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是作者自己取的别名。正因为笔名是自己自由所取，所以笔名的随意性大，形式多种多样。说一句夸张的话，真是千奇百怪。中国人取名字有约定俗成的习惯(其实外国人也一样)。由于笔名可以随心所欲，既可以是形成的惯例，也可以别出心裁，独具一格。有的笔名看似真名，其实却是别名；有的人明明是中国人，名字却像外国人名；有的一看就知是假名(别名)，有的真假难辨；有的本是男性，却称“女士”；有的是中国人，名字却用外文字母，或是外国人名的中文音译；有的名字写成符号……有的是不得已改名，有的却纯属戏谑、自嘲。真是情况种种，难以备述。

说笔名形形色色，从来源上说是这样，从形式上来说也是如此。

有一个字的。巴金用过“芾”，鲁迅用过“豫”“敖”，巴人用过“仁”“无”“巴”，周作人用过“岂”“作”“尊”等。这些一般都是某一名字的简称。

有两个字的、三个字的。这比较常见，就不举例了。

有四个字的。茅盾用过“东方未明”“逃墨馆主”，蔡元培用过“会稽山人”，周作人用过“苦雨老人”。中国人一般不用四个字的名字(复姓除外)，所以容易认出是笔名。徐调孚用过笔名“托我斯泰”。这个笔名一看就知道是由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一名衍化而成。“我”与“尔”对应，人家称“托尔斯泰”，自己就称“托我斯泰”，有戏谑的成分在内。

还有的名字就是一个词组。譬如，第一位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辞海》编委会主编的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他有一个笔名就是“一个义乌人”；柳亚子其中一个笔名为“中国少年之少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用过“病夫国之病夫”的笔名；章士钊用过“黄帝子孙之嫡派黄中黄”的笔名；于右任用过“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的笔名。

笔名为外国名，但用中文写出。萧乾取名“塔塔木林”，瞿秋白取名“斯特拉霍夫”。

笔名用外文字母(当时汉语拼音还未实行)。陈独秀用过T.C.Chen、T.S.Chen、C.C生，巴金用过Ba·Kim、P·K，袁水拍用过MVD。

另外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笔名后缀“女士”二字。女作家缀“女士”并不奇怪。譬如，草明用过“草明女士”；丁玲1932年1月在上海《公道》周刊发表《一月十七日的上海市民大会》速写，就署名“小菡女士”；1919年五四时期冰心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两个家庭》送去发表时署名“冰心”，报社编辑以为加上“女士”二字更吸引人，因此她的早期作品常署“冰心女士”。由此看来，女作家将“女士”二字缀在名字后面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当然也有女作家名字后面不加“女士”二字的。不过让人诧异的是，当时还有不少男性作家在名字后也缀上“女士”二字。譬如，郑振铎署用过“纫秋女士”，茅盾署用过“冯虚女士”，赵景深署用过“爱丝女士”“露明女士”，胡云翼署用过“拜萍女士”，周作人署用过“碧罗女士”“萍云女士”。男性作家缀上“女士”二字是在开玩笑吗？那倒不尽然。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柯柏年，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25年连载于《民国日报·觉悟》时署名“丽英女士”。这样的译者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是严肃的，署名也不会马虎。男性作家名字后缀“女士”的现象大致出现在20世纪前半叶，一方面也许当时是一股风气，互相仿效；另一方面也可能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思想深处已基本消除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偏偏乐意在男性的笔名后加上“女士”二字。

也有个别女作家用“男士”的。如，冰心抗战时在重庆为生存需要出版了小册子《关于女人》，却不愿意用她常用的“冰心”署名，就署用了“男士”这个名字。此书先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后由开明书店再版。1980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第三版，当然名字恢复成冰心了。