笠接受任务后激动万分。他出生入死多年，如今终于能以使者身份光明正大地开展活动了，这意味着蒋介石对他工作能力和成就的全面认可。此番活动的对象是赫赫有名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这让戴笠不敢怠慢。张学良实权在手，本不依附于任何派别，此番选择拥蒋，让蒋介石既感激又心存猜忌。他担心奉军假意归顺，借机壮大自己。戴笠深知校长的心思，因此，到了东北之后并没有马上去见张学良，而是从他的部下和亲友入手，暗中进行活动。

戴笠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警卫旅的团长吴泰勋。吴泰勋年仅19岁，是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父亲吴俊升是前黑龙江省的督军，1928年和张作霖一起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学良见他和自己同命相连，便把他留在身边，后来交情渐深，拜了把兄弟。

吴泰勋和戴笠一样好结交朋友，性格豪爽，三教九流的人物也认识一大把。他终日花天酒地，流连于青楼妓院。戴笠便投其所好，在华北著名的青楼街与他约见，并献上头牌妓女供其享乐。吴泰勋见戴笠也和自己一样讲义气，是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哥们儿，便和他结拜了兄弟，还把自己身边的王天木、裴级三、李志一等人介绍给戴笠，后来这些人一部分成了戴笠在北平安插的亲信，另一部分则进入其特务组织。

有了吴泰勋的引见，戴笠一个星期后顺利地见到了张学良。此时的他已是胸有成竹，即便张学良有什么花样，他也能全身而退，并随时掌握动向。见了张学良以后他才发现，张学良绝非校长和自己所猜测那样藏有私心，对他这样出身的特务也毫不蔑视，一见面就握住他的手，称赞他年轻有为，能力非凡，戴笠心中顿生敬畏。经过一段时日的了解，二人关系日益密切，最后竟然惺惺相惜，一拍即合，成了莫逆之交。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看着戴笠源源不断地送回关于东北军的内部情况和他精心编织的平津情报网大为欣喜。从此，戴笠在蒋介石心中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