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前瞻——《胡适秘藏书信选》再版序

从我国三千年思想史的整体来看，近百年来影响我们全民族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最深最远的两位思想家，当然就是孙文和胡适了。

这两位先哲的影响所笼罩的社会幅度和渗透民心的深度，以及传播其影响的方式和方法，虽大有不同，有时且相互抵触，但是他二人之“道”，却可一以贯之——那就是他二人的基本原则皆是“截西补中”的。

本来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中西各自不同，而他二人的精力所贯注的，则是采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可是在这中西各有短长的“实在”（reality）情况之下，西洋人的经济现代化，和随经济变化一时俱来的文化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现代化，皆比我们早了两百多年，因此，在我们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匆忙地跟进的过程中，我们向他们学习的程度和需要，便远超过他们向我们学习的程度与需要了。换言之就是，我们需要派遣大批子弟出国留学，他们却没有大批来华留学的必要。

孙、胡两先生早期思想的出发点便十分接近。他二人都是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他们深知西方之长，也深知我们自己之短。所以他二人毕生的事业，便是择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了。但是“补中国之短”，并不一定要“舍中国之长”。问题是：什么是“长”？什么是“短”？在这“长短”的衡量与取舍之间，又怎样去“截长”？怎样去“补短”？近百年来，他二人便是领导我们作这项选择的最伟大的两位导师了。

当然，近百年来在思想上指导我们采西补中的大师，正不知几十百人，又何止他二位呢？数数看：自林则徐、魏源而下，到容闳、张之洞，到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陶行知……甚至艾思奇等，都是各是其所是、他封或自封的现代“思想家”。但是这些学者或政客，他们多半对所谓“西学”，可说都是外行，拾人牙慧，搞的也多半是些皮相之论——不像孙、胡二公，是自有其融会贯通的真知灼见。

在近代中国，老实说，对现代西方思想，没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则休想“搞通”中国固有思想。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社会、经济各方面思想，以及由这些思想所引起的“西方生活方式”（the Western way of life）——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modern life）；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一“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和由这一生活方式所孕育出来的“现代西方思想”——对我们原是一面镜子。我们要涂脂、抹粉、穿衣、打扮、刮胡子、剪鼻毛，等等，都得照照镜子，然后才知道自己是肮脏还是干净、是丑还是美。

镜子！镜子！你实在是我们现代生活中不可一日或缺的日用必需品！

你能说，我们不照照“西洋思想”、“近代西方生活方式”这面“镜子”，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的文武周公孔子、裹小脚梳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丑是美？

但是我们芸芸众生——甚至包括许多“大师”辈人物——有几个真正注意照照这面镜子、了解这面镜子、懂得如何运用这面镜子？

专搞皮相之论的政客们，有的也确曾面对“镜子”照了又照。不幸他们所照的往往不是穿衣大镜，而是当年上海“大世界”里的“哈哈镜”。一照之下，自己面目全非。他本是三尺侏儒，可是在哈哈镜内却照出昂藏七尺的穆铁柱来。如此一来，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则民无噍类矣！

当然，把“长人”（孔子的诨名）照成三尺侏儒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留学生群中便随处可见。

公平地说来，近百年把这面镜子照得比较正确的先哲，还只有上述二人！

孙中山先生在运用这面镜子之后，便搞出他自己一套伟大的理论来。

中山先生的一般信徒们只知道孙公所推动是“三民主义”。其实他老人家所搞的，实在是一套“四民主义”，只是其中另一“民”——“民族工业”——他始终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而没有列入他的“主义”罢了。

中山认为解决这个“第四民”的问题很简单——振兴民族工业之道，便是引进西洋先进的科技，以独立自主原则，要“列强联合投资，开发中国”。这是他七十年前的老话。他把“镜子”看得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