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寻找中国^[1]

孙歌写了一段“对谈小引”，把要说的话都说了，说得很好，我看了有点感动，更多共鸣。不过，照田还要我也写几句话，自然只能以狗尾续之了。

我是做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谈认识论，绝非我之所能。孙歌拉我对谈，说是要谈我们的研究，我的研究与她的领域不同，井水犯不到河水，怎么谈呢？我想，要谈，总得谈出些对方也有点兴趣的东西，才可能谈下去，甚至顶顶牛。在台湾和孙歌约好时间之后的那些天，我一直都在努力构思，但越胡思就越是乱想，找不到头绪。直到那个台风来临前夕的早上，走进台大修齐会馆那一刻，我还没有想清楚应该谈什么，怎么谈。没想到，谈话开始，孙歌的一段话，一下子就触到了我那根正在兴奋中的神经。我那个学期在台湾，江湖上跑场叫卖的一个题目，叫作“走向田野的历史学”。场子摆开，我开头吆喝一番的话，都是“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近些年来，我越来越感到，我们所做的研究，要让人看出点门道，还是要先把这个底牌亮出来。于是，我当时接下孙歌的话茬，就扔出了一堆表白自己历史观的话。也许就是这样，后面的谈话，很自然地总转不出认识论的话题。

这样的议题，如果要我写文章，大概永远写不出来的，但以对谈的方式，把自己多年研究时的困惑、思考和反省交代出来，面对着孙歌这样高明和默契的谈话对手，竟然就谈了大半天，有了这篇几万字的稿子。对我来说，这个结果实在是一种意外，读着最后整理出来的这篇文字，我甚至有点释然。最近一些年，我们过去30多年的研究似乎开始引起学界一点兴趣，不时有机会报告一下我们的研究心得；在大学里教书，自己的学生也总是努力地去阅读一点我们写过的东西。不过，在大多数场合，无论是写文章，做讲座，还是指导学生，或者师友间交流，我常常都感觉到似乎存在某种沟通上的隙罅。在很多具体问题的讨论中，无论是赞成、附和甚至仿效，还是商榷，批评甚至诘难，都似乎难免要面对很多误读和误解。究其然，无疑主要是因为自己脑钝笔拙口笨，但在一些历史观、认识论或方法论的前提下存在分歧，也许是更深层的原因。我越来越觉得，很多具体的研究，在讨论时都需要先交代清楚这些认识论的前提。但实际上，很少有合适的场合可以让我作这种交代。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在孙歌的引导下谈了这些想法，虽然有些随意，有些粗糙，有些欠严谨，有些意犹未尽，但总算有了一个表白，至少对要阅读我的研究的学生来说，也算是一种交代。

我对孙歌的“认识”，是从她90年代在《读书》杂志一连发表的三篇关于《在亚洲思考》的文章开始的。这套由沟口雄三主编的丛书中所收一百多篇论文讨论的问题，和我的研究领域较接近。尤其是前面三卷的责编滨下武志，是我最尊敬也很熟悉的师长，他现在还是我的院长，从那时起，他一直和我们在华南乡村一起行走，一起研讨。当我看到竟然有一个做文学研究的人，在《读书》上议论我以为只有我们才熟悉的话题，理解是这么贴近，表述是这样精到，自然眼睛一亮。我很惊讶，也很兴奋，竟然能够从一位做文学和思想史的同辈学者中找到知音，以至于后来在我们其实次数不是太多的交往中，总像老朋友一样，聊起很多话题都欲罢难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每次的谈话，我都是不得要领的。她谈的东西，我都是不懂装懂夸夸其谈地回应；我谈的话题，她却总是努力放进她的思想框架中。不过，在谈话中那种思维的契合和思想的共鸣，却是印象深刻，享受无穷。在我答应做这次对谈的时候，既心怀期待，又内心虚张，就是为以往这些感受所驱使；我之所以在走入台大修齐会馆时还不知谈什么，但当孙歌开头说了一番话我就迫不及待要把话接过去，相信是以往这些经历的延伸。这种经验让我相信，研究课题、研究领域和具体见解的差异，并不构成学术的畛域。学术的奏鸣曲只有由不同的乐器分别奏出不同的音符才能合成，当然，节奏的呼应与旋律的共鸣可能更是关键。

这次对谈是为在《人间思想》上刊出而做的。把交谈的声音转换成文字记录其实是一件痛苦的事，首先要感谢在原始录音稿基础上进行文字加工的《人间思想》编辑张静女士，我的语言表达特别笨，话说得语无伦次，一定令她痛苦不堪。我看到记录稿的时候，也有点不能相信，如此混乱的语句和词不达意的表达，在对谈的现场，孙歌怎么好像都能听明白呢？由此可见，在共享问题意识的前提下，讨论到了一定深度之后，词语就不是唯一传达意义的手段了，在这一意义上，文字书写其实是很难直接取代和再现对话现场的。但我们毕竟还是想以文字形式把我们的对话同大家分享，于是，用了一番功夫，把文字记录稿重新整理，删掉了很多重复和枝节的内容，把很多阅读不通的文句改到稍为通畅，在尽可能保存对话原意的前提下，也补充了一些令思路连贯起来的内容。承蒙照田兄、士明兄不弃，决定把文稿分两期刊出，同时再以单本印行，并允把前几年两位年轻学者同我作的访谈附上。单行本需有一个书名，经我提议再由孙歌改定为《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这个题目看起来有“作大”之嫌。为什么用这样一个题目？我在提出建议的当时，发了一个邮件给孙歌、照田和士明，解释我当时的想法，我在邮件中写道：

第一，“寻找中国”，意味着我的研究不以“中国”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历史主体，这是对谈前我要表达的立场；

第二，既然中国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历史主体，那么，我们深入其中去寻找“中国”的那个“历史”，逻辑上就不是“中国”的历史，而是由人的行为建构的历史，中国必须在这个历史中才能够被认识；

第三，既然“中国”是通过历史来认识的，那么，不管这个历史是国家的历史还是地方或区域的历史，都是一样重要的，整体还是局部也都有着同样的意义，不会因为把中国当作整体，就要把区域看作局部，在这样的角度，普遍性问题和整体性问题都可以带出来了。

以上是将邮件原文只字未增地粘贴上来的。现在看来，这些想法还可以作更多的发挥和补充，文字也需要再修饰，但我在这里只以原文照录，是想忠实地保存我想到用这样一个标题时的即时想法，这种即时的思想，也许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人间”吧！

甲午孟春于广州

[1]本文是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2016）一书的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