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凄凉的晚年

经历了这个光荣的时期后，接下来就是贝多芬最悲惨的一个时期。

贝多芬似乎并没有得到维也纳人民的接受。这是一个浮华造作、让瓦格纳痛恶的城市，在这里，人们是不会接受像贝多芬这样一个高傲、狂放不羁的天才的。他随时都想要离开这个城市。1808年，他很想脱离奥地利，到威斯特伐利亚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去。但维也纳毕竟还是有一些高贵的音乐鉴赏家，他们能感受到贝多芬音乐的伟大，不希望贝多芬离开这里。1809年，维也纳的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太子，洛布科维兹亲王，还有金斯基亲王，他们希望贝多芬能留在奥地利，并答应给贝多芬四千弗洛令的年俸。他们说：“一个人只有在物质条件得到保障后，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的创作中，才能产生崇高的作品，为艺术增光，所以我们决定提供贝多芬物质方面的保障，好让他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进行作品的创作。”

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这笔津贴还没有完全付足就停止提供了。并且从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后，整个维也纳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社会开始重视政治而轻视艺术，甚至连对于音乐的鉴赏也受到了意大利风气的破坏，大家开始追逐崇尚罗西尼，而把贝多芬视为迂腐的象征。

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亲王死于1812年，李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洛布科维兹死于1816年。接受贝多芬题赠作品第五十九号美丽四重奏的拉苏莫夫斯基，在1815年举办了他最后的一场音乐会。同年，贝多芬和他童年的好朋友，布罗伊宁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的友情出现了破裂。从此他又孤独一人了。在1816年的笔记中，贝多芬写道：“我没有了朋友，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时候，他的耳朵已经完全聋了。从1815年秋天开始，他和其他人只能通过写字来进行沟通。最早的谈话手册是1816年的。关于1822年《菲岱里奥》的演出，辛德勒有一段痛苦的描述：

“贝多芬要求指挥最后一次的彩排……从第一幕的第二部分起，他显然已经听不见台上的演唱了。他指挥的速度延缓了很多。乐队跟着他的指挥进行，但台上的歌手却自顾自地按照自己的节奏演唱。结果整场演出都紊乱了。乐队的指挥乌姆劳夫也不说明原因，只是提议大家休息一会儿，在和演唱者交谈了几句后，大家又重新开始演奏。结果又是以一场混乱收尾。大家不得不再次休息。很明显，在贝多芬的指挥下，演奏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但谁也不忍心对他说：‘可怜的人，你退下吧，你不能再指挥了。’贝多芬看到这种场景，感到不安起来，东张西望，希望从大家的表情中找到问题的所在。但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一种近乎命令的口吻把我叫过去。我走近他，他将本子拿给我，示意我写下来。我便写道：‘恳请您别再继续指挥了，等回去我再告诉您原因。’于是，他一下子跳下舞台，对我吼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到家后，就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双手捧着脸，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晚饭时分。晚饭过后，我想要跟他告别，他留住我，告诉我他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待着。等到我们分开时，他要我陪他去看医生，而且要找耳科出名的医生……在我和贝多芬的交往中，没有一天能和这糟糕的一天相比了。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到死都不能忘记这可怕的一幕。”

两年以后，1824年5月7日，他指挥了《合唱交响曲》。演奏结束后，他丝毫没有听到全场热烈的喝彩声，直到一位女演员牵着他的手来到舞台中间，让他面对观众，这时他才看到全场都已起立，挥舞着帽子，为他精彩的指挥鼓掌，他这才反应过来。

贝多芬开始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与其他人断绝了联系，将自己隐藏在内心的世界里。他只有在接触到大自然的时候，才能从中获得些许安慰。特雷泽·布伦瑞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是他的避难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没有见过一个人像贝多芬那样喜欢花草、云彩、大自然……这些似乎是他活下去的依靠。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喜爱田野……我比起喜爱一个人更要喜爱一棵树……”

在维也纳的时候，贝多芬每天都沿着城墙绕一圈。从早上到晚上，他独自一人漫步在田野里，不管是太阳高照，还是风雨大作，他从来都不戴帽子。“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获得了快乐，每棵树似乎都会说话，它们向我传递着你的声音。天啊！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啊！在森林里，在山峦上，我获得了内心的宁静。”

虽然从大自然中获得了一些慰藉，但在现实生活中，因为金钱的原因，又增加了他的烦恼，弄得他疲惫不堪。1818年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了，而在外人面前，我还得装作生活并不窘迫的样子。”此外他又说：“作品第一○六号的奏鸣曲是在紧急情况下写出来的。要靠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他甚至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买一双靴子，施波尔说他常常不能出门，就是因为他的靴子有个破洞。他欠着出版商很多债，而作品又卖不出去。《D调弥撒曲》发售预约时，只有七个预约者，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花费三个月的工作时间创造的美妙的奏鸣曲，也只给他挣得了三十至四十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二七、一三○、一三二号)，一文钱都没有拿到，而这部作品却是他所有作品中表现最深刻的，仿佛是用血泪写成的，真让人感到惋惜。贝多芬就这样忍受着窘迫的生活，还要受着无穷无尽诉讼的煎熬，这些诉讼，或是为了得到拖欠他的津贴，或是为了争夺侄儿的监护权，他的兄弟卡尔于1815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他全心全意地照顾着这个孩子，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又遭受了痛苦的折磨。

他首先要和他那个不称职的弟妹争夺小卡尔，他写道：

“噢，我的上帝，你就像城墙、防卫一般守护着我，你是我唯一的避难所！你能看到我灵魂深处所有的想法。当我为了争夺小卡尔而让别人受苦时，我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的。上帝，请你倾听我的诉说！请你接受我的祈求！”

“噢，上帝，救救我吧！我因为不愿向不公正的现象妥协，已经落到被全人类遗弃的地步了。请接受我的祈求吧，让我能和我的卡尔在一起生活……残酷的命运，不可撼动的命运！我的苦难似乎永远没有终了之日。”

然而，他心爱的侄子却辜负了他的信任。从贝多芬写给卡尔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贝多芬的痛苦和愤慨，就好像米开朗琪罗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一样。

“我还得再接受一次最卑鄙的忘恩负义吗？也罢，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就让它破裂吧！其他的人知道了这回事以后，只要是有公正心的人都将会恨你……如果你不能再忍受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我将把你交给上帝，照顾你我已用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我问心无愧……”

“像你这样娇生惯养的孩子，真该学一学什么是真诚和朴实；你竟不能真诚地对待我，这种虚伪的行为让我伤透了心，令我难以忘怀……上帝可以作证，现在我只想远远地避开你，跑到千里之外，不再理会我那可怜的兄弟和这可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

下面的署名是：“你可怜的父亲，或最好不是你的父亲。”

贝多芬虽然对侄儿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但仍希望宽恕他的所作所为：

“我亲爱的儿子！一句话都不要再说了，快回到我的身边吧，我不会再对你说一句严厉的话了，我将以我全部的爱来对待你。我会和你好好商量你的将来，不会自作主张。我以我的名誉作为担保，我绝不会责怪你，我会提供给你所需要的任何帮助。来吧，快回到父亲温暖的怀抱吧。请一接到信就立刻回家。”

他又哀求道：

“我亲爱的儿子！不要离开我，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还像别人所说的那样，虚伪地对待我，那真是太不像话了……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但我确实抚养过你，并且用尽我所有的精力来照顾你的成长，我对你的爱甚至超过了你亲生父亲的爱。我真心希望你能走上善良和正直的道路。你忠诚的父亲。”

小卡尔比一般孩子要聪明一些，贝多芬本来希望他能继续学习，并为他筹划好了美好的前程。但卡尔似乎对学习并没有什么兴趣，他想要去经商，但却经常出入赌场，欠下了不少债务。

虽然贝多芬很爱他的侄儿，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卡尔，但卡尔却不领情。非但没有感谢贝多芬的照顾，甚至对贝多芬的爱感到恼怒，竟开始与贝多芬对抗起来，像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坏了。”这种可怕的话，只有从浪子的嘴里才能说出。1826年，贝多芬在卡尔头上打了一枪，但是他并没有死，倒是贝多芬几乎因为这个而送命：他永远无法摆脱因为这件事所遭受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卡尔痊愈之后，贝多芬却一直遭受着感情的折磨。卡尔甚至不关心贝多芬的死活，似乎贝多芬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在贝多芬临终的时候，他也没有陪在身边。贝多芬去世前几年，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从来没有遗弃我。将来终究会有人来替我阖上眼睛。”但替他阖上眼睛的，竟不是被他称为“儿子”的卡尔。

即使深陷悲苦的深渊，贝多芬仍然在作品中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1793年他在波恩时起就有了这个念头。他一生都想要谱写一首《欢乐颂》。他一直在犹豫要用什么样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会更加合适。在他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也没有拿定最终的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着要把《欢乐颂》放在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中去。1823年7月，贝多芬还想加一个乐器演奏作为终曲，后来却用在作品第一三二号的四重奏内。车尔尼和松莱特纳却言，即便是在演奏完了之后，贝多芬还是没有放弃改用乐器结尾的想法。

要在一首交响曲内引进合唱，在技术上有很大的困难，这一点从贝多芬的草稿本上可以看出。他尝试过许多试验，想尽一切的方式在作品中引进合唱。在Adagio(柔板)的第二主题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在此可以合适地展开。”他说：“当突然有了灵感的时候，我总是能听见乐器的声音，但却听不见任何人的声音。”所以他把运用歌唱的时间尽量往后拖延，甚至先把主题交给乐器来奏出。

对于这些拖延和踌躇，我们还得做进一步的解释。贝多芬一生都在遭受着痛苦的折磨，但却从没有放弃过讴歌“欢乐”之美；然而他总是陷在热情与哀伤的旋涡内，因此年复一年，这项工作一推再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了却了这个心愿，成就了一部伟大的杰作！

在这部作品中，当欢乐的主题第一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了演奏，全场出其不意地一片静默，这使得即将引入的歌声沾染上一股神秘的气息。这个主题就是上帝。“欢乐”从天而降，周围一片宁静，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的心灵，用温柔的抚摸慰藉着受伤的心灵，让人感动得想要落泪。当主题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压抑的基调，慢慢地，“欢乐”的感觉传遍全身，这是一种征服痛苦之后的欢乐。接着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在行进，男高音传出响亮而急促的歌声，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似乎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好像他在创作这首曲子时，正在田野间如醉如狂地奔跑，充满着激情，宛如暴风雨中年迈的李尔王。在战斗的欢乐结束之后，作品带给听众一种宗教般的醉意，仿佛是参加一次神圣的宴会。全人类都向天空张开了手臂，大声疾呼地奔向“欢乐”，将它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

贝多芬的这部巨作终于征服了庸俗的群众，同时也动摇了维也纳的浮华之风，这种风气是在罗西尼与意大利歌剧影响下形成的。此时的贝多芬正想着移居伦敦，到那边去演奏《第九交响曲》。像1809年的情景一样，几个富贵的朋友又来请求他不要离开这里。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乐曲，这部作品饱含了您深沉的情感，超现实的光芒笼罩着您的心灵，也照耀着这部作品。在您本来就已经很伟大的交响曲的王冠上，又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沉默，这令所有关心您的人感到伤心。当本国的艺术作品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外国音乐逐步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的时候，在人类中占有崇高地位的天才，竟默然无声……我们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您的身上，我们希望您能给这个民族带来新的生机和新的光荣，摒弃当下不好的风气，建立一个真与美的新世界……但愿我们的希望不久就会实现，但愿因为您的天才，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一个更加繁荣的明天！”

从这封慷慨激昂的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贝多芬在德国优秀阶级中所享有的声威，世人不仅在艺术方面崇拜贝多芬，更是钦佩贝多芬的道德修养。当人们称颂他为天才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词既非学术，也非艺术，而是“信仰”。

贝多芬被这些言辞感动了，决意留下来。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了《D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场面十分热烈，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一次躁动。在这个讲究礼节的国家，按照习惯，皇族的出场也不过鼓三次掌罢了，但当贝多芬走向舞台的时候，全场群众连鼓五次掌来表示欢迎。最后由于场面太过热烈，警察不得不出面进行干涉。交响曲的演奏引起了群众狂热的躁动，许多群众都激动地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也激动地晕了过去，大家把他抬到申德勒家里，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可是胜利只是暂时的，音乐会没有给他挣到什么钱，他依然过着窘迫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次的演出而有所改善。他疾病缠身，孤独无依，可他仍然是胜利者——他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自己的命运。

“为了艺术，我可以做出任何的牺牲。抛弃生活中一切的庸俗和无聊，只专注于我的艺术，因为它就是高于一切的上帝！”

至此他已达到了他终身期望的目标，他获得了欢乐。但有时他又不得不堕入往昔的创痛里。在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异样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已经在贝多芬的心中留下了光荣的标记。他未来的计划是：创作《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策的《曼吕西纳》谱写乐曲，为克尔纳的《奥德赛》、歌德的《浮士德》谱写音乐，以及创作《大卫与索罗的清唱剧》。这些计划都表明他的精神倾向于巴赫、韩德尔等德国音乐大师那种清明恬静的境界，向往着去法国南部和他朝思暮想的意大利。

1826年，施皮勒医生看见贝多芬，说他变得快活多了，精力也比以前旺盛了不少。同年，当格里尔巴策最后一次和贝多芬见面时，倒是贝多芬鼓励起这位颓丧的诗人：“不要对生活失望，要是我能有你毅力和决心的千分之一该多好啊！”世事艰难，反动的专制政治钳制着人们的思想。格里尔巴策呻吟道：“我被言论检查杀害了。如果想要获得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到北美洲去吧。”但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被束缚了，但是声音还是自由的。”

贝多芬就是那个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时常说到，自己的责任就是将他的艺术奉献给“可怜的人类”，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为他们造福，唤醒正在沉睡的人类，斥责他们的懦怯，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无尽的勇气。他写信给他的侄子说：“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有力量的心灵来鞭策和唤醒那些可怜的人群。”1827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从不惧怕政府、警察和贵族的威力，永远都能大胆地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警察当局知道这个情况后，认为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这些话不会带来任何的危害，因此也就不予追究，贝多芬得以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

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屈服。在他最后几年创作的作品中，虽然当时的创作环境十分恶劣，但作品中总是表现出一种嘲讽、不屑的特质。他逝世之前的四个月，在1826年11月完成的作品第一三○号的四重奏，其终局是非常轻快的。这种欢快不同于一般人所说的快乐，它时而是莫舍勒斯所说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痛苦之后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