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年华】

学校里有一座饱经风霜的钟楼，古老、沧桑的样子像是矗立在色彩模糊的风景画中。钟楼里传出的深远绵长的钟声，校园里每个角落都听得见。钟楼的下方有一条梅林小路，在校园中蜿蜒舒展，伸向一片片绿茵。风吹过来，树叶被戏弄着，梅林禁不住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而一群高矮不一，脸蛋或苍白或红润，有些身材丰满，有些体形纤小的姑娘们像小溪般涌入教堂。在那里，她们将跪下祈祷，向上帝低声细诉她们生活中的小事。

这是张爱玲曾经就读的圣玛丽亚教会学校，是一所贵族学校，以严格著称。但是这所贵族学校在张爱玲眼里，不过是一个青春的大聚会，一群少男少女聚在一起相互装点着生命的履历。她则始终像处在聚会里的外人。那时的她孤僻、冷静、散漫，时常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沉默寡言。她喜欢独自看窗外的云，沉思、静默，别人无法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亦不想被人知道。

张爱玲喜欢沉浸于孤寂中，或许因为自卑与惶惑。虽然她已经长成一位高挑文静的少女，可是家庭的阴影仍在侵扰着她。那时，由于家族的没落和继母的存在，她已不再衣食无忧了。她无奈地适应着，减少了许多爱好——看电影、买画报；为了节省，常常穿着一件旧的、袖口磨得泛白的棉袍。她本是喜欢亮丽的色彩的，可是少女的爱美之心，她不得不深深地掩藏。这一切都令她不安和屈辱。

学校的卧室里有放鞋子的柜子，平时不穿的鞋子都要放在柜子里。张爱玲有一双旧皮鞋，已经失去光泽，样式也已过时。有一回，她把这双鞋忘在了柜子外面，被舍监置于走廊上示众。那双旧皮鞋被放在走廊里，像是被遗弃似的静静地躺着。女孩子们看着，都发出轻轻的笑声。张爱玲不动声色地说了句：“啊哟，我忘了。”其实她心里未尝没有一丝酸楚，只是她老练地自己解了围，化解这从天而降的尴尬。

张爱玲在学校里没有什么亲密的伙伴，她冷漠的神情似乎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其实，她的心里早已是一片微波荡漾的世界，但是，她情愿像那些虔诚的女孩子用祈祷来平复，也不轻易同其他人说说心里话。只有一个晚上，那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她似乎对友情产生了渴慕。那天，她和同学在走廊上散步。那个大她几岁的女孩子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有月亮的晚上是浪漫的，张爱玲的心里少有地荡漾着温柔的情怀：“我是……除了我母亲，就只有你了。”话说出口，她自己也感动得不得了。在她，这是罕有的，直白地表露自己的情感。

一个孤僻古怪的少女，一个才华超众的少女，她因沉默而被人忽略，却又因创作一手好文章而被人瞩目。张爱玲成为同学眼中一个矛盾的角色。终究，她文采斐然的作品令这所校园对她刮目相看。那时，学校里一位叫汪宏声的先生鼓励学生创办了一本校刊《国光》。汪先生邀请张爱玲写稿。为校刊写作对于张爱玲来说并不难，那是她陈述少年幻想的方式。她曾在校刊上发表了《霸王别姬》、《牛》等作品。汪先生对这几部作品大加赞赏，大呼此乃天才之作，认为这个不善言辞的少女将来必然大展宏图。然而，张爱玲仍是那副样子，有一点淡漠，有一点尖刻，有一点无助的瑟缩。她把她的热忱都倾注到了文字里，现实生活于她，依然生疏，生疏得有些难堪。

但是，张爱玲承认自己是天才，她曾言及自己的早慧，“从小……我被目为天才”她对这一名头是得意的。所以，当“天才”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她会鲜明而干脆利落地表示出愤恨。在张爱玲将要毕业时，年刊的调查表上一栏“最恨”，她写道：“一个有天才的女子突然结婚。”

所以，当母亲为她设计了两条路：要么早早嫁人，可以不必读书，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么读书，却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孤傲、倔强的张爱玲选择了读书。她不会让自己的“天才”被现实生活磨灭，不可能过那种表面风光却浸透了女人的泪水与血水的浮华生活。她早已洞察世间百态中最无奈的婚姻的凄怆，也早已从父母的婚姻中看到了人生的灰暗，她不会过早地投入到那种虚枉，葬送娇贵的青春。

中学毕业后，张爱玲选择去香港读大学。

那一天，张爱玲拎着母亲出洋时的旧皮箱坐船南下，来到香港。船靠近码头时，她瞥了一眼周围，一抹浓艳在眼前猝然浮现，“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蹿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这是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也是她对香港最初的斑驳印象。

香港不仅妖艳而且苍凉，那蓝的海、红土的山崖和奇形怪状的植物，暗蕴着恒久而无奈的存在。浅水湾的灰砖砌的墙和大澳的棚屋，像一首岁月的歌，唱着旧时的调子。在张爱玲的眼中，这些充满了生命的启示。她欢欣于这样的启示，得益于这样的启示，她把它们写进自己的书里。所以，香港是张爱玲的第二个生命的起点，她从这里整装起程，迈向人生的彼岸。

香港大学位于半山腰上，一座英国修道院中，云集了形形色色、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肤色的学生。

港大的生活丰富而新鲜，那些生活经历与此前完全不同，这些来自世界各处的学生们构成了张爱玲对大学的林林总总的印记。

一位叫月女的姑娘有洁白的圆脸，身材微丰，对在修道院可以单独洗澡颇为惊喜。她来自一个市镇，在那个偏远的地方，洗澡要大家一起洗，每人发一件白罩衫穿着洗澡，背后开一条大缝，像宽大的蚊帐。张爱玲觉得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原来，上海之外的远方，竟是如此蛮荒。月女很单纯，香港被围困时，她非常害怕被日本兵凌辱，整日惶恐不安，脸色惨白。可是，当日本兵从阳台下走过时，她又大呼小叫地招呼大家来看。月女的单纯有着未经雕饰的天然，与张爱玲的深刻冷静相比，一个是虚无浪漫的天，一个是深沉而厚重的地。是这种无形中的天壤之别，令张爱玲对月女有着清晰的印象。

还有一位叫金桃的同学来自马来西亚富裕的家庭，淡黑的脸庞，略有点龅牙。金桃会跳舞，摇摆着细碎的小步慢慢向前，捏着大手帕子挥洒，唱着：“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张爱玲对金桃并不怎样喜爱，她觉得金桃身上有种小家子气：就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遮住了头，盖不住脚。城中只有一家电影院，金桃在戏园子里看见其他小姐妹穿着洋装，便会急忙跑回家去换了洋装再去看电影。金桃对生活的热忱和女孩子天生的虚荣，无伤大雅，无关风月。多年后，张爱玲回忆起来，像是叙说一位故人。

张爱玲在这些阔气的同学间总是很沉静，在她们花花绿绿的生活中镇定自若。然而，她心里是不自在的，因为她穷，窘迫的感受总是在细细地折磨着她，像蚊子放肆地咬。她只有几件已经旧了的袍子，反复地穿。与月女、金桃亮丽的小洋装相比，仿佛是一幅蒙尘已久的画突然置于光明之下，相形见绌。她曾幽幽地跟姑姑说起港大的生活，不得不为自己辩解：“也不至于穷到那样，都是那帮同学太阔了的缘故。”

她说因为这些难堪的经历“多少总受了点伤，可是不太严重，有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眼前的所有格外知道珍惜，使这个世界显得更丰富”。

所以，张爱玲不是“槛外人”，她也有踏实、现实的一面，并不高高在上，并不愤世嫉俗。虽然自怜自惜，虽然孤寂忧郁，港大生活期间，张爱玲是用心生活着的。那段青葱岁月，是一枚干净剔透的书签，留在她的人生里，成为一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