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影响的诅咒

“我所谓的‘诗人内心的诗人’就是神魔的意思，即一个诗人潜在的不朽，也就是他的神性。”

“批评实践，按照其原义，就是对诗性思维进行诗性的思考。”

——哈罗德·布鲁姆

对诗歌的诗性探索

1929年，布鲁姆三岁，正是记忆开始的时候。那年他父亲失业了，制衣工人本就养家不易，此时更是无计可施，这年圣诞节，只能给小哈罗德买了把玩具剪刀做礼物。幼小的哈罗德体会到剪刀里的悲情，忍不住抽泣。布鲁姆在贫寒艰辛的环境里长大，且从小举止笨拙，自称“平衡感不强”。幸好他所在的纽约布朗克斯区有个不错的公共图书馆，让他在书海里找到了庇荫，长时间地在梅尔罗斯阅览室里徜徉。10岁生日前夕读到了克兰，从此便没有怀疑过克兰诗歌里的奇迹。13岁又通读了弥尔顿的《失乐园》，为撒旦骄傲，对夏娃倾心。“自由通过我最初喜爱的诗人向我招手”，布鲁姆在自己的“绝唱”《影响的剖析》这样写道，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在诗歌中重生的读者形象。

布鲁姆著本书时已年逾八十，自知《影响的剖析》极有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本综合性文学批评著作，故称之为“绝唱”（swan song）。布鲁姆用这本书来厘清和扩充了自己思考了一辈子的问题，即影响和诗歌创作的关系，借机驳斥了对他的思想和捍卫这种思想的激烈态度的误解。这也是一本批评者的自画像，其中流露的个人细节让读者得以梳理出布鲁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积累过程和思考路径。”作为批评家的布鲁姆”一说颇为关键，因为布鲁姆认为在谈论文学家和文学批评者的时候没有必要牵涉人的所有侧面。布鲁姆认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个人性格并不决定其文学性话语的最核心本质。他在书中没有抖落很多八卦（除了一段关于奥登的故事略有挟带私货之嫌），但慷慨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研习诗歌的方法。

他告诉我们说，他至今每年都要在课堂内外通读一遍莎士比亚。经常讲授克兰等诗人，他们诗作的大部分他都能背诵。他建议读者最好每天晚上读一点爱默生的《日记》，直到读完。要理解《哈姆莱特》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是聆听和背诵。由此他还作出一个大胆揣测：”失去了视觉的弥尔顿和近乎瞎眼的乔伊斯——后者写《守灵夜》至少用了16年——可能都依靠大声背诵莎士比亚来唤醒自己的听觉记忆。布鲁姆有着天生的超强记忆力，这无可置疑，他在书中也说听诗人默温朗诵了一遍《告别的女朋友》后就能背诵全诗了。不过再好的记忆也会衰退，再好的记忆也有偏差，在这本书里译者就发现几处作者误引的地方。但持之以恒的重复和满怀激情的亲密接触总是可以让我们记住似乎不可能记住的事物。

对布鲁姆来说，记忆给他带来的是一个几乎贯穿一生的文学问题和研究方法：”当你凭记忆携带英语诗歌中大部分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呈现出奇妙的模样。”“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影响问题。一首诗怎样产生另一首诗？布鲁姆1973年就出版了《影响的焦虑》一书，提出前辈诗人会对后进者形成巨大的压力，而后者就会采取各种防御措施来避免自己的想象力被前人的诗句所淹没。最强悍的诗人可以在这种焦虑之下找到应对方法，绝处求生，保护并发扬自己独特的幻视。

也就是说，最强悍的诗人能逆转时间，这一点中国读者不会感到陌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说过：“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元唱。”虽为和诗，胜似章质夫的原词，就这样颠倒了先来后到的次序。”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布鲁姆关于影响的观点当然引起了很多争议，《影响的剖析》一书就是作者对迄今所有质疑的回应。他特别澄清，所谓“影响的焦虑”指的不只是诗人在主观上时刻有所焦虑，说的是一首好的诗歌在后来写成的诗歌里必然会留下的痕迹。这种痕迹远远不是传统的用典概念所能涵盖的，还涉及许多其它奇妙的联系。即使作者本人开朗达观，面对这样的痕迹还是会有所忌讳，还是会有意无意采取一些写作策略来凸显自己的原创性。当然，诗人间的竞争虽然不可避免，但互相仰慕和敬爱还是更为重要的情感旋律。

布鲁姆认为影响问题是诗歌创作的核心，故而终其一生从未背离。这也实践了他自己所提倡的一个道理：要文学性地评论文学，用文学创作本身的思维来进行对文学的评论。

很显然，布鲁姆没有办法证明诗人就是这样进行创作的，他在诗歌当中看到的奇妙联系也不一定都能被诗人们认可，有可能是他先假设有影响然后才看到的结果。不过，许多关于人类心灵和头脑的观点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几乎无法用“全然客观”的测试方法来获得依据。

文学阐释就是这样一件悖论的事情，带有一定的循环论证和推测的性质。如何评判阐释的高低？或许没有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也或许并不需要这样的标准。某种阐释方法一定会“影响”某一部分读者，在他们这里生发出新的阐释，新阐释越多，原阐释的力量也就越大。可以说，布鲁姆所探讨的“影响”问题不仅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关键，也是文学评论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途径。影响的大小既是可测又是不可测的，既是可以统计出来的引用率和销售量，也同样是无法以数值衡量的精神魅力。

对布鲁姆来说，文学阐释者——或者说批评者——就是文学精神分析大师，对作家和作品的内核作出推测。他们的根据不是玄学，而是自己超强的长期记忆力以及对文学语言深刻的认知和判断能力。他们也因此成为了文学古董的估价师，给经典标价，并能说出自己的一套理据，至少能让很大一部分人信服。

《影响的剖析》就是布鲁姆作为阐释者的最高成就：他对自己诗学精髓最完整的一次说明，一种最深意义上的心灵自传。作者的写作风格并不完美，这本书也不例外。有许多重复或表达不够清晰洗练的地方，议论中经常旁枝逸出，干扰我们的阅读体验。但书里的硬通货足够多，瑕不掩瑜。

诗歌对心灵的絮语

诗歌之间的影响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布鲁姆的思考经历了一些根本的转变。在《影响的焦虑》（1973）和《误读地图》（1975）中，他化用弗洛伊德、尼采及浪漫主义诗人的美学和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六种”修正比率”，也就是后人修正前人作品的六种不同模式：clinamen，tessera，kenosis，askesis，apophrades，daemonization，这些词来自古希腊语或拉丁语，均表示让前辈诗歌语言发生偏转或将其改头换面地重新加以运用。第一个词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表示原子的曲折运动，后面五个词都有宗教或神秘主义涵义，表明布鲁姆实际上是在创建的有关诗人灵魂成长壮大的隐秘知识，他关于影响的理论就是他个人的宗教或神秘主义体系，或如他在《影响的剖析》一书所说是他自己的”卡巴拉”。不过，现在的布鲁姆对早年精心搭建的体系已经不感兴趣了。他认为这些概念容易被滥用，故而在自己的“绝唱”中以莎士比亚和惠特曼两大诗人为中心，对影响在其后辈诗人作品里的具体表现作出了更丰富而实在的剖析，这与《影响的焦虑》等著作有很大的区别。

拿弥尔顿的《失乐园》来举例。弥尔顿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是多年前《影响的焦虑》进行具体分析的为数不多的文学实例之一，作者讨论得也比较充分。那时候，布鲁姆是这样解释《失乐园》中撒旦和影响问题的关系的：

（撒旦）选择了一条英雄之路：去经历地狱之苦，去探索在地狱里可能还有什么作为。要是他不选择这一条英雄之路，剩下来的另一种选择只能是忏悔，只能是接受一个全然于自我之外的“上帝”，彻底地无所作为。这个上帝就是文化史，就是逝去的诗人们，就是一种太丰足所以无所求的传统所带来的种种苦恼惶恐。

布鲁姆的分析把撒旦看成是与传统进行斗争的诗人的一个隐喻，他堕落地狱之初还意欲重整旗鼓，集合残余的部下发起对上帝的反攻。对布鲁姆来说，这是撒旦最辉煌的时刻，此时，他记不起自己做“约柜天使”时候辉煌但混沌的模样，努力聚拢被前辈诗才冲破了的创造力，誓走英雄路。

时隔近四十年，《影响的剖析》对《失乐园》提出了全新的解读法。布鲁姆认为，撒旦记不起自己在堕落之前的模样暗合哈姆莱特的境遇，哈姆莱特也没有心境纯洁，被不可名状的怀疑控制之前的记忆。对布鲁姆来说，哈姆莱特不啻为最令人费解的恶魔的原型，但他的冷酷并非全无来由：假如她母亲和叔叔有染，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回溯到哪个时间点始终是一个迷，也就是说哈姆莱特面对的恶人很可能不是叔父，而是生父，这么一来他所谓的犹豫就很容易解释了。撒旦的形象承继了《哈姆莱特》剧中的预设：堕落之前的完整和无邪我们无法知道，只能揣测。

但撒旦也有其独特性，或许可以把他看作一个堕落得更为彻底的哈姆莱特，如果要展现他堕落前的模样，那么哈姆莱特这个原形就无法隐匿了。布鲁姆又指出，如果弥尔顿试着让撒旦说出哈姆莱特这样的讽喻性独白，就会经历重大失败，因为他是完全没有喜剧才华的史诗诗人。藏拙，隐藏原型，就是弥尔顿对影响的强力反应。

更进一步，布鲁姆把影响和防御这对矛盾扩大到了作者和他的创造之间。按照这个逻辑，《失乐园》的主题实际上是撒旦和弥尔顿之间的争斗，就好像《哈姆莱特》的中心实际上是哈姆莱特与莎士比亚之间的斗争。哈姆莱特所反抗的是莎士比亚所用的陈旧的复仇剧的形式，而撒旦对弥尔顿的反抗在于要证明自己配得上悲剧这个壮烈的形式，自己不只是不可救药的唯我主义者。这种争斗与弥尔顿掩盖性的防御测试纠结在一起，使得撒旦变成了一个特别容易引起各种互不兼容的解读的人物。

就这样，布鲁姆超越了新批评的细读方法。新批评对诗歌的解析局限于字词层面，而布鲁姆使用的是传统古老的解读方法，以一种神启式的猜测为基础。这样的猜测披着灵光，但也很难证实。在此基础上，布鲁姆很耐心地拆解诗歌的辞藻、修辞、情感深度和“境界”（布鲁姆认为诗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一字不为“必然”）方面的特征，以期说明传世杰作是如何获得崇高感和奇异性的。

这样的批评风格直接来自希腊人朗基努斯。在《论崇高》中朗基努斯就先给出一个无法证明，完全凭借阅读者主观判断的对于“崇高”的解释：文字的崇高来源于强烈真挚应时的情感和宏伟的思想，又洒落地批评了一番“冷淡僵直”，矫揉错位的非崇高语言。接下来却有板有眼地罗列了一长串修辞手法和行文风格来说明如何鉴别文字中的崇高性。正如朗基努斯在《伦崇高》开头所说的，崇高发乎自然，却只能托身艺术。布鲁姆也是坚信这一点的，他也认为最经典的诗歌拥有源自内心的崇高美，只能由对阅读诗歌最多也最深刻的读者来感悟，但也相信崇高是可以精心雕琢或加以剖析的一种艺术。这就难怪他曾经的老师威姆萨特心情复杂地称他为“朗基努斯式”的批评家，而布鲁姆也引以为豪。

布鲁姆批评上的另外一个精神导师是萨缪尔·约翰逊，从他那里学来的是“生平批评”。约翰逊最后的杰作《英国最杰出诗人概览》详尽地介绍了52位诗人的生平和作品。生平介绍中常会穿插一些个性品评，显示对作家私房学事的熟稔，之后再对主要作品作粗细结合有见地的评析。没有学院派批评二战之后开始奉行的逐字逐句的推敲，却有不少大刀阔斧正本清源的高论。布鲁姆也喜欢把诗人生平介绍和诗歌赏析穿插起来，他的评论即有“以意逆志”的领会和共鸣，也有端坐诗外的客观分析。

所谓“以意逆志”就是批评者深入理解并试图复原所批评对象的心理状态。布鲁姆在《影响的剖析》中很多地方都流露出对作者心态的洞察力，这就是他作为文学精神分析师的一面。他甚至强大到可以对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进行精神分析，早在《西方正典》中就深度剖析了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的防御心理。布鲁姆认为，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节”的理论实际上是由哈姆莱特这个人物触发的，俄狄浦斯弑父的时候并不知情，哈姆莱特才是真正背负弑父情节而无法行动的人物。弗洛伊德试图掩盖莎士比亚给他的巨大的恩惠，还反客为主对哈姆莱特进行粗暴不靠谱的精神分析，可谓否定影响之典范。按照布鲁姆的说法：“不是哈姆莱特躺在了弗洛伊德博士办公室里那张著名的沙发上”，而正好相反。这番对弗洛伊德的见解令人哑然，但又具有些奇怪的说服力。

布鲁姆从来都是这样深切地关注文学对心灵的絮语。在《西方正典》的序言中就说过：“审美批评使我们回到文学想象的自主性上去，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文学的主旨并非让我们了解他人和世界，而是让我们触摸到独孤的内心，在这一点上布鲁姆从来没有犹疑过。他在诗歌方面的口味是传统的人本主义。即使在讨论当代诗歌形式实验大师阿什贝利的时候，还是偏重《流程图》，《芬兰狂想曲》这些诗作中探讨人性永恒难题的层面，基本不屑于前卫诗人赋予诗歌的拆解普通语言的功能。

作为一个文学学者，布鲁姆的思想是有很清晰的轨迹可循的，不断反复，在反复中深入和变化。他既不是刺猬型学者，也不是狐狸型学者，他倒是像一只候鸟，飞来飞去总是沿着一条轨道。他用自己的飞行记载着时间的飞逝，也记载着时间的永恒。

历史在哪里？

布鲁姆认为，他所推崇的崇高诗人只和最高明的前辈发生正面而隐蔽的竞技，他们的创造力与其它历史细节基本没有关系。因此，他在本书中强硬地反对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就是把经典和同时代被忽略的文化元素放在一起阐释的研究方法）：1·“诗性思维总是一种回忆。这种回忆基本上是对过去诗歌的回忆。社会理论和对文艺的历史性认知同样都在记忆的岩石上翻船……”2·“历史不足以解释莎士比亚，反倒是莎士比亚照亮了历史”。也就是说，在赏析阐释诗歌的时候，除了诗人传记生平以及前辈对手诗人的传记生平，其它的历史背景没有直接关联。“诗人内心的诗人”——即诗人对孤独内心的品评——与政治无关。无论是雪莱的左翼思想，密尔顿对克伦威尔的支持，还是叶芝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都不能解释他们诗歌内核对于一些恒久不变的事物的深刻体悟。

布鲁姆俨然站在了新批评（不考虑任何历史，包括作者生平）和新历史主义（让文学回归小历史）中间，摆出了一个源自朗基努斯的批评立场。

那么当今美国文学批评界执牛耳的史蒂芬·格林布拉特为什么要专门写一本《威尔与世界》呢（也有译作《俗世威尔》的）来推测莎士比亚其人其事的历史背景呢？格林布拉特明确认为：天才的诞生也是需要历史的一臂之力的：

1580年代晚期的伦敦迎来了外省小镇青年莎士比亚，没有惊人的学历和学识（虽说对拉丁文文学传统也是很熟悉的），起初只是个演员，在酒肆里结识了不少伦敦才子。当时伦敦有六大著名“大学才子”（马洛，格林、华生、洛奇、皮尔和纳希），出身不一，但都毕业于牛津或剑桥，满腹诗书，对欧洲古今语言和诗体都了如指掌。当时文学戏剧领域里才子辈出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现象，与社会环境——如教育水平超过了社会吸纳人才的程度等条件——有关。而莎士比亚与这个圈子的交往让他学会了许多酒肆中才能听到的秽语和妙语，丰富了他的语言储备。格林布拉特甚至认为，《亨利四世》上下篇中出现的混蛋喜剧人物福斯塔夫的性格和语言的特征受到了格林的强烈启发，同时也来源于过去一部劣质的历史剧剧本。莎士比亚没有融入这个才子圈，也并未被他们震慑，到伦敦不久就以一出《亨利六世》在伦敦剧坛大受欢迎。而此时，这六位才子其中五位也先后早夭，仅剩的硕果洛奇也改行从医，莎士比亚的舞台变得更为宽广。他的性情不像大学才子们那样火爆率性，相反很老成持重，擅于把握钱财和声誉，有着冷静的自利精神和外交手腕。

在布鲁姆的阐释中，莎士比亚最闪耀的年华（1890年代下半期至1611年）的确与马洛有关，不过马洛展示的主要是戏剧可以对观众产生的魔力，《帖木儿》里震撼人心的修辞无疑在莎士比亚心里开了一扇窗。他早期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是对马洛的戏仿，从《亨利四世》开始，莎士比亚就取得了相对于马洛的决定性胜利，而《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帕罗再一次向马洛致敬并发起挑战，遥遥呼应后者笔下的浮士德。和格林布拉特的叙述相比，布鲁姆的这个解释更植根于文学本身，但也似乎单薄了一点，这可能就是布鲁姆刻意摈弃历史后所无法避免的弱点。

然而，布鲁姆的解读也有它突出的长处，格林布拉特看到的是莎士比亚自利的一面，而布鲁姆的观点（和济慈的相似）更为微妙。他也认为莎士比亚是个爱惜羽毛的人，但这不是自利，而是超脱价值评判的能力。莎士比亚的剧作没有流露出任何个人喜好，即使是笔下的反面人物也饱满诱人，让读者可以与他们产生“异质共振”。在对作家和文学人物的把握上，布鲁姆无疑是有出众而独特的洞察力的。

有话要说也是一种诅咒

对布鲁姆来说，文学评论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超历史的价值判断。他欢欣鼓舞地承认，自己是个“永不停息的经典制造者”。批评者的职责之一就是作出好、不好、更好这样的判断。价值判断永远是一种奇怪的艺术，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也伴随着职业化的分析技巧。

文学价值的判断和文学价值的创造有着一些共通性。文学批评和文学一样，需要讲故事，从文学史和作家生平中提炼戏剧，用来叙述的文字也需要精当生动。

但两者又是根本不同的，批评者必须对文学作出判断或论断，经常还必须言之凿凿，强势鲜明。莎士比亚作为一个诗人和剧作家或许是可以是可以保持超脱中立的，但批评者的中立始终是有限的。这就是批评类似于宗教道德教化的地方。奥登曾对想成为诗人的有志青年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写诗是因为有话要说，那还是不要写了，诗人就是喜欢偷听一个词搁在另一个词旁边能发生什么动静的那些人。奥登提到的“有话要说”就是有鲜明强烈的观点和看法想要表达，这种使命感是一种负担，对文学创作是不利的。

那么，有话要说怎么办？显然，布鲁姆是有话要说的人，他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就是“成为一个批评者”。不过，他所想要说的话属于审美教化的范畴，不是宗教或社会教化。相反，他非常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教化。身为一个从内心里认同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犹太裔学者，布鲁姆对文学和宗教历史上的他者有着天然的同情和理解。他早年在《先知派诗人》（A Visionary Company）中就想把布莱克和雪莱作为异议英雄从新批评家的漠视中拯救出来。也正是因为布鲁姆强调的是诗歌在审美和认知方面达到的境界，他对一个诗人审美以外的身份和信仰并不看重，不会因为诗人的政治观点而评判他们。在这方面他显示出了很大的宽容，这也正是为什么他把政治化的文学批评流派称为“憎恨学派”，他认为抓住作家对待女性或弱势他者的一些盲点并不能触及他们艺术的深处，反而暴露了批评者心胸的狭窄。

他在《影响的剖析》里面一再强调，偶然的历史境遇对作家的内核并没有根本的影响。拿诗人的性取向来说，虽然惠特曼、克兰、阿什贝利等诗人都有同性恋的身份或行为，但他们的欲望并不受此限制，他们探索人类核心体验的内心也与此关系不大（这点很可以商榷）。虽然布鲁姆强烈抨击艾略特诗歌中明显的反犹倾向，还是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不过作为批评家很差）。布鲁姆还深情地回忆了小时候在第二大街剧院在意第绪演员扮演夏洛克，与这个犹太人角色有种特殊的默契，但这也不能撼动布鲁姆对莎士比亚这尊神的崇拜。

译者部分赞同布鲁姆对诗歌内核的看法，但也不得不说他对1970、80年代以来学院的批评的历史和政治转向的认识过于简单，也缺乏了解的耐心。他说自己是个光杆司令，对憎恨学派和他们的厌世主义多有讥诮，就像在本书中对奥登的评价一样锋芒过盛。

但布鲁姆也有腼腆深情的另一面。回顾自己在耶鲁担任助理教授期间生涯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对热衷“骨头和骷髅会”这样精英团体的耶鲁本科生很排斥，因而教学方式十分粗暴，但他的“意第绪”本色实际上是羞涩内敛的。书中布鲁姆也谈及与罗伯特·潘·沃伦的友谊，还有同道中人批评人的惺惺相惜，温暖四溢。

布鲁姆和他的对话者之间也许并没有批评品质和水平的优劣之分，两者都充满了防御心理，但也都有许多真诚的文学信仰。鸿沟两边矗立着各种互相矛盾，不能对话的理想主义。如果按照不那么庸俗化的理解，“文人相轻”有时是不同类型理想者之间的摩擦。所以他们不需要和解，这样的摩擦正是文学和文学批评不断发展的基本条件。

展望未来的时候，布鲁姆特别欣慰的是身边来自非西方文化的年轻学生——尤其是亚裔美国学生（包括亚裔留学生）——对在当代文化中衰落的西方经典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他自己的思想和文字也借非西方的文字而广泛传播。他对非主流美国学生的真挚之情流露出他理想主义的另外一个侧面。在莎士比亚的包容超脱之外，他同样欣赏的是惠特曼在世间万物发现美的天才，及其宽广坦荡，浑若天成的笔触。惠特曼正是《影响的剖析》这部崇高诗歌史里莎士比亚之外的另一个主角。惠特曼笔下的纯真美国被不断倾蚀，但布鲁姆相信多元民主平等的理想不会泯灭，就像最伟大的诗歌不会消亡。

《影响的剖析》是一部巨大的纯真之书，于沉沉末世怀想崇高。掩卷慨叹之余，读者也或许会生出做“不可能”的事说“不可能”的话，以期接近崇高的愿望。想要描绘也好，想要教化也好，有话要说永远是一种诅咒，但哈罗德·布鲁姆会说：希望我们都能有机会生活在它冷峻的光芒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