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精心设计的绑架

从特务处成立之日起，戴笠就一边扩充自己实力，一边暗中排斥异己，中央警官学校中校教育长李士珍和CC派控制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可以说是他最大的对手。特别是CC派的大头目陈立夫向来看不起戴笠，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以绑架、暗杀等土匪作风混迹的流氓。

绑架确实是戴笠的专长，也是特务处秘密特工经常使用的手段。这种“高效”的工作方式被他推广到了特务处各工作区站，上海区更是以增设行动组为代表，黄埔五期毕业生赵理君被任命为组长。赵理君是戴笠的四大杀手之一，因心狠手辣被江湖人称为“追命太岁”，被他劫持和杀害的人数不胜数。

尽管遭到同行的非议，但是戴笠始终坚持绑架不可或缺，因此从特务处成立之日起，上海区的特务们就一直有这方面的业务，并制造了多起。随着经历的丰富和经验的积累，许多重要的绑架事件不仅成为特工们津津乐道的业绩，还被当成典型的榜样和教学实例用到了军统训练场的项目训练里，供学员们学习和实战。

在没有购置汽车之前，特工的绑架活动一般都是靠脚力，这就意味着任务执行地的周围通常都会有行人来往，有时甚至是在繁华的闹市区。为了掩人耳目，速战速决，绑架方案事先都要经过精心设计，巧妙伪装，以免引起路人的注意和怀疑。比如，有的时候特工会穿着极为朴素的衣服，携带一条装有铁砂等坚硬物质的橡皮管跟在目标后面，行至约定好的地点时便疾步上前，装作强盗或复仇的小流氓的模样，抡起橡皮管猛击受害者后脑勺，等待受害者遭到重创昏厥倒地后，另一个躲在附近的特工便会从人群中大呼小叫地冲过来，自称是此人的亲戚，要和对方拼命，打人的“流氓强盗”通常都是“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然后留在原地的特工“亲戚”便冲上马路拦住一辆黄包车，把受害者“送往医院”。当然，黄包车也是由特务伪装的，一旦远离人群，他们便会马上掉转方向，“先回家拿钱”，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被劫持者送到约定的地方，再几经辗转到审讯地点。

当然，这些绑架方案一般都是为在法租界和英租界执行的任务设计的。虽然当时上海区已经有了持公安局或警备司令部正规侦探身份的特工，可以要求租界或中国区的警察的帮助来逮捕人，但戴笠不愿通过他们运作。而在上海的中国区，秘密警察就足以应付这些工作了。

或许是戴笠希望绑架活动能够更加迅速和便捷，不久便给行动处专门配备了一辆汽车。有了汽车之后，特工们的绑架活动就便利得多了。开始他们曾经效仿黑帮的做法，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快速接近目标，用身体作为掩护，将手枪顶在对方的要害处迫使其不敢反抗，再强行拉上汽车。然而尽管他们的动作非常迅速，但还是会有路人无意中看见，被挟持者也经常强烈地反抗，弄得人尽皆知，个别聪明机警的甚至能伺机逃脱。

戴笠对这样失败完全不能容忍，于是责令上海区深刻反省，在最短的时间内改进完善。为了让老板满意，特工们不得不在自己人中间练习，寻找合适的方案和技巧。经过反复演练，他们发明了一套四步骤的绑架法。首先对目标进行长时间跟踪和监控，掌握目标的行动规律；第二步，选定执行任务地点，把车停在附近等候目标出现；第三步，在目标接近汽车时，一名特工从后面跟上来，另一名特工则冲着目标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当二人走到对方面前时，汽车也恰好从侧面跟上，里面的特工早已把车门打开，司机则开动引擎，保持车子不熄火；第四步最为关键，由后面的特工拔枪顶住目标的后背，正面的特工则趁势冲上来，用拳头猛击其腹部，目标受到惊吓，又挨了一拳，连痛带怕自然会弯腰抵挡，恰好做成一个上车的姿势，这时车内的特工只需顺势一拉，目标就身不由己地被拽上车了。这一切看似复杂，事实上只要配合默契又兼顾速度，基本上是不会让行人看出端倪的，即使目标反应迅速，大声呼救，也能在附近的巡捕赶来之前开车逃离，剩下的只有装作若无其事混入人流中的那两名特工。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戴笠对这种方法取得的成果十分满意，大大赞赏他们的聪明机智，并鼓励他们多开发些新办法，以摆脱时间地点的限制，适应各种场合的需要。后来特务们又发明了一些“软”方案，改进了之前在大庭广众之下亮武器的做法，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风险。他们在掌握对方行踪之后便把汽车停在附近，等时机成熟后一名特务快步上前从背后将受害者的眼睛蒙住，同时用大拇指用力掐耳根下的“命门”穴，让受害人无法挣脱，另一名特务则上来紧握其双手，装作开玩笑似的大笑着说：“哈哈，兄弟，这下你可猜不到是谁了吧？”受害人听到这话往往以为是朋友捉弄他，便不好大喊或反抗，于是在半推半就之下被弄进了汽车。

还有一种方法是专门为爱摆阔、讲排场的人设计的，那就是天下英雄都难过的“美人关”，特务处的女特工大多都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她们往往穿着时髦的衣服，打扮得娇艳欲滴，假装是受害人的情妇，在大街上一把拽住受害人，大哭大叫地指责他是个为了别的女人把自己甩了的陈世美，引得众人围观。受害人坚持不认识眼前的漂亮女人，双方争执到高潮的时候，另一名女特工“及时”赶到，声称是女人的朋友，劝二人“找个地方谈谈”，受害人闻听此言哭笑不得，却又百口莫辩。戏演到这里的时候，人群中会冒出两名男特务煽风点火地说：“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还在大街上让人家笑话！还是赶紧回去好好说吧！”受害人一经提醒，也觉得不雅，便急于寻找合适的场所解释清楚，汽车就成了最佳的场合。一旦上了车，他才知道一切都是演戏，但是他再也不可能回到人群中去了。

绑架工作并非全部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有时遇到紧急情况，必须当机立断。桂系派在上海活动的特务头子陈六安就是其中一例。某次，沈醉在陈六安住宅附近执行监视任务，却发现陈六安携带一个箱子急匆匆地从前门出来，在路边停下，焦急地左顾右盼，沈醉根据经验判断，陈六安很可能想要叫出租车去火车站。于是他立即奔出弄堂，扮成陈家佣人的模样叫了一辆车开进来。车子停在陈家门口后，他又装作司机助手跳下车子，为陈六安提行李，开车门。陈六安毫无防备地上了车。当车子开到别的特工守候的地点时，沈醉就一边大声叫嚷着停车，一边招呼同伴上来。还没等陈六安质问出租车的行径，冷冰冰的枪口就已经对准了他的胸膛，司机也不敢抵抗，乖乖地将车开到警备司令部。

公开绑架丁玲和刘庐隐

作为一名特工领袖，戴笠最厌恶的就是自己掌中的秘密王国被公之于众，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媒体恰恰是这样一群喜欢揭露罪恶的人，还有一些进步作家、学者，他们对光明的执着让戴笠又怕又恨，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番”，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

丁玲，1904年出生于湖南临澧，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14岁时进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1922年初来到上海，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

年轻又富有激情的丁玲深受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深信革命是安定强国之路。1923年，经瞿秋白等人介绍，丁玲进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她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很快便展露出来，1925年底凭借处女作《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崭露头角，不久后发表《莎菲女士日记》，在文坛一举成名。1928年和1929年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在黑暗中》和长篇小说《韦护》，被左联机关刊物《北斗》聘为主编，后任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丁玲被选举为左联党团书记，她的住地上海虹口区昆山花园路七号也成为党的地下联络点。随着联络次数的增加，她渐渐地进入了军统特务的视线。

1933年5月14日，天气晴朗，左联的同志们按时来到约定地点聚会，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丁玲出现。丁玲同她的丈夫冯达一起消失了。

大部分人认为丁玲的消失与军统有关，可是戴笠却毫不知情，当下属将此事报告给他时，他反而大吃一惊：是他们出了意外还是有人故意所为？如果是后者，又是谁下手这么快呢？他冥思苦想，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是自己对手——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戴笠猜对了。就在上海区的特务秘密监视丁玲的时候，中统也在暗中行动，后来他们得知军统准备绑架这位女作家，便抢先下了手。

丁玲与丈夫冯达被软禁在南京苜蓿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前来劝降，遭到丁玲的拒绝。9月上旬，叛徒顾顺章又多次游说，结果也碰了一鼻子灰。顾顺章见明着来没有效果，便使出了暗度陈仓之计，暗示冯达劝说丁玲，与其硬碰硬地被囚禁于此，不如表示一下归隐回家赡养父母的意思。丁玲想了想，与其在此做无谓的反抗，倒不如做些妥协，先保全自己，再想办法逃离这个地方。于是就写了一份“申明书”交给顾顺章，声称“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

1936年5月，丁玲与CC派交涉，借口去北平看望老友李达夫妇，得到了CC派的许可。在北上的火车上，丁玲遇到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王昆仑，那时她并不知道王昆仑是中共地下党员，此行前往北平是开展统战工作的需要，同时也是暗中保护丁玲北上。

丁玲在北平见到了吴文藻谢冰心夫妇，也访问了在燕京大学任教授的曹靖华，并通过曹靖华与鲁迅和刚从陕北抵达上海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取得了联系。冯雪峰派张天翼与丁玲联系，并让张天翼设法帮助她逃离南京。

张天翼为丁玲制定了一个丁玲逃离虎口的计划。他帮丁玲化了装，在自己侄女张若嘉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南京到上海。丁玲本想去陕北，但不巧的是去陕北的交通断了，因此她接受潘汉年的意见先返回南京，并于九月中旬再次来到上海，乘火车到达西安，并于11月1日乘卡车前往陕北，回到党的怀抱。

在丁玲被软禁的日子里，国民党利用报纸造谣说她已经叛变，然而这一阴谋并没有得逞。

刘庐隐，本名慎德，江西永丰县人。早年就读于南昌一中。1913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毕业后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得学士学位。1921年起分别担任国民党美国支部总干事、加拿大支部总干事。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刘庐隐代表在美华侨出席会议，任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秘书及大本营法制委员，后又任该会委员长，不久前往上海主持开展青年工作，兼任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持志大学教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兼《中央半月刊》主笔，1929年当选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0年至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考试院代理副院长，中央党部宣传委员会副主任，考试院副院长。1935年3月，刘庐隐返回上海，以西南政务委员身份进行反蒋活动，同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刘庐隐的反蒋行为让他成为蒋介石黑名单里的一份子，他刚在上海法租界住下，戴笠的绑架命令就飞到了上海区区长的办公桌上，电报要求“立即执行，绑架后移交南京”。

沈醉的第二组接手了这次任务，他先派特工确认刘庐隐居所的具体地址和日常行踪，得知刘庐隐的一个姨太太住在贝当路附近，刘晚上多半都去那里过夜。于是沈醉选择了一个下过雨的夜晚前往法租界贝当路，在一个转角处瞥见刘庐隐的绿色福特轿车迎面开来，刘庐隐和他的姨太太正在车内谈笑风生。沈醉怕贸然行动会被目标察觉，因此等到车子拐了弯才叫司机掉头跟上，但是这里是居民区，路况复杂，路口也多，加上福特车速度快，等他们重新返回路口时，刘庐隐已经不见了。沈醉心中懊恼不已，好在一个坐在车门边的特务记下了车牌号码，于是沈醉决定先找找再说。

刘庐隐是个政界要员，一般不会去偏僻陋巷，也不会去太远的地方。沈醉看了看表，八点整，正是上海滩夜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于是沈醉等人便在租界地区的繁华地带游荡，寻找目标。果然不出沈醉所料，在国际租界福州路附近的三马路扬子饭店门口，特务们发现了刘庐隐的福特车。沈醉和特工们商量了一下，便在附近解散，各自寻找地点蹲守。扬子饭店的生意不错，来往客人也都是高官富商。门童热情地一次次开门又关门，直到一个小时以后，门再次被殷勤的男侍从拉开，酒足饭饱的刘庐隐终于走了出来，他的姨太太则跟在后面。

就在刘庐隐一边散步一边慢慢走向福特车的时候，两名特工突然从两边斜插上来，一把夹住他的手臂，嘴里说：“刘庐隐，有人要见你。”刘庐隐毫无防备，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一时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任凭两人将他连拖带拽地塞进汽车。就在沈醉向车窗外招手，准备让其余特务撤退的时候，同样惊呆的刘庐隐的姨太太回过神来，知道情形不妙，立即高声叫喊道：“有人绑架！快来人，有人绑架！”姨太太这一喊，倒也惊醒了刘庐隐，他趁特务们愣住的一刹那猛地跳起，一个筋斗便从后座翻到前排，跌在空着的司机座位上。他死命地趴在方向盘上，任凭特务拳打脚踢，就是不肯撒手，嘴里也喊着“救命啊，有人绑架”之类的话。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阵警笛声由远而近地传来，马路上也跑来了几名身穿警服的人，原来是租界巡捕赶到了。沈醉见事情败露，如果被租界抓住了把柄，上至老板，下至特务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他当机立断，迅速打开车门，一脚将刘庐隐踹了出去，自己则坐在了驾驶座上，其他特务也赶忙跳上车，沈醉狂踩油门，驾车仓皇逃离。

这次行动没有成功，反而让刘庐隐提高了警惕，此后他的行踪更为诡异。特工们几次都在跟踪中被甩掉，即便是监视住了，也没有机会下手。戴笠见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另谋他策。

1936年10月25日，国民党高级官员、蒋介石的首席智囊杨永泰应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邀请赴宴，宴会结束后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轮渡码头候船时，遭遇埋伏在此的特务谭戎轩的暗杀，连中三枪倒地身亡。谭戎轩因为距离太近而没有成功逃脱，被身边的士兵抓获。

堂堂的湖北省主席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遭遇袭击而死，消息迅即传遍全国。蒋介石当即下令警特机关火速侦查，而且要限期破案，对凶手一定要严肃惩处。但是他又怕案件难破，便责令戴笠也过问此案。戴笠还没等开始调查，中统CC派的电话就打过来了，陈立夫声称是“误刺”，请戴笠酌情处理。戴笠虽然痛恨中统，但是考虑到以目前自己的实力还不能与之抗衡，只得买账。不过他也没白白浪费这个机会，在办案的时候对谭戎轩进行威逼利诱，唆使其将案件的幕后凶手指定为另外的人，这个人就是刘庐隐。经过一番“周折”，谭戎轩承认是刘庐隐指使他行凶的，目的是为胡汉民报仇。戴笠马上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下令逮捕刘庐隐。

刘庐隐被逮捕后，遭到严刑逼供，最终不得不被迫承认莫须有的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蒋介石终于利用戴笠处置了刘庐隐，为自己的前途扫清了又一个障碍。

令人恐怖的刑讯

无论是中共党员、进步分子，还是国民党内部的反蒋人士，被绑架后通常都要遭到刑讯逼供。因为工作需要，特务们都以这种最快捷便利同时又惨无人道的方式达到目的。

特务处上海区的刑讯室通常设在侦察大队内。一进侦察大队的门，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独立的小院，里面有三间牢房，用碗口粗的栅栏隔开，犯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牢房的地上铺着几堆稻草，上面爬满了虱子，夏天还有成群结队的蚊子臭虫。被关到这里的人基本上就等于“人间蒸发”，一律不准见客和通讯，即便是亲友找到此地，也被告知“没有此人”。比这更恐怖的刑讯室，就设在牢房后边。

除了一小部分当场交代的被捕者以外，所有人都要遭受折磨。与警察机构审理案件不同，军统的审讯没有设置合法的“审讯员”，甚至连这一程序都没有，一般人员的审讯由组长或督察主持，重要人员由副大队长或大队长执行，特别重要的则由区长有时甚至是戴笠亲自主持。审讯是一项极为骇人的事情，审讯者通常都会通过恐吓击破犯人的心理防线，只要三句话不对头，立刻用指定的刑具拷问。

1932年，依萨克司曾经将国民党刑讯方式概括如下：毒打；用煤油、尿和粪便灌入受害者的鼻孔里，然后警卫用膝盖撞受害者的肚子；把受害者绑在椅子上进行间歇式电击；往指甲缝里钉竹签；火烫；让其关节脱臼；“老虎凳”等。

审讯室里最常用的，也是首选的刑具就是吊在木梁上的粗麻绳。吊人的方法也有很多种，最轻的就是将犯人双手反背后捆起来，将两个大拇指控上。如果犯人对讯问保持沉默或破口大骂，审讯者便声色俱厉地大喊一声“吊”，旁边的警卫就会猛地一拉麻绳，将绳子向固定的钩子上一挂，犯人双脚就会离地。开始的悬吊高度并不高，受讯者还能勉强用脚尖着地支撑几分钟，时间一长便会体力不支，满头大汗。此时如果再拒不招供，随着审讯者的大喝，绳子就会被再次拉动，将犯人悬空吊起，整个身体的重量随之全部落到两个大拇指上，即便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也难以忍受巨大的痛苦而龇牙咧嘴，大汗淋漓。而刑讯者却不忙于继续问话，而是坐在一边轻松地抽烟，等待犯人主动要求招供。有时犯人会痛得昏厥过去，特务们便用冷水从头泼下，让他们清醒过来。

如果犯人足够坚强，第一招对他没有效果，特务们便会恼羞成怒，选择更为残忍的刑罚。比如，有一种被戏称为“炒排骨”的招数：将受刑者背部靠紧墙壁，使其无法退让，然后将衣服解开，由行刑的特务戴上粗厚的皮手套，顺着受刑者的肋骨用力下按，挤压内脏，然后猛烈地上下推搡。经过这样一番“爆炒”的犯人，往往会造成内伤，严重的甚至几年内都无法痊愈。

当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会随便被安排经历上述酷刑。戴笠的特务处对刑讯有着明确的程序：在确认绑架目标后，首先由第一、第二处联合召开股长会宣布他的意见，即密捕、公开逮捕还是制裁（也就是暗杀）；第二、三处（行动处）收到署名命令后，经过戴笠同意方可执行。执行刑讯的特务也都经过严格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