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襄阳记

1

就在15岁的一个深夜，我坐在湖北郧阳古城北门坡的悬崖上，听着咆哮翻滚的江水，哭了很久，我想像想不开的大人们那样投江，一了百了。可我毕竟还小，我难舍远在秦巴山里的父母、弟弟、妹妹，也难舍远在襄阳且已每月为我寄来7元伙食费的哥哥。那时的我是初中二年级学生。

就在那个生死夜晚，我因想到了远在襄阳的哥哥而突然想到了“逃亡”……

一个没有课的下午，我趴在女生宿舍的铺板上给哥哥写信，我让哥哥救救我，让我离开郧阳，到襄阳去上学。我说，如果我不走学校可能很快要开除我的学籍；我还说，我若走不了就再也读不了书了，我若不能读书我就可能死去……

哥哥读着被泪水满满洇湿了的我的长信，也哭了。哥哥工作的学校是襄阳县(今襄樊市襄阳区)一中，位于离襄阳市(2010年改名前叫襄樊市)45公里的太平店。太平店是汉江边一个古老的码头小镇，哥哥在这个码头中学工作刚几个月。哥哥毕业前就读的学校是郧阳师范学校，毕业时，国家允许师范生报考大学——当年，哥哥是因为家庭负担重，为帮助父母供弟弟妹妹上学而放弃考高中的。品学兼优、多才多艺的哥哥日夜梦想着考大学，而学校却冷酷地拒绝了他，因为他是一个右派分子的儿子，不允许他报考。心灵负重的哥哥深知妹妹处境的险恶，他找到教务主任，请求让妹妹转到襄阳县一中来读书。

教务主任姓邹，他走路缓慢，说话节奏也缓慢，但他的眼神和面部却总是密布着严厉和冷峻。这是后来转学成功后，邹主任留给我的永远的印象，为此，我从未敢和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位严厉冷峻的邹主任，在哥哥提出请求的第二天即答复，同意我转学。哥哥后来告诉我说，他接到答复前的那两天，度日如年；还说邹主任是父亲1943年在湖北监利教书时的学生，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邹诗信。

很快，哥哥将“同意转学”的函件挂号寄给我。

我高兴而又紧张，不敢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更不能让班主任老师知道，但我又不知怎样办转学手续。紧张与焦虑中，我想到了一位老师，他叫陈保南，他是父亲大学时的同学，后来又是同事。我隐隐记得，父亲被遣送农村时曾交代过我：“有过不去的难处时，去找陈伯伯……”

放午学后，在陈伯伯回家的路上，我撵上他说：“陈老师，我爸妈走了……没人照顾我，我想到哥哥那里念书……哥哥已寄来了转学证明……”我对陈老师说了一个很圆满的理由。我那时最担心的是学校会不会卡我、我的班主任知道后会不会不让我走。陈老师接过函件，看完之后说：“你马上去找学生食堂管理员小杜，让他帮你办户口、粮食手续，学籍手续我来办……”

许多年我都不能忘记那位脸膛红红的、鼻头也红红的陈伯伯，不能忘记那位仅比我大三岁的、初中毕业留校当食堂管理员的聪明机灵的小杜，当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转学的一切手续交到我手中时，我便觉着，我亲爱的哥哥、邹主任、陈伯伯、小杜，他们是我人生中永远的救命恩人！

几天后，父亲接到我的信赶到城里来送我，我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学校。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我和父亲走过长长的石板街，到西河码头乘木船过汉江，我们准备在三门汽车站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好乘长途汽车到襄阳。雨霏霏地下着，天色灰蒙蒙的，木船上除了艄公就我和父亲两人。我望着远远向我奔来又远远离我而去的江水，望着穿一件灰粗布烂衣衫、一双破草鞋，坐在船帮上默默无语的父亲，想着我就要离开这条江水，离开可怜的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便鼻尖一酸，泪如泉涌。我看见，父亲也在无声地流泪……

许多年我都在回忆：这是我生命中一次多么成功的逃亡，但又是我小小年纪中多么凄楚的离别！

晚上，父亲在三门汽车站旁边的一家小旅店里要了两碗开水，我们就着开水吃了母亲专门为我蒸的酸菜包。旅店住宿一夜一人只要7角钱，但我们没钱住。夜里，雨还在下，父亲向我同学的母亲借了两只小板凳，我们就在小旅店的房檐底下坐着。风飕飕的，雨飘零着，鄂西北十月的阴雨天，凄凉也湿冷。就在这时，我同学的母亲端出一个木火盆，火盆里有两小截还没完全烧化的木炭，我感激地望着那位个子不高的、胖胖的阿姨，父亲一连声说：“多谢了！多谢了！”

我趴在父亲的膝上，父亲一边用小火剪拨拉着炭火灰一边对我说：“到襄阳哥哥那里后，要好好学习……”我答应着就在父亲的膝上睡着了。我做了个梦，梦见阿姨的那个炭火盆里有一截截木炭，真是红彤彤、暖烘烘、蓝荧荧的炭火啊！而端着火盆的人又好像不是阿姨，是我那个同学……

永远难忘在三门小旅店的房檐底下、趴在父亲膝上度过的我在故乡的最后一夜。

天亮，雨还在霏霏地下，父亲花3元7角钱为我买了到襄阳太平店的汽车票。车就要开时，父亲突然说：“姐儿，你还有1角钱吗？我回去买船票没钱……”摆渡过江，船票只需1角。此刻，我才知道父亲已分文全无！

车开出老远，父亲依然站在雨里，送我……

2

我到襄阳县一中后，插班到初二。班主任老师姓李，是个高高的个儿、圆圆的脸盘儿、肤色黝黑的青年男子。李老师有双眼仁很黑、睫毛很长的黑眼睛。最令我感动的是这双黑眼睛望人的目光是那样平静、持重、温和，我从这双眼睛里发现我不再受歧视并被关心着。比如，我们班去蚕豆地里劳动时，去时来时李老师都陪着我走，我们都担着竹筐，竹筐里装着猪草。

我插班时，连简单的平面几何平行线定理都不知道，后来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有种“突然开窍、一通百通”的感觉，各科成绩迅速跃居全班第一，作文比赛获全校“状元奖”；初三开学时，经全校各年级各班投票选举，我竟以最多票数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初中毕业考高中时，我竟奇迹般地考出了襄阳县第一、襄阳地区第三的好成绩！老师、同学们一齐为我骄傲。这样的结果实在是我从未想到的。

然而，“政审不合格，不同意升学”的政审鉴定却在我毫无知觉中被装进了档案，成为我命运最黑暗的咒语……

中考之后，在等待通知的日子里，我既没有去襄阳东津中学(哥哥一年前已调往此校)找哥哥，也不可能回鄂西北深山里找父母、弟弟、妹妹，我独自住在学校里，焦灼不安地准备迎接未知的命运。

就是在那个蓝天如洗、骄阳如铂的午后，刘老师走到我跟前时，他说：“分数已出来了，你考了全襄阳地区第三名、襄阳县第一名的好成绩……应该是能录取到四中的。”听声音他有些激动，但他却很快又垂下了眼睑，说：“但……恐怕还有麻烦……”我惊喜而恐慌地望着刘老师，我无法掩饰我考出了这样的好成绩的惊喜——襄阳地区有多少个县多少个考生呀！那个“第三”“第一”是怎样辉煌的排位呀！但我瞬间就知道刘老师说的那个“麻烦”是我的“出身”，是父亲的右派问题。

其实，父亲的政治问题一时一刻也没走出过我的心灵，那是一种如“铅坠心扉”、如“病入膏肓”的无法挥去的沉重和无望。但我还是问了刘老师一句：“您说的是什么麻烦？”刘老师顿了许久才说：“政审鉴定……出了问题……”刘老师几乎是嗫嚅着说完了这句话的。没等刘老师落音，我的眼泪已夺眶而出。伤心、无望、焦虑和渴望搭救的心情，使我一边抹泪一边问刘老师：“我该怎么办呢？刘老师……”我知道我因品德好、学习好尤其是作文好而成为刘老师喜欢和器重的学生。此刻，我看见刘老师混浊的眼里也噙着泪水，他没有回答我的问话，他又能怎样回答我的问话？他只说了一句“看看再说……你看书吧……”就背转身踽踽地走了。

我一生都不能忘记带语文的刘老师踽踽向我走来，而后又背转身踽踽离我而去的身影，那是一个走来悄悄问候我命运的“父亲”，一位苍宇间企图搭救我的悲悯的使者……

我知道刘老师不能救我，但我却永远难忘这比“救”还让我震撼的问候与悲悯。“全襄阳地区第三名”和“政审出了问题”这是我命运中一个最残酷的悖理，我常常面对这种悖理而默默哭泣，前途的未知和难料使我看到的不是朝阳，也不是骄阳如铂，而只是“天边出现了鱼肚白”……

然而，一个月后，我居然接到了省重点中学襄樊四中的录取通知书，这是苍天的赐予呀！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使我长久地沉醉在感恩世界的泪雨中。

高一刚开学，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周松生即找我谈话，他明确地告诉我，说我的档案里装着“政审不合格，不同意升学”的政审鉴定，本来是不能被录取的，因为成绩考得特别好，学校费了很大劲儿才录取的。又说，为我的录取与否，招生委员会十几个人坐下来讨论，最后大部分人还是只同意录取到襄阳县重点高中，即牛首中学，而不同意录取到襄樊四中。因为襄樊四中是省重点高级中学。只是襄樊四中负责录取的老师力排众议、执意不放，最后才“破格”录到四中来的。周老师的谈话进一步印证了初三带语文的刘世道老师曾对我说过的话。

周老师最后还说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表现”，要求我在高中三年，“好好努力，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好学生，不辜负四中的期望”之类的话。我第一次听到了“破格”这个词，我没想到我是在如此震撼的状态中懂得了它的意义，我更没想到，日后的年月里，它居然多次作用于我的命运！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重在表现”这句话，在又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说的。应该说，这句话救助了那个年代里无数没有出路的大人和孩子，它也天语般无可抗拒地支撑着勇敢走出来搭救我们于水火之中的良知者。周总理的这句话始终引导着我做一个好学生，高中三年，我除了朝气蓬勃地做好学生会文体部长的工作，还获得了国家乒乓球等级运动员三级证书，我以优异的短跑、跳远成绩被选拔赴武汉参加了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以我为队长的校女子篮球队打败襄樊无敌手，而我的学习成绩始终又保持在全年级的前三名而从未落后过。

记得高中第一学年结束时，我的班主任周松生老师，在我成绩册的评语栏里写道：“该生正直、热情、积极、向上……”这是一个心灵受难的女孩获得的第一次也是最珍贵的奖励。记得看到这份评语时，我哭了。应该说，人生的梦想从这第一份奖励开始，便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我甚至深信，成绩册开头的那“八个字”的评价，成为我日后精神与心性的永远牵引。而“重在表现”已经成为我对“政审不合格”的绝望背负的最亢奋的反叛！

3

2000年5月20日，我打开设置在河北作协收发室的我的个人信箱，收到了一封来自襄樊四中的信，对母校的来信我始终怀着一份温馨和敬畏的感情。我站在收发室里便迫不及待地阅读了此信——

梅洁：

我认为还是这样称呼好，毕竟我们之间还有一段师生之情。

1994年10月你来母校时，曾由蔡顺华主任(校办室主任——笔者注)转我你的《古河》大作，当时我拿起笔，想给你写封信，写别离情？但我没有见过你，没法写；但有一件你来四中上学时的事，(想写给你)又觉不妥，因为这里面涉及我个人，不好写。信封写好了，又把它放下了。

最近，《襄樊四中报》上刊登了一些关于你的情况，看后又触动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念头。读了整版(指《襄樊四中报》——笔者注)关于你的情况，很有感触。首先是：你这位离别四中已三十多年的校友，还时常想到母校，并还不断帮助四中后来人，精神可嘉。其次，通过现在的同学写的一些文章，了解了你近来的一些情况，我作为一名四中老教师，也感到光荣。总之，四中永远是你的母校，你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段培育之恩；而四中有你这样一位学生，也总感到骄傲与光荣。

我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有一件需要告诉你的事，一件有关你来四中的真实情况，以便将来你老了写自传的时候不至断层。过去，四中写关于你的文章时，曾写到你受×××老师(关怀)如何如何到了四中，这不是事实。而真实情况，我是第一知情人。你入学那年，我是四中招生班子成员，而且襄阳县我具体负责。由于“左”的影响，你当时属不被录取对象，但你同时又是襄阳县成绩最好的学生，我认为党的政策是家庭问题看本人，一个小小年龄的学生，本人不是很好吗？经过多次交涉，他们就是不给档案。我回校将你的情况专题向当时的书记凤仪同志汇报，凤仪书记同意了我的意见。双方僵持好久，最后不得不将档案给了我们。为此，他们当时还说过一些关于我个人有立场问题等等的话。

现在，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一、你当时的情况我只跟徐明超老师说过(因他家在牛首，我们招生时是在牛首)，他已作古。二、我现已74岁了。古稀之年，人说不定哪个时候就去见了马克思，我见了马克思你这段情况就会是一个空白。这是我要给你写这封信的动机。

你工作很忙，写了这么多，耽误了你的时间。

最后，我特别要申明一点，绝不是向你表白什么。当我写这段情况时，思考再三，我是一个将近50年党龄的党员，只要襟怀坦白，又有什么可考虑的？就这样写了。

祝你工作顺利！

程康

2000年5月13日于襄樊四中

很难说清我读完这封信时的复杂心情，我迅即回到我的办公室又一字一句重看了这封迟到了38年的信！我独自在办公室呆坐了很久……

我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成熟很晚的人，唯独在政治方面，我却非常地警觉、非常地清醒，我就像一只被弹弓打伤的鸟儿，看见闲置的弹弓或压根没对准我的弹弓也会吓得心惊肉跳。我非常清楚命运多舛，人生的许多关口都充满了险情，许多“刀斧手”横刀立马，横挡在我的路上。如果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企图通过这些关口，或者天宇间没有杀出一个又一个同情我、拯救我的“大义大勇者”，我不知已经多少次地迷失在命运的关口。所以，我这一生都在很认真、很深情地回忆和感恩帮助我超越这些险象丛生的关口的人。没有这些超越，我现在必定无疑已成为鄂西北山地一个庄稼人的老妻，一个不懂得计划生育而生育了四五个儿女的妇人。而回忆和感念“超越的过程”便成为我生命时光里永远的隐秘。17岁时被意外地录取到襄樊四中是这隐秘里最深刻的忆念(那年，太平店襄阳县一中毕业的几百名初中学生被录取到四中的只有两个人，除我外还有一位男生)，也是我一生企望找寻的秘密。

自那个“蓝天如洗、骄阳如铂”的午后，带语文的刘老师踽踽向我走来，告诉我令我难以置信的中考成绩和“政审出了问题”之后，我就知道我已深陷绝境，但襄樊四中又意外地录取了我，而且高一时的班主任周老师已经告诉我里面的隐情，所以，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这一“秘密”早已揭开，除了永远地感念我的中学、周老师和当年的校长，我早已没有关于“真相”的牵挂和追寻的意愿了。

程康老师的信使我在顷刻间又陷入遥远的迷惘和深刻的感激之中。程康是谁？高中三年，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老师的名字？更无法回忆有关他的蛛丝马迹！但我却一点也不怀疑一位74岁高龄的老人向我透露的真情，更不怀疑一个“人之师长”曾经和现在的铮铮人格。我按程老师提供的住宅电话与程老师接通了长途电话。这是一位操着襄阳口音的、吐词清晰、声音并不苍老的先生，听到是我的电话他很激动，除了再三表示不安，他重复了信中已陈述的想对我说出“真相”的动因。末了他又补充说：“我只带了两届毕业生，其余全在做行政工作，所以你不认识我。我知道你已来四中上学，也放心了，不带你们班的课，也就没想去认识你。20世纪90年代之后，你曾几次回学校来我都知道，想对你说这个情况但却又始终觉着不妥……”又说：“你是河北作协的作家，我感到很亲切，因为我曾和河北的作家梁斌有很好的交情。梁斌曾任襄阳地委宣传部部长，我那时在宣传部负责青联工作，我们交往很多。梁斌的好几部著作出版后都亲自寄给我。我从梁斌著作中发现作家老了都喜欢写自传，梁斌的自传里就写了在襄阳工作的那段经历……你是学生里很独特的一个，现在又是作家，否则我也记不住你。我写这封信，只是希望你更清楚地了解你的经历和身世，这对你将来写自传有好处……”

感谢先生的拳拳之心，先生在事隔38年后寄予了我一份解惑命运的“大书”，我把此看作先生对一个十七岁女孩儿解救的继续。我问到了凤仪书记，程老师说：“凤仪书记姓崔，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凤仪，后来调国务院水产部工作，现已作古，当年就是他同意并支持我一定要录取你。知道情况的徐明超老师也已作古，所以我操心的是，我若再不告诉你真相，你对这一人生的转折关口会有迷误……因为这一关对你很重要。”

命运中所有的扼杀与救赎、泯灭与复活、混沌与廓清、困境与挣脱都值得纪念，我纪念2000年5月13日程康老师写给我的信并心存深深的感激。

一个月后，怀着万般的感恩，我专程抵达襄阳，当面拜认了程康老师……

2004年10月，襄阳四中举办50年校庆，我再度回到母校，拜望程康老师。《襄阳晚报》头版刊登了我与程康老师握手的情景……

程康老师在信中说到我20世纪90年代数次回母校，他都知道，但他没有前来与我相认。我回母校是怎样的情景呢？我曾在《我的中学》一文中写道：

难忘1996年6月的那一次回校。

10日晚，襄樊四中阶梯教室里灯火辉煌，母校安排我在这里与200多名“浩然文学社”年轻的校友会面。两年前的1994年10月，我在武汉参加完全国第六届书展签名售书活动后回到我的中学时，也举行过这样的会面——会面的仪式热烈也隆重：长途跋涉了12个小时归来的校长、党委书记，水没喝、饭没吃就来到了阶梯教室，全校的闭路电视开始现场直播……面对数百双眼睛，面对在全国享有殊荣的“浩然文学社”——20世纪80年代中期，“浩然文学社”曾在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评比中排名全省第一、全国第十——我真诚地讲述着《文学与人生》。

我把事先从花店挑选定做好的四束缤纷艳丽的鲜花献给校长李珍贵和党委书记苏超时，献给“浩然文学社”创办人蔡顺华，最后一束，是献给我当年的班主任老师周松生。然而，扩音器连续地呼喊之后，热烈的掌声过去之后，周老师没有出现。校方通知了周老师，但周老师没有来。“他为什么不来呢？”疑惑和难过从我心头掠过。

我已离开中学31年了，三十多年来，我的老师们经历了许多沧桑和苦痛，有的已经故去，有的调离，有许多已经退休，能够见到的老师已经寥寥无几。我知道周老师华中师大毕业后已在我的母校执教数学37年且仍在教，我并且知道37年中他有34年在做班主任。平心说，几十年来，对周老师的感恩和牵念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件心事，我为不能报答他而常常心里不安。因为我始终认为，成绩册评语栏里那“八个字”的评语，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讲出那一次人生的拯救，然后献给他一束花。我曾为我设计的报答方式而感到欣喜。可是，我的老师为什么不来呢？我感到阵阵不安……

从阶梯教室走出来，蔡老师领我来到木楼会议室——木楼已成为我的中学创建时期最后的纪念物了——在我赠送母校老师的散文集《一种诞生》一书上签名。晚10点50分，当我签完最后一本书时，一转身，我看见周老师居然站在我的背后！他在木楼会议室的门口，孩童般真挚单纯地望着我笑，我不知他在那里站了多久。我只看到那笑定格在他的脸上，憨厚而灿烂。我快步走到他的面前，只听他说：“刚才我听到了阶梯教室里的扩音器喊我的名字，听到那么多的掌声……我站在外边没敢进去……我不适合那种场合……”周老师嗫嚅着，他居然像做错了什么的学生，很憨地不知所措，腼腆与紧张使他满面绯红。

听到周老师的解释，我不由得心头一沉，几十年无以报答的不安此刻更加深重。我原以为选择了一种极好的报答方式，然而，他拒绝了。我知道，他拒绝的不是一个离别了他三十多年的学生的感情，而是拒绝了炫耀、拒绝了张扬。他本能地以一个中国教育者的谦卑以及他对人格、道德的坚守，对名利的淡泊和拘谨，对个体生命的严肃和苛待，拒绝了一种世俗的喧嚣，甚至是虚妄的荣誉。这就是我的老师。他“不适合那种场合”，不适合鲜花、掌声，他习惯默默而执着地做着需要他做的一切，从青丝缕缕做到白发苍苍。在没有报答、没有怨悔也没有惦念的时光里，他的心灵安详而宁静。我曾想，还有什么职业比教师职业更神圣、更深重、更圣洁的呢？

而作为学生，我们更多的时候，惦念我们的父母，惦念第一个爱我们的人，惦念童年、少年时代的朋友，在所有的惦念中，我们却每每忘却给予我们恩惠、教导我们成人的老师。我们往往记住的，是他们对我们的批评和斥责，我们把这些批评和斥责看作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为此而记恨他们……还有什么比我们情感的这种偏执和丢失更让他们伤心的呢？望着周老师苍灰的花发、满面的绯红、依然满目的不安，我问我自己，我的虚荣是否更多地亏欠下了他呢？

在我阔别了三十多年的中学，在那座已旧的木楼，在6月静静的深夜，当我重新将那束象征感恩的花束郑重地递给周老师时，所有的尊崇、敬重、忆念和酸楚一刹那涌遍全身。我从心底哭了出来：“老师，我若不好好报答您，我永远不安……”周老师却说：“老师无须报答，你谢了老师，老师就又不安了……”这是一次学生与老师最真实平易的对话。它因真实而成为人类情感的深重震撼；它又因平易而成为世间人际关系的经典。面对浑浑噩噩的世界，我常常想，人类最无价值可言而又最是价值无量的帮助和给予是否就存在于没被污染的师生之间呢？

感恩程康老师，感恩周松生老师，感恩襄阳四中，感恩襄阳县一中邹诗信主任，感恩哥哥……感恩命运中一个又一个走来搭救我于水火之中的人。襄阳五年的救赎，成为我命运永远的感恩。

2005年3月至6月，为采写《大江北去》一书，我沿汉水走了100天。6月17日，我从武汉抵达襄阳。

兴许是为着命运的恩典，也是为对汉水边的襄阳在中线调水中面临的生态困境的牵念，我又一次走进了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

当家兄带我刚刚在位于襄城荆州街的襄阳宾馆住下，我的母校襄阳四中时任校长苏超时和校办室主任杨老师便来到了我的住处，他们执意让我移住真武大酒店，说襄阳宾馆刚刚内部装修不久，对身体不好。我说真武大酒店房费太高，承受不了。苏校长说，你莫操心，一切学校给你安排。真武大酒店离学校近，你采访累了，可以到母校里面走走，可以在花园里放松放松。

几十年岁月都走过了，我的母校还像当年一样呵护着她的学生……

晚上，苏校长和杨老师沿荆州街向北，领我出襄阳古城北城门，六百多年的古城墙和城门，巍峨、沧桑得令人心颤。小北门码头的青石台阶依旧，江水依旧。想当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多少次穿过荆州街，走过古城门，走下青石板台阶，然后乘木船到达对岸樊城的六角门码头；然后，我们即把少年青春驰骋在樊城那个春、秋两季的运动会上……这浩浩的江水和古旧的码头、木船，曾泅渡了我们多少少年的追寻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