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孔子与老庄

斯文的优胜

目前，全国处在一个对传统文化很热烈的学习、讨论、阐释、弘扬的气氛当中。但是，传统文化包含的内容非常广，不太容易把它简单地概括出来。文化既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又是人类对生活的感触、理想。我今天是想从一个角度，用最普通的、最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斯文”的理想，就这个问题和大家做一个讨论、交流。

首先，我要说孔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中国现在喜欢说的话就是“梦”，是我们的“梦”。孔子恰恰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孔子曾经说颜回：“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颜回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谦虚，总是听别人讲，但他从来不讲、不显示。这是孔子对颜回的评论，也是孔子的“夫子自道”。按照尼采的说法更有意思，他说，“理想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他永远要追寻自己的理想，这“不可救药”的意思就是你没法把他拉回来，用西方的习惯说法就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即使受到极大的挫折，他也还是乐观。这理想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不能够中断自己的理想，“如果他被扔出了天堂”，到了地狱，他还在想“如何把地狱变得理想”。

中华文化传统的形成离不开孔子，离不开儒学，离不开与儒学共生、互争、互补的先秦诸子百家以及数千年来没有停止过的对儒学的解读和论争。那么，孔子对自己的使命是怎么看的呢？他对儒学中的一些见解又怎么看？

孔子的年代，中央政权式微，丧失了控制、治理的能力，各诸侯国坐大，纵横捭阖、计谋策略、阴阳虚实、会盟火并、血腥争斗，令人眼花缭乱。各诸侯国的权力系统、“思想战线”（说句玩笑话，那时候没“思想战线”这个词，这是咱们的词）围绕着争权夺利打转，失范状态造成了民不聊生的痛苦，也造成了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局面，造成了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竞相争奇，碰撞出的火花无比灿烂。所以，这事很难说。过去有句话叫“国家不幸诗家幸”，有时候，国家不幸学家幸！比如趁乱，什么高明的、不高明的，真的、假的各种见解都发挥出来，还有乱世英雄走四方。所以，也有时候是在国家控制不住混乱的情况下，思想领域有很大的发展。孔子生活在这样一个争斗的时期，但他宣扬的不是争斗。他不是宣扬自己的主张最强大，能够东方不败，能够亚洲不败（当时当然还没有东方、亚洲的概念，当时说的“天下不败”，“天下”指的就是“以中国为中心”这个意思）。他宣扬的不是力量，不是必胜，宣扬的是什么呢？他宣扬的是士人的主张，是一个君子的主张，甚至是一个“复古”的主张。按当时的状况，孔子的这一套并不是吃得开的，吃得开的是墨家、法家，然后是名家，孔子是在他们后面。孔子、老子都属于逆潮流而动，欲力挽狂澜于既倒，这后边我还要讲。

表面上看，孔子和老子很荣耀，实际上，孔子是希望通过对“仁德”的宣扬来挽回局面；老子是希望通过“无为”来平息各个诸侯国千奇百怪、互争互斗互战的胡作非为。孔子自己的说法是：“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说的是孔子在匡邑避难，被包围起来了，情况非常紧急，弄不好匡人要把孔子杀掉。孔子就说，周文王去世以后，我们这儿还有没有文化、斯文的一脉呢？有，那就是我。那么，我死了也就死了，我死以后，不再有斯文了，灭亡了！孔子在别的方面很谦虚，但在历史使命上，他非常有担当！他说，如果是天不想让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文脉断绝、文化丧尽，不想让我们这个地方斯文扫地的话，匡人也舍不得让我牺牲，他们拿我没辙！他们干不掉我，灭不了我！他相信只要上苍无意灭绝斯文，只要上苍还要延续文脉，就不会让他罹难。他是“斯文”的拥趸，他是斯文最后的唯一，他活着的使命在于延续与重建自律，从而使斯文一脉不灭绝。

孔子认为，能够带来幸福与光明的只有道德文化。可能因为当时人口问题尚未过分困扰着先人，痛苦不在于生产力满足不了人民温饱的需要，而在于人间的血腥丑陋、阴险危殆的纷争；在于天下大乱，在于礼崩乐坏，在于贪欲膨胀，在于觚不觚——名实相悖、观念混乱、是非不分、秩序与好传统荡然无存。孔子以此说明天下名实不符引起动乱，一切都乱了套：这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工不像工、农不像农，君子不像君子、小人也不像小人，全都乱了，这是没有“名”。

孔子的观念在“人心”，人的事情心决定，因为孔子看有些问题，起因都是人在做坏事，不懂得爱别人，不懂得理解别人，不懂得维护太平，不懂得维护秩序。中国有一个说法，叫“世道人心”，含义是人心决定了社会的状态与方向。孔子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世道人心”做得不够好，包括诸侯、君王们的心没有摆正。“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说，我们不是嫌东西少，我们是反对不平均、不公正。只要人心好了、人心大治，自然“物阜民丰，温饱无虞”。

孔子说什么呢？“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他讲，没人注意道德修养了，也没有人认真地学习。孔子是讲学习的，主要是讲品德的学习、品德的修养。我上小学的时候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那个时候最喜欢说的是：“不是还有东西没学好吗？”在学习准备上，孔子讲的学习，不是学哪个专门的技术（当然孔子的想法也有片面的地方），他首先注意的是：你的品德修养与品德的学习。他说，你不讲究自己德行的修为，你也不学好、不爱学习；你听到好的事情、好的道理，不能跟着行动起来（“徙”就是动起来，学习以后行动起来）；你听到自己某些地方存在一些不好的地方，不能改变；你自己做得不对的地方不想改，发现了客观世界一些不好的地方，你也不能改。“是吾忧也”，他说，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个。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唯心，我们今天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完全可以认为孔子说的就是我们今天：现在，我们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看到世道人心上的某些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孔子2500年前的思想放到今天，思路很鲜明，语言很简略，也很亲切，当然他的想法非常简单，有不足、不通的地方。但是，他这个思路很有魅力，是几千年无法把它抹掉的！他是什么思路？孔子讲，天下大乱的状态属于世道，世道的凶险源于人心。心性随社会的发展而复杂化、邪恶化、失范失衡化与歧义化。人心里头越来越多的贪欲、乖戾、怨毒、争利、暴力、嗜杀、阴谋诡计、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正在毒害我们的生活与身心。这样，人性的每个毒瘤正在毒害我们的生活与身心。

扭转乾坤，解决这些问题的抓手是文化。权力系统要懂得从民人（我写文章写“民人”，为什么呢？因为古代无“人民”这个说法。真正有学问的人说，“古代的‘民’，是指奴隶；‘人’是指奴隶主”。现代所说的“人民”，又增加了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说，我们曾经认为，“地富反坏右”不属于“人民”范畴。所以，我写文章，写古代的时候，不敢随便用“人民”这个词，宁可用“百姓”、“民人”这些词）的心灵深处挖掘美好和善良。美好的东西是有的，最美好的东西在人们心里。讲人气正，要依靠人性自有的美好本能和孝悌亲情入手，推己及人，及于恕道，用人心统率与提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诚信宽厚、勤俭谦让、恭敬惠义、好学敏求等，从而取得道义优势权威，占领仁德高地。在这一点上，孔子和道家的看法是一样的。老子也有类似的说法。庄子的“内圣外王”，老百姓自然明白。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不是复杂的问题。庄子还举例，一只鸟，为了躲避猎人弹弓的射击，它要往高处飞；一只老鼠，它为了安全要挖深洞。一只鸟、一只老鼠都知道怎样才能够安全生活，老百姓能不知道？

儒家从孝悌入手，认为，如果一个人重视孝悌，对于长上、双亲履行孝，对兄弟姊妹友爱，这样的人长大以后，他很少会犯上作乱。他从小就在家里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见着父母恭恭敬敬，能够尽孝；见了兄弟姊妹能够爱护，能够谦让、体谅，那么，这样一个人长大以后，他怎么可能会犯上作乱呢？正因为孔子太有善意了，所以代表着天真。因为实际上，集坏人与孝子于一身的人有的是，现在的贪官里头也有孝子。但是，孔子的思想还是可爱的，因为他从小在家里履行孝悌。有一次还有人问孔子：“你这么喜欢研究政治，怎么不去从政呢？”孔子说：“在家里好好孝敬父母就是从政。”这太有仁心的事，这孝悌的极度就是忠，既忠岂能无恕？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有非常亲切、非常单纯、非常明快的思路。人心中自有美好的一面，有了这些美好的东西，经过学习区分，从一个“孝”、一个“悌”字，一直能够发展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诚信宽厚、勤俭谦让。但是，他又做了总结，又说我们还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都是孔子恪守的美好格言，美好的东西。

在国家执政的人、掌握着权力的人，我称之为“权力系统”。掌握着权力的人，只有占领仁德的高地，缘人性民心，才能坐稳天下，而后乃能教化天下。首先要化成君子，教化权力系统自身。权力系统的君王、大臣们接受了孔子的学说，痛感仁德的重要性，才能受到教化，成为全民的道德榜样，从而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与说服力。孔子认为，你统治的原因在于，你是代表了德行，“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仁德”就是高深的道德。

仁德从哪儿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权力，首先不是像林彪所说的“镇压之权”，而是教化之权、示范之力，叫作“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要做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就是用政策和行政管理来引领民人。孔子说，用行政措施、行政手段来引领民人。然后用什么来管住他呢？用惩罚！“齐之以刑”，用刑法、法律、惩罚来管住他。这是一个国家权力机构不可避免要做的事情。但是，孔子觉得这个不理想。理想是什么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齐之以礼”是一些仁德的做法。“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说你用道德来引导他，用礼法、礼貌、礼仪、礼数来约束他，用“礼”，这个才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老百姓可能要躲开，避开被“齐之以刑”，但他没有羞恶之心。孔子讲要有是非、羞恶之心，就是有些事你做了，就会不好意思，你会惭愧，你会感到羞耻。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不但有羞恶之心，而且还有一定的格调，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孔子所设想的是培养“有耻且格”，培育民人知廉耻、克服不端、心服口服、优化心性，这就是孔子的理想啊！心性是美好的东西（但要有正确的道德教化），通过示范作用使心性得到优化。

如此说来，孔子的理念是斯文济世、救国救民——用仁德代替凶恶，用仁政代替暴政，用王道代替霸道，用博大仁爱之心代替狭隘争执之心，用善良、坦荡、规矩、温文尔雅取代邪恶、放肆、忤逆、野蛮、诡诈的乱世恶相。这是孔子的理想，他的想法非常好，而且很容易打动别人，他说的你不信不行！他不像老子讲得那么深奥，不像庄子讲得那么神秘。我们现在看起来，孔子的想法具有务实的一面，又有它美好、天真、纯洁的一面。

真正的经典，毋需共鸣！他不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而是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显得多么美好！美国人喜欢讲“软实力”与“巧实力”一词，美国人说的“软实力”和“巧实力”是人的聪明和心计，而孔子的思路是“天命”。他认为这个“德”、“礼”是“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中庸》的一种说法。仁德代表天命，“天”才是终极的高大上，乃能行健，乃能自强不息，然后“命”才能厚德载物。天有“好生之德”，“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孔子讲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不用多说，但是，春夏秋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转换就转换，上天有好生之德，生生不息，各种东西，该出生的、该生长的，都起来了。

孔子和老子都设想为政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这是一种理想，高级的理想。我们一般人都知道，老子提倡“无为而治”，但是孔子在《论语》里边也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就是说，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只有舜，可见它就是少见而难觅的。舜他自个儿是恭恭敬敬地办事，认认真真。南面王有坐得正者，证明你是权力的掌握者，以此温婉地办成事。他只要恭恭敬敬地在你旁边一坐，坐稳了，自然大家都各行其是，规规矩矩——自然是仁义礼智信，自然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然是各种美德在那儿施行。我们可以说“这是梦想”，这是一种“中国梦”。

有时候，我们把“无为而治”说得很玄，怎么可能“无为而治”呢？当然，对老百姓来讲，“无为而无不为”；对庄子来讲，“上无为而下有为”，解读的时候注意，一定要慎重！我认为老子、孔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阶级会消亡的思想一致。国家会消失，政党会消失，法院、军队、警察、法律都会消失，那么，有关生产统计的数据——“全部资源按需分配”，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这个理想是很接近老子的“无为而治”理想的，也很接近孔子的理想。

仁德，首先是心性，又不仅是心性，它们外化并强化为礼。规矩就是你的行动、你的仪表仪态，即行为范式、社会秩序、尊卑长幼的规矩，外化为君子“斯文”中的各种含义。

“斯文”最早的意思跟我们现在的可能有所不同。《辞源》讲“斯文在兹”。但是后来呢，“斯文”的引用，被我们解释为“一种风度”，是一种风度，一种行为的范式。“斯文”整个词和“暴力”相对，和“野蛮”相对，和“蛮不讲理”相对，和“血腥”相对。孔子设想的就是整个国家都变成“君子之国”，能够有一种仁智亲和的君子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流。君子的彬彬有礼、文质彬彬，这就叫“以文化人”，这就叫“尚文之道”。我们中国是尚文、斯文，所谓“斯文的优胜”是“尚文的优胜”（后边我还要讲）。到鸦片战争，你尚文已经没有用了，一个英国的舰队，将“斯文之道”撕开了口。

“诚于中，行于外”，我们中国人非常崇尚孝悌，孝悌之后是仁德，仁德之后是德行。仁德构建辉煌，文化表现为礼法、举止、进退，直到面容表情、身体姿势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规中矩、一丝不苟。尤其是君臣父子，恭谨诚敬、慎独慎行，没有给放肆混乱、倒行逆施留下余地。

在“礼”的推行上，孔子十分重视面容表情，提出“色难”命题。他这个“色”跟我们当代的性色无关，与性爱无关，他说的“色”就是面，面色上必须好。他说过，勤俭供养父母、赡养父母不算孝。他说你养一只小动物，你也可以这样养。所以，看孝与不孝，看你脸上的模样。你见了父母，脸上没有爱心，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一副怕父母给你找麻烦的样子，那算什么孝？（孔子太有意思了，他给你说这些。）你必须微笑恭谨，这才算是懂得孝顺父母！他这是苦练内功，他要培养“三月不违仁”。颜回可以做到三个月都不做有损孝敬父母的事情。这很有意思，孔子也有很实际的方面，就说明一个人永远不违仁，很难做到！有的人一顿饭的时间不违，就不错了。古人吃一顿饭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估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是政治宴会和法国人，估计要四到五个小时。但是，在个把小时之内，对别人态度的注意，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来。人性有时候由于自私、由于对各种事的计较，不关心别人、不照顾别人，也会是这种情况。但是，大体说来，要做到三个月不违仁不容易，可以反映出一个人来。所以，孔子提出“色难”命题，要非常注意自己的面色。

中华传统文化还有另一个词，叫“面目可憎”。中华民族历史上早有面目可憎的问题。现在我们有的官就是这样，到了一个政府部门去办点事儿、问个话，他脸难看，他面目可憎！还有一种面目可憎是他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压制别人，说的话又是陈陈相因，一句通情达理的话都没有，也是面目可憎！所以，我认为，从2500年前讲到现在，消除可憎面目是我们面临的历史重任。

首先，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面目搞得那么可憎。希望孝发展而为忠，其理自明，勤于自律；悌发展而为恕，“推己及人”以及我们身边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顺理成章，不由得你不喝彩；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内及外，“郁郁乎文哉”（这是孔子称颂周礼语），真丰富啊！真美好啊！真文雅、真斯文啊！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一”就是道，“道”就是“仁”，“仁”就是德——仁义、文化、仁政、礼治。这个“道”是诚意，也是正心；是修身，也是齐家；是治国，也是平天下；是忠恕，也是仁义礼智；是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是四维八纲——“礼义廉耻”或加上“孝悌忠信”；是四德——“恭敬惠义”，是克己复礼、忠孝节义，也是浩然正气，还可以加上一切中华美德。一通百通，一美俱美。从这个意义出发，孔子有如下一些重要主张：

首先是“正名”。基于汉字的综合信息量，培育了后世的看重“整合”、不顾及细节的方法论。除少量外来语外，“命名”就是定义、定位，既是期待，又是价值宣示；“命名”就是人们对于世界诸人、诸事、诸物的认识、把握；“命名”就是认识世界；“命名”就是治理、安排、拿捏，名中有义、名中有理、名中有礼、名中有分。“正名”就是整顿纲纪、名实相符，就是政策待遇确定，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有道、有章法、有秩序、有规律、有整顿、不乱规矩。不仅孔子如此，老子同样强调“命名”的重要性，他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就等于无万物之母，无名即无万物。

“名”是什么？“名”是对世界的认识，人们认识世界之始。直到1949年后，我们仍然极其重视“命名”，比如，人民与国民的区别，敌我友的区分；例如，姓“社”姓“资”，例如给“地富反坏右”戴帽子、摘帽子，敌我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例如“左”、“中”、“右”的区分。有的人干了一辈子革命（我说的是“文革”后期），快被逼死了还在苦苦地争取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名”；有的人为了争当“左”派而不惜兵戎相见……这种思路，外国人怎么也捉摸不透。外国人问过我，说：“什么叫给‘右派’戴帽子？怎么戴？”他就弄不明白。我说，“你生在中国，就会明白了”，学习《论语》就会明白很多。这是关于“名”的问题。

第二，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这一点对孔子来说非常重要，这也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孔子对社会大体上是两分法：一部分是“治人”，即权力体制中人；一部分是“治于人”，即被管理者。从社会地位来说，君子是权力中人或候补权力中人，对于权力中人的文化要求与道德要求，当然要比从事生产劳动等“鄙事”的民人要高。“君子不器”、“君子喻于义”、“君子周而不比”，君子讲求的是义理，是原则，是大局，是世道人心，不限于教条与具体行业；而“小人喻于利”，小人看得见的只有实打实的眼前利益。“君子和而不同”是真“和”，“小人同而不和”是假抱团的宗派、山头、黑手党之类，坚如磐石的团结假象一朝败露，“树倒猢狲散”。君子之争，争起来也是彬彬有礼；小人之争，无所不用其极。“君子坦荡荡”，正如故宫里皇上题的字，到处是“正大光明”，透明度一百一。皇上最痛恨的就是底下的臣子跟他斗心眼、耍诡计。“小人常戚戚”，小人鼠目寸光，不会自我调解，小人多是低级性恶论者，他们感觉到的永远是轻蔑、妒恨、阴谋，不是他嫉妒、坑害或蔑视别人，就是别人嫉妒、坑害、蔑视他。

孔子提出了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他对小人的研究也很透。孔子最关注言与行，他对小人的研究，有他的说法。孔子对小人的论述，可谓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同而不和”，“言不及义”，“巧言令色”，“小人穷斯滥矣”，“小人之过也，必文”（孔子引用子夏的话）。他说，小人犯了错，来回掩饰；君子犯了错，自个儿就改了（“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子贡语）。“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你跟小人在一块，你老过简朴的生活，这小人受不了；你跟他一块过幸福的生活，小人也是受不了的。你天天幸福、天天祝愿他，他反倒难受，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孔子对世态人情知道得相当多。孔子谈起小人来，眼里不掺沙子，读之甚奇，“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一副绅士派头的孔圣人从哪儿了解那么多小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不温不火、不装腔作势、不花言巧语，也绝对不是个书呆子。孔子讲学习，讲的是“温故而知新”、“举一反三”，他很重视你自己对知识的消化。他还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非常善于用自己的头脑去观察事物、观察世道人心。朱熹就说，“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儒家融汇诸子的道德文化批判小人的低俗可悲，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就不是社会地位的问题，而是文化教养的问题。本来君子、小人的区别最早指的是社会地位，在经过儒学的检讨以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教养的问题。君子与小人之说，不利于民权平等观念的形成，但是，有利于保持权力系统中人的精神面貌——精英群体的先进性、示范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的、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对于实行精英政治，集中权力治国理政，它有相当实惠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因为一想到你是参加国家治理的君子，你对自己的要求就要高得多，你不能跟小人一样，不能言不及义。你不能随随便便去弄，你不能表面上跟人家都团结得很好，实际上背后钩心斗角，谋自己的利益。所以，它对参加治国理政的人来说，它有种善意性，让他们对自己有反省的要求。

这样的君子小人之说，还有被民人所接受的便利之处：一、你的权力来自道德文化，而不仅仅是世袭、血统、异兆、武力，老百姓对那种说法好接受。不是说你出生的时候，房顶上金光万道，不是源于你是大人物的后裔，是源于德行，这老百姓要高兴得多！二、如果你的道德文化记录太差，你就成了不道德的“昏君”、独夫民贼，民人就有全部权力颠覆你（我们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人认为，“以德治国”就是让老百姓都有文化。但是，我们要看到“以德治国”的方法，还要加上一个权力掌握者的德行。你的统治到底记录如何？如果你的道德记录太差，你会被扣上不道德的“昏君”的帽子，你的属下就很难顺从！

第三，强调道德文化修养，开通君子与小人的交通路径，缓解、疏通君子与小人间的阶级对立，为后世的科举制度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四，强调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对推动道义、增强读书、好学尚义有帮助。那么下面有个问题：孔子怎么劝学？只有通过教化与学习，才能培养出文质彬彬、继承斯文的高尚一脉；才能继绝学，也才能有望于开太平。孔子提倡学习方法时说过，“温故而知新”、“举一反三”、“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中多次讲到“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古人“三省吾身”。孔子很厉害，这一点像基督教所提倡的忏悔，比忏悔的说法温和、中庸些，不那么刺激、煽情、诈唬、施压。后世到我们这儿，我们自己发展了一个高大上的说法——“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提倡的“自我批评”和孔子的主张吻合。孔子还讲“三人行，必有我师”，时时都要讲礼义忠信。孔子讲在生活中学习、向德行高的人学习和联系自己的实际学习。它与死记硬背、生吞活剥的“寻章摘句老雕虫”“文章何处哭秋风”（李贺的诗）毫不相干，还有诗《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这是李白的诗），他们嘲笑的是后人没有出息，责任不在孔子！

第五，孔子提倡“中庸之道”，提出各种秩序、各种场合，所言所云都要恰到好处，“过犹不及”。“中庸之道”是对中华文化与孔子的尚一、尚同的重要补充。中国过去没有西方的所谓“多元制衡”的说法（当然，西方是否做到是另外的问题。但是，它的文化有这个理想，叫作“多元制衡”）。中国的平衡往往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可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种“尚一”的传统可能与汉字的表述有关。汉字表达的是形、声、义的统一，尤其是字义，一个字可以涵盖天地、包容宇宙、吞吐古今、囊括兴亡，而且有着极为精妙的结构。汉字是口语的书面化，而且有时是文字的精粹化、神圣化、终极化、宗教化。越是大人物越愿意用一个字或词来表达一切真理，字越单一，解释起来就越无限。更重要的是一元化、简约化才能去除纷乱、阴谋、争夺、颠覆等。所以，从这个字义无限的问题来讲，天下唯一呀！真正的语言文字，没有看得太清楚的事，只有“一”却缺少“多”的合理合法地位，也不是好事，它会使矛盾潜伏，负能量积蓄，酿造更大的灾难。

除了“尚一”的传统，最高的理想是“世界大同”。说大同世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说大同世界共享一切利益、理想，这是“仁者之风”，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也许，圣人看到异化的危难，看到“同”的“不同”，还强调“同”，强调“不为”、“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留有余地”，“和而不同”还是很漂亮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一颗仁心，两手准备”：可以知可以愚，可以进可以退，可以用可以藏，可以显可以隐，可以独善其身也可以兼济天下，可以怀大志、修齐治平，也可以带着友人、学生春游沐浴、舞蹈吟唱。“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论语》当中的话。孔子最喜欢的就是暮春之初，“童子六七人”出游，这就是对立统一。他自己不做官，而带着朋友、学生春游，这就是“中庸之道”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多半知道老庄精通辩证法，却也应该知道孔子的“中庸之道”的辩证法。孔子很多地方都讲过这一类的话，这是“一”。

孔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又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好好地治国、理天下，做个圣人；世道太乱了，你就要卷而藏之，知道情况不妙，最好把自个儿卷起来，将来才有机会治国。孔子这想法很有意思！

清末以来，社会矛盾高度尖锐化、严重化，几乎没有给充满危机感的国人留点中庸、中和、中道的空间！“五四”以来，人们对“中庸之道”厌恶，甚至认为是不阴不阳、不男不女的各种乡愿嘴脸（“乡愿，德之贼也”）。尤其在革命发动、抗敌惨烈的年代，你再讲“中庸之道”，给人的感觉是逃避责任或者狡猾、市侩。

自孔子以来，《论语》流传了两千多年。流传当中，谁能保证孔学不走样、不被歪曲、不被利用？流传得太久了，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被接受、被膜拜、被高歌入云到那个程度，如果不是孔子而是别人，弄不好会变成邪教！幸亏是孔子，所以把他抬得那么高，基本上还是正派人物。但是，孔子的成功，也是孔子的灾难。这种学说，发达到儒家这个份儿上，全民皆君子、皆儒很难做到。“儒”降低成全民的口头禅与旗号，同时去精英化、去君子化、去学理化则十分可能。大多数歧义都是打着儒家的旗号，这可能谁也没想到。但是，他们会说，“我们引用几句，这个完全可以的”。所以，我说孔子的有些说法，在他的后世名声并不好，如“中庸之道”。

另外，中国文化还有另一点，我们有形象思维的一面。中国太大了，历史也太长了，我们不要忘记中华文化里还有另外的和斯文、仁德、礼义恰恰针锋相对的一面。就比如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一些贪官就是如此。再如“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如此种种带有流氓气息的文化。所以，这个事儿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大家都信仰孔子了，就都变得斯文了，没那么便宜的事！承认中间状态有多种选择，才能理解“中庸之道”的意义。“中庸之道”恰恰是非专制主义、非独断主义，具备一定的灵活性、生动性标准。

孔子一方面尚一，同时又强调“和而不同”、“和为贵”，强调“无可无不可”。这话太重要了！孔子讲“道”，讲从商朝到周朝过渡的时候，一些大人物、名人，对这件事有不同的选择。有的是为了自己的尊严宁可死掉，如伯夷、叔齐；有的是采取折中、妥协的方法，自己的尊严可以委屈一点，但是尽量造福于人民，为老百姓做点好事，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干脆退休，到山野之中，他也不参与西周这种体制，这样他可以说点不同的话，可以说点带刺儿的话，上边也不管他。他说，这三种可能都过得去，他并不是必须死掉。他说：“我既不是伯夷、叔齐，随时准备饿死、绝食而死，也不是立刻就准备妥协，做点什么对人民有利的事，还不是准备自个儿回乡野，自个儿喝杯酒就慢慢了断。他说，我无可无不可，所以我可以有很多选择。”这对孔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第六，除了尚一、尚同，还有尚礼、尚文，文质彬彬的人方能“中庸”，心浮气躁只会“中”出一个无耻无勇的低俗之庸来。

为何尚文？因心性需要文明、文化、文艺、文学的滋养、陶冶（“不学《诗》，无以言”，这是孔子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就是“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强调要修齐治平、治国理政，要靠文化。中国国情只有好好读《论语》等古代经典，才能免于精神匮乏。

第七，为历史文化创立新的规范时，“礼之用，和为贵”就是以“和”统一，不是用法的惩罚、暴力，而是用和气的、礼貌的、文化的熏陶来规范民人的行为。

这些听起来多么优雅、多么理想、多么高明！想想看，绝大多数人都斯斯文文、彬彬有礼了，还要严刑峻法、打板子、砍脑壳干什么？法治，不能不威武、不恐吓，礼治却温馨喜悦、甘之若饴。

礼法中更重要的是祭礼，表达对先人、对祖宗、对天地、对生死、对生命链、对历史和传统、对久远的以往，也包含对亡灵与彼岸世界、“形而上”世界的敬畏崇拜、深情厚意。祭祀培养的是“慎终追远”的厚德与担当，这里已经饱含了宗教情愫，却又延伸为当下做人、做事的道德规范。

尚一、尚同、尚文、尚古、尚中庸，这“五尚”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那么现在，我再谈一下孔子是不是主张复古，为什么主张复古。

孔子强调的是周礼。一个朝代、一个政权、一种体制、一种学说在它最初建立的时候，往往会有动人之好处。否则，西周如何取代殷商，武王如何取纣王而代之？北京有个低级的俗话，叫“新盖的茅房三天香”，话糙理不糙。世上压根儿就没有完美无缺的体制运作与王权管理，时间长了，难免暴露出缺陷、问题，渐失新鲜感、敬畏感、认真感，渐显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形式过场、陈旧呆板、虚与委蛇、酱缸粪堆（这是鲁迅，也是柏杨说的话，中国文化有一部分属于酱缸粪堆一样的糟粕）之类的弱点。孔学里边，礼数不缺，后世却已渐渐现出如《红楼梦》中所说的“下世的光景”，即腐烂透顶，摇摇欲坠。伟大中华从孔子时代到现今，一直有人动辄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一辈子听到的就这句，我从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在黑板上给我写了八个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在也有人这样说。与其说是国人复古、保守观念是从娘胎里就带过来了，不如说是我们的理念与制度缺少更多的挑战和与时俱进的发展所致。

孔学的主张，在我国实践如何呢？遭遇又如何呢？

想想看，只要不觉得孝亲与悌兄有多么艰难遥远，恕道也就近在咫尺，忠也离我们不远，宽厚自然而然地造就，知耻之勇油然而出，恭谨礼让理所当然，廉洁与高尚成为风气，道义之心压缩逐利之心，“君子坦荡荡”的斯文抵挡得住所有的卑俗、凶恶、敌意与乖戾，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便不免心花怒放，三呼“圣人大哉”——世道人心化险为夷，政治秩序化逆为顺，世道风气化浇薄为朴厚，处处谦谦君子，再现温良恭俭，权力惠民，百姓忠顺，君臣相得，邻里相助，阴阳调和，这就叫作“天下归仁，斯文济世”。

这样“天下归仁”的理想，肯定不会现成摆放，任你享用、讴歌，而要经过努力学习、长进、切磋、琢磨才能真正形成。多读《论语》，温故知新，举一反三，见贤思齐，学而思、思而学，学而时习之，才可领会。可惜的是：这样的梦实现的时候少，望尘莫及的时候多，背道而驰的丑恶行为也不少。

鲁迅指出：“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鲁迅这里说的可悲，不仅是中华之悲，也是孔子之悲。人人尊孔、学孔，却硬是出不了“天下归仁”、为政以德、万世太平的美好局面。到了近现代，遇到强力、霸道的“外夷”，儒家、孔学更是狼狈、慌乱，无以自处！

孔子的“中国梦”，美丽、善良、单纯、精彩、雄辩，是一；他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去探讨、推敲家国天下的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非斯文”方面，权力与暴力方面，管理与匡正方面，利益与竞争方面，生产与财富方面，科学与技艺方面，也可能没有顾得上去认知老百姓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二。孔子当然不可能像20世纪的毛泽东那样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孔子的斯文理念不是为了写论文、卖弄学问、评职称，他屡败屡战，是要孜孜矻矻建立一个斯文的新世界。孔子的斯文理念，说起来合情合理，正中民人的下怀，而且堪称善良、忠厚、简明、通俗，实现起来却多不顺遂。热衷于政治、军事斗争的各侯国权力系统，看得见的是兵强马壮、克敌制胜，看得见的是粮草储备足够雄厚才能有实力逞强，看得见的是计谋多端而后占先，看得见的是赏罚分明、心狠手辣才能八面威风！孔子的主张，对于急功近利的权力中人来说，实在是替梦中人说的谰语，谁有那个耐心陪你玩呢？

不足为奇，文化就是文化，既来自现实需要，也来自理想之梦。做得到的是它的务实性，比如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就是你要有节制，官家役使老百姓应该在农闲时间，正常情况下多半可行，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没有做到的是他的某些理想，高不可攀。“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为政理念，压根儿就没出现过。没有全面兑现不要紧，只要有一个主张在价值层面上被认同，只要它能唤醒道德、理性、良知良能，能正面影响精神的走向，就算取得了伟大成就。孔子、老子如此，佛祖、基督、苏格拉底、柏拉图、伏尔泰、卢梭、马克思与萨特，也是如此！没有百分之百地兑现过的文化理念，仍然对人心有普遍的积极影响，功莫大焉！有了普遍的积极影响，至少应该算是实现了一半，这就是孔子说的“求仁而得仁”、“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并不少见，少见的是仁政。对于仁心的呼吁与提倡，完全正确也颇有成效，如今还要继续呼吁、提倡。仁政难，说明为政之事要复杂得多，要斯文也要有魄力，要德治也要有法治，要中国特色也要面向世界，要自由、民主、平等、富强，也要爱国、敬业、法治、友善。时至21世纪，一个“仁”字不够用。简单地说一句，从孔子那边学做人，至今很成功，恭恭敬敬、饱经击节赞赏，获益良多。《论语》有处世奇术，更有正心箴言，是中华赤子的《圣经》。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这是《论语》中引的一首诗。说这个花呀，风一吹偏过来，偏过来了又回去，像没有偏过。这么美丽的花，很想念它，可是它离我太远了。孔子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他说这个花，离你太远，是因为你没有好好想念它。你好好想念它，这花就在你心里开放了，它哪里会远呢？他用这个来讲美德，他在讲理想。人的理想就像花朵一样，它离你一点都不远，除非你不去想它。你想它，它离你就近。孔子这一段在《论语》里讲得太棒了，这是他自己的理想。

世上的事情还没这么简单。难道我们能够不为孔子的真挚而感动吗？难道我们能不听孔子的话，不去梦寐以求地思念天佑仁德、美好幸福而去同流合污，堕入邪恶、卑下、丑陋、肮脏吗？所以，王阳明曾经说“知行合一”，知道就行了，就是说你有仁心、仁德，乃至孙中山说“知难行易”也出自这样的理解。

以《论语》治国，虽有美意，不完全正确！至于“半部《论语》治天下”是故作惊人之语。“礼失求诸野”，虽然中国历代统治者与士人没有足够地按照孔子的教导治国理政（这一点，读读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书便自然清楚），但孔子的教导仍然可爱，恰恰是老百姓喜欢孔子的忠孝节义。地方戏、说书、民间故事大都认同孔子的培育美德、匡正世道人心的努力。人们极其重视分辨忠奸，直到追悼周总理、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们仍然感觉得到这样一种舆论。人们厌弃卖友求荣、卖主求荣的投机分子，人们认同“和为贵”，乃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赞成煽情、折腾的政治讹诈；人们不喜欢花言巧语、假大空的佞人，而是高看有一说一、实事求是的“老黄牛”；人们时时提倡孝道、仁义、“糟糠之妻不下堂”，厌弃翻脸不认人的暴发户；人们喜爱谦虚斯文，不喜欢咄咄逼人、仗势欺人的恶霸；人们喜欢知书明理的君子人，不喜欢蛮不讲理的流氓相；人们赞扬勤俭、刻苦，厌恶懒惰奢靡；人们赞扬清廉，蔑视贪婪，渴望包公，诅咒赃官；赞扬“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深恶“卸磨杀驴”、“吃谁的饭砸谁的锅”的恶痞；街谈巷议、网络语言中也常常有古道热肠的舆论出现。

海峡两岸数十年来政治机制的发展与进程并不相同，但在传承、认同同一传统文化基因方面，仍然是亲近的。孔学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有一种超强的力量。

历史上，权力系统也渐渐体会到孔子学说对于培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维护尊卑长幼秩序、维护天下太平的好处，意识到高举“以义为先”的旗帜比任何其他旗帜更能感动中国。于是，有了对孔子的各种封谥：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先圣等。孔庙文庙从中国一直修到越南、韩国，而我们现在的孔子学院，一直办到欧美亚、非拉澳。把孔子搞得光照太强、太普及了，容易出现紧跟化、俚俗化、寻章摘句化、皮毛化、人云亦云化的毛病。庸才遇到至圣，头晕眼花，只有诚惶诚恐、不懂装懂的份儿，却不能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所更新、有所接力，结果是，抬了孔子，也害了孔子。这也只能问责于后人，而非孔子本人！孔子一再声明，他不是圣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说，他不是“生而知之”，他不是圣人。

《论语》丝毫没有遮掩孔子的被嘲笑、被指摘的经历。唐玄宗怎么看孔子？他看到的是“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而李白看到的却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论语》上有记载，楚国一个叫接舆的人，唱着歌从孔子车前走过，劝说他不要热衷政治）。从这个方面来看，他却是巨大的成功，他的幸——斯文之一脉其实是胜利完成了，辉煌至今，前无古人，很好！但后无来者，可惜！前无古人，这个好理解。后无来者，让我们后人听着都惭愧！这可能与他提倡冲劲儿、闯劲儿，提倡创新、竞争不够有关。他的斯文使命的完成，仍然是当下完成，不是永远无虞，不是万能神药。

他的理想虽远未实现，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与凝聚、延续打下了基础。没有孔子所代表的斯文一脉，我们能过得去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这一关吗？我们能过得去1840年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一“生死存亡”的考验（孙中山语）吗？他留下了理念与智慧，即使悲观者也念念不忘中华文化的伟大美好，即使“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李鸿章的话，后来陈寅恪用这个话来写“近代化”一词），我们还是不变的中国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语）什么是“戚戚”？“戚戚”就是我们在逆境中的爱国主义！

一直到21世纪，在经历了那么多质疑、反思、批判、攻击、嘲笑、抹黑之后，孔子仍然屹立着、美好着、可爱着、被关注着，也被发挥着，而且他没有什么特殊的超人事功，只因为他坚持不懈地奔波劳碌，给了天地以心灵的爱憎美丑，给予一代代中国民人以价值向导，或有瑕疵，仍大有可取。他扮演了几千年中国文明道统代表人物的角色，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基因，极其重要。发展到今天，难免有些元素发展成了有争议的“转基因”。但是，他在今天仍然是发掘民心民智的重要精神资源。他生前身后屡经危殆，大难不死；今天，形象依然纯粹干净，语言仍然精辟动人，乃至精彩绝伦。谁能与他相比呢？他靠的是人格和智慧，还有他的七十二个弟子。即使用21世纪的CT机对孔丘进行体检，找出来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病灶，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不是他历经2500年没有退色的教益更令人惊喜吗？

我们在1919年有过振聋发聩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痛心国家的积贫积弱、愚昧无知；我们迁怒祖宗和痛批中华传统文化男盗女、女盗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虚伪性；我们揭露二十四史的“吃人”本质；我们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我们投身铁与血的革命斗争。以毛泽东和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壮怀激烈、勤俭节约、以民为本、自我批评、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忠诚老实等多方面继承并空前地发扬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在阶级斗争的高潮中，我们曾视“温良恭俭让”为草芥，视儒家为反动，正是狂飙突进的风潮，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数千年来从未受到过的、最迫切需要的挑战与冲击，孔学受到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孔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的国家历尽艰辛、曲折坎坷，改革开放后才迈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步。

新文化运动与革命文化也使人们看到：仅仅一个孔子的学说，不足以完成提供中国现代化征程所需精神支撑的任务。我们必须汲取数千年历史上一切精华，更新、完善我们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科学、真理、价值、方法论、逻辑学等诸多观念；必须汲取人类一切先进文化成果；必须汲取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并使之本土化。不了解传统文化就不了解国情、民心，脱离国情、民心，就必然碰壁。但是，不改革开放、发展现代化，也只能向隅而泣，乃至被开除“球籍”（是开除地球的说法，此语出自毛主席）。只有实现传统与现代对接，我们才能从容、自信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从而超越百年煎熬、百年磕磕绊绊，做好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转型，从而更好地传承、激活、革新与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和革命文化，拯救、优化我们当今的无法不令人为之忧心忡忡的世道人心，创造、建设当代生机勃勃的中华文化。

我们今天仍然提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历史任务（“以德治国”，咱们这几十年来，在中央的文件里边，我看到过的只提出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上个世纪，一次中央宣传工作会上，江泽民同志讲过一次，后来好多年文件里边没见过了。但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议，提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过去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有“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我们越来越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唱响，我们拥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虽然走过不少弯路，但我们珍惜人民革命的胜利。我们骄傲于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足进展，有信心把博大精深，其实曾经困难重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这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也是人类一切科学文化成果洋为中用的胜利，还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古为今用的成功，是我们的古老文化实现创造性、现代化创新转化的胜利。

我们提倡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精华，不是为了复“古”、复“民国”；不是皮相地穿戏装、背诵开蒙《三字经》；不是为了贬低新文化与革命文化；不是敝帚自珍、闭目塞听；不是只为了给孩子们、弟子们立百依百顺的规矩，却忘记了更重要的是要给老板们、家长们立规矩。现在，孔子很简单的看法，你能多理解一点吗？一看《三字经》、《弟子规》，高兴得不得了，中国有这么好的规矩呀！这把打工仔都管住了。所以现在，各个私人企业要求按照以前的《三字经》和《弟子规》立规矩。但是他忘了，给自己树立一个老板的规矩！我们不能停留在《三字经》、《弟子规》那个阶段。《三字经》、《弟子规》里头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是吧？我们先说《三字经》、《弟子规》缺少维权的问题，缺少对儿女们的照顾，缺少对儿童的人格尊重等。所以，像这些问题，我们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