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戴笠的“家事”与“社交”

特务头子的家长式统治

戴笠依靠自己的才智和胆识在特务工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同僚们纷纷效仿邓文仪，对其以“中国的希姆莱”相称，然而戴笠对这个称号并不满意。在他看来，真正的间谍大师和谋略家应该是孙子那样，为政治车马鸣锣开道，让国家列车在身后平稳地行驶。面对庞大的特务机构和复杂的特工人员，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制定出一套指导方针，这充分体现在他为军统局制定的座右铭上：“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他经常教导属下：“我们的工作表面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但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一个宗旨，那就是以领袖为中心，贯彻他的主张，实现他的意图。我们的工作必须以此为目标，始终如一，矢志不渝。”同时他也强调了工作的灵活性：“我们秉承领袖意志，不是要大家横冲直撞，不变的是宗旨，方法可以变，手段可以变。”

领袖的概念对戴笠的世界观影响颇深。戴笠少年时代也曾反对盲从君主，然而随着几十年的打拼，他发现忠诚是一个人立足于团体最基本的素质，忠君往往被统治者看做是维持自己地位最坚实的基础，其重要性胜过思想和才干。蒋介石也是如此，他主张建立在现代军事秩序和革命精神基础上的个人自我约束、对领袖事业的服从和完全献身的狂热。经过他的调教，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对校长的忠诚已经超过了孔学范围，达到“生死相随”的境界。特别是1932年之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迅速升温，当提到蒋介石时，无论他是否在场，人们都会立正致敬。戴笠显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常说：“只要一息尚存，雨农愿意为领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如果领袖需要雨农献身，雨农若有一句怨言，那就是对不起生身父母。”原军统局电讯处长魏大铭曾经这样评价戴笠：“委员长成功，他亦成功；委员长失败，他亦失败，他是个忠贞不二的听命者。”

在大家眼里，戴笠就是蒋介石的替身，他像传统中豪门的“家长”一样统治着手下的特务们。他反复强调军统局是个“大家族”，需要各位强调精诚团结，亲密无间。他坚持用“仁义”、“忠孝”来教导下属，培养他们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他说：“我们的同志们是在仁义的品质上集结起来，在忠诚和义务的感召下建立起来的，而那些强行的命令和压制恰恰违背了个人自由的意愿，也绝非顺应天命之举。”

戴笠的传统家长身份也显示了他以贵族主人自居的心理。他用殷勤的态度对待前来投奔的“贵客”，以“士可杀，不可辱”标榜自己礼贤下士的作风。他以仁慈和关怀的态度对待上上下下各色人等，无论是精明强干的外勤特务、高级官员还是往来的学者；另一方面他又要求自己的学生和下级绝对地服从和彻底地奉献，并课以严厉的纪律约束。他要求每一位特工都将以下四个要点作为工作准则：坚持三民主义；运用推理，讲究理性；培养感情维系；遵守纪律。

戴笠的“家规”极其严格，不容挑战，连赌博和麻将都是禁止的，抗战时期竟然还禁止结婚。

为了有效执行自己定下的“家规”，戴笠费尽心思在军统内部设立了复杂的监视系统。这套制度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特务头目的非议，在他们眼里，这是内部防范的矫枉过正，除了增加内部困扰之外于事无补，唯有戴笠本人乐此不疲。随着大量人员被安插到内部督察职位上，他们的职责交叉重叠，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最终受控在戴笠的股掌间。所有内部监视机构的报告都由戴笠本人亲自审阅，任何时候，只要有人违反了“家规”，一定会遭到惩处，绝无网开一面之说。

尤其在翁光辉事件出现后，戴笠特别设立了督查制度，私下挑选信得过的特务担任，颁发特殊津贴，对单位上上下下进行监视。特工们对秘密督查既恨又怕，称之为“特务中的特务”，但他们搞不清谁是秘密督察，只好互相之间提防戒备，搞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对外勤特务，戴笠主要采取连环控制、按层级监视的制度。最可怕的是，有时戴笠还利用夫妻关系相互监视。因为他怀疑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情报员周迅予是双重间谍，便发展他的老婆罗华入特务处，专门负责监视丈夫工作。后来果然发现端倪，戴笠便下令将周扣押送入特务处南京北门桥监狱。自此，特务处在戴笠的控制之下，特务们无不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没人敢与戴笠为敌。就连邓文仪也曾感慨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我只有甘拜下风。”

对触犯纪律的人，戴笠一般设置了3种惩罚形式：口头警告、禁闭、枪决。他平日里是个温文尔雅、讲究礼仪的和蔼上级，然而骨子里却是唯我独尊、冷酷、尖刻，又极易发怒，那些所谓的谦恭姿态无非是对外人的一张面具而已。

翁光辉事件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在人们眼中是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城市。一是它经济繁荣，往来的中外人士皆以“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相赞；二是它神秘的政治地位；三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国民党与日伪秘密战的前沿。

戴笠在上海打流时期就已经认识到这个城市对于国家和政权的重要程度，因此他在特务处创立前夕就开始派驻特工在上海活动，之后又很快成立了上海区。

草创特务处的时候，“站”和“区”的划分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一个地区可能今天叫“站”，明天就又改称“区”了。随着特务系统慢慢发展，机构越来越庞大，特务之间的地位争夺也逐渐增多，好在时局尚不稳定，四周险象环生，性命都难保，所以也还没有形成风气。

然而上海区却始终不曾变动，也一直保持着重点部署地区的头衔，区长的任命也是十分谨慎。第一任区长戴笠就钦点了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翁光辉。翁光辉是浙江丽水人，黄埔五期步科毕业生，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初级军职。1932年4月1日，翁光辉参加了戴笠为特务处培养人才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毕业后出任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股长，后因表现出色，被任命为特务处上海区区长。

由于上海区刚刚成立，事务繁杂，翁光辉每日早出晚归，有时甚至工作到深夜。

一个盛夏的夜晚，忙碌了一天的翁光辉好不容易按时下班回到寓所，草草吃过饭后便倒下睡觉。朦朦胧胧中只听得屋外有细碎的脚步声，一名侍从轻扣房门，小声说：“长官，有情况。”翁光辉好梦被扰，气不打一处来，翻了个身嚷嚷道：“什么鸡毛蒜皮的破事情也来找我，滚！”

“长官，是关于共产党的消息。”

一听说有了共产党的消息，翁光辉顿时来了精神，上海区成立以来诸事琐碎，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安排，如今倒送上门来了。他翻身下床，开门问：“什么情况？”

“长官，根据我们的人报告，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据点，我们的人已经盯住了，您看要不要……”

“可靠吗？还有更大的鱼没有？”

“没有了，长官。我们盯了好几天，没有其他动向了。”

“下令搜捕！”翁光辉说罢，迅速穿好衣服带着一干人马出发了。

这个秘密组织设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没有通风窗，只有一盏昏暗的吊灯和几张桌子，几把椅子，桌上凌乱放着刚搜出来的文书材料，法国警察署下设的中国侦缉队队长范广珍正在指挥手下搜查。

翁光辉指着材料问：“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请长官过目。”范广珍递上一沓泛黄的稿纸。翁光辉借着微弱的光线扫了两眼：“什么内容啊？”

“长官，”范广珍低声说，“这是江西省红军的部署情况，全的。”

“哦？”翁光辉又往灯下凑了凑，勉强看清了上面的内容，这确实是一份关于江西红军的详细材料。眼下蒋介石正在指挥军队在江西“围剿”红军，如果把这份材料交上去，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围剿”成功吗？想到这里，他决定立即把这份重要的情报送到蒋介石手中。可是眼下战势吃紧，这份情报还具有时效性。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呈报，没准儿到了蒋介石手里就已经成了一堆废纸了，即便是还有些作用，又有谁会想到是上海区的功劳，是他翁光辉的功劳呢？翁光辉盘算了一下，决心自己带着情报前往战场面见蒋介石。

翁光辉加入革命军的时候曾经在一艘军舰上当过舰长，他知道眼下上海造船厂正在检修一艘中国军舰，于是决定占有这艘舰艇，乘坐它到九江，然后上庐山面见委员长。

3天之后，一切准备妥当，翁光辉以“舰艇试航请他帮忙”为由，带领几个亲信顺江而下。他自以为此事神不知鬼不晓，戴笠远在南京，山高皇帝远，等他知道时恐怕自己都该领赏了。没想到他前脚刚走，上海站的一个部下就向戴笠报告了这一情况。戴笠接到报告后大怒。

“翁光辉是怎么去的？”

“水路。他找了艘舰艇。”

“妈的，敢跟老子耍花招。马上给我找架飞机来！我就不信他在水里游比得过我在天上飞！”

就这样，当翁光辉兴致勃勃地从九江登陆时，戴笠早已等候多时。面对冰冷的枪口，翁光辉心下顿时凉了半截，他知道，以戴笠的脾气，是绝不可能允许下属不忠的。

“翁光辉，你胆子不小啊！私自脱离岗位，跑到这里来献媚，让我怎么对你好呢？”

翁光辉见势不妙，赶忙告罪：“处长，卑职错了，卑职见事态紧急，便擅自越级汇报，一片忠心下竟然忘了军法军纪，如今处长亲临指正，卑职无话可说，甘愿受罚！”

“好！既然你敢作敢当，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带走！你就到‘老虎桥’去反省反省吧！”

“老虎桥”模范监狱是专门羁押重犯的地方，一般人到了那里基本都是有去无回。翁光辉听说让他去“老虎桥”，吓得连路都走不了了。几个特务连拉带拖，把他带了下去。

戴笠最终却没有杀掉翁光辉，甚至也没有施以酷刑惩罚。他这一招不过是个下马威，杀鸡儆猴，做给那些中层看的。翁光辉是个难得的有才之人，他不会用对付外勤特务那种手段对付他的。没过多久，他又命人把翁光辉从牢房里放出来，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翁光辉，这段日子你在里面受苦了。我也是没办法，那么多人看着呢。我若体谅你的报国热情，从轻发落，日后怕是就难以服众了。”

“处长说得是！卑职不识大局，犯了军中大忌。”

“嗯，以你的才干，日后还愁没有机会大展鸿图？在上海区做区长，机会多得是，可不要求功心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